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劍飄塵
剛剛申請的微信公眾號wxzy_8,已經出現了10個刪貼警告。總共發了5篇文章,4篇被封殺。甚至,同一篇文章,能夠惹出兩個刪貼警告。按道理,微信隻是一個公眾平台。一個人的言論是否違背了國家的法律、是否應該被封殺,是需要法庭判定的。但是,中國所有的公眾平台,都有一套自我審查的體係。而決定了言論是否應該封殺的這些人,到底是什麽素質的人?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從我的文章被封殺的頻度看,這些決定了我們文章存活生殺大權的人,並不是什麽德高望重的人,也許就是一些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在他們自己的心智都沒有完全,甚至都根本不知道言論自由為何物的情況下,卻掌握了封殺他人言論的權力,這也隻是中國社會的特色。
當然,微信小編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我確切地知道,是有人舉報的。在一個專製社會,舉報者是無需考慮道德的約束的。但是,無論這些舉報的人,出於什麽樣的心理,我可以說,他們都是在給自己的脖子上套沉重的枷鎖。
好了,不說這些掃興的事情,說說下麵這篇文章。這是朋友推薦給我看的文章,因為實在喜歡,就忍不住拿到自己的公眾號裏,評說一下。作者對於“項鏈”這篇小說的評論,可以說是一個創新。這讓我想到我們中小學時候的語文學習,一個重要的學習方法,就是寫出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雖然在那個社會,我已經算非常叛逆的人,但是,在那個時期,我也沒有想到要挑戰過這種教學方法:提煉中心思想。
我的高考語文中作文都是不及格的,因為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基礎知識是非常優秀的,但是最終高考語文卻不及格,那一定是作文上出現問題。現在想想,其實就是在於這個中心思想上出現了問題。在課堂上,提煉中心思想非常容易,因為有標準答案。但是,離開課堂,即使在考堂上,判斷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除非政論,否則許多的文章,都有不止一種思想在文字間遊蕩。根據讀者的閱曆,在同樣一篇文章中,可以發現許許多多的思想。比如,下麵這篇評論“項鏈”的文章,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但是,在一個沒有自由的社會裏,中心思想是有標準答案的,就是要圍繞主旋律、歌頌正能量。“正能量”這個詞是違反物理學定義的。但是,沒有關係。隻要有刪貼的強權,就可以從社會學上重新定義“能量”:有正之分。但是,因為這樣的定義,讓我們的語文老師,在評論“項鏈”這部小說的時候,就跳不出“中心思想”這個大方向。而今天,我們看看下麵的這篇評論,卻會發現,原來離開那些正能量、主旋律,我們可以從這篇小說中發現如此多的內容。
這片評論的作者也有一個主要的思想,但是並非中心思想。他的主要思想,是強調馬蒂爾德的契約精神。顯然,在作家畢飛宇看來,這是一種了不起的高貴,高貴到足以抵消馬蒂爾德的虛榮。是的,契約精神是社會人際關係的潤滑劑。有之,則社會和諧。無之,則坑蒙拐騙。但是,在中國那樣一個強權可以任意刪貼的社會,歌頌什麽契約精神,就純粹是沒有看清社會現實了。所以,要是有機會見到下麵這篇文章的作者,我是打算給他一個嘴巴子的:作為作家,你一定被刪貼的太少,才想到用契約精神比較中法兩個國家。在地獄裏跟土撥鼠討論天使的翅膀,它能夠明白羽毛是白色的麽?
