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當不益壯
現居海外，常回國內，自稱
文化大革命開始，作為學生黨員，東生受到造反同學的指責，一時不知該怎麽辦，讓我去給他出出主意。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北京師範學院(現首都師範大學)，發現該校女生的比例超過了男生，和我們人民大學截然相反。我們班40人，女生隻有8人，物以稀為貴，我們班的女生很快就被高年級和其他係的男生盯上了。
師院女生多，兩派衝突就會文明的多。我去時，數百人正擁擠在教室大樓的走廊裏辯論，東生拉著我去聽辯論，他的崇拜者不少。因人多擁擠，加上高溫，竟然有好幾個女生暈了過去。我對東生開玩笑：“擁護你的美女不少啊！還是你們學校好，辯論很文明，不像我們學校。”
大學畢業後，我倆都參了軍。東生在濟南軍區當兵，我在沈陽軍區當兵。東生的父親那時已調到濟南軍區任副司令，回到老領導楊得誌身邊。後來我從部隊轉業到山東勝利油田工作，去濟南看望東生的機會多了。東生結婚了，娶了一位漂亮的太太，在濟南軍區高幹子弟中傳得沸沸揚揚。我打電話給東生，東生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說：“小許人不錯，你來了能看到。”
到了孫司令家，東生和夫人在院子門口迎接我。小許個子高高的，身材苗條，端莊秀麗。和東生父親打了招呼後，東生把我拉到他屋裏說悄悄話。小許原在軍區文工團，家庭出身好，人也漂亮，軍區為某人“選妃子”，把她作為候選人，幸虧老天有眼，小許沒有陷入張寧那樣的悲慘經曆。後來她被選送學醫，和東生一個單位，倆人感情很深。
我調到北京後，有一次到濟南出差，去看望東生。當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剛結束，東生聽說我父親參加了三中全會前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趕快拉著他父親一起聽我講小道消息。
在官方宣傳上，是三中全會做出了重大決定。實際上，做出決定的是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當時真正掌握權力的各省、各部委、各大軍區各軍兵種的負責人有的不是中央委員。另外，還有一大批剛解放的領導人還沒有安排工作，他們無法參加中央全會，但可以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因此，中央先開高級幹部領導會議即中央工作會議，然後再開中央全會。
被稱之為“第二次遵義會議”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出席會議的212人。這次會議共開了36天。會議上，華國鋒主席原想討論工作重點轉移即經濟問題，沒想到譚震林、陳雲等帶頭放炮，提出∶進行工作重點轉移，先要解決一些問題，如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等問題，提出為彭德懷、陶鑄、薄一波等老幹部平反。華國鋒比較開明，敞開讓大家發表意見，每天出十幾期簡報，刊登各小組發言。會議開到後來，不但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吳德等四人被與會者點名批評，華國鋒也因堅持“兩個凡是”受到批評。會議還涉及到毛主席在延安整風及建國以來所犯的“左”的錯誤，特別是“文革”中的錯誤。這是我黨建國來最民主的一次高級幹部會議。
鄧小平因出國，會議後期才參加，看到會議的形勢發生了變化，對原來準備的閉幕時的講話重新進行了修改。開三中全會時，無論是華國鋒、鄧小平都沒再講話，與會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學的是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的講話。
東生的父親是紅一軍團的，一直跟著毛主席，對毛懷有純樸的感情，他告訴我，解放後，毛還請他到中南海吃過飯。三年困難時期，軍隊幹部不接觸經濟問題，不了解下麵餓死人的情況，對大躍進的危害體會不到；文革時，軍隊幹部受衝擊者少，不知道國民經濟遭受破壞的情況，因此對毛的晚年錯誤感受不深。對中央工作會議否定文革及批評毛的晚年錯誤，孫繼先一時接受不了，結果我倆發生爭論。
他作為參加革命幾十年的長輩，知道得比我多，本來應占有優勢。但我看了中央工作會議的全部簡報，發言的那些人比起孫繼先的資格要老，知道的內幕要多，我記憶力又好，結果我占據了掌握事實多的優勢。東生的觀點和我一致。在他父親每次打斷我的講話和我辯論時，他都站在我這一邊。
吃完午飯後，老頭子既想聽小道消息，又不服氣地想和我辯論，結果打破了多年來午睡的習慣，我們一直談到了下午四點多。老頭子還不想讓我走，說：“你在這裏吃晚飯吧。”我說：“不行了，我都呆了一天了，有空我再來。”
1989年，東生轉業回到北京，我們見麵多了。他開始是在國家計生委工作，後來調到中國科協下屬的對外應用技術交流促進會當辦公室主任，因不適應複雜的人際關係，一度心情鬱悶，想調到我主管的單位。我當時在國務院某部門當司長，我們司各處處長滿員，不好安排。
我詳細聽他介紹情況後，說：“你所遇到的問題，是所有軍隊下來的幹部遇到的共同問題，我也有同樣的經曆。在軍隊，凡是領導不喜歡的或群眾關係不好的，都會被複員或專業，因此人際關係相對簡單得多，軍隊幹部一般都不會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到了地方，首先要過好這一關，不能太直率，尤其對領導。”
