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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紹偉:財富到底是哪來的?

(2009-08-11 10:14:23) 下一個

方紹偉:財富到底是哪來的?

 中國經濟增長原因的五種分析
(《中國熱 -- 世界的下一個超級大國》作者)

1. 喜歡思考的人的分析

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 2007 年 9 月 16 日在由曾子墨主持的鳳凰“世紀大講堂”節目中 , 以喜歡思考的外行人“反思全球 GDP 猛增” , 分析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七因素” :

一、勤儉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美德。“儉”的影響直接促成了中國今天的 1.3 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二、中國人有文化、能堅持。傳統的中華民族特色:勤、儉與有耐心,是今天中國所以能有高速 GDP 成長的一個主要原因。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種姓製度,沒有許多國家的複雜人種衝突、宗教衝突。

四、中國曆史上已有二千多年以統一為最高目的的長久傳統。這個傳統促使文字統一,培育出來極大的向心力。世界上沒有其他大國有如此長久的統一曆史。

五、新中國建國以來對各層教育做了大量工作。文盲少是深圳設為特區以後,能幾乎立刻吸引幾十萬識字工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六、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十年來,全國基礎設施:公路、橋梁、電網、水利工程等,建設速度之快全世界震驚。

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的務實、虛心與靈活的政策。

楊振寧認為,前 4 個因素是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所致,而後 3 個因素則是中國政府的政績所在。這種分析充滿了常識感。但是,前 4 個中國傳統文化因素1978年以前就存在,可那時中國的經濟為甚麽就沒高速增長呢?後 3 個政績因素應該能解釋了吧?不然。楊振寧自己的話是:教育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就"做了大量工作"的。即是說,教育因素1978年以前就存在,但並未能促成以前高速增長起來。基建呢?基建本身就是"經濟增長",它本身就是有待解釋的,怎能用增長去解釋增長呢?"務實"也沒有解釋力。因為問題不在於務實,而在於務了什麽實。

2. 政治經濟學家的分析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 2006 年 9 月在北京的第三屆國際金融論壇年會上直接以“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原因分析”為題發言。張卓元也提出了七個因素 :

第一,改革開放大大激發了經濟的活力。

第二,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發展。

第三,中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有政府宏觀調控市場的經濟。

第四,中國具有世界上最豐富的勞動資源,中國人民有勤勞勇敢的優良傳統。

第五,中國具有巨大的不斷擴大的市場,還有中國由於長期比較貧困落後,基礎設施缺口很大,投資機會很多。

第六,中國具有持續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中國人民不僅勤勞,而且節儉。

第七,上個世紀 70 年代以來有利的國際環境。

張卓元的第四到第六個因素存在同楊振寧一樣的常識性邏輯錯誤 : 這些因素以前就存在,可都沒能促使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如果"貧困落後" ( 第五個因素 ) 也是高速增長的原因,非洲的許多"投資機會很多"的國家早就發展了。第七個因素的國際環境與以前不同,但問題是別的國家(如北韓)為什麽在同樣環境下卻沒能高速發展呢?這種外因顯然是"有之未必然",根本解釋不了問題。第一到第三個因素分析了楊振寧沒回答的"務了甚麽實"的問題。遺憾的是,這種羅列並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分析,而隻是"官樣文章"意義上的籠統之言。它沒能直接回答甚麽具體因素"激發了經濟的活力",而這恰恰是"蘇式"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致命盲點。

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學界,這種籠統之言特別盛行。"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 2006 年 8 月應人民日報一雜誌約稿撰寫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和風險"一文就是另一個例證。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原因主要有這樣幾個:一是有一個立誌發展經濟的政府和適宜經濟發展的政治環境 ( 具體關鍵點是什麽? ) ,二是經濟底子落後,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還處在貧窮階段,整個社會有快速發展經濟、改善生活水平的願望 ( 有願望就能增長 ?) ,三是國內經濟體製改革順應了經濟發展的要求,初步建立起一個高效率市場經濟 ( 高效率來自什麽具體因素? ) ,四是有一個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國經濟的發展順應了國際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潮流,獲得了國外資源的配合 ( 又是"有之未必然"的外因 ) ,五是國家製定了一係列扶持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極大地調動了國內外的經濟要素 ( 什麽關鍵政策 ?) ,六是中國人民有著勤儉節約和高儲蓄的習慣,使社會有能力投資搞建設,這在一定程度上拉動了經濟快速增長 ( 以前也勤儉節約,何況勤儉節約也有製約需求的一麵 ) 。

3. 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

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學家中也有,但美國的經濟學家尤多。 2006 年 11 月 27 日"中國經濟時報"的"外國學者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就有例子。中央黨校的韓保江教授介紹說 , Mathew Shane 、 Fred Gale 、 Wayne M· M orrison 等美國的經濟學家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歸因於五個因素 :