強權是不需要契約的,因為它可以任意刪貼。在強權統治下討生活的民眾,當然也就不知道契約為何物。因為他們隻要歌頌主旋律,就可以活得腦滿腸肥了。
一劍飄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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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鏈》裏的契約精神
文 | 畢飛宇
最為糟糕的社會是,一方麵有大量的貧窮,一方麵有大量的奢侈。我說這樣的社會最糟糕,依據的是生活的常識:這樣的社會不正常。這個不正常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麵,貧窮太容易,奢侈也一樣容易。從這個意義上說,1884年的法國是多麽的正常。
一個女人,因為她的虛榮,向朋友借了一條鑽石項鏈參加舞會去了,在項鏈的照耀下,她在舞會上出盡了風頭。不幸的是,項鏈丟失了。虛榮的女人為了賠償這條項鏈付出了十年的艱辛。然而,十年後,她終於從項鏈的主人那裏知道,所謂的鑽石項鏈是假的。
——這就是《項鏈》。這個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家喻戶曉的原因並不複雜,它多次出現在我們的中學語文課本裏頭。家喻戶曉的原因還有一個,《項鏈》的寫作思路非常吻合中國的小說傳統——因果報應。中國人的傳統思維其實有弱者的模式,自己無能為力,那就寄希望於“報應”。基於斯,有一種激動人心的場麵時常出現在我們的電影與電視上,一位倒黴的老漢聽說自己的仇家遭雷劈了,他老淚縱橫,不能自己,他對著蒼天捶胸頓足:“——報應啊!”他那是歡慶勝利。好了,都報應了,天下就此太平。
《項鏈》的“報應”當然有它的主旨,它劍指虛榮,或者說劍指女人的虛榮。如果我們“深刻”一點,我們還可以這樣說,它劍指人心腐朽與道德淪喪。如果我們的“深刻”再帶上一些曆史感,我們也有理由這樣說,是資本主義尤其是壟斷資本主義的罪惡導致了人心的腐朽與道德的淪喪。莫泊桑所批判的正是這個。莫泊桑告訴我們,拜金與虛榮絕無好報。他的批判是文學的,也是數學的,也許還是物理的。像E=MC2一樣,《項鏈》這篇小說其實也可以簡化成一個等式:
女人一晚的虛榮 = 女人十年的辛勞
這到底是不是真的?這不重要。烏龜到底能不能跑得過兔子?這不重要,重要的是,莫泊桑相信,拜金與虛榮本身就帶著寓言式的、宿命般的黴運。
是8歲還是9歲?做語文教師的父親第一次給我講述了《項鏈》。他沒有涉及拜金與虛榮,也沒有批判壟斷資本主義。他講的是“鳳頭、豬肚、豹尾”。父親說,“那一串項鏈是假的”就是“豹尾”。
是高一還是高二?我們的語文老師終於在語文課上給我們講解了《項鏈》。我的語文老師是我父親的老朋友,他重點講了兩條,第一,資產階級的虛榮必定會受到命運的懲罰;第二,在小說的結尾,為什麽馬蒂爾德會在弗萊思潔麵前露出了“自負而又幸福的笑容”呢?這說明勞動是光榮的,勞動可以讓人幸福。
我之所以能清晰地記得這兩條,是因為老師的話太離譜了,它自相矛盾。——怎麽可以用光榮的、給人以幸福的東西去懲罰呢?這就如同我在打架之後你懲罰了我兩根光榮的油條,我再打,你再加兩個光榮的雞蛋。但是我沒有舉手,也沒有站起來,我的老師是我父親的好朋友,我不想為難他。這件事不了了之。
《項鏈》是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說,結構完整,節奏靈動,主旨明朗。直接,諷刺,機敏,洗練而又有力。你可以把它當作短篇小說的範例。如果讓我來說,我能說的也許就是這麽多。事實上,關於《項鏈》這個短篇,我真的已經說完了。
但是,關於《項鏈》,我依然有話要說。我所說的這些莫泊桑也許想過,也許從來就沒有想過。
一切都來源於昨天(2015年7月11號)。就在昨天下午,我在電腦上做了一件無聊的事情,其實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把《項鏈》重寫了一遍。當然,所謂的重寫是不存在的,我隻是在電腦上做了一個遊戲,我把馬蒂爾德的名字換成了張小芳,把馬蒂爾德丈夫路瓦賽的名字換成了王寶強,把富婆弗萊思潔的名字換成了秦小玉。幾分鍾之後,漢語版的而不是翻譯版的《項鏈》出現了。故事是這樣的——
