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運臨頭
接到我同學的電話後,我心情沉重,但無法和任何人講。因為北京市革委會剛剛發出《緊急通知》,稱“天安門事件”是“解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江青為鎮壓成功十分得意。張春橋說:“天安門廣場事件是中國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擁護鄧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來作中國的納吉。”
但仍有群眾不畏強暴, 4 月 6 日繼續去天安門廣場獻花圈。有人在紀念碑欄杆上用筆寫下:“敬愛的周總理,您的花圈在我們心裏,誰也收不走!”“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聚集在天安門的群眾,在東城區電子儀器一廠工人齊國治的倡議下,成立了“全國保衛周總理委員會”。
圖1、清洗過後的廣場(ZT)
4 月 7 日 ,天安門廣場戒嚴了,有清潔車和灑水車在廣場內打掃“衛生”。我對妻子說:“他們是在清洗血跡,消滅罪證。”
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毛遠新拿著毛主席寫的條子給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毛遠新解釋說: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門廣場發生了燒、打事件,天安門廣場上的活動,其性質已變為反革命事件了。毛遠新還傳達了毛主席的兩項提議:一是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4 月 8 日 ,人民日報發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文章說:“九時半,數萬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命令後,在人民警察和警衛戰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斷措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把仍在紀念碑一帶作案、鬧事的壞蛋,團團圍住,將其中現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進行審查。這一小撮張牙舞爪的壞人,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麵前,不堪一擊,一個個如喪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動詩詞的本本交出來;幾個拔出匕首妄圖行凶頑抗的罪犯,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圖2、人民日報
我們這種從小受黨的教育長大的青年,對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從來就是絕對的相信,無論報道什麽重大事件,從不懷疑,堅決擁護。可是當報道的恰恰是你經曆的事件,而且在歪曲事實時,心靈所受到的衝擊是可想而知的。你沒想到,全黨批了好幾年的林彪的 “不說假話辦不了大事” 著名論調,竟然依然是黨和政府運用的手段。
在處裏組織學習《人民日報》有關文章時,我再也抑製不住了,說:“這是歪曲事實,白天鬧事的都走了,晚八點後在天安門全是路過的好奇群眾,所謂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就是這些無辜群眾,他們成了替罪羊。”
“你憑什麽說人民日報歪曲事實?你根據什麽講被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徒是無辜群眾?你這是懷疑黨中央、毛主席!”我們處裏唯一的非黨員對我上綱上線,大帽子扣了下來。按規定,政治部宣傳處成員必須是黨員。這位非黨員比我大一歲,是通過主任的關係從天津調來的,專業不對口,進不了業務處室,安插進我們處,成了主任的眼線。
我被逼得沒有退路了,說:“ 5 日晚我確實去了天安門廣場。報上講 9 點半采取行動,我 9 點才離開,我當然有發言權。當時廣場隻有少量人,都是像我這樣下班後去的,哪有什麽‘ 仍在紀念碑一帶作案、鬧事的壞蛋’。”
全處 7 個人,處長沒吭聲(內心絕對相信我),扣帽者一時不知怎麽回答,其他 4 人憑過去對我為人的了解,全都相信我講的。老大姐張宏毅歎了一口氣,說:“唉,老百姓就像隻螞蟻,說捏死就捏死。”悲憤的氣氛籠罩著整個辦公室,學習無法進行下去了。
我暴露了自己去天安門的事後,很快有人反映到主任那裏,我被作為黨員嚴重違犯紀律的反麵典型上報到石油化工部。
