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當不益壯
現居海外，常回國內，自稱
天安門旁埋屍滅跡
另一位朋友告訴我的情況不但說明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打死了人，而且埋屍滅證。他說，部隊控製天安門廣場後，首先是處理屍體。他們擔心屍體如送往醫院或火葬場，外界盛傳天安門廣場打死了人將得到證實，於是決定就地埋葬。這個鮮為人知的情況使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知道。
他認識當時中國政壇上的大紅人、政治局委員丁關根的小姨子，其兒子也就是丁的外甥，是個高中生，六月四日淩晨聽到部隊開槍後，不顧家裏人反對，跑到天安門廣場看熱鬧，結果再也沒回來。以後幾天，家長、親屬跑遍了全市參與搶救的四十多所醫院，檢查了所有的屍體、傷員，都沒發現其兒子的蹤跡，於是向北京公安局報了失蹤案。因是大人物的親屬失蹤，北京市十分重視。十幾天後公安局通知家長到一所醫院認屍，這才找到了失蹤的兒子。
原來屍體是從天安門廣場西側人大會堂對麵的二十八中門前的花壇中挖出來的。鄧小平六月九日對參與北京平暴的部隊師以上幹部講話後，北京的混亂局麵得到了控製，二十八中的教職員工和學生又能回到位於天安門區域的學校上課。不久學生們發現學校門前的花壇裏散發出一股臭味，往下一挖發現了許多屍體，學校立即向公安局報了案。公安局發現屍體中有一具穿著軍褲，首先懷疑是失蹤的軍人，將這具屍體送到某醫院停屍間（其它直接送到火葬場火化），通知戒嚴指揮部讓各部隊來認領。結果不是軍人。這時公安局想起丁的外甥也是穿著軍褲失蹤的，便通知其父母來認屍。我的朋友講，正因為諸多特殊因素，這個埋屍事件才被外人所知，如果該屍體不是穿軍褲，或不是大人物的親屬失蹤，公安局早就把這具屍體與其他被挖出來的屍體一齊秘密火化了。至於部隊在天安門廣場一帶到底私下處理了多少屍體，也許隻能在「六四」平反後才能真相大白。
二十八軍抗命嘩變
六月四日淩晨七點左右，西路第二梯隊的二十八軍風塵仆仆來到木樨地橋，又被群眾重新設立的路障擋住了。雖然三十八軍推進時打死打傷那麽多人，但還是有許多不怕死的學生、群眾將後到的二十八軍圍住，向他們痛訴「二十七軍」（當時國內外都把三十八軍當成二十七軍）的暴行。二十八軍的戰士幹部都不相信群眾描述的情景，他們講，軍隊絕不會向人民群眾開槍。於是一些年輕人跑到複興醫院，高喊著：「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軍不相信軍隊會向群眾開槍。」這時我正在複興醫院和那位醫生交談著，看見這些年輕人很快從醫院裏拿出血衣給二十八軍送去。
血的事實立即震撼了整個二十八軍，導致軍心混亂，許多戰士氣憤地撕掉領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槍扔到河裏。靠近木樨地橋的約有七八十輛車的軍人全都下了車，棄車而不顧，整個部隊幾乎失去控製。約十點左右，有人開始燒軍車，軍人們不但不製止，有人還告訴燒車者如何才能將裝甲車點燃，一時火光熊熊，濃煙衝天，約有七十四輛軍車其中包括三十一輛裝甲車、兩輛通訊車全部燒毀。
中午十二點半左右，一架直升機飛到木樨地二十八軍的上空，用高音喇叭反複傳達軍委命令：「軍委首長有令，軍隊不能受阻，受阻堅決還擊！」這實際上是在公開下達開槍的命令。一時間整個木樨地再度緊張起來。但二十八軍始終沒有執行軍委的命令，相反，有一個戰士開著裝甲車，用高射機槍向直升機掃射，將直升機打跑。部隊不執行命令反而向軍委的飛機開槍，這意味著部隊實際上發生了嘩變。我立即跑回家對家裏人講，看來中央對部分軍隊失去控製，弄不好部隊之間還要打起來。
