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當不益壯
現居海外，常回國內，自稱
早上八點，病房主任、副主任來上班了，我和他們打了招呼，爭取 5 月 15 日走。他們都很支持，他們也怕擔責任，因為畢竟是北京來的老幹部。他們決定在走前一天，給母親輸一次血，使母親能有精神坐飛機。我妹妹立即給部裏老幹局打電話，要求回北京治療。她的合同醫院北京醫院沒有床位，通過韓部長兒媳的幫助，聯係好了複興醫院。
5 月 17 日 是我的生日， 24 日是妹妹的生日，因為我們 15 日要走，母親讓我和妹妹提前一起過生日，由她出錢買生日蛋糕為我們慶祝。我們都說自己買，她堅決不幹，一定讓我拿她的錢把蛋糕買來。母親預感到，這也許是她最後一次為我們過生日。
母親讓把糕送給醫生、護士、護工們吃，感謝她們的關照。我切了一塊蛋糕送到母親床前，說：“少吃一點”。她接過來，沒吃，深情地看著我。“媽，你想什麽？吃蛋糕吧。”她笑了笑，吃起了蛋糕。母親從小不愛吃甜食，胃出血後醫生嚴格控製她的飲食，隻許吃流食。但這次她不顧一切，讓護工喂她，一邊吃，一邊說好吃。
麵對重病的母親，吃著那飽含母愛和無言祝福的蛋糕，心中很不是滋味。我們都強打笑臉，但淚水仍止不住地滴到手中的蛋糕上，鹹的和甜的滋味一起吃進嘴中。這是我一生最難忘的生日。改革開放以後，經濟條件好了，才開始吃蛋糕過生日。以往，我們都是自己買，沒想到現在卻由八十多歲的老母親為我們買蛋糕祝賀。在母親的眼裏，我們永遠都是她的孩子。
15 日一早，母親就起床了，漱洗的幹幹淨淨，等待去機場。看得出她已歸心似箭。輸血後母親精神好些了，臉上有了血色。她還事先吃了速效救心丸，以防乘機時犯心髒病。病房的全體醫生、護士來向母親告別，妹妹、妹夫送我們到珠海機場。機場服務員用輪椅把母親送上了飛機。
這是母親頭一次坐頭等倉，寬大的椅子非常舒服，服務也非常好，母親很滿意。途中的飯很豐富，頭等倉有西餐中餐兩種，有燒雞、回鍋肉等等。在醫院，對母親控製飲食，她幾乎兩個月沒吃肉了。看我吃的那麽香，她對我說∶“我想吃燒雞。” 看著母親那哀求的眼神，我眼淚一下子就流了出來，醫生的醫囑“大壩”瞬間被衝垮了，也顧不上什麽控製飲食了，說∶“媽，吃吧，想吃就吃。”母親吃完飯後對我講∶“真香啊！”
到北京了，母親情不自禁地說∶“到家了，終於回來了。”我為母親能平安挺過這幾個小時的長途跋涉而高興。紡織老幹局的龔處長已為母親辦好了住院手續，在醫院等我們。大姐和姐夫也趕到了醫院。母親住進高幹病房，巧的是病房高主任是母親延安黨校同學的女兒。高主任從日本留學回來，對母親很關照。
住進複興醫院，母親病情日益加重，主任決定對母親禁水、禁食，完全靠輸液。和母親同一病房的是一位癱在床上靠呼吸機維持的重病號，骨瘦如柴。母親指著該病人對我說：“你要答應我，如果我不行了，可不能讓我這樣。”她多次向我表示希望能安樂死。她說，人要死的有尊嚴，靠機器維持生命毫無意義，如果她確實不行了，一定中斷一切治療，為國家節省錢。“媽，我答應你。”
病房高主任請各科專家來會診，提出治療方案。醫院根據病情又一次發出病危通知。 19 日，大便中出現鮮血，在排除痔瘡後，醫生懷疑母親下消化道也在出血。母親血色素降的很快，出血嚴重，輸一次血隻能維持兩三天。高主任很著急，經與外科主任研究，母親被轉到外科重症病房。
