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代

1963年夏天我如願上了39中學, 這所中學有遊泳池和體育館, 這在中學裏麵是不多見的。 據說39中在日本統治東北時期是日本男子中學。 那時高中一個年級有4個班共12個班, 初中一個年級8個班共24個班。全校有36個班。近2000個學生。我們是7班， 我的學號是51號, 學號是按身高排的。 那時候我的個子長的比較高, 我是屬於早長的類型。 可是後來不少個頭矮的同學都長得比我高， 而我從上中學之後基本上就沒有再長高。

 

一年級時我和康明麗同學同桌，她是我們班最高分考進來的，老師對她的評價是聰明絕頂。她也是我們班的班長。 她的父親是軍隊幹部, 軍階是中校，月工資200多元， 而我父親月工資是50多元， 可見生活水平是多麽大的差別。我們班裏還有一些象她這樣軍人家庭子弟的。

 

二年級時，我們班來了個留級生寧大威， 他父親是遼寧省付省長。 他的家離我家很近, 我住在三經街，他家在一經街, 一個大院和一棟兩層的小樓。他家裏還有保姆，秘書和司機。我經常去他家。他還有一個妹妹，也和我們一起玩。他爸的秘書有時給我們補習功課。他騎自行車上學。一遇到我就讓我上後座， 帶著我，他騎車的技術特別高。他長的高大健壯。一到開運動會時，就會給我們班爭很多榮譽。跳高，跳遠和跑100米他都能拿第一。和這些家庭環境優越的同學在一起，就更加使我產生了自卑感，同時也產生了要好好地讀書和改變命運的想法。因此我讀書更加刻苦了。

 

在39中結交的唯一能稱得上知心的朋友就是崔鴻明。這可能是我們的家庭環境大致相同，而學習上又能互相幫助，因此至今我們還保持著聯係。想一想，這也是40多年的友誼了。和邊為民，丁瑞久等走的也比較近。可是一場文革災難給我們的關係帶來了很大的隔閡。

 

崔鴻明家住在沈陽市藝術宮對麵，我們上學和放課經常一起走。我和他的哥哥，姐姐和妹妹都很熟悉。尤其是他的姐姐，我們很談得來。她姐姐也就是比我們大一，二歲而已。2006年夏天聽鴻明說他姐姐已經去世了。真是讓人唏虛不已。感歎世事的滄桑和無常。

 

崔鴻明下鄉和我在一個公社，他在三家子大隊是公社的所在地。 和我們大隊有5裏地的距離。走路大約半個小時。我們經常互相看望和在一起聊天。這也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在那個寂寞，無聊和痛苦的年代。他在農村呆了9年。回城後分配到工廠裏當了木工。我在鐵西區永善裏住時，他還做了兩個窗戶盒子送給我。

 

邊為民也是我的同學，因為他的學習成績也很好，我們經常在一起探討學習上的問題。他1968年參軍，當兵就在沈陽，他所在的部隊給沈陽724廠警衛。複員後分配在兩洞橋附近的6412廠，這是一間軍隊所屬的工廠。那時我們都非常地羨慕他。可是他並不滿足，還是那樣的好學。我經常去看他。他還給我介紹了一個英文老師，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的。雖然隻給我輔導了2，3次，可是對我的啟發特別大。由於他很快就調回了北京，沒能繼續跟他學習。 英文學習材料“林格風” 也是邊為民介紹給我的。更使我受益非淺。他終於在1978年恢複高考時考進了東北工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

 

和崔鴻鳴也失去了幾年的聯係，可是今年(2006年6月) 崔鴻明找到了我弟弟英勝, 因而和我取得了聯係, 我們通過越洋電話聊了不少過去塵封的往事，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又從久遠的記憶中複活。 那是一個極為特殊和瘋狂的年代， 文革中的是是非非不應當成為我們的隔閡， 而最珍貴的還是同學5年的情誼。王麗麗, 趙瑛瑛, 趙鳳蘭, 楊連義, 李樹芬(李越), 康明麗, 王洪中, 萬麗華, 丁瑞久. 趙謂賓, 邊為民等, 也隻有這10多個同學的名字我能回憶起來。

 

從1965年至文革前這段時間裏，也就是我初三的時候，我又要麵臨一次人生的選擇。父親和我經常談起考高中還是中專的問題。 考高中和上大學是我的理想，這可能是受我舅的影響, 另外德成舅也是上高中。 可是我爸對我說, 家裏經濟條件不好, 很難供我上大學。 希望我能考慮的現實一點， 報考中等專業學校是最佳的選擇。 爸爸說他有個熟人在遼寧省機器製造學校工作， 這所學校非常好， 他主張我報考這所學校。 但是一想到我不能上大學和實現我的夢想， 心中一陣陣的難過， 還偷偷地哭過。 不過我還是覺得除了聽從爸爸的話, 我實在是別無選擇。

 

意想不到的是1966年6月份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學校開始停課搞文化大革命， 當時沒有人能料到這一停就是三年多。這場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徹底粉碎了我們讀書的夢想。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為了他一個人的革命理想，把整個中國和熱愛他的十億人民投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之中。一直到他老人家於1976年9月9日去世，災難才得以結束，國家開始恢複到正常的軌道上。文革這場災難使中國的工業，農業，教育和文化藝術等各行各業都遭到了滅頂之災。 這場災難把國家的經濟發展推遲了數十年，這場災難使無數的家庭失和，夫妻反目，道德淪喪和人性被視為醜陋而扭曲。這場災難對中國的影響是幾代人也難以消除的。

 

文革開始時，搞大串連，我也去了北京，南京等城市去串連。由於乘車不用花錢，我乘機去了趟丹東去看我姥姥。然後我和德光舅又一同去了哈爾濱等地。這時全國一片大亂，到處都是串連的紅衛兵。為了恢複交通秩序，國家又號召步行串連，即所謂的長征。我和同學們從沈陽徒步走到了北京。

 

我們家在文革中通過換房的方式從沈河區的三經街搬到了鐵西區的十四路，這是為照顧我媽上班。而我的學校在沈陽和平區馬路灣。離家太遠了。 加上我們家的家庭成分是中農， 不允許參加紅衛兵。因為那是一個按家庭成份來劃分人群的年代。 因此我不是經常到學校。隔三差五的去學校看看。趙瑛瑛，趙渭濱和邊為民這些幹部子弟成了紅衛兵的骨幹分子，忙著在學校搞文革。後來又成立了一些紅衛兵的外圍組織，可以允許我們這些出身即不紅又不黑的同學參加，而我對這些事務的興趣都不大。即沒有瘋狂投入也沒有堅決抵製，基本上是隨大流，不過我也算是個遼聯派的，文革時沈陽是分三派的。

 

停課後期我們學校實施了軍事管治，也是沈陽市中學中唯一進行軍管的。軍管小組是遼寧軍區派來的，組長是遼寧軍區的一個副司令員。因此我們學校的下鄉運動也是軍管小組主導的。1968年9月第一批下鄉，我們學校在沈陽市帶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