到了下午五點，二十八軍不但沒往前推進一步，反爾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到了軍事博物館）。後來聽在軍隊工作的一位朋友講，二十八軍團以上的幹部全部被逮捕，關在軍隊監獄裏，包括一些軍師級幹部不但帶上了手銬，而且帶著腳鐐。除了二十八軍外，還有一些部隊包括一些屬於第一梯隊的部隊也有抗命的，如從北邊方向來的一支部隊在頤和園後麵的青龍橋被當地的群眾攔住，部隊也是沒有執行開槍命令即撤走了。後來得知，奉命進京的部隊中，因不願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開槍而抗命的將校級的軍官就達一百多人，為此當時脫離部隊的軍人達一千四百多人。
六月四日晚上，北京南邊傳來了隆隆炮聲，我們全都跑到南邊的陽台上，什麽也看不見，但炮聲是確實的。後來傳來各種消息，講在南宛機場有兩支部隊打起來了，但無法得到證實。當時從國家領導人到老百姓，個個人心惶惶，不知還要發生什麽事情。
「六四」之後繼續瘋狂濫殺無辜
由於部分部隊沒有執行軍委向圍堵的群眾開槍的命令，未能接應上已進入天安門廣場的三十八軍、二十七軍〔先通過地下通道進入人大會堂待命，等三十八軍占領天安門廣場後出來參與清場〕等部隊，使在天安門廣場的部隊一度成為失去後援的孤軍，天安門以外的地區仍被市民控製著，加上北京市民對部隊采取不合作的態度，部隊缺水少糧，並使一些部隊之間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
六月五日、六日兩天，占據天安門廣場的部隊每天派坦克、裝甲車隊從東向西進行示威，經過木樨地一直開到軍事博物館，邊行進，邊向兩邊開槍。當時傳來的消息是坦克主要是向駐守在軍事博物館的抗命的二十八軍示威。但沿途的老百姓卻倒了黴，部隊的盲目開槍不斷造成群眾新的傷亡。
六日那天，我正在複興醫院門口，親眼目睹坦克車上的一個軍人，向一名嚇得從路邊往二十三號樓跑的十三歲的男孩開槍，將他擊倒在地。一些成年人向軍人打手勢，請求軍人允許他們過去救這個孩子，但遭到軍人的拒絕。麵對著槍口和殺紅了眼的士兵，無人敢往前走一步，隻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男孩子在地上痛苦地掙紮。直到坦克完全過去後，人們才跑了過去，抱起這個孩子向醫院奔來。同時住在部長樓的一位中年人抱著在屋裏被打傷的女兒也向醫院跑來，許多關心這兩個孩子命運的人也跟著跑了過來。看到天真可愛的孩子被軍隊無辜射殺，我極為憤怒，「六四」都過去兩天了，部隊還隨便開槍殺人，簡直無法無天到了極點，難道這就是人民的軍隊？
正好有兩個外國記者帶著攝影機在木樨地一帶采訪，也隨著人群來到了醫院，在門口被醫院工作人員擋住，告之北京市政府有規定，不準記者到醫院采訪。這時門口已聚集了上百人，人們把無法向軍隊發泄的憤怒全發泄到這幾個醫院工作人員頭上，一邊高呼著：「讓記者進去！讓記者進去！」一邊從後麵推著這兩個外國記者硬是擠了進去。看到這種情景，我心中感到十分悲哀，中國人民什麽時候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麵對濫殺無辜的軍隊，人們憤怒而又無奈，隻能把希望寄托在這些外國記者身上，希望他們能把北京發生的事情展現在全世界麵前，讓世界輿論的壓力迫使中國政府盡快結束這場屠殺。
這支坦克部隊過了木樨地橋後，繼續向路兩邊的建築物開槍，結果闖了大禍，將在木樨地鐵道部辦公室堅持上班的鐵道部總調度打死，震動了中央高層。當時北京的情況是部隊進城後，因為人們的安全無保證，所有的公共汽車和出租車停駛，單位都不上班，隻有鐵道部的職工堅持上班。中國的鐵路是中央直管係統，鐵道部如果不上班，全國鐵道將陷於癱瘓，因此國務院下了命令，鐵道部必須上班。鐵道部的職工在沒有公共交通、部隊隨意開槍的情況下上班本來就有困難和危險，沒想到上班時在屋裏還有殺身大禍，激起全體職工強烈不滿。