母親自感不行了，對我說：“在這裏（指重症病房），不可能讓更多的人來看我，我最想見三個人，你通知他們。”她提出要見的都是她在紡織部裏最要好、最知心的戰友，一個是王阿姨，老紅軍，文革中兩人共患難；一個是林阿姨，原新四軍著名將領彭雪楓的夫人，彭犧牲後，和周總理的秘書結婚，是母親最知心的朋友；還有就是韓部長，全國剛解放就是部領導，既是她的老領導，又是知心朋友。她想回北京，也是想再見一次他們。
林阿姨和愛人馬叔叔一齊來看了母親，母親非常激動，談了許久。王阿姨來看她時，母親已很虛弱，但精神很好。韓部長九十多歲，雙目失明，不能行走，他沒想到母親去世的這麽快，讓其夫人先來看看。後來母親去世，他非常後悔，老淚縱橫，坐輪椅參加了遺體告別。
24 日上午，外科主任組織全科對母親的病情進行了討論，意見做剖腹待查，發現問題直接手術。主任要求家屬都來，由主管醫生向我們介紹母親的病情和他們的意見。晚八點，在珠海的妹妹、妹夫趕到，大姐也趕到醫院。醫生認為母親的病情極為嚴重，出血量加大，血色素一天下降一克，按目前這種情況，維持不了幾天，就會全身衰竭而去世。他們建議剖腹檢查，即打開腹腔，如結腸局部出血，局部切除；如是癌症局部轉移，局部切除，全部轉移，就不切除。但因母親年級大，腎衰，有心髒病，加上長期嚴重貧血，近來嚴重失血，各項器官都在衰竭之中，有可能手術挺不過去。讓我們家屬拿意見。
現場靜極了，大家都明白，母親的狀況既不是 2001 年得癌症時的情況，也不是 2003 年腦出血時的情況，生存的希望隻有一點點。我了解母親，她不會同意等死，隻要有一線希望，她就會努力爭取。手術風險是大，但讓母親等死我是不能接受的，我代表大家在手術通知上簽了名。這次，我沒像 2001 年癌症動手術時那樣，把真情告訴母親，因為不動手術“維持不了幾天” 的結論對她來講太殘酷了，我希望她能安靜、平和地渡過手術前這一夜。
外科主任叫駱成玉，五十歲左右。中國醫科大學博士畢業，是主任醫生、教授、博導。他曾在美國麻省大學、英國帝國大學及以色列特拉維夫擔任過訪問學者，是美國癌症研究協會、美國結直腸外科醫師協會、毆洲腔鏡外科協會、歐洲微創外科協會等醫學組織的會員，在腹腔鏡結直腸手術方麵處於國際領先地位。明天他親自操刀動手術，從技術角度來講，應該是很好的了。
24 日晚，因腦缺血，機能衰竭，母親神誌有時出現幻覺，她對姐姐說∶“大廈倒了，但孩子們都跑出來了。”我們都認為這大廈指的就是母親自己。她問我∶“我現在在哪兒？”我說∶“在醫院。”她問∶“我為什麽會在醫院？”我說∶“你有病，在醫院住院。”我打電話把母親出現幻覺的情況通知了老幹局龔處長，她認為情況不好，趕到醫院，母親一時沒把她認出來。看到母親這種情況，龔處長很難過。我對母親大聲說∶“媽，她是小龔啊！”母親認出來了，像孩子般的不好意思。“是小龔啊，對不起，我沒認出來。”她拉著小龔的手說∶“我的《回憶錄》完成了，上午定的稿。出版後送你一本。你對我還不太了解，看了後你會對我有個全麵的了解。”
她頭腦一清楚，就恢複關心人、體貼人的本色，對我說∶“你怎麽還沒走？你回去睡覺吧，讓小趙（保姆）留下來陪我。” 晚十一點，我離開醫院，把手機交給小趙，讓她和護工有情況隨時通知我。