緊接著,全國範圍內開始了一場“清查反革命運動”,即追查“天安門廣場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追查“反革命政治謠言、 詩詞、傳單的製造者”的所謂“雙追”。各單位都成立了 “雙追”辦公室,紛紛開大會、小會,動員人們交待、掲發、檢舉,要求每個人將清明節期間的活動交待清楚。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惡狠狠地說:“要擴大戰果,乘勝追擊,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注意選擇年齡大的要殺。”
沒過幾天,公安局就把我們 規劃院機械廠貼標語的那 幾個青年人逮捕了。我因曾為他們辯護而陷於被動。 院保衛處在追查所謂《總理遺言》的源頭時,又追到我頭上。沒想到,當時追在我後麵苦苦哀求著想看《總理遺言》的人,一遇風吹草動就把我給出賣了。保衛處找我談話,我承認是我從天安門抄錄並傳給別人的。但我辯解說不知是假的。屋逢連陰偏漏雨,正當我“四麵楚歌”時,又有人落井下石,把我抵製批鄧的言行掲發出來。
毛澤東在 1974 年下半年至 1975 年初先後作過三條指示 ∶ 其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其二,希望社會安定。其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抓住時機,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整頓和發展經濟,並報毛澤東圈閱後以中央四號文件下發。下發文件時還特別注明“毛澤東圈閱”。
1975 年“批鄧”開始後, 毛澤東出爾反爾,否定四號文件,說:“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禦用班子梁效在 《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 毛主席這個重要指示,一針見血地揭露了‘三項指示為綱’是一個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這個綱領的要害,是複辟資本主義。”
在學習梁效的文章時,我提出兩個“不理解”:第一,把主席的指示作為綱領,其中排首位的是“ 反修防修”,怎麽就成了“ 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
第二,既然是 “ 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又怎麽理解當時毛主席的“ 圈閱”及下發?主席圈閱的意思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如果是“不同意”,誰有這個膽量下發?為什麽當時不製止?我們現在全被搞糊塗了,究竟應該如何對待過去和今後 主席“ 圈閱”下發的中央文件?
當時很多人附合我的疑問,領導也沒說我的疑問有問題 。但形勢一緊張,就都成了政治問題。
主任對我最惱火的是我竟然敢抵製“批鄧”。主任讓宣傳處組織各研究室的支部書記辦“批鄧”學習班 。 各室的支部書記都是處級幹部,本應領導出麵。我們處長有想法,但又不能不執行領導指示,就把我推到了前台。“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在學習班裏,我變換方法,隻組織學毛著,不學批鄧文章;隻談學習體會乃至聊大天,不開批鄧會,避免大家說違心的話。結果三天的學習班成了個形式。支部書記們輕鬆愉快,心領神會,學習班結束後,紛紛下到各油田出差,躲避風頭,全院的“批鄧”運功始終沒能開展起來。
這幾個問題合在一起,我成了規劃研究院的重點人物。盡管申院長想保我,但在那個形勢下,他也受到很大壓力。政治部主任為了揪出我這個鄧小平的“徒子徒孫”,除去政治部裏的隱患,指示保衛處整我的黑材料並上報石油化工部。
但那時全國的清查工作進行得並不順利。大多數單位的領導們本身就是那次事件的參與者,與廣大群眾的情感是一樣的。他們的態度是盡力保護本單位參與事件的職工,不少單位對上麵下達的清查工作頂著不辦。原石油部的老領導餘秋裏、康世恩都是緊跟鄧小平參與整頓的,是“四人幫”的眼中釘。餘秋裏對我送給他周總理照片一事印象深刻。部領導對我采取了保護態度,隻是通知我父親:“不要讓你兒子給你惹麻煩。” 部領導打招呼後,我知道院 政治部主任把我告了。在這樣的領導手下工作,我心情能好嗎?後來主任指示宣傳處,讓我下到機械廠,名為蹲點,實為下放。
“四人幫”一倒台,我的處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 1977 年石油化工係統開展路線對比、揭批“四人幫”罪行的活動中,我被樹為反對“四人幫”、抵製“批鄧”的代表,在全院大會上做了報告。
圖3、揭批四人幫的宣傳畫(ZT)
1978年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大會秘書處從各部委抽調 反對“四人幫”突出的黨員到大會工作。石化部及在京直屬單位幾千人,隻有兩個名額,一個是經各單位推薦由部裏選定的,另一位是我,是部裏指定的(因為沒有推薦我)。主任通知我去報到時,說了這麽一句話:“我們推薦的是保衛處長,不知為什麽部裏點名讓你去?”
她沒想到的是,當年她向部裏報送的“黑材料”,現在變成了我的“紅材料”。還用再推薦嗎?
