闖蕩華爾街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因我自橫刀向天笑 故我自立馬冷眼瞧
正文
徐澤榮：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
原載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2 期（總第69期）
作者係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原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現廣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員
作者因此文以及《馬共秘密電台湖南曝光》，以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13年徒刑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點主要發現，其中許多地方與大多數學者根據二手文獻得出的、目前在學術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觀點大相徑庭：其一，中國對戰爭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於人們以往所知。其二，中國出兵朝鮮有三個前提條件，其中並不包括先行攻占台灣。其三，中國雖然誤以為美國會派日本地麵部隊入朝，但卻正確地預測到，美國不會假道朝鮮入侵中國；此二項預測結合在一起，對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圖令華盛頓止兵於三八線，但另一方麵又設計了誘敵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敵軍登陸和北上之機殲敵，因此中國未派象征性部隊先行入朝以警告華盛頓不要越過三八線。其五，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目標是多重的，不過並無支配北朝鮮的意圖，這多重目標中主要的十個是，拯救北朝鮮、打消斯大林的懷疑、讓解放軍取得現代化戰爭的經驗、用蘇製武器裝備給解放軍換裝、取得大量蘇聯援助以複興中國經濟、加入聯合國、占領部分韓國領土以交換美軍撤出台灣等、引誘台灣國民黨軍進攻大陸以便圍殲之、消除美國以核武器報複中國本土或中國軍隊的動機、令南北朝鮮基本恢複戰前邊界。其六，中共對蘇聯的政治依附源於中共建國前蘇聯的餉械援助，這一依附性不僅極大地局限了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選擇，而且在中國建國後希求得到大量蘇聯援助以保衛和複興國家的情況下，進一步增強了。
中國卷入朝鮮戰爭遠較人們以往所知為早、為深。1949年5 月，中共建國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國與毛澤東商談以武力統一朝鮮之事。當時，毛澤東請這位特使轉告金日成，還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製全國、而外國武裝幹涉中國的危險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鮮不宜過早地對韓國采取軍事行動。但毛澤東對金日成的戰爭計劃是持比較積極的態度的，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金日成，未來若在朝鮮戰爭中美國派遣日本的地麵部隊入朝作戰、使北朝鮮處於不利地位時，中國會出兵相助。至於中國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麵部隊跨過三八線再出兵，當時則未予明確。毛澤東所考慮的出兵前提中，並未包括必須等到中國解放台灣之後這一點。毛澤東在會見金日成特使時，同意將解放軍的三個朝鮮族人師及兩個團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此即中國卷入戰爭準備之發端。西方國家曾長期認為，金日成親蘇而不親華，其實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澤東一樣對共產國際心懷不滿，他曾對一中國代表團成員說，“每當朝鮮受苦受難時，就依靠中國。中國人民……是朝鮮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中共1949年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的這三個朝鮮族師當時在解放軍中的番號為156 、164 、166 師，連同一並移交的另外兩個朝鮮族團，解放軍共為北朝鮮人民軍提供了兵員69，200 人，構成了朝鮮人民軍的作戰主力，占朝鮮戰爭前朝鮮人民軍總數148 ，680 人的46.5％。解放軍的這些朝鮮族部隊主要是從東北的朝鮮族（尤其是延邊朝鮮族）地區征集兵員組成的，與中共基於某項中朝兩黨協定為北朝鮮征募、訓練部隊有關。因此，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東北的朝鮮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東北部隊的比率即高達每17人出一兵，比全東北地區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出幾乎一倍。按中共當時的政策規定，在中國境內居住的朝鮮族人屬於中國籍，而且這些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的解放軍朝鮮族指戰員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國而非北朝鮮，因此，這些官兵是中國國民而非北朝鮮國民。
由此可見，參加朝鮮戰爭的中國軍隊並不是於戰爭爆發後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過鴨綠江的，中共於1949年（即朝鮮戰爭發動前）移交給朝鮮人民軍的三個師又兩個團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國的“誌願”軍。沒有這支解放軍部隊的加入，朝鮮人民軍就可能不具備足夠的戰力發動對韓國的進攻。所以，高崗的前衛士長魏寶玉曾透露，“中共中央東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統一朝鮮”。中國此後又繼續為朝鮮人民軍補充兵員，據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披露，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於1951年1 月16日又輸送給金日成10萬名以蘇式武器裝備的朝鮮族部隊，這些部隊的兵員包括中國東北的朝鮮族人、北朝鮮人以及五萬韓國俘虜兵，是戰爭打響之後在中國境內受訓成軍的。
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
徐澤榮
朝鮮戰爭堪稱中美兩國之間首次交戰。中國為何卷入這場戰爭，又是如何卷入的，是近年來中外史學家非常感興趣的一個研究課題。本文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所涉及的時間跨度是1949年5 月至1951年7 月，即從金日成開始準備朝鮮戰爭到戰爭爆發，直到交戰雙方舉行停戰談判的時期。以前，由於來自中、蘇、北朝鮮三國的資料十分稀缺，有關朝鮮戰爭起源的研究是十分困難的。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這一局麵改變了。首先是中國陸續公布了一些原始資料[1].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蘇聯方麵也開始公布許多原始資料。 1994年6 月，葉利欽訪問韓國時，送給當時的韓國領導人金泳三216 件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後來，美國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出版的《國際冷戰研究計劃通訊》上，譯載了部分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後來，一些能夠接近前蘇聯政府檔案的俄國專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價值的二手文獻[2].這些資料的大量湧現，構成了此一研究領域中的“資料革命”。不過，這些原始和二手資料並不完整，中國公開的資料仍然十分有限 字號（4 ）{[3]，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雖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如1949和1950年之交，斯大林與毛澤東在莫斯科舉行的關於金日成戰爭計劃的討論記錄便告闕如。因此，不少關鍵決策的內幕仍待挖掘。
雖然大部分有關中國出兵朝鮮的原始資料來自中、蘇、北朝鮮三國，但建立在這些原始資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獻中最具價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所提供，因為他們可以比較客觀地研究而不受約束。在西方，對朝鮮戰爭起源的探討有過傳統和修正兩大學派。傳統學派認為，是斯大林連同毛澤東策劃了這場戰爭，其目的在於檢驗美國遏止國際共運擴張的決心有多大；毛澤東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蘇聯管西方共運、中國管東方共運的分工原則，在此前提下北京答應出兵援助平壤。傳統學派的新生代學者則爭辯說，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發動了戰爭；斯大林害怕朝鮮戰爭會引發蘇美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因此對金日成的主意不表熱心；但金日成一再堅持，於是斯大林征求過毛澤東的意見後便對金日成開啟綠燈。這些新生代學者認為，中國的卷入乃源於它對美國武裝威脅必須作出回應。而修正學派的觀點是，在朝鮮戰爭中是韓國侵略北朝鮮或誘使北朝鮮入侵。修正學派的新生代學者則辯稱，戰爭的最終策動者既非莫斯科和北京、亦非華盛頓，戰爭之起因應從朝鮮的國內因素方麵追查；朝鮮戰爭實質上是“革命的北方”對“反動的南方”的一場內戰，追究誰打響第一槍並無意義。美國學者布魯斯。克明斯領導了這一流派，但學者中附合者甚寡。1990年，一位韓國學者曾指出，除了傳統學派的舊生代學者以外，整個西方學術界均傾向於認為，雖然中國對朝鮮戰爭的策動是知情者，並祝願北朝鮮獲得勝利，但中國事先並未積極介入戰爭準備。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公開以前，大部分西方學者都同意，中國出兵朝鮮“是對美國對中國領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脅的不情願的回應”、“是對莫斯科全盤冷戰戰略的附合行為”。
當中國開始公布相關資料時，幾乎所有的官方資料都把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描繪成一個不情願的介入者，強調當時的中國亟想將注意力放在攻占台灣和國內建設上，並無意卷入這場戰爭。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被解密公開，現在人們已經了解到，史學界傳統學派提出的關於朝鮮戰爭起源的解釋比修正學派的觀點更接近真相。已有幾位美國學者利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說明了這點。
本文作者不僅參考了蘇聯的這些新近公布的資料，也廣泛和深入地分析了來自中國的資料。筆者認為：傳統學派關於朝鮮戰爭起源的觀點較為準確，中國並非不情願地卷入戰爭準備；在五十年代上半葉，中蘇、中朝之間並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願意響應莫斯科和平壤發動的朝鮮戰爭的“緊張”關係，中國之所以參與這場戰爭，不僅僅是被動地回應蘇聯的請求和美國的威脅，還明白無誤地有自己的積極的目標，如換取大量蘇聯武器為解放軍換裝、換取大量蘇聯援助以複興經濟等；在驅使中國參戰的蘇、美兩大因素中，蘇聯因素更具決定性，而且蘇聯因素之性質與以往人們所知道的幾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點主要發現，其中許多地方與大多數學者根據二手文獻得出的、目前在學術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觀點大相徑庭：其一，中國對戰爭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於人們以往所知。其二，中國出兵朝鮮有三個前提條件，其中並不包括先行攻占台灣。其三，中國雖然誤以為美國會派日本地麵部隊入朝，但卻正確地預測到，美國不會假道朝鮮入侵中國；此二項預測結合在一起，對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圖令華盛頓止兵於三八線，但另一方麵又設計了誘敵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敵軍登陸和北上之機殲敵，因此中國未派象征性部隊先行入朝以警告華盛頓不要越過三八線。其五，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目標是多重的，不過並無支配北朝鮮的意圖，這多重目標中主要的十個是，拯救北朝鮮、打消斯大林的懷疑、讓解放軍取得現代化戰爭的經驗、用蘇製武器裝備給解放軍換裝、取得大量蘇聯援助以複興中國經濟、加入聯合國、占領部分韓國領土以交換美軍撤出台灣等、引誘台灣國民黨軍進攻大陸以便圍殲之、消除美國以核武器報複中國本土或中國軍隊的動機、令南北朝鮮基本恢複戰前邊界。其六，中共對蘇聯的政治依附源於中共建國前蘇聯的餉械援助，這一依附性不僅極大地局限了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選擇，而且在中國建國後希求得到大量蘇聯援助以保衛和複興國家的情況下，進一步增強了。在以下的討論中，筆者將詳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對平壤發動戰爭的設想是如何反應的？
（1949年1 月至12月）
1949年初，中共控製了整個東北，北朝鮮既有了一個安全可靠的大後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軍中成千上萬訓練有素的朝鮮族人官兵為基礎組建朝鮮人民軍的主力部隊。於是，金日成便不失時機地兩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統一朝鮮的戰爭計劃，但均遭斯大林拒絕。當時，斯大林擔心美國的地麵部隊會入朝作戰，但他並未將這一考慮如實轉告毛澤東。