2005年,在北京,教育部秘書王寶強的太太張小芳因為虛榮,她向富婆秦小玉借了一條鑽石項鏈參加部長家的派對去了。派對結束後,項鏈丟失了。為了賠償,王寶強和他的太太四處打工。10年後,也就是2014年,這對夫婦終於還清了債務,他們在國慶長假的九寨溝遇上了富婆秦小玉。秦小玉沒能把蒼老不堪的張小芳認出來,然而,張小芳十分自豪地把真相告訴了秦小玉。秦小玉大吃一驚,反過來告訴了張小芳另一個真相:“那串項鏈是假的”。
雖然是自娛自樂,但我的遊戲依然有它的理性依據:今天的中國金錢至上,今天的中國資本壟斷,今天的國人太物質,今天的國人很虛榮,今天的國人愛奢侈。換言之,今天的中國和1884年——也就是莫泊桑發表《項鏈》的那一年——的法國很類似。既然社會背景是相似的,北京的故事和巴黎的故事當然就可以置換。
但是,我沮喪地發現,僅僅替換了幾個中文的人名,漢語版的《項鏈》麵目全非。它漏洞百出,幼稚,勉強,荒唐,諸多細節都無所依據。任何一個讀者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它的破綻——
第一,作為教育部公務員王寶強的太太,張小芳要參加部長家的派對,即使家裏頭沒有鑽石項鏈,張小芳也不可能去借。王寶強和她的太太都做不出那樣丟麵子的事情來;
第二,相反,哪怕王寶強的家裏有鑽石項鏈,他的太太張小芳平日裏就帶著這條鑽石項鏈,可她絕不會帶著這條項鏈到部長的家裏去。在出發之前,她會取下來。她不想取下王寶強也會建議她取下;
第三,一個已婚的中國女人再幼稚、再虛榮、再不懂事,在丈夫的頂頭上司家裏,她不會搶部長太太的風頭,她一定會“低調”。當然了,部長夫人的風頭她想搶也搶不走,無論她的脖子上掛著什麽。
以上的三點是最為基本的中國經驗,或者說,機關常識。
第四,假貨是中國的基礎,造假是中國人最普遍、最傑出的生存能力。國人對假貨在道德上是譴責的,在情感上卻又是依賴的。誰還沒買過假貨呢?張小芳,一個虛榮的、騷包的女人,她對假貨一定是在行的。讓她去借奢侈品,這不是張小芳大腦短路,是寫作的人腦子短路。
第五,退一步說,這對夫婦真的借了,項鏈真的被這對夫婦弄丟了,可他們真的會買一串鑽石項鏈去還給別人麽?有沒有其它的可能性?其它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還項鏈”作為小說最為重要的一個支撐點,王寶強夫婦的這個行為能不能支撐這部小說?
第六,就算他們買了一條鑽石項鏈去還給人家,一條鑽石項鏈真的需要教育部的秘書辛苦十年麽?對了,還要搭上他的太太。
第七,好吧,辛苦了十年。可張小芳為什麽要去洗十年的髒衣服呢?她那麽漂亮、年輕。這年頭哪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會洗十年的髒衣服?張小芳掙錢的方式有許多,唯一不可信的方式就是做苦力。
第八,作為僅有的知情者,秦小玉白白地賺了一條鑽石項鏈,她真的會在第一時間把事情的真相告訴張小芳麽?這種可能性有沒有?有。更可能沒有。
第九,這年頭,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有些物質,有些虛榮,隻不過借了一條項鏈想在派對上出點小風頭,這怎麽了?怎麽就傷天害理了?你一個作家利用手上的那點寫作權力,惡意升華、草菅生活、肆意糟踐,刻意安排人家過了十年的不幸的日子,你這不是仇富,而是變態。你的寫作心理是不健康的。一位女士的小虛榮怎麽了?那麽多的官員在那裏搞形象工程,動輒損失幾個億、幾十個億,這樣的虛榮你不管不顧,你無聊吧?你吃了藥再寫好不好?你的情感方式不適合做一個作家。
第十,就因為女人的那點小虛榮,這個社會就虛偽了?貪婪了?吝嗇了?腐朽了?肮髒了?愚蠢了?殘忍了?醜惡了?卑劣了?奸詐了?在中國,女人的虛榮什麽時候有過這麽大的能耐?造成中國嚴重社會問題的因素有許多,恰恰不是女人的虛榮。拿女人的虛榮來說這麽大的事,隻能證明你的淺薄與無知。你的理性能力遠遠達不到寫作的要求。
我隻是隨隨便便的列舉了十個理由,如果你願意,你也許還可以找到另外的十個理由。我隻是納悶,我更好奇。——這麽好的一篇小說,什麽都沒動,僅僅替換了幾個漢語的姓名,怎麽就這樣狗血了的呢?但我可以複責任地說,這不是魔術,也不是娛樂與遊戲,相反,它的內部隱藏著真正的文學。我的能力不足,學養不足,我懇請文學研究領域的專業人士好好地麵對一下這個獨特的文本,雖然這個文本是狗血的、漏洞百出的。
也正是納悶,也正是好奇,我把《項鏈》裏頭所有的姓名都換回去了。再看看,這一次我又能看出什麽呢?