獄中鬥爭
和我的處境相比,石油 機械廠那幾位被捕的小 青年是極為悲慘的。出獄後,他們在全院大會上對 “四人幫” 的法西斯暴行進行了控訴,字字血,聲聲淚,全場一千多人,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被抓進拘留所後,首先要挨一頓 毒打。刑審室的四個房角站著四個凶神惡煞的警察,被帶進去後,其中一個問:“知道你犯了什麽罪嗎?”“不知道。”一拳過來把受審的人打倒在地。接著被另一個警察提起來,再問同樣的問題,再打倒在地,幾個輪番下來,一般都挺不住了,說:“知道,我是現行反革命”,警察這才住手。
當時抓的人很多,監獄人滿為患,公安局借用部隊營房的地下室作臨時牢房。一個二十平米的房間要關二十多人,人均不到一平米,隻能坐著,無法躺下睡覺,也不放風活動,十幾天後,人就虛弱的變了形。天氣越來越熱,不給水洗臉,更談不上洗澡,幾十人身上散發的惡臭讓人感到豬狗不如,生不如死。
監獄方對這批“政治犯”千方百計地進行折磨,每人每天隻給一茶缸水,讓你渴不死,活受罪。大家把這水視為救命水,渴了,隻喝一小口,就像電影《上甘嶺》裏的情節一樣。誰要是一口氣喝完了,這一天就會沒水喝。有一個中學生抓進去後被打的精神失常,他流血過多,渴的要命,進到牢房後一口氣就把水喝完了。到了下午,幹渴難耐,向同屋的人苦苦哀求要水喝。有的人實在看不下去,想把自己的水給他倒點。被獄警發現,大聲警告:“誰給他水喝,就斷誰的水!”。誰都知道斷水的結局是什麽,求生的欲望使所有的人失去了勇氣。那個中學生最後渴的跪在地上使勁用頭撞地,滿臉是血,大家攔都攔不住。最後,他不顧一切地抱起屋中間的尿桶大口大口地喝尿,目矚此景的人無不掉下眼淚。
因為不是正規監獄,地下室頂端的小窗戶全部被釘死,以防止犯人逃跑。進入夏天後,天氣越來越熱,在如此擁擠的情況下,不開窗戶,其生存狀況可想而知。大家實在忍無可忍,高呼口號抗議:“要熱死人了!打開窗戶!打開窗戶!”“要求放風!要求放風!”有的青年高聲質問:“國民黨的監獄都放風,你們為什麽不讓放風?!”他們這一喊,引起了連鎖反應,各牢房的喊聲此起彼伏。十幾個獄警氣急敗壞地衝進他們牢房,把喊得最凶的幾個人抓了出去,一邊勒令他們穿上棉衣,一邊惡狠狠地說:“看你們誰還說熱!”對不服從的,則拿棍棒往死裏打,直到穿上棉衣為止。結果好幾個穿棉衣的都熱休克了。
7 月 28 日臨晨,唐山發生大地震,波及北京,監獄所在的樓房發生劇烈搖動,牆壁出現裂縫。所有的獄警全都跑道院子裏,支起了帳篷,除了這批政治犯,整個樓裏已沒人敢住。這些年輕人不幹了,帶頭呼口號:“我們也是人,我們要求住帳篷!”“要人權!要人權!”獄警氣急敗壞地衝進牢房,把喊口號的人抓出去,又打又踢,邊打邊說:“我讓你要人權!我讓你要人權!”直到被打的人說“我不要人權了”才住手。
雖然案子一直沒有宣判,但從廣播中聽到批鄧的調子是越來越高,大家普遍認為前途是凶多吉少,“中央文革”絕不會放過他們這批“政治犯”。特別是在這種精神、肉體的摧殘和遙遙無期的拘禁下,許多人已處於崩潰的邊緣。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澤東逝世了, 消息傳到監獄,大家哭成一片。他們認為,主席健在時,還能鎮得住“中央文革”的那幾個人,現在總理、朱老總和主席相繼去世,小平被打倒,真不知江青等人上台會不會對他們大開殺戒。沒想到的是,“四人幫”很快倒台了。
10 月 6 日 ,華國鋒在葉劍英、李先念等老前輩和汪東興的支持下,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毛遠新等。考慮到各級政府、黨組織都有他們的人,為防止他們搗亂,華國鋒、葉劍英決定不采取逐級傳達的辦法,而是通過廣播、電視直接向全國、全世界宣布逮捕四人幫的決定 。
圖4、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法庭受審
同往常一樣,晚上七點,監獄安排“政治犯”們看新聞聯播,接受形勢教育。當中央電視台播出“四人幫”被逮捕的消息時,不但被押人員震驚,獄警們也毫無思想準備,一瞬間空氣凝住了,幾秒鍾後,歡呼聲響徹天空。
“政治犯”們激動無比,大家手挽手地高呼口號,高唱《國際歌》。 苦難的日子到頭了,自己有救了!中國有救了!中國人民有救了!獄警先是不知所措,很快恢複了本性,揮舞著棍棒命令大家回到牢房。 沒人理會獄警的命令、狂吼甚至摳打,大家的腰杆從來沒有這樣硬過。就這樣他們唱了一個多鍾頭,直到大批全副武裝的警察趕到,強行把他們押回各自的牢房。
“四人幫”倒台後,這批天安門的“政治犯”並沒因反對過“四人幫”而被立即釋放。在“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時代, “四五運動”還沒平反,“文化大革命”還沒被否定。公安部門給這批人又扣上“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押著不放。政治部主任還把海澱區公安局的負責人請來,向全院及機械廠的職工宣布這幾個年青人“新的罪行”,如讀黃色小說《紅與黑》、偷聽敵台《美國之音》、暗藏匕首準備暴動等等。