中國卷入朝鮮戰爭遠較人們以往所知為早、為深。1949年5 月，中共建國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國與毛澤東商談以武力統一朝鮮之事。當時，毛澤東請這位特使轉告金日成，還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製全國、而外國武裝幹涉中國的危險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鮮不宜過早地對韓國采取軍事行動。但毛澤東對金日成的戰爭計劃是持比較積極的態度的，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金日成，未來若在朝鮮戰爭中美國派遣日本的地麵部隊入朝作戰、使北朝鮮處於不利地位時，中國會出兵相助。至於中國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麵部隊跨過三八線再出兵，當時則未予明確。毛澤東所考慮的出兵前提中，並未包括必須等到中國解放台灣之後這一點。毛澤東在會見金日成特使時，同意將解放軍的三個朝鮮族人師及兩個團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此即中國卷入戰爭準備之發端。西方國家曾長期認為，金日成親蘇而不親華，其實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澤東一樣對共產國際心懷不滿，他曾對一中國代表團成員說，“每當朝鮮受苦受難時，就依靠中國。中國人民……是朝鮮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澤東對金日成的支持乃基於與北朝鮮共產黨人的意識形態相關性和道德義務感、對國民黨假道朝鮮反攻大陸的戒備，以及他對美國隻會派遣日本部隊入朝作戰的誤判。當時，毛澤東與金一會麵時主要討論的是日本而非美國地麵部隊入朝作戰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計。那時，毛澤東認為，美國的人力資源不夠，如果要幹涉朝鮮就必須利用日本的人力資源；而中國的軍事當局估計，日本可用於侵朝的雇傭兵人數至多隻有六、七萬人，不難對付。中共和北朝鮮當局當時認為，二戰中戰勝國的對日和約尚未簽訂，日本在法律上仍可舉兵抗華，這種估計與日本軍國主義之凶蠻留給中國人、朝鮮人的心理陰影也有關；同時，二戰後美國業已開始重新武裝日本，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可能的複活也憂心忡忡。因此，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共和北朝鮮當局一直把日本部隊當做支持南朝鮮部隊的假想敵。例如，中共建國後，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識》就連篇累牘地刊登文章，強調日本而非美國地麵部隊入朝作戰的可能性。一直到 1951年7 月初，周恩來才正式通知蘇聯駐華大使，北京現在相信美國不會派日本地麵部隊入朝作戰。
中共1949年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的這三個朝鮮族師當時在解放軍中的番號為156 、164 、166 師，連同一並移交的另外兩個朝鮮族團，解放軍共為北朝鮮人民軍提供了兵員69，200 人，構成了朝鮮人民軍的作戰主力，占朝鮮戰爭前朝鮮人民軍總數148 ，680 人的46.5％。解放軍的這些朝鮮族部隊主要是從東北的朝鮮族（尤其是延邊朝鮮族）地區征集兵員組成的，與中共基於某項中朝兩黨協定為北朝鮮征募、訓練部隊有關。因此，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東北的朝鮮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東北部隊的比率即高達每17人出一兵，比全東北地區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出幾乎一倍。按中共當時的政策規定，在中國境內居住的朝鮮族人屬於中國籍，而且這些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的解放軍朝鮮族指戰員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國而非北朝鮮，因此，這些官兵是中國國民而非北朝鮮國民。
由此可見，參加朝鮮戰爭的中國軍隊並不是於戰爭爆發後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過鴨綠江的，中共於1949年（即朝鮮戰爭發動前）移交給朝鮮人民軍的三個師又兩個團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國的“誌願”軍。沒有這支解放軍部隊的加入，朝鮮人民軍就可能不具備足夠的戰力發動對韓國的進攻。所以，高崗的前衛士長魏寶玉曾透露，“中共中央東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統一朝鮮”。中國此後又繼續為朝鮮人民軍補充兵員，據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披露，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於1951年1 月16日又輸送給金日成10萬名以蘇式武器裝備的朝鮮族部隊，這些部隊的兵員包括中國東北的朝鮮族人、北朝鮮人以及五萬韓國俘虜兵，是戰爭打響之後在中國境內受訓成軍的。不過，中國從1949年5 月起介入朝鮮戰爭的準備階段時，毛澤東和金日成原來準備對付的並不是美國兵，而是日本兵，這是他們的誤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準平壤的戰爭計劃（1950年1 月至6 月）
中共建國後不久就控製了中國大陸，在對外關係方麵，關於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的談判已在進行中，中國已基本上不再麵臨來自外部的威脅。據斯大林派往毛澤東身邊的特使科瓦廖夫回憶，莫斯科曾一度擔心沃德事件和 “紫石英”艦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對中國的聯合軍事幹涉，到了1949年底這一擔心已經消除了。這樣的局麵增強了斯大林和毛澤東掌控內外局勢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澤東訪蘇期間，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戰爭計劃和毛交換了意見。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的前景有錯誤的預測，他以為戰爭爆發後美國將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國步兵幫助韓國，所以毛對金日成的戰爭計劃持積極態度。於是，斯大林向毛澤東提出了“請求”：北朝鮮攻入韓國後，若有外國出兵入朝、幫助韓國作戰，則中國也出兵入朝、幫助北朝鮮作戰。毛澤東和斯大林就此達成了協議，如果在朝鮮戰爭中發現（中蘇以外的）外力幹涉，那麽，中國將派陸軍、蘇聯則派空軍入朝作戰。為了避免蘇聯介入朝鮮戰爭之事在國際上暴露，毛澤東曾向斯大林建言：“可為中國部隊提供日造而非蘇造槍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據中、俄新近公布的資料，斯大林和毛澤東在會談中重點討論了避免使莫斯科與華盛頓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必要性、蘇聯為中國入朝部隊提供武器裝備和空中保護的必要性等。這樣，毛澤東實際上就把幫助金日成統一朝鮮置於比中共解決台灣更優先的地位上了。
毛澤東之所以答應斯大林的上述“請求”，固然與中共和蘇聯、北朝鮮的意識形態相關性有關，也是中共成立以來對蘇聯長期依附的必然結果[4].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公開以前，中共對蘇聯的政治依附關係常常被低估了。美國學者約翰·L ·甘迪斯提到過，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曾指證說，斯大林認為，真正的革命不應當是自發的，而是受莫斯科組織和指導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製的共產黨都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前蘇聯的檔案資料披露，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共產國際與中共的接觸極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澤東並不象中國的黨史研究者和部分西方學者所解釋的那樣獨立於蘇共，相反，在外交和軍事領域，中共的行動大多數都是得到斯大林批準後才實施的。抗日戰爭末期，斯大林把在東北收繳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給了中共軍隊，此後，在蘇聯紅軍撤離東北時，又悄悄地幫助中共鞏固其在東北的地位。
蘇聯的大量金錢和軍事援助對中國革命起過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很清楚，這都是他對斯大林欠下的舊債，如果他不以某種方式償還、不繼續依附於斯大林，斯大林是不會為他提供中國所迫切需要的各種外交支持、軍事保護和經濟援助的，而出兵朝鮮則是唯一的還舊債、邀新寵的機會。也正因為如此，斯大林實際上握有對毛澤東發號施令的權力，雖然這些號令表麵上被稱為禮貌的“請求”，但對毛澤東而言實際上是難以抗拒的，否則，毛澤東就無法為中共的新政權奠定穩固的基礎，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懲罰乃至拋棄。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這種關係完全符合“權力”的定義。美國學者艾倫·惠廷曾正確地指出：“在中蘇聯盟中，權力地位的不對稱性，使毛澤東在中蘇兩國發生政策矛盾時，極端缺乏手段來推進中國的政策。”近年來，中國的官方外交史也已承認，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決策與希求得到大量蘇援以啟動國內經濟建設有關。
在中國出版的相關文獻中，有一種極為流行的說法，即毛澤東此次訪蘇時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東興日記》的記載是，在毛澤東訪蘇的頭兩個星期內，斯大林每兩天半就會見毛澤東一次，如此高的會晤頻率怎麽能被解釋成毛澤東受冷遇呢？毛澤東在莫斯科時與斯大林之間曾有過一些不愉快，源於斯大林不同意供給中共海軍艦隻以解放台灣，這並不是大爭執。在中共的成長過程中，確實有過“奶大了的孩子不聽娘”的情況，而斯大林則用援助和懲罰並舉的辦法迫使中共服從，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蘇德戰爭爆發後，斯大林曾指望毛澤東在南滿一帶組織八路軍作戰，防止日軍侵蘇，並許諾首先在中蒙邊境以大量蘇援武器為八路軍全麵換裝，但毛澤東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換馬”而一再拒絕。為此，共產國際通過決議譴責了中共，蘇共從此便猜疑中共，稱中共為“人造奶油共產黨”，並采取了報複手段。[5] 斯大林藉此給了毛澤東明確的信息：“你不關心我的勝負，我也不關心你的死活。” 後來，在國共內戰時期，斯大林曾試圖說服蔣介石親蘇疏美，失敗之後就轉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為毛澤東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蘇聯的舊債太多，當斯大林“請求”中共必要時出兵援朝時，有求於蘇聯的毛澤東是很難拒絕的，而積極主動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則是十分符合邏輯的。
1950年1 月中旬，毛澤東尚未離開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戰爭計劃已獲批準。不過，斯大林告訴金日成：“此一問題仍須由中國和朝鮮同誌聯合作出最後決定。”因此，1950年5 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澤東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鮮發動進攻的請求，毛澤東自然依照與斯大林的約定照準，並作出了必要時會派兵入朝的具體承諾。據前蘇聯政府檔案中一份“有關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和停戰談判的情況”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與毛澤東的會談中，“毛澤東強調，他不相信美國會為朝鮮這麽塊小地方而卷入戰爭，並說中國政府將派一支軍隊駐紮在沈陽一帶，以備在南朝鮮吸收日本士兵加入軍事行動時入朝作戰。”1950年底入朝參戰的解放軍38軍113 師師長江潮亦回憶說：“我們的失算在於沒料到美國會直接幹涉。”
根據以上情況，筆者認為，中國卷入朝鮮戰爭既早且深，可以說，這場戰爭是北朝鮮、蘇聯、中國三方策劃的結果。在朝鮮戰爭中，斯大林既扮演了“發令員”的角色，又是中國、北朝鮮這兩個“運動員”的“教練”。他安排了一場接力賽，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澤東接棒。顯然，若無斯大林做此種安排，朝鮮戰爭或許就不會發生。一旦金日成獲得了來自蘇聯的戰爭物資和顧問、來自中國的久經戰陣的官兵，又正式向蘇聯、中國“請求”向韓國進攻而獲準，北朝鮮當局就進入了準備戰爭的“倒計時”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中國不但不是一無所知，相反，還積極地從旁協助、配合支援。例如，朝鮮戰爭爆發一個星期後，中國政府情報部長鄒大鵬於1950年7 月4 日曾告訴蘇聯駐華大使，中國已向南朝鮮派出了間諜人員，並允許一支北朝鮮部隊從山東半島渡過黃海到韓國登陸。
為參戰做準備（1950年1 月至9 月）
1950年1 月，毛澤東剛與斯大林談妥朝鮮戰爭的計劃，在北朝鮮人民軍發動對韓國的進攻前數月，中國就開始為出兵朝鮮作準備了。解放軍的七個野戰師於該月奉調東北，加上東北軍區（含內蒙古軍分區）原有之部隊，那時東北共有軍隊40萬之眾。如此龐大的部隊數量遠遠超出了維持東北治安的需要，毫無疑問，這些部隊的集結是為了參加即將到來的朝鮮戰爭的。1950年2 月，解放軍42軍行軍赴東北途經北京時，朱德曾指示該軍軍長吳瑞林：“你們要一麵生產建設，一麵準備戰鬥。目前，美帝國主義仍占領朝鮮半島……我們必須解放那裏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國還在河南屯兵九個野戰師共12萬人（隸屬於13兵團），後來，朝鮮戰爭一爆發就急調這些師入東北，與先前抵達之部隊組成了東北邊防軍，以粟裕為司令員。中國雖然不一定了解北朝鮮的作戰計劃的細節，但對其大致的構想顯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鮮人民軍計劃於6 月25日發動進攻，就在進攻開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領導層於1950年 6 月22日至26日連日開會，研究朝鮮局勢，東北邊防軍粟裕司令員專程赴京與會。
中國同時還展開了在韓國的諜報工作，向韓國首都漢城派出了諜報人員王以倫、丁升烈等。北朝鮮人民軍攻占漢城及仁川市後，中國駐北朝鮮大使館武官王大綱隨即前往漢城與這幾位中國諜報人員秘密會麵。那時，王以倫讓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騎摩托車前往漢城匯報“仁川的敵情”（即聯合國軍在仁川的偵察活動），這表明中國早就預料到聯合國軍可能在仁川登陸。1950年7 月下旬，誌願軍正式入朝前三個月，解放軍42軍軍長吳瑞林就奉命率二名偵察參謀，化裝成火車頭司機，在北朝鮮境內勘察地形達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鮮的內務部察覺，報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據報告中的描述，發現其中年紀較大者為他的老朋友吳瑞林，於是交代北朝鮮內務部人員不要打擾解放軍的諜報人員。
朝鮮戰爭爆發後，聯合國出兵幹涉，這才使中國認識到它先前所做的參戰準備是很不充分的。中國立即請求蘇聯為中國即將入朝的軍隊提供空中保護，1950年7 月，斯大林兩次向中國保證，如果中國在東北加強兵力，蘇聯將派一個戰鬥機師前往東北為他們提供空中保護。當蘇聯作了承諾後，中央政府馬上指示東北地方當局成立一個以林楓為首的機場建設委員會，有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其事。1950年8 月，蘇聯的一個空軍師就開進了東北。至1950年底，東北當局共修複了31個日本關東軍留下的機場，其標準是滿足蘇製米格-15 噴氣式戰鬥機起降的要求，這些機場可供31個飛行團近2 ，000 架飛機使用，這一飛機數量與聯合國軍在朝鮮使用的飛機數量相近。由此可見，中蘇雙方原先準備的空戰規模是相當大的。