部隊隨意開槍射殺無辜老百姓，無人通報中央，殺了也就殺了。殺死了重要人物，再想瞞就瞞不住了。鐵道部長李森茂當即給國務院秘書長羅幹打了電話，質問：今天都幾號了，部隊還隨意開槍！羅幹立即與楊尚昆通了電話，通報了部隊隨意開槍打死人的情況。當時，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全國政協副主席劉瀾濤的司機在送劉瀾濤的孫女去醫院看病時， 被部隊開槍打死的事也鬧得挺大。部隊這種種不斷激起民憤、不利於穩定局勢的做法使軍委不得不做出決定，將占領天安門廣場有功但殺人殺得眼紅的部隊調出廣場，換上其他部隊，以使北京的局勢盡快穩定下來。但這支部隊並不就此罷休，七日早上從天安門廣場撤出途中，又在建國門向外交公寓隨便開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六七」事件，一時造成駐京外國人大逃亡。
欺騙群眾，編導「擁軍」鏡頭
部隊進城三天了，與北京市民一直處於對抗狀態，電視新聞裏沒有任何群眾擁護、歡迎的鏡頭，而這時，全國許多城市暴發了反對軍隊開槍、聲援北京學生的遊行，國際上的反應更為強烈。為了扭轉被動局麵，欺騙輿論，部隊在群眾傷亡大、在國內國際有影響的木樨地，導演了一場愚弄群眾的醜劇。
六日下午，當木樨地的群眾正在為上午部隊濫殺無辜而極為憤怒時，從西邊開過來許多軍車、坦克，停在木樨地橋西，其中兩輛坦克車和一輛軍用汽車駛過木樨地橋，幾個軍人走下來，向懷有戒心的路邊群眾宣傳，他們是「三十八軍」的，現在來清理路障，把被燒壞的二十八軍的車輛拖到軍事博物館，晚上準備打進天安門廣場，解決「二十七軍」的問題。
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從六月三日晚到六日上午，在木樨地一帶開槍的是二十七軍的部隊，外電也是這麽報道的，因此對二十七軍恨極了，而三十八軍軍長抗命的消息也傳遍了北京城，人們對三十八軍充滿好感。現在一聽說「三十八軍要來對付二十七軍」，無不歡欣鼓舞，人們立即把軍人圍住，同他們熱烈擁抱、握手。我當時也帶著孩子跑了過去，同這些軍人握手。有的老人向軍人痛訴「二十七軍」的暴行，要求「三十八軍」一定為死難者報仇。一位住在二十四號部長樓的年青人將一盤錄像帶交給一位軍人，告訴軍人這是他六月三日晚上錄下的「二十七軍」在木樨地開槍的錄像，作為「二十七軍」的罪證。一些年青人還爬上坦克，揮手熱烈歡呼。幾天了，人們從來沒見到這麽可親的軍人，大家感到有了希望，許多人主動幫助部隊將路障清除掉，為部隊進城創造條件，那種熱烈的場麵真是叫人感動。這時，一位站在後麵軍車上的手持攝像的軍人，將這個激動人心的場麵拍了下來。
這天夜裏，幾乎所有住在木樨地的人都十分興奮，大家都在等待「三十八軍」挺進天安門時刻的到來。但一夜靜靜地過去了，沒有任何動靜，到了早上七點左右，有部隊從天安門方向撤了出來，但沒見有部隊從西邊進去。一直到晚上七點，電視新聞裏播出木樨地的群眾熱烈歡迎軍隊進城平暴的新聞後，我們才知道上了當。有的人一邊看新聞一邊罵：「為了騙取群眾的擁護，不惜編造出三十八軍要打二十七軍的謊言，沒想到政府、軍隊都已墮落到這個地步！」這是北京的第一條擁軍新聞，又是發生在木樨地，在當時影響很大。
恐怖的大搜捕與醫院裏反搜捕的鬥爭
部隊控製北京後，立即開始全市大搜捕。當時抓人主要是三個渠道，一是靠舉報，戒嚴指揮部設了專門的舉報電話。那時抓人根本不經過司法部門，也不按司法程序辦，凡是被舉報的，部隊也不作調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來先打一頓，有的被活活打死。在這種情況下，抓人處於十分混亂的狀況。有人為了報私仇，編造假話將仇人舉報，結果使仇人被打得死去活來。
