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同手足五十年（上） 憶最好的朋友孫東生

有著五十年情誼的朋友孫東生走了。

他弟弟東寧的電話打來時，我剛從日本回到北京。一年裏在北京的時間也就不到一個月，沒想到正好趕上朋友的遺體告別。東生走的非常突然，我絲毫沒有心裏準備。東生雖然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我們的情緣未了，老天爺有眼，讓相隔萬裏的我們能見上最後的一麵。

在八寶山蘭花廳，遺體告別的儀式很隆重，來得人很多，除了他所在的單位中國科協的領導及同事外，還有他的各個時期的同學、部隊的戰友及親友。在中國，對一位正局級幹部應有的規格都有了，告別儀式前散發的《生平》對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人生一世，為人正派、為政清廉、善始善終的並不多，特別是現在的幹部。

告別儀式開始前，我去看望了東生的夫人及兄弟姐妹。東生的夫人小許一見到我，就拉著我的手泣不成聲。她說：“你是東生最要好的朋友，他老提起你 …… ”從她的哭述中，得知東生死於心髒手術。“手術前我們請了這方麵的權威、科學院院士給他會的診，說可以手術，如果再拖下去，就錯過了能動手術的機會。我們也希望動了手術後能提高他以後的生活品質，手術後頭幾天還挺好，東生都醒過來了，沒想到一下子就不行了，拉著我的手就這麽走了。”其悲痛、懊悔之情，催人淚下。

東生躺在花叢中，麵目安詳，如同熟睡。看到老友早我而去，悲痛至極。

孫東生原名孫冬生，是 12 月出生的。他的父親，是紅軍長征時期率 17 勇士搶渡大渡河的營長孫繼先，是 1955 年授銜時我國第一批中將，曾任解放軍第二十兵團的副司令。

我上小學四年級時，孫冬生隨父親工作調動從南京來到北京，插班“十一”小學（現十一學校）我所在的班，很快我倆就成了好朋友。我們兩家都住在廣安門牛街附近的中國人民誌願軍辦事處，每周六辦事處來車接我們。住得近，自然接觸就多。另外，我倆有共同的愛好：打乒乓球和集郵。我原來的乒乓球水平在班上還可以，東生和我差不多，我倆誰也不服誰，有機會就打，他發球好，我反手抽球好，雙方各有贏輸，成了最好的球友。上五年級後雖然我們不在一個班裏，但已是形影不離、密不可分。

東生雖然大我半歲，但他為人厚道，屬於循規蹈矩的聽話學生，早早就是紅領巾，“壞點子”自然要少。我則是學校有名的調皮大王，直到上六年級才入隊，因此老是我出“壞主意”，他跟著我。印象深的搗蛋有兩起。

誌願軍辦事處有南北兩棟宿舍樓，他們家住在北樓。北樓後麵是北京的老四合院，有一家的老太太特別厲害，經常和鄰居罵街，對我們這幫半大不小的男孩子也是不待見，常常訓斥我們。我提出教訓教訓她。北樓是一棟 3 層的平頂樓，樓頂鋪著瀝青，瀝青上鋪滿了小石子。

我倆爬到樓頂，用彈弓將石子射到老太太的院裏。因樓高，石子射過去後力量很大，碰到院裏的壇壇罐罐，動靜很大。射完後我倆趕快爬下。老太太根本想不到石子是從樓上射下來的，以為是鄰居的小孩搗亂，出了門看不到人，就站在大街上破口大罵。罵得那個難聽，別提了。我倆偷著樂，肚子都笑痛了。老太太罵累了，回到院裏，剛進屋，我倆的第二批“炮彈”又發射過去，老太太不出來，就接著射，直到把老太太激怒衝了出來罵街為止。就這樣，折騰了約半個小時，老太太共出來罵了五次，直到罵累了再也不出來為止。

每周六下午，辦事處的車先到十一小學接我們這些小學生，然後到萬壽寺軍委保育園接小字輩。當時我的妹妹和他的弟弟都在該幼兒園。到了幼兒園後，要等一會兒，因為幼兒園的小字輩睡午覺起床動作慢。我們在車裏呆不住，就到幼兒園裏亂逛。有一次，我和東生發現了一個大葡萄架，奇怪的是共有五串葡萄，四個角各有一串，中間一大串足有七八斤，現在回想大概是園丁專門為中秋節培育的。葡萄已經熟了，發出了誘人的果香。我們想摘些吃，夠不著。我讓東生四腳著地跪著，我踏在他背上，雙手抓住大串葡萄的把，然後讓他閃開，憑借我自己的體重，將整串葡萄全摘了下來。回到車上，請大家一起吃。這事後來鬧大了，有人告狀。幼兒園拿我們沒辦法，不了了之。

五年級重新分班，東生到六班，我在五班，但我們的友誼並沒因此而受影響。周末，我們常到誌願軍辦事處打乒乓球，東生的爸爸也常去。老頭子的水平很高，我們不是對手，但要打敗我們也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上六年級後，我們倆的父親都調入國防五院。我們家搬到阜城門外馬神廟的國防五院（航天部前身）宿舍，他爸爸任五院副院長兼二十基地（導彈基地）的司令，搬家到東單一小樓裏，家裏有乒乓球台，打球十分方便，這也是東生水平能不斷提高的重要原因。