從毛澤東於1950年5 月批準金日成的戰爭計劃，到金日成於同年10月初向毛澤東求救，在這短短的幾個月中，中國領導人至少召開了九次會議，討論出兵朝鮮的問題，平均每個月三次，這說明中央政府積極地進行了戰爭動員及準備。在這些會議上，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讚同和支持，目前還沒有可靠的證據能說明，參會的高級軍政官員中有誰曾對毛澤東的參戰主張表示過重大的不同意見。在誌願軍入朝作戰前兩個月的1950年8 月23日，東北邊防軍入朝作戰預算即已由周恩來主持確定。中國參戰的準備大體就緒，在50萬東北邊防軍（包括13兵團、9 兵團、19兵團等）和東北地方政府內部也進行了戰爭動員。1950年8 月中旬，高崗就曾在一次東北邊防軍的幹部會議上說，“我們必須主動幫助朝鮮人民……讓朝鮮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當時，東北邊防軍屯兵中朝邊界時並未及時換上蘇聯武器，這一點後來使西方史學界產生誤解，以為中國遲遲未做好參戰準備。其實，東北邊防軍未及時換裝的原因是斯大林堅持“不見兔子不撒鷹”、一定要這些部隊入朝作戰後才予換裝。鑒於斯大林曾給蔣介石、馮玉祥、毛澤東提供過大量餉械援助，而蔣、馮後來都反目成仇、毛也有前述知恩不報的表現，所以斯大林此次有所警覺。
近年來，中國的資料中提到了一個故事，即雷英夫（後任總參作戰部副部長）最早提出敵軍可能在仁川登陸的預測，先向毛澤東、周恩來匯報，中國政府再轉報北朝鮮。這個故事與史實並不相符。早在1950年7 月初，毛澤東和斯大林二人便在往返電文中多次談論到敵軍在仁川登陸的可能性。同月，鄧華奉命出掌行將入朝作戰的13兵團時，寫過一份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預測聯合國軍將在朝鮮半島中部登陸。此外，當時的中國駐北朝鮮大使館武官王大綱也曾從漢城發回密電，報告當地人對聯合國軍可能於9 月15日大潮時在仁川登陸的預測。1950年8 月底，東北邊防軍指揮部通過林彪向朱德建言，讓仁川登陸之敵北進到北朝鮮北部寬闊山區部再行圍殲。甚至當時國內的公開刊物上也有人討論過這一設想。[6]
由此可見，不管北朝鮮當局是否清楚聯合國軍的仁川登陸計劃，至少中國的軍事領導機關早有防備。中國未設法阻止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可能是出於軍事戰略上的考慮，欲利用這一機會造成不利於聯合國軍的戰略態勢。例如，解放軍39軍前軍長吳信泉後來回憶說，若誌願軍於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前就入朝作戰，勢必會挺進到三八線附近，這樣敵軍就會在北朝鮮的鹹興或南浦登陸，切斷誌願軍的後路，反而於誌願軍不利。中國的軍事指揮機關估計，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成功後極可能向北跨越三八線，聯合國軍越是向北冒進，中國軍隊就越有信心將之殲滅在多山的北朝鮮北部地域或與之形成僵持的局麵，所以中國軍隊在聯合國軍未接近中朝邊境前一直按兵不動。有證據表明，在朝鮮人民軍北撤和中國誌願軍過江這兩個戰略性行動之間，有著某種事先精心策劃的配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 月26日周恩來的“充分準備、初戰必捷”的講話便是證明。
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鮮（1950年6 月至10月）
朝鮮戰爭爆發之初，中國並沒有意識到，可以利用朝鮮戰爭來爭取進入聯合國，因此，中國政府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不應與朝鮮戰爭聯係在一起，二者應分開處理”。但是，很快斯大林就告訴中國政府，莫斯科的意圖是將這兩件事聯係在一起，於是中國和北朝鮮立即表示同意。這一方法具一箭雙雕之用，若北京被接納入聯合國，台灣問題就可迎刃而解。1950年9 月下旬，毛澤東在和蘇聯學者尤金談話時指出，如果華盛頓承認北京，北京將遵守國際社會要求它遵守的規範；若不承認，北京將不受約束而自行其是。
既然中國和蘇聯決定利用朝鮮戰爭這一機會獲得外交上的利益，就必須改變一些以往的外交策略。過去，蘇聯因為未能讓中國進入聯合國而“抵製安理會”，此刻，中蘇卻改而實行新的策略，即“利用朝鮮戰爭”爭取讓中國進入聯合國，其理由是，“聯合國若要解決朝鮮衝突，就得讓中國參與”，同時隨著戰事的變化改換談判解決朝鮮問題的要價。
當時，周恩來擬定了談判解決朝鮮衝突的五項強硬條件：即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美國軍隊撤出台灣、朝鮮人民自決內政、聯合國接納中國、諸大國準備對日和會，敵方隻有全部答應這些條件，才能進入談判。中國政府以為，華盛頓和倫敦為了防止中國武裝幹涉朝鮮，會同意中國加入聯合國。因此，在與蘇聯政府緊密的配合下，中國先後七次通過外交努力以實現其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一是要求聯合國正式接納中國，另一要求是讓聯合國特邀中國代表參與其會議）。中蘇兩國設法達到了第二個目的，但卻始終未能實現第一個目的。
中國為爭取實現其在聯合國的代表權所作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請印度出麵，向安理會的兩大理事國美國和蘇聯提出要求（當時蘇聯正抵製安理會、拒絕參加安理會會議，故不向安理會提出此要求），但未成功。第二次外交努力是由蘇聯以安理會理事國的名義直接出麵，向安理會提出要求，也未成功。第三次外交努力是由蘇聯和印度出麵，直接訴諸聯合國大會，要求讓中國參加聯合國大會，仍未成功。第四次外交努力由中國自己出麵，向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提出了控訴美國侵略台灣和空襲中國領土案，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將此案列入了議程，但中國還是未被邀請與會。第五次外交努力仍是中國出麵，向安理會主席、英國代表傑布提出了美國空襲中國領土的問題，未能達成目標。在第六次外交努力中，中國向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提出了美國空襲中國領土和船隻一案，結果安理會同意邀請中國代表參加安理會對美國幹涉台灣問題的討論。第七次外交努力發生在仁川登陸之後，再次改由蘇聯出麵，向聯合國大會的政治與安全委員會提出了解決朝鮮戰爭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一案，還是未成功。現在看來，中國當時試圖以不幹涉朝鮮來換取聯合國席位的打算並不現實；而且，隨著戰事的發展，“周五條”的非現實性也暴露出來。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一方麵利用各種外交渠道，一再警告華盛頓止兵於三八線；另一方麵，中國也在準備與聯合國軍作戰，當時製定的軍事策略是“初戰必勝”，企圖引誘聯合國軍深入到北朝鮮北部山區，以便善於山地伏擊的誌願軍獲勝。然而，要誘敵深入，就必須製造朝鮮北部軍力空虛的假象，所以，中國當時刻意掩蓋自己即將出兵朝鮮的戰略意圖，有意不派象征性先頭部隊到北朝鮮。這一為誘敵深入所作的戰略欺騙是成功的，從軍事戰略上看，甚至可以說，此一戰略欺騙成功的意義超過了聯合國軍在仁川成功登陸的意義，因為聯合國軍登陸後貿然北進、恰恰落入了這一戰略欺騙的圈套之中。
但是，這一戰略欺騙的政治代價是，由於不願派出象征性部隊，這一做法抵消了中國警告聯合國軍止兵於三八線的外交努力，英國學者傑拉德·西格爾也持此看法。如果當時中國公開地向北朝鮮派出先頭部隊，會為中國爭取加入聯合國以及阻止聯合國軍於三八線的努力增加不少分量，也許中國和聯合國軍就不一定會直接交火，雙方可能以三八線為界各自停兵。可是當時中國為了軍事目的而實行的戰略欺騙造成了西方國家的錯覺，它們以為，既然中國並不向北朝鮮派出象征性部隊，那麽中國在外交上警告聯合國軍不得越過三八線就隻不過是一種恫嚇和虛張聲勢而已。美國學者惠廷認為，“基本上，中蘇兩國的策略未能達到它的目標。它既不能說服聯合國讓平壤和北京進入旨在停火的談判，也不能阻嚇聯合國軍進入北朝鮮”。這樣，朝鮮戰爭的戰事就迅速擴大化了。
在關於朝鮮戰爭的研究中，有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認為中國參加朝鮮戰爭是為了抵抗美國假道朝鮮入侵中國本土的企圖，即中國要保家衛國。而筆者在研究中發現，中國領導人其實當時並無這種擔心。他們知道，由於中蘇同盟關係的存在，美國不會、也沒有進攻中國的準備；同時，由於蘇聯不肯向中國提供海軍艦艇，中國將長期缺乏渡海攻擊台灣的能力，因此也不會與美國在台灣地區發生軍事衝突。所以，在朝鮮戰爭是否會擴大到中國這一關鍵問題上，1950年中國政府內部往下傳達的的估計是：“世界無大戰，遠東有戰事；中國無大戰，廣東可能有戰事”。這裏所講的廣東的戰事，是指國民黨軍隊可能渡海挑起對大陸的局部襲擊。可以假設，如果聯合國軍當時止兵於三八線，中國也許就不一定出兵朝鮮，或許會改而以支持在韓國發動人民戰爭來代替直接出兵幹涉，就象五、六十年代中國在印度支那的作法那樣。
當中國發現，麥克阿瑟指揮的聯合國軍不聽警告，越過三八線北進追擊朝鮮人民軍殘部，進入了中國軍隊可能設伏的山區；而莫斯科又答應為中國出兵朝鮮提供武器和空中保護後，兌現此前向蘇聯和北朝鮮作出的承諾的時機到了，中國軍隊立刻大規模出兵朝鮮。然而，在中國正式派軍入朝的前夕，即1950年10 月的頭19天裏，中蘇雙方的決策過程似乎都出現了相互矛盾和令人費解的跡象。在這19天中，毛澤東曾告訴斯大林，中國將取消或推遲出兵朝鮮；而斯大林則在毛澤東重新確認出兵之後通知毛澤東，蘇聯將延期出動掩護誌願軍的空軍。一些史學家對此的解釋是，中蘇兩國在卷入一場大戰之即，都出現過“最後一分鍾的猶豫”。而筆者則認為，在是否參戰這一點上，其實毛澤東和斯大林都未真正地猶豫過，雙方的表麵上的“退縮”隻是彼此討價還價過程中做給對方看的一種姿態。
毛澤東先表示出“退縮”之意，其動機是想向斯大林施加更大的壓力，以獲得更多的蘇聯軍事供應和空中保護。這“最後的猶豫”並不是因為當時中國領導人對是否出兵有重大分歧。1950年10月2 日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是誌願軍入朝作戰前的一次重要決策會議，此會召開前兩天，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在接見派往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中共聯絡官羅貴波時，便已責成他轉告胡誌明：“中國已決定出兵援朝”。在10月2 日的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有意識地讓與會者提出幾點不宜出兵的理由，以便他向斯大林施加壓力時引用。據當時在會場內外值班的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會上根本無人反對出兵。高崗的遺孀李利群和衛士長魏寶玉均說，高崗對出兵一事根本沒顯露過保留的態度。
此次會議之後，毛澤東派周恩來於1950年10月8 日前往蘇聯，會同已在蘇聯的林彪，麵見斯大林，佯稱出兵朝鮮困難很大。其實，此時毛澤東調兵遣將的活動並無須臾停頓。就在周恩來出發去蘇聯見斯大林的當日，1950年10 月8 日，毛澤東就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國決定出兵參戰。第二天，誌願軍後勤部即開始大量運送戰爭物資入朝。中國當時口頭上和軍事行動上的一虛一實說明了，毛澤東並非不想出兵，而是藉出兵與斯大林討價還價。斯大林允諾武裝五至六個師的解放軍，毛澤東並不滿足，他想得到更多，最後他實際得到的是100 個師的武器裝備。所以，盡管中蘇雙方之間藉出兵與否討價還價，斯大林還是兌現了提供武器裝備的承諾，毛澤東也恪守了出兵朝鮮的承諾。於是，在彭德懷統率下，東北邊防軍改名為誌願軍，終於在1950年10月19日開始渡江，入朝作戰。
誌願軍入朝前，毛澤東原希望蘇聯空軍能在誌願軍入朝後兩個月內即行出動。但斯大林卻告訴中國，要推遲出動空軍。因為，當聯合國軍逼近鴨綠江邊時，安全降落地帶縮小了，斯大林擔心蘇軍飛行員可能被聯合國軍生俘而引發美蘇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誌願軍於10月19日入朝後，聯合國軍全麵後撤，發生上述問題的風險降低了，於是蘇聯空軍從11月1 日開始就加入空戰、與聯合國空軍交手了。所以，實際上蘇聯空軍不但沒有推遲出動，相反還提前出動了，在誌願軍入朝後11天即進入空戰、開始為誌願軍提供空中掩護。
在中、蘇兩國新的資料公開之前，美國學者惠廷認為，中國與朝鮮戰爭的關係有以下四個特點：一，中國認為自己首要的任務是解放台灣，而在朝鮮對聯合國軍采取行動應由莫斯科負責；二，中國當時麵臨嚴重的經濟、內政問題，所以它對朝鮮戰爭唯恐避之不及；三，中國並未精心策劃、引誘聯合國軍深入朝鮮北部，以便殲滅之；四，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國並無派兵入朝的準備。另兩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郝雨凡和翟誌海也得出過類似的結論，他們認為，“當朝鮮戰爭於 1950年6 月25日爆發之時，中國像美國一樣沒有思想準備”。本文以上的分析證明，這些結論是不成立的。
誌願軍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及其結果（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從中國出兵朝鮮後的行動中可以發現中國在此次參戰行動中的諸多目標。首先，中國要消除因聯合國軍占領北朝鮮而帶來的直接或間接的軍事威脅，保障東北和鴨綠江上水電站的安全。其次，中國領導人希望借助蘇聯的援助，讓解放軍取得現代化戰爭的經驗，並用蘇聯的武器裝備換裝，建立中國自己的技術兵種和軍事工業，讓中國的經濟複興獲得新的動力，並增強解放台灣的能力。筆者認為，中國和西方的史學家可能忽略了這一組物質主義導向的目標。
美國學者查閱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後發現，“在斯大林於1953年3 月逝世之前，他與毛澤東之間的大部分通信是關於中國請求蘇聯給予武器裝備的”。中國出兵朝鮮一舉，從蘇聯得到了很高的回報，斯大林及其繼任者不僅用嶄新的蘇造武器替中國裝備了100 個步兵師，並幫助中國建立了能有效作戰的空軍、海軍、炮兵、坦克兵等技術兵種，而且還援建了300 多項大型工程項目，使中國得以形成獨立的軍事工業體係。如果把蘇聯從1945到1955這10 年間為中國提供的武器裝備加在一起，足以裝備300 餘個步兵師。可以說，蘇聯對中共的武器轉讓規模是現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這樣超大規模的援助是毛澤東以前的近代中國的曆任統治者無法企望的，蔣介石從美國得到的武器援助遠比毛澤東少，而且美國並未為中國援建過大型工程項目。毛澤東的幸運就在於找到了一個堅實的靠山，然而，為了獲得這些援助，在朝鮮作戰的數十萬誌願軍付出了生命和鮮血的代價。
中國在朝鮮的作戰目標並不是建立在北朝鮮的長期性支配地位，也不是在鴨綠江南岸北朝鮮境內建立便於中國防衛的緩衝區，而是在軍事上摧毀聯合國軍的有生力量、重獲戰爭主動權，在政治上解放全朝鮮、迫使聯合國接納中國、使美軍撤出台灣等。為了實現這一係列作戰目標，誌願軍入朝後連續發動了五次戰役，前三次和第五次是進攻性的，第四次則是防禦性的。這五次戰役中，前四次是成功的，最後一次則失利了。誌願軍能大量殲滅聯合國軍、突破三八線、令華盛頓大失臉麵，使斯大林相當滿意。更重要的是，誌願軍在遠東拖住了美軍的有生力量[7] ，減輕了北約在歐洲對蘇聯的壓力。同時，由於誌願軍的參戰，北朝鮮當局免遭滅亡之命運，然後又得以光複三八線以北的原控製地域。從軍事學角度來看，誌願軍的第一次戰役是隱蔽設伏、突然襲擊，因此並不能顯示雙方真正的實力對比；而誌願軍的第二次戰役的大獲全勝則具有曆史性意義。美國軍事史作家弗朗克蘭和道林認為，這次戰役是二十世紀中的決定性戰役之一，體現了中國軍隊具有相當的指揮和作戰能力，能戰勝裝備優勢、訓練有素的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