我姐姐的一個鄰居，是位婦女，「六四」期間根本沒上街，不知得罪了誰，被人舉報了，被部隊抓去打得麵目全非，後因證據不足放了出來。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們工廠一個車間主任主張對學生采取強硬手段，對車間裏支持學生的年青工人，不但訓斥，扣發他們的獎金，還威脅說要向部隊舉報他們。這幾個年青人決定先下手為強，打電話將這個車間主任先舉報了，部隊立即將他抓走了。廠領導得知後十分吃驚，立即到部隊去講情，說他是全廠表現最好的幹部，絕不可能上街向軍隊扔石頭。但已經晚了，這個幹部被部隊打成嚴重內傷，回家後在家休養了很長時間，情緒極為低落，對部隊由擁護變為反感。
部隊抓人的另一個渠道是到各醫院抓傷員，他們認為凡是受槍傷的，那天一定在街上阻擋軍隊，都列為暴徒。但各醫院不這麽看，他們認為受傷的都是無辜者，於是許多醫院都千方百計地保護傷員，一場驚心動魄的搜捕與反搜捕在各醫院展開。
我的一位朋友是郵電醫院的醫生，她生動地向我描述了醫院保護傷員的情景。他們醫院曾搶救過數百傷員，凡是胳膊、腿等非要害地方受傷的，都讓他們治療完就走人。有二十多個重傷員留住在醫院裏。當部隊拿著戒嚴指揮部的命令來搜查時，醫院一方麵派人把他們堵在門口，同他們周旋，講醫院隻能根據市政府的命令行事，請部隊與市政府聯係；一方麵立即通知各科病房將傷員盡快轉移走。當時的氣氛十分緊張，但無論是醫生護士，還是病房裏的非傷員病人，大家齊心協力，扶的扶，背的背，將傷員從病房樓後窗運出，送出後門，沒有一個人向部隊告發。當部隊通過電話與市政府聯係上，市政府辦公室通知醫院讓部隊進去搜查時，傷員已全部轉移完，使部隊撲了個空。這反搜捕的情況在許多醫院發生過。我的朋友告訴我，每當她和其他醫院同行們聊起此事時，大家都覺得特別痛快。但被送進部隊醫院搶救的傷員命運就不太好了，許多人被抓走了。
部隊抓人的再一個渠道是把所有的衝洗膠卷的店鋪、攤位控製住，因為當時照相的人很多，膠卷裏的有關鏡頭成了部隊抓人的依據。凡是膠卷中有有關「六四」鏡頭的，一律沒收，來取膠卷的人則被帶走審查。在木樨地一個衝洗膠卷的商店門前，我親眼目睹兩個來取膠卷的年青人被部隊帶走。
軍隊背上沉重的曆史包袱
「六四」血案不但使人民群眾的心上蒙上了陰影，也成為進京執行任務的所有部隊的精神負擔。「六四」以後，被開槍後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層，無人願承擔開槍的責任。軍內流傳的消息是，當有人問到主持軍委工作的楊尚昆為什麽部隊會開槍時，楊的答複是他也不知道，他當時正在人大會堂，聽到槍響後也感到突然。對開槍持保留態度的張震曾質問過楊白冰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楊的回答是他隻是執行命令。張震為此一狀告到鄧小平那兒，指楊氏兄弟把開槍的責任推給了鄧，據講這也是鄧下決心把楊氏兄弟換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幹子弟中盛傳的消息還有徐、聶兩位老帥和陳雲去世前，都曾要求鄧小平講清楚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看來他們都不願沾這個「曆史功績」的光。
上麵不願承擔責任，並派人到部隊調查了解開槍的情況，使執行任務的部隊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大批無辜群眾的傷亡及國內外的強烈反響使軍隊視開槍為恥辱，紛紛像避「瘟疫」一樣回避開槍問題。「六四」後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門曾組織群眾去慰問在北京擔任戒嚴任務的部隊。據參加慰問的人講，不管是哪個部隊，在與慰問的群眾交談時，都一再聲明他們沒有向群眾開槍。
