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亦代:咖啡館的餘音

馮亦代:咖啡館的餘音

老友何為寄贈一冊剛出版的《老屋夢回》，一看便知是本憶念舊時歲月的書，其中有篇談到《文藝沙龍和咖啡館》的文章，讀後掩卷，當年情景油然記起，因為你也是個於咖啡館結不解緣的人。

我一向喜歡讀外國文人的回憶文章：海明威的巴黎瑞茲咖啡館，愛倫堡與巴黎洛東達酒吧，以及紐約文人群集的阿爾龔耿飯店就是他們發跡的地方，我羨慕這種波希米人的浪漫生活，這些也都是我做文藝學徒的憧憬之處。

1936年我大學畢業，憑考試在上海謀得了一個啖飯的職業。我在上海孑然一身，隻得找到一處亭子間住下。上海的文人大都住在亭子間過清苦的生活，我住了亭子間，工作之餘，便讀書寫文，夢想有一日能夠進入繆斯的殿堂。雖然寄出去的稿件，都進了編輯的字紙簍，杳無音信，但自我感覺還很好，因為住了亭子間似乎與文藝事業，又跨近了一步。彼時混跡十裏洋場的文人，不論有否成就，大都與亭子間、咖啡館和街頭閑步三者結合在一起。

我這個沉浸於做作家白日夢的人，住亭子間與漫步長街是做到了，但卻不敢一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上林立的咖啡館。咖啡館的幽黯燈光和柔和音樂顯得神秘與誘惑，可是進進出出不是白皮膚的男女就是間有黃皮膚的高等華人，我這個措大，隻能自慚形穢，怎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心裏總十分不甘。外國人不論，為什麽同是中國人，隻因為他們有錢，便可以堂而皇之自由進出，而囊中羞澀的我，卻隻能望而卻步呢。真太不公道了。因之，心中一腔怨艾，總盼有一天能出這口鳥氣！

1937年“八一三”事變，上海淪為戰場，隻有住在租界的人可以隔岸觀火，但是心裏總不是滋味。中國軍隊撤退時，閘北大火，幾天幾夜的火光與濃煙，滾滾不散。我含著淚在高樓上張望，那時情景至今不能忘記。我想離開上海，不願在租界裏醉生夢死，卻好我工作的保險公司要去香港設立辦事處，派我去籌備，我便搭船南行。

香港人有坐茶樓的習慣，無論是商場買賣或文壇求稿，都是在茶樓裏成交的，老派的在茶樓裏，洋派的則以坐咖啡館作替代。上海去的一批文化人大都進出於中華閣仔和聰明人俱樂部，兩者都是飲茶和喝咖啡的地方。那時一元法幣可以換兩塊港元，特價又便宜，大家都可應付。剛好詩人徐遲把在一家晚報做電視翻譯的工作讓給了我，我每天下午工作完畢，就坐在中華閣仔和文藝界朋友閑磕牙，但也覺得我是在受文化的熏陶。許多作家、詩人、藝術家，我都是在這裏認識的，有的成了我終身的摯友。我們也沒有在咖啡館裏白坐，多少支持抗戰的工作，都從這些地方商談出來。英港當局要在中日戰爭中保持“中立”，禁止中國人進行抗日活動，又要對付中國共產黨，所以對於中國人如果家裏客多了，便要受到“政治處”的注意，但是在咖啡館裏，我們說著上海話，他們聽不懂，而且認為是在公共場所，他們也就不那麽注意了。

那時我剛入世不久，對什麽事都有新鮮感，因此隻要有人要我去做有利於抗戰的工作，我都全身心投入，逐漸也為朋輩所認可了。共產黨的代表廖承誌公開住在香港，他每天下午必在皇後大道一家咖啡館（大概名ABC）會見朋友，這處便成了他公開而又秘密的辦公室。香港文協的工作，幾次籌款的義演，幾次紀念會都是在這裏商談的。我那時不知高低深淺，居然為魯迅紀念會導演了啞劇，原來的劇本是女作家蕭紅寫的，但場麵太大，無法演出，就由丁聰和我另寫。世人隻知丁聰是漫畫高手，其實他寫文章也是高手。那幅舞台上當背景用的魯迅畫像，則是漫畫家張光宇、正宇、鬱風等人的集體創作。隻要交代我做什麽，我決不打折扣，因此贏得了“跑龍套”的美名。一個人要做跑龍套也是不容易的，喬冠華征求我入黨意見時，我便遲疑了，因為我害怕鐵的紀律，從此我做了一輩子自由主義者，此是後話。

1941年初我到了重慶，即使是戰時，在危牆敗屋中間，也會出現咖啡館，而且經常夜夜客滿，最有名的一家叫心心。這裏盡管有紙迷金醉、花天酒地的人出入，但這裏也產生了嚴肅的工作。中國最初的歌劇《秋子》，便是由詩人李嘉冒著酷暑，在這裏寫成的；而花腔女高音張權和男高音莫桂新的美妙歌喉，便夾雜在日帝的轟炸聲裏響徹雲霄。

