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

說起1968年下鄉，我是一百個不願意，因此我沒有報名第一批走。我是第二批走的，比第一批晚了半個多月。我沒有第一批走，爸爸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天天和我講不走是不行的。媽媽就是讓我自己考慮，還埋怨爸爸沉不住氣。像我這樣的小人物又如何能阻擋曆史的腳步呢，到頭來隻有隨波逐流。

 

我記得那是1968年10月12日的早上，我爸用自行車馱著我的大木箱子。我坐有軌電車到達學校。在學校的操場上停著一排排帶拖鬥的嶄新的解放牌軍用大卡車。可能是遼寧軍區派來的，行李放在拖鬥裏，人站在前麵車裏。中午前就出發了，可是到晚上七，八點鍾才到達。其實也就100多公裏的路程。因為一是路難走，二是不認識路。走走停停。天黑之後終於到了一個叫開原縣三家子公社後施仆大隊的地方。我和其它16個同學，共11個男生和6個女生被分配到了開原縣三家子公社後施仆大隊第一小隊。

 

來送我們的軍代表給我們17個人開了個會，並任命為我為青年點的點長。因此我就成了這個青年點的戶主。也就這樣開始我的3年另8個月的農民生活。

 

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領袖毛澤東為我們這一代數百萬，甚至上千萬從城市到農村的學生起了一個美麗的名字叫“知識青年” ，簡稱“知青” 。毛澤東還發出了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當時沈陽市號稱有20萬和我一樣的學生從城市來到了農村。據說全國有2千多萬的青年學生從城市來到了農村。這一場運動也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農村生活是非常堅苦的，而我們對這裏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從春天播種，夏天施肥和鋤草，到秋天收割和儲藏。我們是秋天到農村的，正是收獲的季節，一把鐮刀，農民用起來，得心應手。可是我們今天割破手，明天割破腳。雖然我生長在城市也沒有享過什麽福，生活過得也挺苦的。可是和農村比起來，還是有著天上和人間的巨大區別。

 

我們所在的村子有很多土地，都是平地，沒有山。用當地農民的話說是“一馬平川” “九河下梢” 村子周圍有三條河，遼河，清河和亮子河。據說水田有一千多畝，旱地也有近千畝。水田以種植水稻為主，也種不少旱田，旱田種玉米，大豆和高粱等。還有不少荒地，是大片的葦塘，秋天可以收割葦子。兩千多畝地，如果一畝地能收500斤糧食，總共可收一百萬斤糧食。可是我們一年隻能收30萬到40萬斤糧食。平均一畝地不到200斤。

 

因此農民的日子過得很苦很苦，最差的一年，一天的工錢是8分錢。農民們都抱怨說，現在的日子過的都不如在舊社會給地主做長工。

 

當地的農民是以滿族人為主，大部份人姓“關” 。我的房東也姓關。當地的房子都是土堆的稻草頂的房子，這種房子的確是冬暖夏涼的。用現在人的觀點，這種房子應當是環保型的，可是在當時則是貧窮的象征。房子的前後和左右都是菜園子。大部分人家都是兩間房而已，一進門是灶房，往左拐就是正房，南，北兩鋪大火炕。幾乎家家都是一個模式的。

 

我的房東在村裏是比較富裕的，因此還有兩間廂房，結構和正房一樣，但是尺寸稍小一些。房東住南炕，我和一個同學住北炕。廂房租給一戶闖關東的山東來的人家。一年的租金是50元。那個時候50元是很大的一筆錢。

 

整個村子有500多戶人家，是一個生產大隊，分成5個生產小隊。隻有小學校是磚瓦房。那時候能住上磚瓦房就是文明和富裕的證明。

 

房東特別的和善和友好，待我們象他的孩子似的。我們的食堂在小隊部的廂房裏，生產隊派一個社員專門給我們做飯。隻是在房東家住宿。可是隻要房東家有點好吃的東西，他就會叫我們來一同吃，開始有點不好意思，可是慢慢就習慣了。

 

聽同村的鄉親們說，我的房東在舊中國時也是有錢人，他家有很多土地，是一個地主。他父親有7個女兒，沒有兒子，就把他過繼來當兒子，繼承家業。可是他好吃懶做，又染上了抽大煙的惡習。每年一到年底都要賣土地來應付開支。恰好到1949年共產黨統治大陸時把地賣的差不多了。共產黨來了，他評了個貧農。也不得不把吸毒的壞習慣戒了。可是他從小就沒有種過地，不會幹農活，因此就去學了個洋鐵匠的手藝來混生活。他也是一個神漢，有時會裝神弄鬼地為鄉親們避邪驅鬼。可是他是一個非常善良和誠實的人。