我說過,《項鏈》是清晰的,——大家都知道莫泊桑想說什麽。但是,詭異的是,或許是被漢語版的《項鏈》嚇著了,當我回過頭來再一次閱讀《項鏈》的時候,我的心裏似乎有了陰影,我似乎不那麽相信莫泊桑了。我從《項鏈》裏頭看到到了別的。這些“別的”也許不是莫泊桑的本意,我該不該把它們說出來呢?
我知道莫泊桑有嚴重的憂鬱症。但是,如果我不把我再一次閱讀《項鏈》的想法說出來,我也會憂鬱。
在莫泊桑的《項鏈》裏,我首先讀到的是忠誠,是一個人、一個公民、一個家庭,對社會的基礎性價值——也就是契約精神的無限忠誠。無論莫泊桑對資本主義抱有怎樣的失望與憤激,也無論當時的法國具暗藏著怎樣的社會弊端,我想說,在1884年的法國,契約的精神是在的,它的根基絲毫也沒有動搖的跡象。《項鏈》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項鏈》裏的契約精神一點也不複雜,那就是“借東西要還”。這不是哲學的理念,而是生命的實踐。在踐約這一點上,路瓦賽先生和他的太太馬蒂爾德為我們樹立極好的榜樣。即便是莫泊桑,在項鏈遺失之後,他可以挖苦路瓦賽夫婦,他可以諷刺路瓦賽夫婦,可莫泊桑絲毫也沒有懷疑路瓦賽夫婦踐約的決心與行為。莫泊桑不懷疑並不是莫泊桑“善良”,是他沒法懷疑,除非他不尊重生活事實。能在教育部混上書記員的人差不多可以算作一個“正常”人了,他的太太同樣是一個“正常”人。
在契約社會裏,對一個“正常”的人來說,契約精神已不再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國家意識形態,而是公民心理上的一個常識,是公民行為上的一個準則。它既是公民的底線,也是生活的底線。這個底線不可逾越。可以說,離開了契約精神作為精神上的背景、常識上的背景,無論其它的背景如何相似,《項鏈》這部小說都不足以成立,它的邏輯將全麵崩潰。
在契約這個問題上,路瓦賽和馬蒂爾德都是常態的。我有理由把這樣的常態解讀成忠誠。在項鏈丟失之後,我們絲毫也看不到這一對夫婦的計謀、聰明、智慧、手段和“想辦法”,換句話說,我們看到的隻有驚慌與焦慮。這說明了一件事,他們的內心絕對沒有跳出契約的動機,一絲一毫都沒有。
所謂的驚慌與恐懼,骨子裏是踐約的艱辛與困難,同時也是契約的鐵血與堅固。契約精神是全體民眾的集體無意識,在路瓦賽夫婦的身上,這種集體無意識在延續,最關鍵的是,它在踐行。正因為他們的“踐行”,《項鏈》的悲劇才得以發生,《項鏈》的悲劇才成為可能,《項鏈》的悲劇才能夠合理。
《項鏈》其實是非常文明的悲劇。不是“文明”的悲劇,是“文明的”悲劇。
但是,對於作家來說,或者說,對於小說來說,“忠誠”是無法描繪的。可以描繪的是什麽?是性格與行為,——是人物的責任心,是擔當的勇氣,是不推諉的堅韌。要回答《項鏈》這部小說裏頭有沒有忠誠,隻要看一看路瓦賽夫婦有沒有責任心就可以了。忠誠與責任心是合而為一的,一個在理念這個領域,一個在實踐這個範疇。
非常遺憾,敬愛的莫泊桑先生,你全力描繪了馬蒂爾德的虛榮,你全力描繪了命運對馬蒂爾德的懲戒,但是,為了使得《項鏈》這部小說得以成立,吊詭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你不經意間塑造了另一個馬蒂爾德:負責任的馬蒂爾德和有擔當的馬蒂爾德。
也許我們不該忘記莫泊桑對“十年之後”馬蒂爾德的外貌描寫。這是《項鏈》裏頭極為動人的一個部分。他描寫了馬蒂爾德的“老”,他還特地寫到了馬蒂爾德“發紅的手”,這是粗糙的、長期泡在堿水裏的、紅腫的、標準的、“勞動人民”的手。在莫泊桑的本意裏,這個“老”與“發紅的手”自然是罰單,——你就虛榮吧,你已不再年輕,你已不再美麗。