八個月後,警方通知我院政治部把這幾個青年人領回去。警察在最後的訓話中警告他們∶“這裏(指監獄)的情況不能對任何人講。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不管誰上台,都要依靠我們。誰離了我們都不行。你們不要太得意,我們可以把你們放回去,也可以把你們再抓回來。”
機械廠決定用歡迎英雄的方式向這幾個年輕人表示敬意,同時向專政機關表達抗議。廠政治處主任親自帶隊,卡車上插著紅旗,貼著“歡迎反 四人幫的英雄歸來”等標語 ,敲鑼打鼓去監獄接人。這幾個年輕人,昂首挺胸像英雄般凱旋歸來。
記住曆史
1978 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給“四五清明風暴”平反。 11 月 15 日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1976 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於對周總理的無限愛戴,無限懷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於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國億萬人民的心願。廣大群眾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且受到迫害的同誌要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四五運動” 的爆發絕非偶然。它是林彪事件以來,人民群眾對極左思潮多年觀察反省的結果。這場運動,集中地表現出人民群眾對極左思潮的代表者 —— 江青集團的痛恨,同時也 蘊涵著對“文革”對毛澤東晚年所作所為的不滿。這場運動的另一亮點,是 表現出人民群眾對心中黨內健康力量的代表者 —— 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懷念和呼喚。
這場運動從表麵上看是在清明節悼念周恩來,實際上是民意在專製長期壓製下的總爆發。當民間怨聲載道,民意又能以適當的形式形成巨大聲勢時,就促進了領導集團高層的分化,推動一些人順應民意,發動變革。“四五運動”為 1976 年 10 月抓捕“四人幫”打下了基礎,也為結束文化大革命,實行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的群眾基礎。 鄧小平曾說:“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人民懷念周總理,支持我的也不少。這證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反映了人民的願望。”
平反“四五運動”,也同時推翻了某些領導人一貫的論調,即糾正過去的政治定論會導致社會動亂,使民心不穩。給“四五運動”平反的結果證明,新的領導人撥亂反正得到了人民的擁護,緩和了社會的矛盾,使人民恢複了對執政黨的信心。同時人民的思想解放了,積極性煥發了,就為後來的改革開放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礎,進一步創造出穩定的發展環境。
昔日被稱為“鬼節”的清明節,現在已被列為中國的公眾假期,成為名副其實的清明節。讓我們永遠記住 1976 年的清明節——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清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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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能理解.記得有次和我外公爭論什麽問題.他就說:"你是沒吃過文革的苦.'還有想不通紅衛兵們怎麽能做出那些事情來.但是也佩服父輩,祖輩們的奉獻精神!
我的老父親說他一生還經曆過兩次這種人人歡欣鼓舞,無法表達的高興的時刻:
(1)平型關大捷消息傳來
(2)日本投降
我沒說當晚啊。我是另起一段,轉到監獄的情況,沒寫日期,因為在這個情節裏,日期並不重要。
俱往矣,今天的年輕人,又怎能理解當年的理想主義!
這些記憶,將永遠伴隨我們,直至進入墳墓。
作者好象沒說當晚宣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