但是，由於中國軍隊缺乏重型武器和空中力量，無法在連續作戰中保持優勢，這場戰爭後來變成了雙方拉鋸式的僵持局麵，中國不得不放棄占領韓國全境的計劃。當時，毛澤東一再指示彭德懷以疲兵突破三八線，因為毛擔心斯大林懷疑誌願軍攻占韓國的決心。由於朝鮮半島東、西兩岸的海岸線不易設防，所以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所要求的攻占韓國的作戰目標其實並不現實；即使勉強實現了，也很可能隻是個暫時的、曇花一現的成功，很快就會被敵軍從後方登陸、切斷後路、包抄圍殲。誌願軍司令員彭德懷一再頂住來自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的要求南進的壓力，堅持穩紮穩打，始終未深入韓國追擊聯合國軍，這才使誌願軍得以避免重蹈金日成初次攻占韓國失敗的覆轍。彭德懷的決策雖然阻止了蘇、中、北朝鮮政治領導人的戰略企圖，但基本上維持住了誌願軍作為戰役勝利者的姿態。
雖然誌願軍與聯合國軍在朝鮮的對抗基本上是以地麵作戰為主的局部戰爭，但是，這場戰爭還存在著升級成核戰爭的可能性。在第四次戰役期間，曾出現過美國對誌願軍或中國本土實行核打擊的可能。據38軍112 師326 團前任團長李耀庭回憶，當時為了預防美國發動核打擊，誌願軍司令部曾命令部隊不得過度南進和過度集中。如何控製戰爭的範圍、避免誘發核戰爭或世界大戰，成了朝鮮戰爭裏中國、蘇聯、北朝鮮方麵不得不小心對待的問題。例如，在第二次戰役期間，作戰地域處於以安東為基地的米格15戰鬥機的作戰半徑範圍內，如果當時蘇、中空軍全麵出動、實施對地支援，截斷西線聯合國軍的南逃之路、炸沉東線聯合國軍的撤退船隻，將可能成建製地殲滅更多的聯合國軍，使戰果更輝煌。但是，北京和莫斯科卻抑製了這一衝動，自我限製空戰的規模和烈度，從未空襲聯合國軍的地麵和海上部隊，更不去襲擊聯合國軍空軍在韓國和日本的基地，以免刺激美國對誌願軍和中國本土進行核報複。
中國出兵朝鮮之後，原來針對台灣的軍事態勢便從進攻性轉為防禦性。毛澤東曾設想，乘朝鮮戰爭爆發之機，可對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運用引蛇出洞再殲滅之的策略。他為此指令沿海各省（除少數幾個地方外）均不得大建要塞，應當先讓敵人登陸和深入內陸再圍殲之，以削弱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有利於未來的解放台灣的戰役。但國民黨當局未曾渡海反攻大陸，引蛇出洞的策略未達目的。
通過外交談判解決朝鮮問題（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在出兵朝鮮之前，中國的外交努力旨在爭取中國在聯合國中的代表權和設法讓聯合國軍止兵於三八線。中國出兵之後的外交努力便轉變為確立有利於中國、北朝鮮、蘇聯的停戰談判先決條件。在朝鮮戰爭的初期，中國對誌願軍能否有效地抗擊聯合國軍心中無數，一度定下了這樣的停戰談判底線，隻要誌願軍能占領平壤—元山鐵路線以北的地區，就可以展開停戰談判。為了保留停戰談判的空間，中美之間曾通過中間人秘密傳遞書信，中國方麵急切地想知道美國方麵的談判先決條件。但不久以後聯合國通過了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這些秘密聯係便從此中斷了，中國從未承認過這些秘密的遞信活動。
在朝鮮戰爭的停戰談判問題上，斯大林的態度不如毛澤東那麽強硬。這也從另一個側麵表明，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發動戰爭的態度要比斯大林更積極。斯大林曾經有這樣的期待，誌願軍占領包括漢城在內的部分韓國領土後，中國可用這些領土與美國交換，爭取讓美軍撤出台灣，進而讓聯合國接納中國、諸大國共同簽訂對日和約以及朝鮮停戰協定。中國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將這一精神納入停戰談判的先決條件。
誌願軍從第一次戰役到第四次戰役，作戰基本上是順利的。彭德懷本欲挾第二、第三次戰役勝利之餘威，向敵方提出舉行停戰談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要解決朝鮮問題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設想。如果當時能按照彭德懷的意見開始談判，也許中國獲得的利益比後來實際得到的還要多，甚至可能創造攻占台灣的條件。然而，當時毛澤東看到誌願軍進展順利，就想進一步擴大戰果，以為誌願軍能夠迫使聯合國軍在戰敗或劣勢的地位下坐到談判桌前來。這樣，中國政府提出了四項強硬的停戰談判先決條件：外國軍隊撤出朝鮮、朝鮮人民自決內政、美軍撤出台灣、聯合國接納中國。其意圖是讓聯合國軍無法接受、從而得不到喘息的機會。這也許是毛澤東軍事生涯中最大的敗筆之一。當時，美國提出的停火談判條件是“先停火、後談判”，而毛澤東則針鋒相對地堅持“先談判、後停火”，並兩次拒絕了聯合國的和平建議。聯合國的第二次和平建議其實對中國是極為有利的，其中包括尋求解決台灣問題和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問題。可是毛澤東當時對軍事形勢的看法過分樂觀，又想在斯大林麵前表現出決不對美帝國主義抱有幻想的姿態，因而拒絕了聯合國的第二次和平建議。
不久，誌願軍在第五次戰役中失利，此時中國領導人才認識到，在誌願軍現有的武器裝備條件下，要通過戰場勝利把聯合國軍逼到談判桌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誌願軍第五次戰役的失利成了中國對停戰談判的態度由硬轉軟的分水嶺。由於誌願軍在三八線以南的推進相當有限，不但無法為北朝鮮當局奪得整個韓國，甚至連在開始停戰談判前占領更多韓國領土這個目標也無法實現。最後，韓國和北朝鮮基本上還是按戰前的邊界各自恢複了自己的控製區。 1951年7 月，中國不得不放棄了上述的四項強硬條件，以與聯合國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談判桌前，而中國在停戰談判中基本上什麽也未得到。
對中國出兵朝鮮的評價
中國留美學者陳建指出，在中國出兵朝鮮的結果這一問題上，流行的觀點是，“朝鮮戰爭為中國帶來的後果是非常負麵的：出兵朝鮮導致成千上萬中國士兵傷亡，造成軍費猛增，阻礙經濟複興，令台灣無法收複，令北京至少在短期內更加依附於莫斯科，令中國遲至七十年代初才被聯合國接納”。中國軍方的學者徐焰則認為，誌願軍的傷亡數字雖然很大，但並不高於聯合國軍的傷亡數字[8] ；同時，盡管1951年中國的國家預算中軍費幾乎占了一半，但到1952年這一比例已降為三分之一；雖然中國在出兵朝鮮上花了很多錢[9] ，但卻從蘇聯得到了巨額貸款作為獎賞，此一巨額貸款幫助中國奠定了國防和工業現代化的基礎。
筆者認為，中國在朝鮮戰爭中至少有這樣一些收獲。首先，中國在朝鮮的軍事勝利為它在國際社會中贏得了大國的地位。牛津大學戰略學教授羅伯特·奧內爾指出，從朝鮮戰爭的第二次戰役開始，在此後的三年戰爭中，中國冒升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這一成就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過去近30年中源源不斷流向中共的蘇援餉械所帶來的結果。與毛澤東及其同事不誠實的聲稱相反，中共若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永遠也不可能獲得這一成就的。其次，中國成功地以出兵朝鮮換取到了大量蘇援，為中國的軍事、工業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如果不是毛澤東一直采取錯誤的、有時甚至是愚蠢的經濟發展政策，中國的現代化完全可能走得比實際的曆程更快更好。
朝鮮戰爭是否導致中共失去了收複台灣的機會呢？據中國學者楊奎鬆描述，1949年7 至8 月，劉少奇訪蘇的目的之一便是請求斯大林為解放軍攻打台灣提供直接的海上和空中援助，但斯大林隻答應給間接的援助，如幫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空軍。那時，斯大林擔心直接的蘇援會引發美蘇直接軍事對抗，進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1949年10至 11月，解放軍渡海攻打兩個島嶼失敗後，毛澤東於1949年和1950年之交訪蘇期間再次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請求，但斯大林仍然未讓步。楊奎鬆認為，毛澤東在訪蘇初期對斯大林不滿，正是因為斯大林拒絕了毛的這一請求，而不是因為中國國內所流傳的斯大林對毛澤東提議簽訂中蘇同盟條約一事的回應模棱兩可。因為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中找不出任何真憑實據來證明，毛澤東當時曾對斯大林關於中蘇同盟條約的回應產生不滿。斯大林1950年拒絕給中共海上和空中支援以解放台灣的真實原因，可能是斯大林想利用台灣尚未統一、中國未被聯合國接納兩件大事，迫使中共因需與美國對抗而不得不嚴重地依賴蘇聯。為了掩蓋這一目的，斯大林將朝鮮問題與台灣問題、中國加入聯合國問題掛鉤，他語氣堅定地告訴毛澤東，隻有朝鮮解放了，才能解決後兩個問題。
由此可見，在五十年代初期，由於解放軍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戰能力，其實並無能力攻擊台灣，再加上斯大林拒絕給予支援，所以，在朝鮮戰爭爆發前，解放台灣的機會事實上就已經不存在了。因此，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中共領導人就已決定將台灣戰役推遲二至三年。可以假設，如果中國當年未出兵朝鮮，也許中國可早一些進入聯合國，從而有助於解決台灣問題。但是，當中國領導人盤算出兵朝鮮的得與失的時候，大量的蘇援是非常現實、急需、又可以立刻到手的，而改善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一事則要虛得多。虛實相較，輕重易辯。
朝鮮戰爭並不是使中國轉而依附蘇聯的分水嶺。自中共於1921年成立以來，這種依附就始終延續不斷。雖然毛澤東在1941、1942年采取對蘇不合作態度曾一度引起了中蘇關係的緊張，但在朝鮮戰爭期間中蘇友好關係確實達到了頂峰。隻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蘇關係才變得緊張起來。斯大林支援國、共兩黨的地緣政治學考慮是，阻止中國落入外國特別是日本或美國之手、或落入對蘇敵對的政權之手，他在這方麵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但蘇聯也確實幫助中國在軍事上扭轉了相對於西方的頹勢，此“功”不應被忽略。當今天中國人強調中國站起來了的時候，不能 “忘記”了蘇聯在中國擺脫外來統治和威脅的曆史進程中曾扮演過的決定性角色，不應該對過去俄國人的義舉忘恩負義，也有必要從過去對毛澤東才幹的過高估計中醒覺。
從國內政治的角度看，朝鮮戰爭也有負麵效果。正如徐焰指出的，其中最嚴重的是，毛澤東作出出兵朝鮮的決定之後，中國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這大大增強了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使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在“集體領導”中相信毛甚於相信自己，因而導致毛的專製統治日益強化，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一係列苦難。
「作者附注」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論文TimesItalic{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May 1949-July 1951的中文摘要。該論文已修改成書，書名為《中國出兵朝鮮最新揭秘》，其英文版將由英國麥克米蘭出版公司作為major publication 出版，中文版擬由台灣麥田出版公司出版。
「注釋」
[1] 在政府檔案方麵，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在當事人的日記和通信錄方麵，有《周恩來書信選集》；還有當事人的回憶錄如《彭德懷自述》；在二手文獻方麵，還有許多麵訪記錄，以及間接提供了史料的一些出版物，如文革後才重新向公眾開放的《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一書。
[2] 這些俄國專家包括岡察洛夫、沃爾科岡諾夫、巴紮諾夫、丹尼索夫等人。
[3] 一位姓陳的解放軍院校的教授曾透露：“毛澤東和彭德懷之間就朝鮮戰爭問題曾有往返電文317 件。有些文件中提出的預期效果未能達致，便不予公布。即使在公布了的文件中，分析性的內容通常也已隱去。”
[4] 蘇聯插手中國的國內政治和軍事活動由來已久。從1924至1927年，莫斯科給了國民黨至少3 ，000 萬元、 12萬支槍、500 至600 名軍事顧問。由海路運送的蘇援槍械先後六次在廣州、汕頭卸貨，裝備了蔣介石的部隊；而由陸路運送的槍械則經烏蘭巴托至五原，裝備了馮玉祥部。自接受蘇援槍械後，國民黨的實力大增，遂得以控製全中國。蘇聯對中共的扶持更是中共發展壯大的基本條件。已有不少回憶錄透露了中共成立前後蘇聯源源不斷供給活動經費的史實。據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記載，中共早期的領袖張太雷每月從他處領取大洋220 元，是當時香港海員工人月薪的十倍。二戰期間蘇聯駐延安的特使弗拉迪米洛夫在日記中也寫道：“我親眼目睹了這類金錢移交。毛對此十分清楚。他自己就得到了不少。”負責坐鎮上海租界領取和分配蘇聯匯款的人可能就是陳雲，中共在各根據地、白區各地下黨能否形成氣候與經陳雲處得款多寡有相當關係。中共在贛南、閩西建立根據地，也與就近奪取汕頭、廈門或廣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參崴運來的蘇援槍械有關。所以，在井岡山時代，中共曾先後八次發動以奪取上述港口為目標的戰役或戰鬥（包括三打潮梅），不過均告失敗。江西根據地失陷後，紅軍在長征中轉向綏遠、寧夏、甘肅地區，也與靠近外蒙、接受蘇援槍械有關。西安事變前，中共與張學良所簽密約的核心就是中共同意分撥蘇援餉械給東北軍。西安事變後，蘇聯竭力撮合國共兩黨再度合作，並同意供給國民黨30個師的重武器和局部空中保護，但交換條件是國民黨必須供給共產黨每月60萬元的軍餉（前後共發了三年）。在1937年至1940年期間，莫斯科可能通過外蒙和新疆為中共秘密運送了數萬支（非蘇造）槍械。蘇聯紅軍於1945、1947年又兩次將日本關東軍的70萬支槍械（其中20萬支來自駐朝日軍）交給了中共。據原抗聯領導人彭施魯回憶，蘇聯還曾將在歐洲繳獲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給中共。這些來自歐洲的槍械可能是通過北朝鮮轉運的，據記載，北朝鮮曾將2 ，000 車皮的“日軍遺留”戰略物資交給中共。從1942年至1949年，美國通過大規模美援、為國民黨一共才武裝了45個步兵師，而從 1945到1948年之間，中共主要依靠蘇援槍械卻組建了210 個步兵師。
[5] 當時，蘇聯對中共采取的報複手段是，突然撤銷了蘇聯對新疆當局盛世才的支持，盛世才因此轉而反共，此舉使中共失去了連通蘇聯的後方依托。當盛世才扣押毛澤東之弟毛澤民等中共在新疆領導人時，蘇聯紅軍尚未撤出烏魯木齊、卻故意見死不救。時隔半個世紀，中共元老黃火青仍對此事唏噓不已。
[6] 《世界知識》1950年10月13日所載的軍事分析家鄧超一文即暗示了此項戰略。
[7] 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可在世界各地部署的機動兵力隻有十至二十個步兵師，朝鮮戰爭曾吸住了其中的大部分。
[8] 根據誌願軍和聯合國軍的統計數字，誌願軍的傷亡人數為39萬，聯合國軍為50萬。聯合國軍的傷亡人數應有三分之二即30多萬乃由誌願軍造成。39萬對30多萬，雙方幾乎打了個平手。
[9] 關於償還蘇聯軍事和工業貸款一事，徐焰指出，還款高峰期是1957至1964年，平均每年還款金額是10億元人民幣左右，而同期中國的國家財政支出平均每年是40億元人民幣。