我在這裏很想談談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作家的性格。有些作家的性格是軟的、綿的,有些作家的性格是硬的、狠的。哪一個更好?心理學告訴我們,性格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但哪一種性格更適合做作家,這就不好說了。“手軟”可以成就一個作家,“手狠”也可以成就一個作家,這和文學的思潮有關。
但是,總體上說,有能力、有勇氣深入的作家總是好的。我喜歡“心慈”、“手狠”的作家。魯迅就是這樣。“心慈”加“手狠”大概可以算作大師級作家的共同特征了。用李敬澤的說法,寫到關鍵的地方,“作家的手不能抖”。李敬澤說得對。是的,你的“手”不能“抖”。你“手抖”了,小說就會搖晃,小說就會失去它的穩固和力量。小說家是需要大心髒的。
在虛擬世界的邊沿,優秀的小說家通常不屑於做現實倫理意義上的“好人”。莫泊桑就“手狠”。“發紅的手”就證明了莫泊桑的“手”有多“狠”。是的,對於一個曾經的、光彩照人、眾星捧月的女性來說,還有什麽比“發紅的手”更令人不堪呢。在這裏,莫泊桑的手必須狠,否則就不足以懲戒,就不足以批判。
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上說,馬蒂爾德是在一夜之間“老去”的麽?她的手是在一夜之間“發紅”的麽?顯然不是。這個“老”與“發紅”是漸變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是十年。在過去的十年裏頭,馬蒂爾德目睹了自己的麵龐慢慢地“老”去,目睹了自己雙手慢慢地“發紅”。她也許流淚了,但她沒有放棄,她沒有逃逸。所以,這裏的“老”和“發紅”就是責任,就是忠誠。
的確,莫泊桑“手狠”。當他通過自己的想像看到馬蒂爾德的雙手慢慢“發紅”的時候,另一個概念必然相伴而生,那就是“十年”。在《項鏈》裏,莫泊桑用了一半的篇幅在懲戒馬蒂爾德,他給馬蒂爾德“判了十年”。這附帶著又告訴了我們另一件事,那就是馬蒂爾德的耐心。
我對耐心這個東西特別地敏感。之所以敏感是因為我有一個發現,這個發現想必朋友們都會同意,當代的中國是沒有耐心的。我們熱衷於快。我們喜愛的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益就是生命”。這太滑稽了,這個振奮了我們幾十年的判斷傷害了我們這個民族,它讓高貴的生命變得粗鄙,直接就是印鈔機上吐出來的印刷品。我們人心惶惶,我們爭先恐後,我們汗流浹背,我們就此失去了優雅、淡定、從容和含英咀華般的自我觀照。沒有耐心,極大的傷害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氣質。
耐心有它的標誌,——我們能像還錢一樣耐心地掙錢;——我們還能像掙錢一樣耐心地還錢,就像馬蒂爾德所做的那樣。其實我想說的是這個意思,掙錢的態度決定了還錢的態度,還錢的態度也決定了掙錢的態度。掙和還都特別重要,沒有人隻掙不還,也沒有人隻還不掙。要好,兩頭都好,要壞,兩頭都壞。
心情愉快,我終於要說到錢了。
關於錢,《項鏈》告訴我們,在1884年前後,也就是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一個法國教育部的書記員收入是可以過上中產階級生活的。我說“中產階級生活”倒也沒有胡說,無論莫泊桑怎樣描寫馬蒂爾德對自己的生活多麽不如意,但是,她的家裏有一個來自“布列塔尼”的女傭。因為女傭的存在,再怎麽說,馬蒂爾德也是衣食無憂的,甚至可以說,是豐衣足食的。
一個鬼魅的東西終於出現了,這個鬼魅的東西叫鑽石項鏈,換句話說,奢侈品。再換句話說,奢侈的生活。這條項鏈有多奢侈呢?算起來嚇人一條,等於公務員一家十年的收入。