 

後來生產隊給我們蓋了青年點，我們就都搬到青年點去了。男生一大間，女生一小間。青年點是我們生產隊最好的房子。可是我們同學還是和過去的房東關係很好，經常來往。尤其是我的房東。我們青年點有個壓水井，這是全隊社員都沒有的。房前房後都是菜園子。生產隊還派農民來幫我們種菜，幫我們養豬。

 

1971年秋天參加縣文化館舉辦的文藝創作學習班。 一個寫作班和一個繪畫班， 我參加的是寫作班， 時間是4個月。也是這四個月我學到了一些繪畫和寫作方麵的知識。也結交了幾個朋友。生產隊每天還得給我記10分工，公社還給我夥食補助，就是說，我不用幹農活，可是我照樣掙錢，吃飯還免費。現在看起來，這對農民是十分的不公平。

 

雖然我根本沒拿這個點長當回事，可是有的同學卻對這個點長非常感興趣。並鼓動一些同學提出要重新選舉點長，這樣大家就開始投票選舉。結果我落選了，李華扁當選了新的點長。李華扁比我大4歲，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那時我們都十分幼稚，可是李華扁確實比我們大多數同學成熟很多，相信這出改選點長的戲就是他導演的。由於他是團員，後來團組織恢複時，他又當選為大隊的團支部書記。黨組織恢複時，他又入了黨，變成了我們大隊的知青帶頭人。

 

他在1971年第一次抽調中回城，進了沈陽第二師範學校。等到塵埃落定，我們同學才發現被他出賣了。因為我們大隊共有5個生產小隊, 共有六十左右個人。而我們生產小隊17個知青是人數最多的。其他生產小隊都是十個左右，還有一個生產小隊六，七個知青的。全大隊抽了10個人，平均分我們都應當是走兩個，其實我們生產隊應當分到3個名額才對。可是我們生產小隊隻走了他一個人。知青比我們少的多的生產隊，卻走了兩，三個人。

 

我覺得我和我的同學們都是挺愚蠢的，那時我們都相當的悲觀，完全沒有預見到有一天我們還能重新回到城市去工作和學習。也沒看到那個同學還在堅持看書和學習，在為將來做準備。幾乎是每個人都在得過且過的混日子。

 

1971年夏季，在下鄉後近三年第一次抽調部分知青回城工作和學習，才使我們的心中燃起了重新回到城市的希望。但是同學們之間的竟爭十分慘烈，因為名額有限，而每個人都想走。有的同學就說，這那裏是抽調，這就是在抽我們的血。青年點裏有個初中的同學叫劉漢傑和我的關係不錯，幾乎每次選舉他都要提我的名字。因為如果沒有人提名，就跟本不可能當選。

 

1971年末遼寧大學要招一個人，我也是候選人之一, 可是最終高二的劉曉光上了遼寧大學, 緊接著又有一個高二女同學上了沈陽師範學校。我是我們青年點17個同學中第四個離開的。也是初中生第一個，在我前麵走的三個同學，一個是高三和兩個是高二。應該說我還是幸運的。我的同班同學崔鴻明在農村呆了近十年。

 

和我同一小隊的知青大部份是高中的，其中高三年級的兩個，高二年級的8個，高一年級的兩個。而初中生隻有的5個。我是全點第4個，初中生第一個離開農村的，這並不是我在農村的表現有多好。而是我的運氣還不錯。很多高中的同學都在農村呆了十年，那時我們同學中流行一句話，這那裏是抽調，這是在抽血。真的，那時候每一個知青的心都在流血。

 

這一場所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最後以徹底的失敗而告終。可是這場大戲是用兩千多萬青年學生的青春年華，兩千多萬個家庭的悲歡離合為代價的。不知道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領袖毛澤東是出於什麽樣的考量和心理來導演這場勞民傷財的悲劇。從1968年10月份到1972年6月份，三年另8個月的農民生活，是我人生中最痛苦和不堪回首的一頁。那是一個苦悶，彷徨和無助的年代。也使我從一個充滿浪漫和理想的青年學生變成了一個生存第一的現實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