原載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2 期（總第69期）
作者係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原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現廣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員
作者因此文以及《馬共秘密電台湖南曝光》，以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13年徒刑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點主要發現，其中許多地方與大多數學者根據二手文獻得出的、目前在學術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觀點大相徑庭：其一，中國對戰爭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於人們以往所知。其二，中國出兵朝鮮有三個前提條件，其中並不包括先行攻占台灣。其三，中國雖然誤以為美國會派日本地麵部隊入朝，但卻正確地預測到，美國不會假道朝鮮入侵中國；此二項預測結合在一起，對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圖令華盛頓止兵於三八線，但另一方麵又設計了誘敵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敵軍登陸和北上之機殲敵，因此中國未派象征性部隊先行入朝以警告華盛頓不要越過三八線。其五，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目標是多重的，不過並無支配北朝鮮的意圖，這多重目標中主要的十個是，拯救北朝鮮、打消斯大林的懷疑、讓解放軍取得現代化戰爭的經驗、用蘇製武器裝備給解放軍換裝、取得大量蘇聯援助以複興中國經濟、加入聯合國、占領部分韓國領土以交換美軍撤出台灣等、引誘台灣國民黨軍進攻大陸以便圍殲之、消除美國以核武器報複中國本土或中國軍隊的動機、令南北朝鮮基本恢複戰前邊界。其六，中共對蘇聯的政治依附源於中共建國前蘇聯的餉械援助，這一依附性不僅極大地局限了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選擇，而且在中國建國後希求得到大量蘇聯援助以保衛和複興國家的情況下，進一步增強了。
中國卷入朝鮮戰爭遠較人們以往所知為早、為深。1949年5 月，中共建國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國與毛澤東商談以武力統一朝鮮之事。當時，毛澤東請這位特使轉告金日成，還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製全國、而外國武裝幹涉中國的危險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鮮不宜過早地對韓國采取軍事行動。但毛澤東對金日成的戰爭計劃是持比較積極的態度的，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金日成，未來若在朝鮮戰爭中美國派遣日本的地麵部隊入朝作戰、使北朝鮮處於不利地位時，中國會出兵相助。至於中國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麵部隊跨過三八線再出兵，當時則未予明確。毛澤東所考慮的出兵前提中，並未包括必須等到中國解放台灣之後這一點。毛澤東在會見金日成特使時，同意將解放軍的三個朝鮮族人師及兩個團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此即中國卷入戰爭準備之發端。西方國家曾長期認為，金日成親蘇而不親華，其實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澤東一樣對共產國際心懷不滿，他曾對一中國代表團成員說，“每當朝鮮受苦受難時，就依靠中國。中國人民……是朝鮮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中共1949年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的這三個朝鮮族師當時在解放軍中的番號為156 、164 、166 師，連同一並移交的另外兩個朝鮮族團，解放軍共為北朝鮮人民軍提供了兵員69，200 人，構成了朝鮮人民軍的作戰主力，占朝鮮戰爭前朝鮮人民軍總數148 ，680 人的46.5％。解放軍的這些朝鮮族部隊主要是從東北的朝鮮族（尤其是延邊朝鮮族）地區征集兵員組成的，與中共基於某項中朝兩黨協定為北朝鮮征募、訓練部隊有關。因此，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東北的朝鮮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東北部隊的比率即高達每17人出一兵，比全東北地區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出幾乎一倍。按中共當時的政策規定，在中國境內居住的朝鮮族人屬於中國籍，而且這些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的解放軍朝鮮族指戰員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國而非北朝鮮，因此，這些官兵是中國國民而非北朝鮮國民。
由此可見，參加朝鮮戰爭的中國軍隊並不是於戰爭爆發後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過鴨綠江的，中共於1949年（即朝鮮戰爭發動前）移交給朝鮮人民軍的三個師又兩個團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國的“誌願”軍。沒有這支解放軍部隊的加入，朝鮮人民軍就可能不具備足夠的戰力發動對韓國的進攻。所以，高崗的前衛士長魏寶玉曾透露，“中共中央東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統一朝鮮”。中國此後又繼續為朝鮮人民軍補充兵員，據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披露，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於1951年1 月16日又輸送給金日成10萬名以蘇式武器裝備的朝鮮族部隊，這些部隊的兵員包括中國東北的朝鮮族人、北朝鮮人以及五萬韓國俘虜兵，是戰爭打響之後在中國境內受訓成軍的。
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
徐澤榮
朝鮮戰爭堪稱中美兩國之間首次交戰。中國為何卷入這場戰爭，又是如何卷入的，是近年來中外史學家非常感興趣的一個研究課題。本文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所涉及的時間跨度是1949年5 月至1951年7 月，即從金日成開始準備朝鮮戰爭到戰爭爆發，直到交戰雙方舉行停戰談判的時期。以前，由於來自中、蘇、北朝鮮三國的資料十分稀缺，有關朝鮮戰爭起源的研究是十分困難的。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這一局麵改變了。首先是中國陸續公布了一些原始資料[1].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蘇聯方麵也開始公布許多原始資料。 1994年6 月，葉利欽訪問韓國時，送給當時的韓國領導人金泳三216 件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後來，美國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出版的《國際冷戰研究計劃通訊》上，譯載了部分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後來，一些能夠接近前蘇聯政府檔案的俄國專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價值的二手文獻[2].這些資料的大量湧現，構成了此一研究領域中的“資料革命”。不過，這些原始和二手資料並不完整，中國公開的資料仍然十分有限 字號（4 ）{[3]，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雖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如1949和1950年之交，斯大林與毛澤東在莫斯科舉行的關於金日成戰爭計劃的討論記錄便告闕如。因此，不少關鍵決策的內幕仍待挖掘。
雖然大部分有關中國出兵朝鮮的原始資料來自中、蘇、北朝鮮三國，但建立在這些原始資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獻中最具價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所提供，因為他們可以比較客觀地研究而不受約束。在西方，對朝鮮戰爭起源的探討有過傳統和修正兩大學派。傳統學派認為，是斯大林連同毛澤東策劃了這場戰爭，其目的在於檢驗美國遏止國際共運擴張的決心有多大；毛澤東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蘇聯管西方共運、中國管東方共運的分工原則，在此前提下北京答應出兵援助平壤。傳統學派的新生代學者則爭辯說，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發動了戰爭；斯大林害怕朝鮮戰爭會引發蘇美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因此對金日成的主意不表熱心；但金日成一再堅持，於是斯大林征求過毛澤東的意見後便對金日成開啟綠燈。這些新生代學者認為，中國的卷入乃源於它對美國武裝威脅必須作出回應。而修正學派的觀點是，在朝鮮戰爭中是韓國侵略北朝鮮或誘使北朝鮮入侵。修正學派的新生代學者則辯稱，戰爭的最終策動者既非莫斯科和北京、亦非華盛頓，戰爭之起因應從朝鮮的國內因素方麵追查；朝鮮戰爭實質上是“革命的北方”對“反動的南方”的一場內戰，追究誰打響第一槍並無意義。美國學者布魯斯。克明斯領導了這一流派，但學者中附合者甚寡。1990年，一位韓國學者曾指出，除了傳統學派的舊生代學者以外，整個西方學術界均傾向於認為，雖然中國對朝鮮戰爭的策動是知情者，並祝願北朝鮮獲得勝利，但中國事先並未積極介入戰爭準備。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公開以前，大部分西方學者都同意，中國出兵朝鮮“是對美國對中國領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脅的不情願的回應”、“是對莫斯科全盤冷戰戰略的附合行為”。
當中國開始公布相關資料時，幾乎所有的官方資料都把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描繪成一個不情願的介入者，強調當時的中國亟想將注意力放在攻占台灣和國內建設上，並無意卷入這場戰爭。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被解密公開，現在人們已經了解到，史學界傳統學派提出的關於朝鮮戰爭起源的解釋比修正學派的觀點更接近真相。已有幾位美國學者利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說明了這點。
本文作者不僅參考了蘇聯的這些新近公布的資料，也廣泛和深入地分析了來自中國的資料。筆者認為：傳統學派關於朝鮮戰爭起源的觀點較為準確，中國並非不情願地卷入戰爭準備；在五十年代上半葉，中蘇、中朝之間並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願意響應莫斯科和平壤發動的朝鮮戰爭的“緊張”關係，中國之所以參與這場戰爭，不僅僅是被動地回應蘇聯的請求和美國的威脅，還明白無誤地有自己的積極的目標，如換取大量蘇聯武器為解放軍換裝、換取大量蘇聯援助以複興經濟等；在驅使中國參戰的蘇、美兩大因素中，蘇聯因素更具決定性，而且蘇聯因素之性質與以往人們所知道的幾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點主要發現，其中許多地方與大多數學者根據二手文獻得出的、目前在學術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觀點大相徑庭：其一，中國對戰爭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於人們以往所知。其二，中國出兵朝鮮有三個前提條件，其中並不包括先行攻占台灣。其三，中國雖然誤以為美國會派日本地麵部隊入朝，但卻正確地預測到，美國不會假道朝鮮入侵中國；此二項預測結合在一起，對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圖令華盛頓止兵於三八線，但另一方麵又設計了誘敵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敵軍登陸和北上之機殲敵，因此中國未派象征性部隊先行入朝以警告華盛頓不要越過三八線。其五，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目標是多重的，不過並無支配北朝鮮的意圖，這多重目標中主要的十個是，拯救北朝鮮、打消斯大林的懷疑、讓解放軍取得現代化戰爭的經驗、用蘇製武器裝備給解放軍換裝、取得大量蘇聯援助以複興中國經濟、加入聯合國、占領部分韓國領土以交換美軍撤出台灣等、引誘台灣國民黨軍進攻大陸以便圍殲之、消除美國以核武器報複中國本土或中國軍隊的動機、令南北朝鮮基本恢複戰前邊界。其六，中共對蘇聯的政治依附源於中共建國前蘇聯的餉械援助，這一依附性不僅極大地局限了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選擇，而且在中國建國後希求得到大量蘇聯援助以保衛和複興國家的情況下，進一步增強了。在以下的討論中，筆者將詳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對平壤發動戰爭的設想是如何反應的？
（1949年1 月至12月）
1949年初，中共控製了整個東北，北朝鮮既有了一個安全可靠的大後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軍中成千上萬訓練有素的朝鮮族人官兵為基礎組建朝鮮人民軍的主力部隊。於是，金日成便不失時機地兩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統一朝鮮的戰爭計劃，但均遭斯大林拒絕。當時，斯大林擔心美國的地麵部隊會入朝作戰，但他並未將這一考慮如實轉告毛澤東。