不過令人難忘的是中華劇藝社前進穿堂的那個老式茶館。這是重慶常見的平民出入的地方，一碗沱茶可以消磨半天，這時濃濃的茶色早已變為白開水了，但玄師不會來趕客人起身。牆上張著莫談國事的拓貼，茶桌上卻還有人在叫罵抗日前線的節節敗退和貪汙大案。槍斃宋藹齡的幹兒子林世良，就在茶館裏成為最吸引人的談資。這裏的座上客除了市民之外，還有電影戲劇界裏的劇作家、導演、演員、藝術家，經常在那裏出現的有陳白塵、應雲衛、陳鯉庭、賀孟斧、秦怡、熊暉、趙慧琛、舒繡文、藍馬、江村等，都是熠熠生輝的人物。他們忍饑挨餓在舞台上做著宣傳抗戰、暴露世相和抨擊反動派的工作。如今他們有的已經作古，有的還在為中國的富強和現代化作鬥爭。我常常回憶到這些同仇敵愾的友人和那些喧囂的日子。

抗戰勝利後，我回到被我當做第二故鄉的上海，這時已經可以昂首闊步進出過去進不去的咖啡館了。夏衍老人住在靜安寺路一所弄堂房子裏，附近就是DD’S（蒂蒂斯）咖啡館。我當時在辦一張《世界晨報》，有事請教，就都在這家店裏；我把這裏稱作夏老的會客室。這家咖啡館有個特色，喝的咖啡都是在櫃台上現煮現賣的，煮時清香滿室、一縷藍色的火焰在幽暗的店裏格外奪目，令人好作遐想。有時夏衍老人就在卡位裏寫他膾炙人口的《蚯蚓眼》短文，使反動派頭痛萬分。

何為在他文中提到的賽維納咖啡館位於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回力球場對門，抗戰前座上大都是西班牙回力球手和周身珠光寶氣的洋女人，中國人是不去的。抗戰後成了中國劇人進出的地方。進得店門是南北兩行靠壁的大車座，經常在北首坐著重慶歸來的遊子，南首坐著上海的劇人，似乎這裏存在涇渭之分，但也掩不住座上的星光璀璨。

我一直是個戲迷，初到香港，就以為報紙寫影評而躋身文壇，一輩子也寫過兩個電影腳本。其中第一個是根據我給《星島日報》劉邦琛編娛樂版寫的中篇小說《紫瑛》，司徒慧敏看中了這個故事要我改編的。1941年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光，數易其稿寫成，但在重慶寄出後第三天日本軍國主義者就入侵香港，這電影腳本就此不知所終。另外一個《金磚記》，是抗戰回上海後寫的。故事是上海某家銀行的實事，當然我也加進了上海灘的形形色色，寫一個銀行職員因沉湎於投機買賣證券，生活墮落而偷盜銀行金磚的故事。這個戲已經由金山經營的清華影片公司預備開拍了，但是1948年淮海戰役的大鏖戰，上海時局緊張，投資人抽回資金，不得不停止攝製。我當時自歎命運多蹇，一個電影，正如十月懷胎，看著要分娩了，結果卻是個死胎，為父母者豈有不痛心的？如今看來，這卻是我的造化，如果那時拍成電影，這將令我迎來噩運，也許1957年僥幸過關，到了“###”時，就會成為文藝黑線中的嘍囉。“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電影拍成固然風光，可算起賬來，也就吃不消了；我不得不佩服老聃的哲言。

1938年我離開上海時，還有租界，南京路外灘一些大廈裏，如堂皇豪華的匯中飯店和沙遜大廈以及福州路都城大廈樓上的咖啡座等，原來中國人是進不去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代我們收回了租界，這些場所也為中國人開門了。我以一種愉快的心情出現在那裏，但是心裏也有嘀咕，如果是我們自己收回的，那又多麽自豪！

當時，《世界晨報》的地址相離不遠，我經常與朋輩到這些地方去喝咖啡，談時局，交換一些報上“開天窗”的消息和原來文字，那是為反動派報刊檢查機關所不許刊載的，也談談海內外文壇。我們常聚在一起的有董鼎山、樂山兄弟，已成作家的何為、李君維、吳承惠諸人，都是《世界晨報》的編輯、記者或撰稿人，慘綠年華，風發意氣，想不到如今都已翻然老矣，但也各有所成了。

解放後，我舉家北遷，案頭煩冗，便與咖啡館久違了。記得初到時，東安市場有家起士林，偶然去了一兩次，店裏的氣氛與當時的社會潮流，顯然極不協調，坐在那兒，很不舒服，已找不出半點兒波希米人的浪漫情調了。50年代開始，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知識分子惶惶然過日子，今日不知明日事，咖啡館也關了又開、開了又關，就不敢去再臨了。

80年代初，我曾去上海參加美國文學研究會年會，晚上無事，曾與梅紹武等去訪問靜安路上的咖啡館。還是那家DD’S，上得樓來，滿座青年男女，高聲歡笑，嘈雜不堪，而且在一片朝氣中忽然摻雜了幾個華發老人，顯得格外觸目。我們也局促不安，匆匆喝完冷飲，便悻悻然離去，不敢稽留。我們的時代與座位，早已為青年人所占有，惟有退出曆史舞台，安安分分地做檻外人了。

20世紀末文學作品精選散文卷《時間漫筆》白燁、雷達編選

時代文藝出版社199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