第一,高投資驅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第二,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保證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第三,效率改進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第四,劇增的國際貿易拉動支持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第五,體製改革與製度創新保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這些美國的經濟學家也把"以前就存在"並未能促使以前發展的"高投資"和"勞動力資源"當成現在發展的原因 ( 第一和第二個因素 ; 類似的還有 Richard Lynn 的 "中國人智商高"和 Gordon Redding 的"中國人的經商精神"等"事後性"解釋 ) ,也用"劇增的國際貿易"這種外因看問題 ( 第四個因素 ) 。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用類似於"索洛的經濟增長模型"作出的分析。這種分析隻注重經濟增長表麵的"投入來源",卻忽視經濟增長背後的"根本原因"。在最好的情況下,這種分析也隻把"效率改進"和"製度創新" ( 第三和第五個因素 ) 當成副加因素 , 而未直接回答為什麽"要素投入"在一個地方高於另一個地方。

4. 新製度經濟學的分析

真正把"製度"和"製度創新"當成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的是當今國內外逐漸壯大的新製度經濟學家。張五常認為:中國的崛起關鍵在於做對了明晰產權、自由契約和地方竟爭(《中國的經濟製度》)。並稱“當下中國的市場經濟的製度是最好的。幾千年來都沒有這樣好過!古今中外也沒有這樣好過!”

美國新製度經濟學家 Douglass North, Mancur Olson 和 Daron Acemoglu 認為,有效率和低交易費用的經濟製度和製度運行是經濟增長的關鍵,這種效率來源於一套能夠對經濟主體行為進行激勵的產權製度安排和政治製度安排。在規定人的經濟行為的效率和方向這個意義上,"隻有製度最重要"。 North 在其新著《暴力與社會秩序》進一步提出政治和經濟上的“開放機會”( OPEN ACCESS )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

5. 引導個人努力的製度分析

我在近著《中國熱》一書中進一步提出一個結構性框架,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於:近三十年來中國發展了一套鼓勵"生產性努力",抑製"分配性努力"和消減"破壞性努力"的製度。盡管當下的製度仍存在"十大問題",但這套製度使"做蛋糕的人越來越多,分蛋糕和搶蛋糕的人越來越少"。這套製度(包括不同於西方"竟選民主"的"德能民主製度")已經從根本上結束了中國曆史上"朝代更替周期"的悲劇。勞動和投資隻有在好的製度下才能有效率地創造財富,壞的製度隻會使一切努力都奔向"爭蛋糕"和"搶蛋糕"的老路上去。可以說,製度是第一生產力,財富是製度創造的。

在分析中國經濟增長原因時,我們要找的是"有之則必然,無之則必不然"的"事前的長期起作用的和非從屬的"製度因素,而不是"有之未必然"或"無之未必不然"的"事後的短期的或從屬性的"的文化、教育、管理、地理、氣侯、資源、資本、科學、技術、外部環境等因素。事後的、短期的或從屬性的因素要麽解釋不了"自己以前的不發展",要麽解釋不了"別人現在的不發展"。而隻有製度因素才能解釋"一切的發展或不發展"。在製度因素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非製度因素隻能解釋短期的經濟速度。在鼓勵生產性努力的製度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抑製分配性努力和破壞性努力的製度變化能解釋經濟速度的變化。

較完整地說,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原因有三個層次。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是各種投入(勞力、資本、技術)的相對增加。西方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增長理論,分析的就是不考慮製度效率因素的投入-產出的增長。經濟增長的間接原因則來自投入價格和供需環境的相對優勢和變動;廉價的勞力和強勁的外部需求,即便是在製度激勵不當的情況下也能在短期內拉動經濟增長,而金融危機則會由外部需求的下降限製經濟增長。但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於能長期有效地解決效率和激勵問題的相對製度變動。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缺的不是各種投入、價格優勢和環境便利,問題出在效率和激勵機製上。改革開放之後,效率和激勵問題的解決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在製度變動大致同步的情況下,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就由相對投入、價格優勢和環境便利所決定。

這種三層次的分析既避免了從勤儉、傳統、教育、相對落後等改革開放前就存在的因素去解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也避免了在解釋不同製度下的相似經濟增長和相同製度下的不同經濟增長的困難。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製度分析還細分了對鼓勵生產性努力的製度,抑製分配性努力的製度和消減破壞性努力的製度的考察。一定製度結構下的具體製度不僅能規定個人努力和個人收入的一致性,還能規定個人努力的方向性(生產、分配、破壞傾向)。這一製度分析由此導向了中國曆史上的"朝代周期"的新解釋(生產-分配-破壞性努力的製度性輪回)、中國改革的困難與前景的推測(輪回的終止和生產性努力的製度性增長)和美國霸權地位的重新估計(分配-破壞性努力的製度性上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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