「六四」時受到國內外一致譴責的二十七軍，實際上是替三十八軍背了黑鍋。二十七軍回到駐地石家莊後，受到當地群眾極大的壓力。軍隊幹部的家屬，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單位同事指責，他們的子女上學時受到其他學生的圍攻，菜店拒絕賣菜給他們，糧店拒絕賣糧給他們。這種壓力使二十七軍的全體將士無法忍受，他們強烈要求軍首長能出麵澄清事實，還他們一個清白。在軍內外的強大壓力下，二十七軍不得不以軍黨委的名義給河北省委、省政府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們轉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們，二十七軍這次去北京執行任務，沒有向首都人民開一槍。省委、省政府將此信轉發到各級政府去做群眾的工作，才使二十七軍的逆境得到改進。這件事充分說明，開槍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國其他地區也同樣是不得人心。一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時，在省機關工作的朋友講到這件事時，很為石家莊及河北的群眾自豪。
二十七軍的做法使也駐守在河北省的三十八軍被將了一軍，三十八軍若不公開表態，等於承認自己開了槍。三十八軍一怒之下狀告到中央軍委，指責二十七軍：既然是到首都平息暴亂，為什麽視開槍為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麽事實。認為這種不請示軍委擅自給地方寫信的做法不但違背軍紀，而且與中央在「六四」問題上不保持一致。三十八軍這一狀，實際上是要求軍委對開槍的問題表態。但沒想到軍委的表態十分模糊：「開槍不一定不對，不開槍也不一定對，以後這件事不要再提了。」這種不是理直氣壯肯定開槍的答複，顯然表明中央軍委不願承擔開槍的責任。
那麽開槍打死無辜群眾最多並在「平暴」中立下赫赫戰功的三十八軍，是否敢承認自己開槍並承擔這個曆史的責任呢，答案是否定的。我的一個朋友事後去看望當時以代軍長名義率三十八軍進京鎮壓的後任軍長張美遠時，張的情緒十分低落，講部隊內對中央屢調他們進京對付群眾很不滿，他本人也產生了退下來回南方老家的思想。當我的朋友問三十八軍到底開槍沒開槍時，張一口否認開槍。張講，部隊是用石頭打退暴徒而挺進到天安門廣場的。
至於那些當年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和立功授獎的軍人們，盡管在一九八九年風光一時，但以後這些功績卻成了巨大的精神負擔。一九九 ○ 年初，解放軍總政治部向中央打報告，擬在「六四」一周年之際，開展大規模的慶祝活動，深入廣泛地宣傳「平暴」的偉大曆史意義，以教育人民，回擊國際上的「反華浪潮」。當報告送到當時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李瑞環那兒時，被否定了。當時的軍委秘書長兼總政主任楊白冰曾質問李瑞環為什麽不批準，李講是鄧的意見。從那以後，這個曾被高度評價為「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社會主義」的「平暴」業績，就從中國的宣傳舞台上消失了，而在每年兩度的「八一」、「春節」擁軍優屬活動中，也再沒有人提及要去慰問那些在「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的軍人及家屬。許多曾在北京執行過戒嚴任務的官兵在複員轉業前，紛紛要求從檔案中拿掉「平暴的業績」，擔心到了地方工作會受到歧視，更不願終身及讓子孫後代背這曆史的黑鍋。誰也沒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時間，曾被大頌特頌的「平暴」業績竟成為人們唯恐沾邊的穢跡。