我們倆的單位離的很近，都在北三環上，東生有空就來找我交流心得。東生為人厚道，稍加指點，很快就打開了局麵。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京交誼舞盛行，大的單位周末經常舉行舞會。小許在總政幹休所工作，很想學跳舞。東生知道我會跳舞，讓我教小許。這時，東生的父親已去世，他們住在東單他母親那裏。利用周末，他們來我家或我去他們家，每次都是東生打電話約我。我讓東生一起學，東生以自己笨為借口，不肯學，但每次都陪著小許來。有時我們一起到軍博旁邊的軍委小禮堂等地跳舞，東生一直坐在那裏，以欣賞的目光看著小許跳，直到舞會結束，從不嫌麻煩。我所接觸的人中，如果夫妻一方不喜歡跳舞，很容易為跳舞兩口子鬧矛盾。像東生這樣支持並心甘陪伴自己愛人的，沒有第二人。可以看出東生與小許非常恩愛。
東生曾參加過某老帥的傳記寫作，了解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情況，在黨史研究上有一定的水平，也培養出獨立思考的作風。我曾向他推薦描寫遼沈戰役的《雪白血紅》一書，我說：“這是我們64軍的一個幹事寫的，采訪了國共雙方參戰的將領和當事人，用雙方的回憶對比把戰場的實際情況勾畫的十分清楚。既講了我軍的勝利，也提到我軍當時存在的問題，這是我看到的最客觀的紀實報道。他因此書曾被總政肯定，被當地本溪市政府捧到天上，又被王震告狀，打入地獄。但我認為，研究曆史就應該像他那樣實事求是。”東生同意我的觀點。
我出國後回國探親，去看望東生，東生已調到中國科協聲像中心當副主任，是局級幹部了。東生問我：“你認為兩邊反差最大的是什麽，感受最深的是什麽？”我說：“中美兩國因社會製度不同、東西文化的差異，差別很大，美國有美國的問題，這點出國前就知道。但有三點是出國前估計不足的，因而也是我感受最深的：
一是兩國信息量差別很大。到了美國，各方麵的信息鋪天而來，僅中文報紙就有幾十種，左中右的都有，什麽意見都可以發表，沒有人約束你的思想、要求你和當政者一致，一切由你自己去判斷，得出自己的結論。敢於批評是這個國家進步的動力，從總統到市長、議員，對媒體批評甚至攻擊、搞笑的承受力極強。而能包容各種意見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二是有信仰和沒有信仰的社會差別太大了。我在美國提出一個特別可笑的問題，是誰在做人們的思想工作？後來發現，宗教在社會發揮的積極作用是我們過去所不了解得，各種宗教和諧共處，在慈善事業、道德教育及做人方麵起了很大作用，成為社會的穩定劑及凝聚力。
三是社會、媒體、在野黨對執政官員監督力度之大，是我們在國內時想象不到的。美國人民對政府官員品質問題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尼克鬆、克林頓、小布什都因為有這方麵的問題而麵臨過執政危機。在這個社會，個人信譽是第一位的，說謊、造假的人有，但是絕對沒有市場。”
東生說：“我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到底是什麽原因使列寧預言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在二次大戰後能如此穩定地發展，成為現代文明社會？什麽原因使他們的社會矛盾反而比我們還緩和？是什麽原因使前蘇聯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被本國人民所拋棄？國內一些專家的文章我看了，有局限，回避關鍵問題，糊弄一下老百姓可以，但作為指導國家製訂方針的依據我看不行。你在國外有條件，建議你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我在國外這幾年，國際上發生了許多大事，如“911”、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北約轟炸南聯盟等。中美之間也出現多次危機，如北約轟炸中國大使館、中美飛機撞擊、中國加入世貿的中美談判等。每次我回來見到東生，他都迫不及待地問我：“國外是怎麽報道這件事的？有沒有國內沒報道的情況？他們為什麽要這麽做？美國人民是怎麽看待這些問題的？”
東生說：“咱們這一代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是在實踐中，由盲目崇拜到學會了獨立思考。對任何一樣事情，都希望能全麵地了解情況，聽到各方麵的意見，像毛主席說的多問幾個為什麽，自己做出判斷。國內因各種原因，往往隻是單方麵的觀點，因此我特別喜歡聽你聊天，聽你介紹我所不知道的情況，每次都有收獲。”
2003年，東生擔任了大眾科技報社社長，成為正局級幹部。東生能走到這一步，全靠自己的努力。我倆每次見麵，不管談什麽問題，總是能達到共識，這也是我們友誼長存的根本原因。這個階段，我們倆見麵除了聊國際上的大事外，經常議論的還有國內日益嚴重的一些問題，如社會腐敗、環境汙染、公民道德及素質等問題。東生是一個永不停止思索的人，也是一個憂國憂民的好幹部。
東生雖為高幹子弟，從小儉樸低調；身為高級幹部，一直為政清廉。他為人厚道，待人真誠，是極為難得的知心好友。在我所有的朋友中，我和他的友誼是最長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