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員 (中)

當時的新加坡遠沒有今天這樣富裕和美麗。可是那時的中國就更不用提了，和新加坡相比，簡直就可以說是原始社會。來到了新加坡港，船員特別高興，仿佛來到了購物天堂。 從歐洲遠航歸來，船長要想方設法地讓公司安排船舶掛靠新加坡加油和加水。以求船能在新加坡停靠，讓船員能在新加坡上岸。 那時的100新元是很大很大的錢，能買不少的東西。可是那時的中國海員的收入更是十分的可憐和微薄，當時有句流行的話叫“幹不幹兩塊半”，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分配狀態。這就是如果船走遠航線，公司每天給每個海員兩元5角人民幣的航行津貼。其中一塊半給人民幣，一塊給外匯。若是走近航線，給一元四角的航行津貼，其中一塊另五分給人民幣，三角五分給外匯。而且從船長到水手都是一樣的。這種黃金分割不知是那個高人想出來的。

1975年時，新加坡的一碗麵條隻要5角錢，可是我們也舍不得吃，因為5角錢可以買一盤錄音帶。外匯寶貴啊！大廚準備和分配一些麵包，熟雞蛋和水果給船員，我們就在芳林公園的草地吃午餐，到也是其樂融融。能在新加坡買一點價廉物美和中國沒有的東西，把它帶給家人是我們最大的樂趣。

新加坡的紅燈碼頭，芳林公園，泰昌布莊，牛車水和珍珠大廈一帶不僅見證了新加坡的繁榮和發展，也見證了一代中國海員的痛苦和辛酸。當年中國海員不論是從紅燈碼頭上岸， 還是西錨地， 或者是裕廊等碼頭， 都有車和船將中國海員接到泰昌這條街。 然後又從這裏將中國海員接回船上。 在這條兩叁百米長的小街上， 最興旺時聚積了十餘家專門做中國海員生意的布荘， 電器店和雜貨鋪。 其中最著名就是泰昌布莊。 以及後來的兄妹店和眼鏡店。 這些商店都是專門做中國海員的生意的. 這條小街於是就成了中國海員在新加坡港的聚散地。我1988年從廣遠調到大遠以後，隻要在新加坡上岸，還是可以在泰昌這條街看到、在廣遠工作時認識的老朋友。

那時公司規定船員上岸必須三個人一組，由組長帶領，回船後組長要匯報。組是政委編的，有的政委更是要求要老少搭配，南北方人搭配，黨員和群眾搭配。現在回想起這些規定，真有一種說不清的滋味。據說這些規定到現在也沒有改變，船上依然有政委的編製，真不知道這個20左右個人的小團體，有什麽必要放一個政委在船上呢。這是一個多麽大的人才和物力的浪費啊！這也從一個側麵看到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的艱難性。所謂的改革開放已經快30年了，就連一條遠洋船舶的體製都沒有辦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