中國卷入朝鮮戰爭遠較人們以往所知為早、為深。1949年5 月，中共建國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國與毛澤東商談以武力統一朝鮮之事。當時，毛澤東請這位特使轉告金日成，還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製全國、而外國武裝幹涉中國的危險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鮮不宜過早地對韓國采取軍事行動。但毛澤東對金日成的戰爭計劃是持比較積極的態度的，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金日成，未來若在朝鮮戰爭中美國派遣日本的地麵部隊入朝作戰、使北朝鮮處於不利地位時，中國會出兵相助。至於中國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麵部隊跨過三八線再出兵，當時則未予明確。毛澤東所考慮的出兵前提中，並未包括必須等到中國解放台灣之後這一點。毛澤東在會見金日成特使時，同意將解放軍的三個朝鮮族人師及兩個團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此即中國卷入戰爭準備之發端。西方國家曾長期認為，金日成親蘇而不親華，其實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澤東一樣對共產國際心懷不滿，他曾對一中國代表團成員說，“每當朝鮮受苦受難時，就依靠中國。中國人民……是朝鮮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澤東對金日成的支持乃基於與北朝鮮共產黨人的意識形態相關性和道德義務感、對國民黨假道朝鮮反攻大陸的戒備，以及他對美國隻會派遣日本部隊入朝作戰的誤判。當時，毛澤東與金一會麵時主要討論的是日本而非美國地麵部隊入朝作戰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計。那時，毛澤東認為，美國的人力資源不夠，如果要幹涉朝鮮就必須利用日本的人力資源；而中國的軍事當局估計，日本可用於侵朝的雇傭兵人數至多隻有六、七萬人，不難對付。中共和北朝鮮當局當時認為，二戰中戰勝國的對日和約尚未簽訂，日本在法律上仍可舉兵抗華，這種估計與日本軍國主義之凶蠻留給中國人、朝鮮人的心理陰影也有關；同時，二戰後美國業已開始重新武裝日本，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可能的複活也憂心忡忡。因此，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共和北朝鮮當局一直把日本部隊當做支持南朝鮮部隊的假想敵。例如，中共建國後，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識》就連篇累牘地刊登文章，強調日本而非美國地麵部隊入朝作戰的可能性。一直到 1951年7 月初，周恩來才正式通知蘇聯駐華大使，北京現在相信美國不會派日本地麵部隊入朝作戰。
中共1949年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的這三個朝鮮族師當時在解放軍中的番號為156 、164 、166 師，連同一並移交的另外兩個朝鮮族團，解放軍共為北朝鮮人民軍提供了兵員69，200 人，構成了朝鮮人民軍的作戰主力，占朝鮮戰爭前朝鮮人民軍總數148 ，680 人的46.5％。解放軍的這些朝鮮族部隊主要是從東北的朝鮮族（尤其是延邊朝鮮族）地區征集兵員組成的，與中共基於某項中朝兩黨協定為北朝鮮征募、訓練部隊有關。因此，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東北的朝鮮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東北部隊的比率即高達每17人出一兵，比全東北地區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出幾乎一倍。按中共當時的政策規定，在中國境內居住的朝鮮族人屬於中國籍，而且這些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的解放軍朝鮮族指戰員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國而非北朝鮮，因此，這些官兵是中國國民而非北朝鮮國民。
由此可見，參加朝鮮戰爭的中國軍隊並不是於戰爭爆發後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過鴨綠江的，中共於1949年（即朝鮮戰爭發動前）移交給朝鮮人民軍的三個師又兩個團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國的“誌願”軍。沒有這支解放軍部隊的加入，朝鮮人民軍就可能不具備足夠的戰力發動對韓國的進攻。所以，高崗的前衛士長魏寶玉曾透露，“中共中央東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統一朝鮮”。中國此後又繼續為朝鮮人民軍補充兵員，據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披露，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於1951年1 月16日又輸送給金日成10萬名以蘇式武器裝備的朝鮮族部隊，這些部隊的兵員包括中國東北的朝鮮族人、北朝鮮人以及五萬韓國俘虜兵，是戰爭打響之後在中國境內受訓成軍的。不過，中國從1949年5 月起介入朝鮮戰爭的準備階段時，毛澤東和金日成原來準備對付的並不是美國兵，而是日本兵，這是他們的誤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準平壤的戰爭計劃（1950年1 月至6 月）
中共建國後不久就控製了中國大陸，在對外關係方麵，關於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的談判已在進行中，中國已基本上不再麵臨來自外部的威脅。據斯大林派往毛澤東身邊的特使科瓦廖夫回憶，莫斯科曾一度擔心沃德事件和 “紫石英”艦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對中國的聯合軍事幹涉，到了1949年底這一擔心已經消除了。這樣的局麵增強了斯大林和毛澤東掌控內外局勢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澤東訪蘇期間，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戰爭計劃和毛交換了意見。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的前景有錯誤的預測，他以為戰爭爆發後美國將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國步兵幫助韓國，所以毛對金日成的戰爭計劃持積極態度。於是，斯大林向毛澤東提出了“請求”：北朝鮮攻入韓國後，若有外國出兵入朝、幫助韓國作戰，則中國也出兵入朝、幫助北朝鮮作戰。毛澤東和斯大林就此達成了協議，如果在朝鮮戰爭中發現（中蘇以外的）外力幹涉，那麽，中國將派陸軍、蘇聯則派空軍入朝作戰。為了避免蘇聯介入朝鮮戰爭之事在國際上暴露，毛澤東曾向斯大林建言：“可為中國部隊提供日造而非蘇造槍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據中、俄新近公布的資料，斯大林和毛澤東在會談中重點討論了避免使莫斯科與華盛頓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必要性、蘇聯為中國入朝部隊提供武器裝備和空中保護的必要性等。這樣，毛澤東實際上就把幫助金日成統一朝鮮置於比中共解決台灣更優先的地位上了。
毛澤東之所以答應斯大林的上述“請求”，固然與中共和蘇聯、北朝鮮的意識形態相關性有關，也是中共成立以來對蘇聯長期依附的必然結果[4].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公開以前，中共對蘇聯的政治依附關係常常被低估了。美國學者約翰·L ·甘迪斯提到過，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曾指證說，斯大林認為，真正的革命不應當是自發的，而是受莫斯科組織和指導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製的共產黨都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前蘇聯的檔案資料披露，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共產國際與中共的接觸極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澤東並不象中國的黨史研究者和部分西方學者所解釋的那樣獨立於蘇共，相反，在外交和軍事領域，中共的行動大多數都是得到斯大林批準後才實施的。抗日戰爭末期，斯大林把在東北收繳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給了中共軍隊，此後，在蘇聯紅軍撤離東北時，又悄悄地幫助中共鞏固其在東北的地位。
蘇聯的大量金錢和軍事援助對中國革命起過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很清楚，這都是他對斯大林欠下的舊債，如果他不以某種方式償還、不繼續依附於斯大林，斯大林是不會為他提供中國所迫切需要的各種外交支持、軍事保護和經濟援助的，而出兵朝鮮則是唯一的還舊債、邀新寵的機會。也正因為如此，斯大林實際上握有對毛澤東發號施令的權力，雖然這些號令表麵上被稱為禮貌的“請求”，但對毛澤東而言實際上是難以抗拒的，否則，毛澤東就無法為中共的新政權奠定穩固的基礎，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懲罰乃至拋棄。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這種關係完全符合“權力”的定義。美國學者艾倫·惠廷曾正確地指出：“在中蘇聯盟中，權力地位的不對稱性，使毛澤東在中蘇兩國發生政策矛盾時，極端缺乏手段來推進中國的政策。”近年來，中國的官方外交史也已承認，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決策與希求得到大量蘇援以啟動國內經濟建設有關。
在中國出版的相關文獻中，有一種極為流行的說法，即毛澤東此次訪蘇時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東興日記》的記載是，在毛澤東訪蘇的頭兩個星期內，斯大林每兩天半就會見毛澤東一次，如此高的會晤頻率怎麽能被解釋成毛澤東受冷遇呢？毛澤東在莫斯科時與斯大林之間曾有過一些不愉快，源於斯大林不同意供給中共海軍艦隻以解放台灣，這並不是大爭執。在中共的成長過程中，確實有過“奶大了的孩子不聽娘”的情況，而斯大林則用援助和懲罰並舉的辦法迫使中共服從，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蘇德戰爭爆發後，斯大林曾指望毛澤東在南滿一帶組織八路軍作戰，防止日軍侵蘇，並許諾首先在中蒙邊境以大量蘇援武器為八路軍全麵換裝，但毛澤東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換馬”而一再拒絕。為此，共產國際通過決議譴責了中共，蘇共從此便猜疑中共，稱中共為“人造奶油共產黨”，並采取了報複手段。[5] 斯大林藉此給了毛澤東明確的信息：“你不關心我的勝負，我也不關心你的死活。” 後來，在國共內戰時期，斯大林曾試圖說服蔣介石親蘇疏美，失敗之後就轉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為毛澤東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蘇聯的舊債太多，當斯大林“請求”中共必要時出兵援朝時，有求於蘇聯的毛澤東是很難拒絕的，而積極主動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則是十分符合邏輯的。
1950年1 月中旬，毛澤東尚未離開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戰爭計劃已獲批準。不過，斯大林告訴金日成：“此一問題仍須由中國和朝鮮同誌聯合作出最後決定。”因此，1950年5 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澤東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鮮發動進攻的請求，毛澤東自然依照與斯大林的約定照準，並作出了必要時會派兵入朝的具體承諾。據前蘇聯政府檔案中一份“有關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和停戰談判的情況”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與毛澤東的會談中，“毛澤東強調，他不相信美國會為朝鮮這麽塊小地方而卷入戰爭，並說中國政府將派一支軍隊駐紮在沈陽一帶，以備在南朝鮮吸收日本士兵加入軍事行動時入朝作戰。”1950年底入朝參戰的解放軍38軍113 師師長江潮亦回憶說：“我們的失算在於沒料到美國會直接幹涉。”
根據以上情況，筆者認為，中國卷入朝鮮戰爭既早且深，可以說，這場戰爭是北朝鮮、蘇聯、中國三方策劃的結果。在朝鮮戰爭中，斯大林既扮演了“發令員”的角色，又是中國、北朝鮮這兩個“運動員”的“教練”。他安排了一場接力賽，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澤東接棒。顯然，若無斯大林做此種安排，朝鮮戰爭或許就不會發生。一旦金日成獲得了來自蘇聯的戰爭物資和顧問、來自中國的久經戰陣的官兵，又正式向蘇聯、中國“請求”向韓國進攻而獲準，北朝鮮當局就進入了準備戰爭的“倒計時”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中國不但不是一無所知，相反，還積極地從旁協助、配合支援。例如，朝鮮戰爭爆發一個星期後，中國政府情報部長鄒大鵬於1950年7 月4 日曾告訴蘇聯駐華大使，中國已向南朝鮮派出了間諜人員，並允許一支北朝鮮部隊從山東半島渡過黃海到韓國登陸。
為參戰做準備（1950年1 月至9 月）
1950年1 月，毛澤東剛與斯大林談妥朝鮮戰爭的計劃，在北朝鮮人民軍發動對韓國的進攻前數月，中國就開始為出兵朝鮮作準備了。解放軍的七個野戰師於該月奉調東北，加上東北軍區（含內蒙古軍分區）原有之部隊，那時東北共有軍隊40萬之眾。如此龐大的部隊數量遠遠超出了維持東北治安的需要，毫無疑問，這些部隊的集結是為了參加即將到來的朝鮮戰爭的。1950年2 月，解放軍42軍行軍赴東北途經北京時，朱德曾指示該軍軍長吳瑞林：“你們要一麵生產建設，一麵準備戰鬥。目前，美帝國主義仍占領朝鮮半島……我們必須解放那裏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國還在河南屯兵九個野戰師共12萬人（隸屬於13兵團），後來，朝鮮戰爭一爆發就急調這些師入東北，與先前抵達之部隊組成了東北邊防軍，以粟裕為司令員。中國雖然不一定了解北朝鮮的作戰計劃的細節，但對其大致的構想顯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鮮人民軍計劃於6 月25日發動進攻，就在進攻開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領導層於1950年 6 月22日至26日連日開會，研究朝鮮局勢，東北邊防軍粟裕司令員專程赴京與會。
中國同時還展開了在韓國的諜報工作，向韓國首都漢城派出了諜報人員王以倫、丁升烈等。北朝鮮人民軍攻占漢城及仁川市後，中國駐北朝鮮大使館武官王大綱隨即前往漢城與這幾位中國諜報人員秘密會麵。那時，王以倫讓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騎摩托車前往漢城匯報“仁川的敵情”（即聯合國軍在仁川的偵察活動），這表明中國早就預料到聯合國軍可能在仁川登陸。1950年7 月下旬，誌願軍正式入朝前三個月，解放軍42軍軍長吳瑞林就奉命率二名偵察參謀，化裝成火車頭司機，在北朝鮮境內勘察地形達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鮮的內務部察覺，報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據報告中的描述，發現其中年紀較大者為他的老朋友吳瑞林，於是交代北朝鮮內務部人員不要打擾解放軍的諜報人員。
朝鮮戰爭爆發後，聯合國出兵幹涉，這才使中國認識到它先前所做的參戰準備是很不充分的。中國立即請求蘇聯為中國即將入朝的軍隊提供空中保護，1950年7 月，斯大林兩次向中國保證，如果中國在東北加強兵力，蘇聯將派一個戰鬥機師前往東北為他們提供空中保護。當蘇聯作了承諾後，中央政府馬上指示東北地方當局成立一個以林楓為首的機場建設委員會，有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其事。1950年8 月，蘇聯的一個空軍師就開進了東北。至1950年底，東北當局共修複了31個日本關東軍留下的機場，其標準是滿足蘇製米格-15 噴氣式戰鬥機起降的要求，這些機場可供31個飛行團近2 ，000 架飛機使用，這一飛機數量與聯合國軍在朝鮮使用的飛機數量相近。由此可見，中蘇雙方原先準備的空戰規模是相當大的。
