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80)
2021 (49)
2022 (69)
讀書劄記：《戈爾巴喬夫回憶錄》
看到戈爾巴喬夫逝世的消息，感慨係之。特意找出以前讀《孤獨相伴：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的筆記，整理如下，作為紀念。
戈爾巴喬夫生在蘇維埃，長在紅旗下。黨內正統意識形態大佬蘇斯洛夫的器重，使戈氏在黨內一路升遷。接任蘇聯領導人之後，他看到嚴重的國內國際形勢，尤其是1986 年切爾諾貝利災難，認為重大改革是必要的。他推行開放政策允許相當的言論和新聞自由。他推行了一係列政治改革，黨內民主化措施和成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直接選舉，修改憲法，廢除蘇共執政黨地位，改變一黨專政。1989-90年，當許多東歐國家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時，戈爾巴喬夫拒絕進行軍事幹預。819政變後，最高蘇維埃停止蘇共的活動，結束了共產黨在蘇聯的統治。任何一個曾在共產黨鐵幕後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這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魄力才能做到的。
1991年底，蘇聯解體，戈氏宣布辭職。戈爾巴喬夫在電視上說： “自由選舉、新聞自由、信仰自由、代議製立法和多黨體係已經全部變成了現實。...自由企業、股份製和私有化正在進行。”關於自己，戈氏說：“政客沉迷於爭權，但政治家並非如此。”“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
CNN總裁湯姆·約翰遜當時正在蘇聯采訪。“我感到一種悲涼。我覺得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但被自己釋放的力量掃除。”俄羅斯副總理蓋達爾說：“我認為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是一個好人。他最好的地方在於他確實不想通過暴力來保持蘇聯在東歐的權力。”
撒切爾夫人感激戈爾巴喬夫“不動用武力為世界做的偉大事情”。英國首相梅傑說，改變曆史的是極少數人，但戈爾巴喬夫做到了，不管今天發生了什麽，他在曆史上的地位是穩固的。德國總理科爾認為戈爾巴喬夫在這個世紀曆史上的位置不會受到質疑。裏根總統說，戈爾巴喬夫將永存於曆史中。
同樣處於相似的曆史關口的鄧小平，境界就差多了。缺乏視野、思想和魄力完成社會的轉型，隻是半個改革家，隻能經濟開放，不肯放棄專製走向民主，誤國甚多。他與蔣經國是當年蘇聯中山大學的同學，他甚至先於蔣經國發起了改革。但在蔣經國選擇開放黨禁報禁言論自由走向民主的時候，鄧小平卻提出四個堅持，畏首畏尾，摸著石頭過河。並以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出動坦克阻止中國民主的進程。
戈爾巴喬夫、蔣經國和鄧小平都是站在曆史關口的獨裁者。他們在視野、境界、胸懷、膽略、曆史使命感和對人民的責任感的差距，讓他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給他們的國家帶來了不同的命運，也讓曆史給予他們的評價不同。狗熊與英雄，強人與偉人，之間的距離常常隻有一步之遙。但是，狗熊變不成英雄，強人成為不了偉人，就在於他眼界局促、胸襟狹隘、患得患失，抱殘守缺，錯失曆史機遇，沒有勇氣跨出關鍵一步。
計劃九月份去中歐旅行。作為準備，讀了一些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8年布拉格之春和1989年蘇聯和東歐巨變的材料。對比戈氏和其前任的不同處理，對比現在東歐與中國人民不同的命運，益發認識到戈爾巴喬夫的偉大和不易。
作為結束，摘引幾句戈爾巴喬夫的原話：
革命期間要避免流血通常是不可能的。但是，將暴力視作解決問題的普遍手段和為了某些所謂“崇高的”目標而使用暴力，將自己人“斬盡殺絕”則是毫無人性之舉。
我對自己起誓並公開聲明：我要盡一切努力，使我們國家的首次社會變革和平地、沒有流血地、不分裂成“紅”與“白”、“黑”與“藍”地進行。不使一方靠消滅自己的對手、消滅所有不同意自己的力量而取得勝利。
未能考慮到人類命運的政策就不是值得尊敬的、合乎道德的政策。存在著階級和民族利益、集團和公司利益，但仍然存在著普遍的人類利益。我們應當將人類利益置於優先位置上，因為在麵臨著核威脅和全球環境危機的情況下，我們所論及的是人類的生命。
“新思維”作為改革的哲學建立在全人類價值之上，而不是始終導致對抗、分裂、鬥爭的階級的立場之上。我現在也堅信，這是唯一正確的立場。在整個改革期間，我所持的正是這個立場。我認為，這不是軟弱的表現，相反是力量和決心的表現。
天壤之別是戈氏將人類整體利益置於自己和黨派利益至上，而鄧氏拳拳於自己和執政黨的既得利益，不惜屠城。
天壤之別是戈氏將人類整體利益置於自己和黨派利益至上，而鄧氏拳拳於自己和執政黨的既得利益，不惜屠城。
中國如果走了戈的路，結局可能比蘇聯要慘烈數倍。
讚作者好文！
但是不同意下麵這位說鄧改革開放是成功的？ 我認為是個二半吊子。
lao_fan 發表評論於 2022-08-31 16:44:05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成功的，可以說沒有老鄧就沒有今天強大的中國。為老鄧按讚！
++++ 有意思！！
是社會大眾和統治階層接受法治的程度。
出類拔萃。。。
瓦解共黨
萬古流芳。。。
中共倒施
拖泥帶血。。。
習近敗類
奇恥大辱。。。
===================
從一個很好的角度看問題。
在改革過程中，戈氏沒想到人性的惡，沒管理人性的惡。西方國家的重要特點是管理與限製疏導人性的惡。這樣才能在言論自由民主的情況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南韓台灣新加坡也很好管控了人性惡。香港是管控了公務員的貪腐。民主成功與否和人的“素質”關係不大，主要和管控人性惡的行為的健全的管控與監督機製有關。這裏說的是管控“惡”，而不是消滅“惡”。令人遺憾的是，人性的“惡”恰恰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