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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一）
一劍飄塵
這兩天網絡上很流行的一篇文章，吳思老師的“出售公正的生意”。他用自己一個朋友的親身經曆，說明中國大陸司法係統把社會公正當成生意出售，一起簡單明了的民告官案件，竟然要價十萬元人民幣。這種司法腐敗，可以說每一個大陸的中國人都不陌生，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大家似乎對此都習以為常。而從中國大陸非常流行的一句話中，也可以看出同樣的問題：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由此兩例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目前主流價值觀具有非常大的問題。在這種價值觀之下，社會存在的唯一意義就是金錢。
但是顯然，這種價值取向忘記了一點：人與人之間除了朋友關係和金錢關係，還有一種更加重要的是關係：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公平。而這種平等和公平，在社會體係下，是通過司法係統保障的。
一個人可以和另外一個人沒有友誼，也沒有金錢來往。但是，他們彼此在社會中的人格應該是對等的、法律地位應該是平等的。這當然是一種抽象的概念，但是當落實到具體的司法執行的時候，就成為具象的公平。
如果一個社會像吳思老師文章中說的那樣，公平也可以出售，那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定是惡劣的，就像今天的中國這樣。因為除非權貴，每個人都要在社會中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以免不得不麵對不公平的結果。或者，不得不花錢買公平。
人類形成國家、形成社會的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建立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模式、在同一個時空中共同生活的模式。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真正能夠達成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社會並不多。國家政權的起源都是建立在暴力統治的基礎上。在這個時期，國家、社會並不講究追求公平和正義（John Rawls 所謂：Justice as Fairness）。社會維持秩序靠的是少數人對於多數人的暴力統治。比如一個皇權社會下，整個社會是為皇族服務的，皇族掌握著國家機器，統治人民。在這樣的社會下，皇族的意誌就成為社會的意誌。其他階層的人，就必須委屈地生活其中，即使他們自己都沒能夠意識到這種委屈。
一直到西方文明開始於16世紀的思想啟蒙，一些傑出的思想家，才認識到社會應該是建立在所有人的“契約”基礎上的，實際上，這是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公平和正義的開始。在這方麵，我們當然應該銘記三個偉大的思想家的貢獻：生於16世紀的英國思想家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生於17世紀的約翰洛克（John Locke），以及生於18世紀、一生顛沛流離的法國偉大的思想家讓雅克盧梭。雖然三個人的理論並不完全相同，但是在組織政府、社會正義方麵，卻有著共同價值觀：人民組織政府是基於人民放棄了個人部分自由的基礎上，因此政府的組成必須建立在人民的共同意誌的基礎上。人類跨越三個世紀，承前啟後的三個了不起的思想家，把社會關係、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從幾千年來的君權神授的迷信中解放出來！在我看來，社會契約論的精華就是追求所有人的平等權利。因為離開平等，就不存在契約。奴隸主無需跟奴隸商量國政，不！不要說國政，連奴隸個體的生命都屬於奴隸主的。
我們不妨對比一下，當 Hobbes 在1651年出版他的名著Leviathan的時候，恰恰是清朝順治皇帝登基的一年。明王朝也剛剛覆滅7年。未來漫長的滿清王朝統治時期，基本上就是西方社會遵循這三位先哲社會契約論的觀點，開始從皇權社會中脫胎換骨，建立起代議製的民主社會的過程。僅僅125年以後，美國的就根據洛克的政府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完全民主代議製的國家。而中國當其時也，卻在野蠻的滿清貴族管製下，完全倒退到了“奉天承運”的奴隸製去了。明朝的朱元璋還僅僅是取消了宰相這個可以和皇帝抗衡的重要朝臣的職位，明朝大臣在皇帝麵前還至少具有一定人格特征，清朝的大臣們在皇帝麵前已經是爭相自稱“奴才”了。所以，不要說在中國產生這種西方的平權思想、追求社會正義的思想，更不要說普通民眾的平等權利，連大臣都已經被貶低到了奴的地位。滿清200多年的曆史，是中國社會徹底落伍於文明的時期。這種落伍，並非僅僅是停留在科技生產力上。我倒是覺得，這種落伍首先是人文思想的落伍。西方在這三百年中，能夠在科技上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大大提升了人類的生產力，首先是源於他們在人文思想上的進步。
（待續）
歡迎轉載，轉載請注明作者：一劍飄塵，美國出版、第一部8x8事件長篇小說、禁書“天an門情人”作者，美國作家、哲學思想“無限主義”創始人。微信助理號：yjpc1999；微信公眾號、新浪微博：均已經被封殺。海外博客:yjpcblog.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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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4 12
也如你所述，公平正義應該由司法係統保障。
我不太同意樓下HBW的觀點。
中國的法製現狀是政治架構的直接產物，此種政治架構，就是小人上去，君子下來，能人下來，庸人上去的架構。今天已經發展到極致，用陳丹青的話說“荒謬到何種地步”，立法，審判，執行都是由社會渣滓來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