從毛澤東於1950年5 月批準金日成的戰爭計劃，到金日成於同年10月初向毛澤東求救，在這短短的幾個月中，中國領導人至少召開了九次會議，討論出兵朝鮮的問題，平均每個月三次，這說明中央政府積極地進行了戰爭動員及準備。在這些會議上，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讚同和支持，目前還沒有可靠的證據能說明，參會的高級軍政官員中有誰曾對毛澤東的參戰主張表示過重大的不同意見。在誌願軍入朝作戰前兩個月的1950年8 月23日，東北邊防軍入朝作戰預算即已由周恩來主持確定。中國參戰的準備大體就緒，在50萬東北邊防軍（包括13兵團、9 兵團、19兵團等）和東北地方政府內部也進行了戰爭動員。1950年8 月中旬，高崗就曾在一次東北邊防軍的幹部會議上說，“我們必須主動幫助朝鮮人民……讓朝鮮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當時，東北邊防軍屯兵中朝邊界時並未及時換上蘇聯武器，這一點後來使西方史學界產生誤解，以為中國遲遲未做好參戰準備。其實，東北邊防軍未及時換裝的原因是斯大林堅持“不見兔子不撒鷹”、一定要這些部隊入朝作戰後才予換裝。鑒於斯大林曾給蔣介石、馮玉祥、毛澤東提供過大量餉械援助，而蔣、馮後來都反目成仇、毛也有前述知恩不報的表現，所以斯大林此次有所警覺。
近年來，中國的資料中提到了一個故事，即雷英夫（後任總參作戰部副部長）最早提出敵軍可能在仁川登陸的預測，先向毛澤東、周恩來匯報，中國政府再轉報北朝鮮。這個故事與史實並不相符。早在1950年7 月初，毛澤東和斯大林二人便在往返電文中多次談論到敵軍在仁川登陸的可能性。同月，鄧華奉命出掌行將入朝作戰的13兵團時，寫過一份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預測聯合國軍將在朝鮮半島中部登陸。此外，當時的中國駐北朝鮮大使館武官王大綱也曾從漢城發回密電，報告當地人對聯合國軍可能於9 月15日大潮時在仁川登陸的預測。1950年8 月底，東北邊防軍指揮部通過林彪向朱德建言，讓仁川登陸之敵北進到北朝鮮北部寬闊山區部再行圍殲。甚至當時國內的公開刊物上也有人討論過這一設想。[6]
由此可見，不管北朝鮮當局是否清楚聯合國軍的仁川登陸計劃，至少中國的軍事領導機關早有防備。中國未設法阻止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可能是出於軍事戰略上的考慮，欲利用這一機會造成不利於聯合國軍的戰略態勢。例如，解放軍39軍前軍長吳信泉後來回憶說，若誌願軍於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前就入朝作戰，勢必會挺進到三八線附近，這樣敵軍就會在北朝鮮的鹹興或南浦登陸，切斷誌願軍的後路，反而於誌願軍不利。中國的軍事指揮機關估計，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成功後極可能向北跨越三八線，聯合國軍越是向北冒進，中國軍隊就越有信心將之殲滅在多山的北朝鮮北部地域或與之形成僵持的局麵，所以中國軍隊在聯合國軍未接近中朝邊境前一直按兵不動。有證據表明，在朝鮮人民軍北撤和中國誌願軍過江這兩個戰略性行動之間，有著某種事先精心策劃的配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 月26日周恩來的“充分準備、初戰必捷”的講話便是證明。
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鮮（1950年6 月至10月）
朝鮮戰爭爆發之初，中國並沒有意識到，可以利用朝鮮戰爭來爭取進入聯合國，因此，中國政府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不應與朝鮮戰爭聯係在一起，二者應分開處理”。但是，很快斯大林就告訴中國政府，莫斯科的意圖是將這兩件事聯係在一起，於是中國和北朝鮮立即表示同意。這一方法具一箭雙雕之用，若北京被接納入聯合國，台灣問題就可迎刃而解。1950年9 月下旬，毛澤東在和蘇聯學者尤金談話時指出，如果華盛頓承認北京，北京將遵守國際社會要求它遵守的規範；若不承認，北京將不受約束而自行其是。
既然中國和蘇聯決定利用朝鮮戰爭這一機會獲得外交上的利益，就必須改變一些以往的外交策略。過去，蘇聯因為未能讓中國進入聯合國而“抵製安理會”，此刻，中蘇卻改而實行新的策略，即“利用朝鮮戰爭”爭取讓中國進入聯合國，其理由是，“聯合國若要解決朝鮮衝突，就得讓中國參與”，同時隨著戰事的變化改換談判解決朝鮮問題的要價。
當時，周恩來擬定了談判解決朝鮮衝突的五項強硬條件：即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美國軍隊撤出台灣、朝鮮人民自決內政、聯合國接納中國、諸大國準備對日和會，敵方隻有全部答應這些條件，才能進入談判。中國政府以為，華盛頓和倫敦為了防止中國武裝幹涉朝鮮，會同意中國加入聯合國。因此，在與蘇聯政府緊密的配合下，中國先後七次通過外交努力以實現其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一是要求聯合國正式接納中國，另一要求是讓聯合國特邀中國代表參與其會議）。中蘇兩國設法達到了第二個目的，但卻始終未能實現第一個目的。
中國為爭取實現其在聯合國的代表權所作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請印度出麵，向安理會的兩大理事國美國和蘇聯提出要求（當時蘇聯正抵製安理會、拒絕參加安理會會議，故不向安理會提出此要求），但未成功。第二次外交努力是由蘇聯以安理會理事國的名義直接出麵，向安理會提出要求，也未成功。第三次外交努力是由蘇聯和印度出麵，直接訴諸聯合國大會，要求讓中國參加聯合國大會，仍未成功。第四次外交努力由中國自己出麵，向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提出了控訴美國侵略台灣和空襲中國領土案，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將此案列入了議程，但中國還是未被邀請與會。第五次外交努力仍是中國出麵，向安理會主席、英國代表傑布提出了美國空襲中國領土的問題，未能達成目標。在第六次外交努力中，中國向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提出了美國空襲中國領土和船隻一案，結果安理會同意邀請中國代表參加安理會對美國幹涉台灣問題的討論。第七次外交努力發生在仁川登陸之後，再次改由蘇聯出麵，向聯合國大會的政治與安全委員會提出了解決朝鮮戰爭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一案，還是未成功。現在看來，中國當時試圖以不幹涉朝鮮來換取聯合國席位的打算並不現實；而且，隨著戰事的發展，“周五條”的非現實性也暴露出來。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一方麵利用各種外交渠道，一再警告華盛頓止兵於三八線；另一方麵，中國也在準備與聯合國軍作戰，當時製定的軍事策略是“初戰必勝”，企圖引誘聯合國軍深入到北朝鮮北部山區，以便善於山地伏擊的誌願軍獲勝。然而，要誘敵深入，就必須製造朝鮮北部軍力空虛的假象，所以，中國當時刻意掩蓋自己即將出兵朝鮮的戰略意圖，有意不派象征性先頭部隊到北朝鮮。這一為誘敵深入所作的戰略欺騙是成功的，從軍事戰略上看，甚至可以說，此一戰略欺騙成功的意義超過了聯合國軍在仁川成功登陸的意義，因為聯合國軍登陸後貿然北進、恰恰落入了這一戰略欺騙的圈套之中。
但是，這一戰略欺騙的政治代價是，由於不願派出象征性部隊，這一做法抵消了中國警告聯合國軍止兵於三八線的外交努力，英國學者傑拉德·西格爾也持此看法。如果當時中國公開地向北朝鮮派出先頭部隊，會為中國爭取加入聯合國以及阻止聯合國軍於三八線的努力增加不少分量，也許中國和聯合國軍就不一定會直接交火，雙方可能以三八線為界各自停兵。可是當時中國為了軍事目的而實行的戰略欺騙造成了西方國家的錯覺，它們以為，既然中國並不向北朝鮮派出象征性部隊，那麽中國在外交上警告聯合國軍不得越過三八線就隻不過是一種恫嚇和虛張聲勢而已。美國學者惠廷認為，“基本上，中蘇兩國的策略未能達到它的目標。它既不能說服聯合國讓平壤和北京進入旨在停火的談判，也不能阻嚇聯合國軍進入北朝鮮”。這樣，朝鮮戰爭的戰事就迅速擴大化了。
在關於朝鮮戰爭的研究中，有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認為中國參加朝鮮戰爭是為了抵抗美國假道朝鮮入侵中國本土的企圖，即中國要保家衛國。而筆者在研究中發現，中國領導人其實當時並無這種擔心。他們知道，由於中蘇同盟關係的存在，美國不會、也沒有進攻中國的準備；同時，由於蘇聯不肯向中國提供海軍艦艇，中國將長期缺乏渡海攻擊台灣的能力，因此也不會與美國在台灣地區發生軍事衝突。所以，在朝鮮戰爭是否會擴大到中國這一關鍵問題上，1950年中國政府內部往下傳達的的估計是：“世界無大戰，遠東有戰事；中國無大戰，廣東可能有戰事”。這裏所講的廣東的戰事，是指國民黨軍隊可能渡海挑起對大陸的局部襲擊。可以假設，如果聯合國軍當時止兵於三八線，中國也許就不一定出兵朝鮮，或許會改而以支持在韓國發動人民戰爭來代替直接出兵幹涉，就象五、六十年代中國在印度支那的作法那樣。
當中國發現，麥克阿瑟指揮的聯合國軍不聽警告，越過三八線北進追擊朝鮮人民軍殘部，進入了中國軍隊可能設伏的山區；而莫斯科又答應為中國出兵朝鮮提供武器和空中保護後，兌現此前向蘇聯和北朝鮮作出的承諾的時機到了，中國軍隊立刻大規模出兵朝鮮。然而，在中國正式派軍入朝的前夕，即1950年10 月的頭19天裏，中蘇雙方的決策過程似乎都出現了相互矛盾和令人費解的跡象。在這19天中，毛澤東曾告訴斯大林，中國將取消或推遲出兵朝鮮；而斯大林則在毛澤東重新確認出兵之後通知毛澤東，蘇聯將延期出動掩護誌願軍的空軍。一些史學家對此的解釋是，中蘇兩國在卷入一場大戰之即，都出現過“最後一分鍾的猶豫”。而筆者則認為，在是否參戰這一點上，其實毛澤東和斯大林都未真正地猶豫過，雙方的表麵上的“退縮”隻是彼此討價還價過程中做給對方看的一種姿態。
毛澤東先表示出“退縮”之意，其動機是想向斯大林施加更大的壓力，以獲得更多的蘇聯軍事供應和空中保護。這“最後的猶豫”並不是因為當時中國領導人對是否出兵有重大分歧。1950年10月2 日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是誌願軍入朝作戰前的一次重要決策會議，此會召開前兩天，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在接見派往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中共聯絡官羅貴波時，便已責成他轉告胡誌明：“中國已決定出兵援朝”。在10月2 日的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有意識地讓與會者提出幾點不宜出兵的理由，以便他向斯大林施加壓力時引用。據當時在會場內外值班的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會上根本無人反對出兵。高崗的遺孀李利群和衛士長魏寶玉均說，高崗對出兵一事根本沒顯露過保留的態度。
此次會議之後，毛澤東派周恩來於1950年10月8 日前往蘇聯，會同已在蘇聯的林彪，麵見斯大林，佯稱出兵朝鮮困難很大。其實，此時毛澤東調兵遣將的活動並無須臾停頓。就在周恩來出發去蘇聯見斯大林的當日，1950年10 月8 日，毛澤東就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國決定出兵參戰。第二天，誌願軍後勤部即開始大量運送戰爭物資入朝。中國當時口頭上和軍事行動上的一虛一實說明了，毛澤東並非不想出兵，而是藉出兵與斯大林討價還價。斯大林允諾武裝五至六個師的解放軍，毛澤東並不滿足，他想得到更多，最後他實際得到的是100 個師的武器裝備。所以，盡管中蘇雙方之間藉出兵與否討價還價，斯大林還是兌現了提供武器裝備的承諾，毛澤東也恪守了出兵朝鮮的承諾。於是，在彭德懷統率下，東北邊防軍改名為誌願軍，終於在1950年10月19日開始渡江，入朝作戰。
誌願軍入朝前，毛澤東原希望蘇聯空軍能在誌願軍入朝後兩個月內即行出動。但斯大林卻告訴中國，要推遲出動空軍。因為，當聯合國軍逼近鴨綠江邊時，安全降落地帶縮小了，斯大林擔心蘇軍飛行員可能被聯合國軍生俘而引發美蘇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誌願軍於10月19日入朝後，聯合國軍全麵後撤，發生上述問題的風險降低了，於是蘇聯空軍從11月1 日開始就加入空戰、與聯合國空軍交手了。所以，實際上蘇聯空軍不但沒有推遲出動，相反還提前出動了，在誌願軍入朝後11天即進入空戰、開始為誌願軍提供空中掩護。
在中、蘇兩國新的資料公開之前，美國學者惠廷認為，中國與朝鮮戰爭的關係有以下四個特點：一，中國認為自己首要的任務是解放台灣，而在朝鮮對聯合國軍采取行動應由莫斯科負責；二，中國當時麵臨嚴重的經濟、內政問題，所以它對朝鮮戰爭唯恐避之不及；三，中國並未精心策劃、引誘聯合國軍深入朝鮮北部，以便殲滅之；四，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國並無派兵入朝的準備。另兩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郝雨凡和翟誌海也得出過類似的結論，他們認為，“當朝鮮戰爭於 1950年6 月25日爆發之時，中國像美國一樣沒有思想準備”。本文以上的分析證明，這些結論是不成立的。
誌願軍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及其結果（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從中國出兵朝鮮後的行動中可以發現中國在此次參戰行動中的諸多目標。首先，中國要消除因聯合國軍占領北朝鮮而帶來的直接或間接的軍事威脅，保障東北和鴨綠江上水電站的安全。其次，中國領導人希望借助蘇聯的援助，讓解放軍取得現代化戰爭的經驗，並用蘇聯的武器裝備換裝，建立中國自己的技術兵種和軍事工業，讓中國的經濟複興獲得新的動力，並增強解放台灣的能力。筆者認為，中國和西方的史學家可能忽略了這一組物質主義導向的目標。
美國學者查閱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後發現，“在斯大林於1953年3 月逝世之前，他與毛澤東之間的大部分通信是關於中國請求蘇聯給予武器裝備的”。中國出兵朝鮮一舉，從蘇聯得到了很高的回報，斯大林及其繼任者不僅用嶄新的蘇造武器替中國裝備了100 個步兵師，並幫助中國建立了能有效作戰的空軍、海軍、炮兵、坦克兵等技術兵種，而且還援建了300 多項大型工程項目，使中國得以形成獨立的軍事工業體係。如果把蘇聯從1945到1955這10 年間為中國提供的武器裝備加在一起，足以裝備300 餘個步兵師。可以說，蘇聯對中共的武器轉讓規模是現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這樣超大規模的援助是毛澤東以前的近代中國的曆任統治者無法企望的，蔣介石從美國得到的武器援助遠比毛澤東少，而且美國並未為中國援建過大型工程項目。毛澤東的幸運就在於找到了一個堅實的靠山，然而，為了獲得這些援助，在朝鮮作戰的數十萬誌願軍付出了生命和鮮血的代價。
中國在朝鮮的作戰目標並不是建立在北朝鮮的長期性支配地位，也不是在鴨綠江南岸北朝鮮境內建立便於中國防衛的緩衝區，而是在軍事上摧毀聯合國軍的有生力量、重獲戰爭主動權，在政治上解放全朝鮮、迫使聯合國接納中國、使美軍撤出台灣等。為了實現這一係列作戰目標，誌願軍入朝後連續發動了五次戰役，前三次和第五次是進攻性的，第四次則是防禦性的。這五次戰役中，前四次是成功的，最後一次則失利了。誌願軍能大量殲滅聯合國軍、突破三八線、令華盛頓大失臉麵，使斯大林相當滿意。更重要的是，誌願軍在遠東拖住了美軍的有生力量[7] ，減輕了北約在歐洲對蘇聯的壓力。同時，由於誌願軍的參戰，北朝鮮當局免遭滅亡之命運，然後又得以光複三八線以北的原控製地域。從軍事學角度來看，誌願軍的第一次戰役是隱蔽設伏、突然襲擊，因此並不能顯示雙方真正的實力對比；而誌願軍的第二次戰役的大獲全勝則具有曆史性意義。美國軍事史作家弗朗克蘭和道林認為，這次戰役是二十世紀中的決定性戰役之一，體現了中國軍隊具有相當的指揮和作戰能力，能戰勝裝備優勢、訓練有素的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