在集郵上，開始我倆差不多，有點錢就到東華門的集郵公司買郵票，很快就集全了新中國的郵票。上六年級了，我開始別出心裁，感到中國及社會主義國家的郵票太容易弄到，集郵公司有賣的，而西方國家如美英法日本等國因為和中國沒有外交關係，對我國進行封鎖，他們的郵票很難弄，於是我就用中國及社會主義國家的郵票換其它國家的郵票，到文革前已經有四十多個國家的郵票，為此還在同學中顯擺。羨慕我的人一大堆。文革開始後，這些郵票都成了封資修的東西，我被迫銷毀，結果大傷元氣，一蹶不振。而東生則因路線正確，積攢的全套中國郵票越來越珍貴。

考初中時，我倆都報了一零一中，沒想到他考上了，我卻上了育英學校附中。父親去查，我的成績是 189 分，一零一中住校生的錄取分是 190 分，如果不住校， 189 可以錄取。我不甘心，上初二時，轉學進了一零一中。我在五班，東生在一斑。初中畢業前，我倆都入了團，又都考上了一零一的高中。

高中的學生，每年國慶要參加天安門大遊行。上高一，一零一中的隊伍是在東單集合，雖然遊行 10 點開始，但遊行隊伍必須在臨晨 6 點到達指定地點。 “十一”這天不通車，我發愁不知怎麽辦。東生讓我在 9 月 30 日晚上住在他家裏。

這一晚，我倆幾乎沒睡。東生正遇到人生的第一次危機，父母不和。他向我訴苦，希望我幫他出主意。東生對父母有著很深的感情，特別是父親，就是他心目中的大英雄及崇拜的偶像。但現在，他很苦惱，不知怎麽辦。父母之間出現問題，兒女往往是沒有辦法介入的。當時我出的主意都是餿主意，後來我的家庭遇到了同樣的問題，使我更能理解東生心裏的苦。

東生另一苦惱問題是其父是否參加了強渡大渡河在軍內引起質疑和爭論。孫繼先於 1957 年在《星火燎原》上發表了《大渡河上》一文，回憶他率 17 勇士強渡大渡河的過程。而他的領導、紅一團團長楊得誌在《星火燎原》上發表的《強渡大渡河》一文， 卻說強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個勇士，連長熊尚林為隊長。這篇文章被收進我們中學的教材中。總政也認定是十七個勇士。有人依此做文章攻擊孫繼先。作為兒女，能不苦惱嗎？

那天夜裏，東生把 《星火燎原》拿出來給我看。其實我家裏也有，兩篇文章我都看過，當時並沒有注意有此區別。我說：“你爸爸是當事者，自然是記得比較清楚。楊得誌在指揮戰鬥，誰上船誰沒上船他也許不如你爸清楚。”“但是多數人都相信他呀，他畢竟是我父親的老領導。”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老革命們掀起了寫回憶錄的熱潮，出了兩套革命回憶錄，一套就是《星火燎原》，另一套是《紅旗飄飄》。回憶錄中相互矛盾的事不止這一起，孰對孰錯，爭論不休，後來沒有繼續出下去。文革後，楊得誌在回憶錄中修改了他以前的說法，承認了是十八勇士。

上高中後，東生的心髒問題逐步顯現，他學習的壓力也很大。但他仍然把很多的精力投入到思想進步上。他聽說我寫了入黨申請後，立即也寫了入黨申請書。他樂嗬嗬地向我挑戰，看誰先入黨。當時，誰都沒想到會在高中學生中發展黨員，我們都是為將來做準備。沒想到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提出培養接班人的問題，在重點中學發展學生黨員，結果高中畢業時，我倆同時入黨。

報考大學時，我倆又一致報考文科，學政治。當時，誰都不想當老師，學校師資很緊張。因此教育部有規定，所有的考生報考的 12 個誌願中，必須有師範。我倆都把北京師範學院放在最後一個誌願，沒想到的是，東生其它誌願落空，被師範學院政教係錄取。我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當時，錄取通知還沒下來，我倆正在參加海澱區委組織部在我校辦的新黨員學習班，從老師那裏得知消息。

東生很鬱悶，讓我陪他到招生中心去查查。當時北京的大學招生中心設在展覽路上的建工學院，各大學負責招生的都集中在那裏。我們去時，各校的老師已開始撤離。我們找到師範學院招生的老師，讓他查查為什麽報在前麵的學校沒有錄取東生，而轉到了他們這裏。老師對東生的名字很熟悉，他是學校錄取的唯一學生黨員。他說，東生的成績達到某些大學的錄取標準，之所以這些大學沒要他而最後轉到他們這裏，他分析可能是因為東生有風濕性心髒病。

人生有許多轉折點，常常意想不到的某個原因就會改變人生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