這句話還可以換一個說法,1884年前後的法國,一條鑽石項鏈可以維持十年的中產階級生活。
我想說,這樣的生活是多麽地美好,這個美好就是正常。我願意把所有正常的生活看作美好的生活,——你是豐衣足食的,隻要你別奢侈。
莫泊桑為什麽對馬蒂爾德的虛榮不能原諒?說到底,她奢侈,最起碼,她有奢侈的衝動。
健康的、美好的社會不是不可以有奢侈,可以,但是,隻能是少部分奢侈;健康的、美好的社會也不是不可以有貧窮,可以,但是,隻能有少部分貧窮。
最為糟糕的社會是,一方麵有大量的貧窮,一方麵有大量的奢侈。我說這樣的社會最糟糕,依據的是生活的常識:這樣的社會不正常。這個不正常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麵,貧窮太容易,奢侈也一樣容易。從這個意義上說,1884年的法國是多麽地正常。
所以,莫泊桑先生,息怒。在我看來,你所批判的那個“法國社會”是多麽地正常,多麽地美好。我寧願相信,你所批判的不是金錢、資本和西方,你所批判的僅僅是人類頑固的、不可治愈的奢侈衝動。是的,奢侈衝動它才是原罪。
最後,我想說一說《項鏈》作為一篇短篇小說的大前提。
《項鏈》這篇小說有一個所謂的眼,那就是弗萊思潔的那句話:“那一串項鏈是假的。”這句話是小說內部的驚雷。它振聾發聵。我相信第一次讀《項鏈》的人都會被這句話打暈。換句話說,真正讓我們震驚的是什麽呢?是假貨,或者說,是假。這就是所謂的大前提。
但是,這個大前提恰恰又有一個更大的前提,那就是真。從接受心理的角度來說,“假”在什麽條件地下才會使人吃驚?很簡單,“真”的環境。同樣,如果環境裏頭到處充斥著“假”,或者說,整個環境都是“假”的,那麽,這個“假”將失去它的衝擊力、爆發力和震撼力。
在《項鏈》裏,莫泊桑所采用的小說線性極為明了,假——真——假。借來的項鏈是假的,還了一條真的,最後再發現借來的項鏈是假的。“真”是一塊巨大的磐石,穩固地盤踞在生活的最中央,然後,“假”出現了。在“真”與“假”的衝突中,構成了所謂的小說戲劇性。
換一個說法,如果我們將小說的線性做一次調整,變成真——假——真?能不能構成小說的戲劇衝突呢?
理論上是可以的。事實上,這樣的作品文學史上有。牽強一點說,加繆的《局外人》就是這樣的作品。可我們不該忘記,《局外人》並不類屬於現實主義,它是存在主義的代表作。存在主義的關鍵詞是什麽?荒謬。荒謬的世界是顛倒的世界,“假”盤踞在生活的中央,鬧鬼的反而是“真”。
相對於現實主義文學來說,存在主義的真——假——真這個線性關係是不可思議的。它的線性隻能是假——真——假。我是不是強詞奪理了?沒有。道理不複雜,人類對現實世界的認知方式是求真,人類對現實世界的認知目的也是求真。所以,真,或者說,求真,是人類心理的基礎、認知的基礎、審美的基礎和倫理的基礎,最終,構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真”會使我們平靜、愉悅,而則“假”則會給我們帶來震驚與恐慌。所以,現實主義的戲劇衝突隻能依靠“假”對“真”衝擊來完成,而不是相反。
《項鏈》正是在“真”這個基礎之上所產生的故事。當莫泊桑憤怒地、譏諷地、天才地、悲天憫人地用他的假項鏈來震懾讀者靈魂的時候,他在不經意間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的世道和他的世像,是真的,令人放心,是可以信賴的。
莫泊桑,你安息吧。
選自《鍾山》2015年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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