但是，由於中國軍隊缺乏重型武器和空中力量，無法在連續作戰中保持優勢，這場戰爭後來變成了雙方拉鋸式的僵持局麵，中國不得不放棄占領韓國全境的計劃。當時，毛澤東一再指示彭德懷以疲兵突破三八線，因為毛擔心斯大林懷疑誌願軍攻占韓國的決心。由於朝鮮半島東、西兩岸的海岸線不易設防，所以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所要求的攻占韓國的作戰目標其實並不現實；即使勉強實現了，也很可能隻是個暫時的、曇花一現的成功，很快就會被敵軍從後方登陸、切斷後路、包抄圍殲。誌願軍司令員彭德懷一再頂住來自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的要求南進的壓力，堅持穩紮穩打，始終未深入韓國追擊聯合國軍，這才使誌願軍得以避免重蹈金日成初次攻占韓國失敗的覆轍。彭德懷的決策雖然阻止了蘇、中、北朝鮮政治領導人的戰略企圖，但基本上維持住了誌願軍作為戰役勝利者的姿態。
雖然誌願軍與聯合國軍在朝鮮的對抗基本上是以地麵作戰為主的局部戰爭，但是，這場戰爭還存在著升級成核戰爭的可能性。在第四次戰役期間，曾出現過美國對誌願軍或中國本土實行核打擊的可能。據38軍112 師326 團前任團長李耀庭回憶，當時為了預防美國發動核打擊，誌願軍司令部曾命令部隊不得過度南進和過度集中。如何控製戰爭的範圍、避免誘發核戰爭或世界大戰，成了朝鮮戰爭裏中國、蘇聯、北朝鮮方麵不得不小心對待的問題。例如，在第二次戰役期間，作戰地域處於以安東為基地的米格15戰鬥機的作戰半徑範圍內，如果當時蘇、中空軍全麵出動、實施對地支援，截斷西線聯合國軍的南逃之路、炸沉東線聯合國軍的撤退船隻，將可能成建製地殲滅更多的聯合國軍，使戰果更輝煌。但是，北京和莫斯科卻抑製了這一衝動，自我限製空戰的規模和烈度，從未空襲聯合國軍的地麵和海上部隊，更不去襲擊聯合國軍空軍在韓國和日本的基地，以免刺激美國對誌願軍和中國本土進行核報複。
中國出兵朝鮮之後，原來針對台灣的軍事態勢便從進攻性轉為防禦性。毛澤東曾設想，乘朝鮮戰爭爆發之機，可對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運用引蛇出洞再殲滅之的策略。他為此指令沿海各省（除少數幾個地方外）均不得大建要塞，應當先讓敵人登陸和深入內陸再圍殲之，以削弱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有利於未來的解放台灣的戰役。但國民黨當局未曾渡海反攻大陸，引蛇出洞的策略未達目的。
通過外交談判解決朝鮮問題（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在出兵朝鮮之前，中國的外交努力旨在爭取中國在聯合國中的代表權和設法讓聯合國軍止兵於三八線。中國出兵之後的外交努力便轉變為確立有利於中國、北朝鮮、蘇聯的停戰談判先決條件。在朝鮮戰爭的初期，中國對誌願軍能否有效地抗擊聯合國軍心中無數，一度定下了這樣的停戰談判底線，隻要誌願軍能占領平壤—元山鐵路線以北的地區，就可以展開停戰談判。為了保留停戰談判的空間，中美之間曾通過中間人秘密傳遞書信，中國方麵急切地想知道美國方麵的談判先決條件。但不久以後聯合國通過了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這些秘密聯係便從此中斷了，中國從未承認過這些秘密的遞信活動。
在朝鮮戰爭的停戰談判問題上，斯大林的態度不如毛澤東那麽強硬。這也從另一個側麵表明，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發動戰爭的態度要比斯大林更積極。斯大林曾經有這樣的期待，誌願軍占領包括漢城在內的部分韓國領土後，中國可用這些領土與美國交換，爭取讓美軍撤出台灣，進而讓聯合國接納中國、諸大國共同簽訂對日和約以及朝鮮停戰協定。中國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將這一精神納入停戰談判的先決條件。
誌願軍從第一次戰役到第四次戰役，作戰基本上是順利的。彭德懷本欲挾第二、第三次戰役勝利之餘威，向敵方提出舉行停戰談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要解決朝鮮問題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設想。如果當時能按照彭德懷的意見開始談判，也許中國獲得的利益比後來實際得到的還要多，甚至可能創造攻占台灣的條件。然而，當時毛澤東看到誌願軍進展順利，就想進一步擴大戰果，以為誌願軍能夠迫使聯合國軍在戰敗或劣勢的地位下坐到談判桌前來。這樣，中國政府提出了四項強硬的停戰談判先決條件：外國軍隊撤出朝鮮、朝鮮人民自決內政、美軍撤出台灣、聯合國接納中國。其意圖是讓聯合國軍無法接受、從而得不到喘息的機會。這也許是毛澤東軍事生涯中最大的敗筆之一。當時，美國提出的停火談判條件是“先停火、後談判”，而毛澤東則針鋒相對地堅持“先談判、後停火”，並兩次拒絕了聯合國的和平建議。聯合國的第二次和平建議其實對中國是極為有利的，其中包括尋求解決台灣問題和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問題。可是毛澤東當時對軍事形勢的看法過分樂觀，又想在斯大林麵前表現出決不對美帝國主義抱有幻想的姿態，因而拒絕了聯合國的第二次和平建議。
不久，誌願軍在第五次戰役中失利，此時中國領導人才認識到，在誌願軍現有的武器裝備條件下，要通過戰場勝利把聯合國軍逼到談判桌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誌願軍第五次戰役的失利成了中國對停戰談判的態度由硬轉軟的分水嶺。由於誌願軍在三八線以南的推進相當有限，不但無法為北朝鮮當局奪得整個韓國，甚至連在開始停戰談判前占領更多韓國領土這個目標也無法實現。最後，韓國和北朝鮮基本上還是按戰前的邊界各自恢複了自己的控製區。 1951年7 月，中國不得不放棄了上述的四項強硬條件，以與聯合國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談判桌前，而中國在停戰談判中基本上什麽也未得到。
對中國出兵朝鮮的評價
中國留美學者陳建指出，在中國出兵朝鮮的結果這一問題上，流行的觀點是，“朝鮮戰爭為中國帶來的後果是非常負麵的：出兵朝鮮導致成千上萬中國士兵傷亡，造成軍費猛增，阻礙經濟複興，令台灣無法收複，令北京至少在短期內更加依附於莫斯科，令中國遲至七十年代初才被聯合國接納”。中國軍方的學者徐焰則認為，誌願軍的傷亡數字雖然很大，但並不高於聯合國軍的傷亡數字[8] ；同時，盡管1951年中國的國家預算中軍費幾乎占了一半，但到1952年這一比例已降為三分之一；雖然中國在出兵朝鮮上花了很多錢[9] ，但卻從蘇聯得到了巨額貸款作為獎賞，此一巨額貸款幫助中國奠定了國防和工業現代化的基礎。
筆者認為，中國在朝鮮戰爭中至少有這樣一些收獲。首先，中國在朝鮮的軍事勝利為它在國際社會中贏得了大國的地位。牛津大學戰略學教授羅伯特·奧內爾指出，從朝鮮戰爭的第二次戰役開始，在此後的三年戰爭中，中國冒升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這一成就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過去近30年中源源不斷流向中共的蘇援餉械所帶來的結果。與毛澤東及其同事不誠實的聲稱相反，中共若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永遠也不可能獲得這一成就的。其次，中國成功地以出兵朝鮮換取到了大量蘇援，為中國的軍事、工業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如果不是毛澤東一直采取錯誤的、有時甚至是愚蠢的經濟發展政策，中國的現代化完全可能走得比實際的曆程更快更好。
朝鮮戰爭是否導致中共失去了收複台灣的機會呢？據中國學者楊奎鬆描述，1949年7 至8 月，劉少奇訪蘇的目的之一便是請求斯大林為解放軍攻打台灣提供直接的海上和空中援助，但斯大林隻答應給間接的援助，如幫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空軍。那時，斯大林擔心直接的蘇援會引發美蘇直接軍事對抗，進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1949年10至 11月，解放軍渡海攻打兩個島嶼失敗後，毛澤東於1949年和1950年之交訪蘇期間再次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請求，但斯大林仍然未讓步。楊奎鬆認為，毛澤東在訪蘇初期對斯大林不滿，正是因為斯大林拒絕了毛的這一請求，而不是因為中國國內所流傳的斯大林對毛澤東提議簽訂中蘇同盟條約一事的回應模棱兩可。因為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中找不出任何真憑實據來證明，毛澤東當時曾對斯大林關於中蘇同盟條約的回應產生不滿。斯大林1950年拒絕給中共海上和空中支援以解放台灣的真實原因，可能是斯大林想利用台灣尚未統一、中國未被聯合國接納兩件大事，迫使中共因需與美國對抗而不得不嚴重地依賴蘇聯。為了掩蓋這一目的，斯大林將朝鮮問題與台灣問題、中國加入聯合國問題掛鉤，他語氣堅定地告訴毛澤東，隻有朝鮮解放了，才能解決後兩個問題。
由此可見，在五十年代初期，由於解放軍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戰能力，其實並無能力攻擊台灣，再加上斯大林拒絕給予支援，所以，在朝鮮戰爭爆發前，解放台灣的機會事實上就已經不存在了。因此，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中共領導人就已決定將台灣戰役推遲二至三年。可以假設，如果中國當年未出兵朝鮮，也許中國可早一些進入聯合國，從而有助於解決台灣問題。但是，當中國領導人盤算出兵朝鮮的得與失的時候，大量的蘇援是非常現實、急需、又可以立刻到手的，而改善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一事則要虛得多。虛實相較，輕重易辯。
朝鮮戰爭並不是使中國轉而依附蘇聯的分水嶺。自中共於1921年成立以來，這種依附就始終延續不斷。雖然毛澤東在1941、1942年采取對蘇不合作態度曾一度引起了中蘇關係的緊張，但在朝鮮戰爭期間中蘇友好關係確實達到了頂峰。隻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蘇關係才變得緊張起來。斯大林支援國、共兩黨的地緣政治學考慮是，阻止中國落入外國特別是日本或美國之手、或落入對蘇敵對的政權之手，他在這方麵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但蘇聯也確實幫助中國在軍事上扭轉了相對於西方的頹勢，此“功”不應被忽略。當今天中國人強調中國站起來了的時候，不能 “忘記”了蘇聯在中國擺脫外來統治和威脅的曆史進程中曾扮演過的決定性角色，不應該對過去俄國人的義舉忘恩負義，也有必要從過去對毛澤東才幹的過高估計中醒覺。
從國內政治的角度看，朝鮮戰爭也有負麵效果。正如徐焰指出的，其中最嚴重的是，毛澤東作出出兵朝鮮的決定之後，中國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這大大增強了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使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在“集體領導”中相信毛甚於相信自己，因而導致毛的專製統治日益強化，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一係列苦難。
「作者附注」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論文TimesItalic{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May 1949-July 1951的中文摘要。該論文已修改成書，書名為《中國出兵朝鮮最新揭秘》，其英文版將由英國麥克米蘭出版公司作為major publication 出版，中文版擬由台灣麥田出版公司出版。
「注釋」
[1] 在政府檔案方麵，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在當事人的日記和通信錄方麵，有《周恩來書信選集》；還有當事人的回憶錄如《彭德懷自述》；在二手文獻方麵，還有許多麵訪記錄，以及間接提供了史料的一些出版物，如文革後才重新向公眾開放的《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一書。
[2] 這些俄國專家包括岡察洛夫、沃爾科岡諾夫、巴紮諾夫、丹尼索夫等人。
[3] 一位姓陳的解放軍院校的教授曾透露：“毛澤東和彭德懷之間就朝鮮戰爭問題曾有往返電文317 件。有些文件中提出的預期效果未能達致，便不予公布。即使在公布了的文件中，分析性的內容通常也已隱去。”
[4] 蘇聯插手中國的國內政治和軍事活動由來已久。從1924至1927年，莫斯科給了國民黨至少3 ，000 萬元、 12萬支槍、500 至600 名軍事顧問。由海路運送的蘇援槍械先後六次在廣州、汕頭卸貨，裝備了蔣介石的部隊；而由陸路運送的槍械則經烏蘭巴托至五原，裝備了馮玉祥部。自接受蘇援槍械後，國民黨的實力大增，遂得以控製全中國。蘇聯對中共的扶持更是中共發展壯大的基本條件。已有不少回憶錄透露了中共成立前後蘇聯源源不斷供給活動經費的史實。據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記載，中共早期的領袖張太雷每月從他處領取大洋220 元，是當時香港海員工人月薪的十倍。二戰期間蘇聯駐延安的特使弗拉迪米洛夫在日記中也寫道：“我親眼目睹了這類金錢移交。毛對此十分清楚。他自己就得到了不少。”負責坐鎮上海租界領取和分配蘇聯匯款的人可能就是陳雲，中共在各根據地、白區各地下黨能否形成氣候與經陳雲處得款多寡有相當關係。中共在贛南、閩西建立根據地，也與就近奪取汕頭、廈門或廣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參崴運來的蘇援槍械有關。所以，在井岡山時代，中共曾先後八次發動以奪取上述港口為目標的戰役或戰鬥（包括三打潮梅），不過均告失敗。江西根據地失陷後，紅軍在長征中轉向綏遠、寧夏、甘肅地區，也與靠近外蒙、接受蘇援槍械有關。西安事變前，中共與張學良所簽密約的核心就是中共同意分撥蘇援餉械給東北軍。西安事變後，蘇聯竭力撮合國共兩黨再度合作，並同意供給國民黨30個師的重武器和局部空中保護，但交換條件是國民黨必須供給共產黨每月60萬元的軍餉（前後共發了三年）。在1937年至1940年期間，莫斯科可能通過外蒙和新疆為中共秘密運送了數萬支（非蘇造）槍械。蘇聯紅軍於1945、1947年又兩次將日本關東軍的70萬支槍械（其中20萬支來自駐朝日軍）交給了中共。據原抗聯領導人彭施魯回憶，蘇聯還曾將在歐洲繳獲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給中共。這些來自歐洲的槍械可能是通過北朝鮮轉運的，據記載，北朝鮮曾將2 ，000 車皮的“日軍遺留”戰略物資交給中共。從1942年至1949年，美國通過大規模美援、為國民黨一共才武裝了45個步兵師，而從 1945到1948年之間，中共主要依靠蘇援槍械卻組建了210 個步兵師。
[5] 當時，蘇聯對中共采取的報複手段是，突然撤銷了蘇聯對新疆當局盛世才的支持，盛世才因此轉而反共，此舉使中共失去了連通蘇聯的後方依托。當盛世才扣押毛澤東之弟毛澤民等中共在新疆領導人時，蘇聯紅軍尚未撤出烏魯木齊、卻故意見死不救。時隔半個世紀，中共元老黃火青仍對此事唏噓不已。
[6] 《世界知識》1950年10月13日所載的軍事分析家鄧超一文即暗示了此項戰略。
[7] 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可在世界各地部署的機動兵力隻有十至二十個步兵師，朝鮮戰爭曾吸住了其中的大部分。
[8] 根據誌願軍和聯合國軍的統計數字，誌願軍的傷亡人數為39萬，聯合國軍為50萬。聯合國軍的傷亡人數應有三分之二即30多萬乃由誌願軍造成。39萬對30多萬，雙方幾乎打了個平手。
[9] 關於償還蘇聯軍事和工業貸款一事，徐焰指出，還款高峰期是1957至1964年，平均每年還款金額是10億元人民幣左右，而同期中國的國家財政支出平均每年是40億元人民幣。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