鄧小平後來對戒嚴、部隊開槍一事到底怎麽看，我一直期待他的 女兒鄧榕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下卷的出版，看看上麵是怎樣介紹 「六四」 時鄧的情況的。但從上卷出版後 14 年過去了，下卷遲遲出不來。看來這一段曆史資料最全，但最不好寫。我們可以從鄧小平 1992 年南巡講話回到北京，在萬裏陪同下到首鋼的講話看出一些端倪。鄧說：當時把情況估計的嚴重了，現在來看，當時可以不采取那種做法（指動用軍隊）。這使我明白，鄧為什麽不讓開展慶祝 「平暴」 活動了。
戒嚴之初，前國防部長張愛萍和陳再道、楊得誌、葉飛等八位老上將曾聯名上書，反對動用軍隊對付老百姓，在國內外影響極大。這些老將軍，在軍中影響很大，連毛澤東也不得不讓他們三分。文革中，時任武漢軍區司令的陳再道扣下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形勢逼的毛主席穿著睡衣離開武漢，但主席還是保了陳再道。 「平暴」後，鄧小平委托陳雲、彭真等老人去做老上將的工作。據陳再道身邊的人講，彭真去做陳再道的工作，碰了釘子。彭真說：中央有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陳再道說：那就在中央內部解決，調軍隊幹什麽？！彭真說：學生後麵有台灣、美國插手。陳再道說：這是公安部、安全部的事。毛主席創建的部隊，從來沒對老百姓開過槍！「平暴」時，張愛萍在解放軍三零一總醫院住院。據醫院的朋友告我，當電視報道「平暴」取得偉大勝利時，張愛萍用拐杖敲著地說：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開槍，算什麽偉大勝利！
原三十八軍軍長徐先勤因抗命軍隊武裝進京而受到軍法處置，在法庭上他拒不認罪，鐵錚錚地扔下一句話：「不是曆史的功臣，就是曆史的罪人！」據講這句話在軍中反響很大，對鄧小平、楊尚昆有極大的震動。既然沒有人願當「平暴」的功臣，這實際上已把開槍的責任者擺在了曆史罪人的位置上。
曆史會對「六四」做出公正的結論
一九九八年，我又回到了久別的木樨地。一切都顯得那麽陌生，又那麽熟悉。新建的木樨地立交橋使這條大街發生了巨大變化，但路兩邊的高層公寓仍然如舊。我漫步在大街上，極力想在這發生巨大變化的故地找到那曆史事件的遺跡。首先極為醒目地出現在我眼前的是木樨地地鐵站出口處地鐵標誌上的彈孔，不知什麽原因，在中國政府極力掩蓋事實真相的情況下，這塊有彈孔的標誌卻保留了下來。接著我又在當年和女兒數彈孔的公寓樓牆上，找到了槍彈留下的痕跡。「六四」過後，政府當局為了掩蓋部隊向路邊居民和居民樓開槍的事實，組織工人將居民樓牆麵上的彈孔用水泥抹上，但不料弄巧成拙，因為用的水泥的顏色與牆體的顏色不一樣，這種塗抹反而構成了明顯的標誌，成了曆史事件的鐵證。
站在這曆史鐵證麵前，我思緒萬千。中國領導人一再向全世界宣稱，中國早已對「六四」事件做出了曆史的結論。但他們不知是忘記了還是故意回避這樣的一個事實：即客觀的曆史結論從來不是由統治者在當時做出的，而是由後世做出的。僅就本世紀發生的更為嚴重的事件如匈牙利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事件、南韓的光州事件和台灣的「二 · 二八」事件來講，盡管當時的統治者都作了類似現在對「六四」相同的結論，並對武裝鎮壓找到了共同的借口，有的甚至還寫進了曆史教科書，但是最後都站不住腳，這是當時的統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我認為這句話同樣是中國人民及世界上關心中國的人們對「六四」事件的心聲。
事後數年從長遠， 這是最好的解決， 否則國家必亂，以後20年的飛速發展根本沒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