夜裏一點，下起了大雨，雷聲把我從夢中驚醒。媽媽的生命一到危機關頭，老天爺就會下大雨。母親出生時，天氣酷熱，姥姥臨產前憂心忡忡，那時山西有個風俗習慣，產婦在月子裏要門窗緊閉，有的產婦就這樣中暑而死。 8 月 9 日，天氣突變，下了一天暴雨，這麽大的雨在當地十分罕見。到晚上母親出世時，氣溫完全降下來了。在大旱酷暑的日子裏，母親能隨大雨降臨到這個世界，是天意還是巧合，誰也說不清，姥姥認為這場大雨救了她的命。以後的曆史證明，在所有孩子中，母親是最能體貼姥姥的，和姥姥關係最好，從這點上來看，這也許是天意。 2001 年，母親發現得了腎癌、膀胱癌，手術很大，有極大風險。手術前的晚上，北京下了一場罕見的暴風雨，許多大樹都被刮倒了。母親被送進手術室時，我握著她的手說∶“媽媽，你知道昨晚下大雨了嗎？可大了。你出生那一天就下了大雨，昨晚這場大雨是你再生的好兆頭。”母親果然平安度過了手術。 2003 年，母親得了腦出血， 120 急救車把母親送往北京醫院，出發時開始下雨，越來越大，到了王府井，成了暴雨，母親和保姆都感到奇怪，好好的天氣，怎麽說下雨就下雨。當母親被送到醫院抬到手術台上後，母親的心髒已停止跳動。好在搶救及時，母親又一次與死亡擦肩而過。
我給保姆通了電話，她講母親一直呼喚我和妹妹的名子。醫生來做工作，給她打了一針鎮靜藥，她剛剛睡下。保姆說∶“雨下得這麽大，你就不要過來了。” 25 日臨晨四點，我醒來了，放心不下，看看窗外雨已停了，我來到醫院。病房走廊的門鎖著，我敲了敲門，值班護士認得我，開了門。
走進病房，保姆和護工都睡著了。我悄悄走進母親身旁，在微弱的燈光下，凝視著母親消瘦的麵孔，不知母親能不能挺過這一關，心裏十分難過。保姆和護工都醒了，講∶“醫生打了鎮靜藥也不管事，一直叫你的名子，還叫一個人名子，滿嘴山西口音，我們也聽不懂。這才剛剛睡著不大一會兒。”正說著，母親醒了，看見我，說∶“你來了。”然後問我∶“幾點了？”說話時神誌十分清醒。我拉著她的手說∶“才四點，今天還要手術檢查，你再接著睡。”母親很快就睡著了，看來折騰一夜，她確實很累了。我對保姆和護工說∶“你們繼續睡覺，我回去。”
早上六點半，我再次來到病房。母親坐在床上，已洗漱完畢，精神很好，還告訴我，夢見我妻子了。我問：“你睡得怎麽樣？” “挺好。”母親回答的很輕鬆。我問她∶“聽小趙講你昨夜一直喊我和毛毛的名子，你夢見什麽了？” “記不得了”，她笑著回答。七點，所有親人等都趕到了醫院，毛毛伸著兩個指頭成 V 狀，問母親∶“媽，這代表什麽？” “勝利。”“對，我們都等著你的勝利消息。” “我昨晚就勝利了。”
母親對我說∶“我很餓，想吃飯。”這是母親到北京被禁食後第一次提出想吃飯。她前幾天還說，因長時間打點滴，不進食，已不感到餓了。不知為什麽她突然有了餓的感覺。我說∶“手術完了咱們就吃東西。”母親說∶“飛機上的飯真香啊！”回味之中，臉上露出幸福的笑容。我卻難過的掉下了眼淚，這也許是母親最後一次提出要求，我卻無法滿足。
護士進來了，讓我出去，說要給母親做手術前的準備，插胃管和導尿管。事完後，我又進到病房。因插著胃管，母親說話已很困難。她打聽我的小妹妹是否回來了？我知道，她看到所有人都來了，唯缺家裏最小的，很掛念。我能說什麽呢，我不能告她實情。小妹妹在法國，她講過，因假不好請，等母親去世後才回來。我說∶“她在路上，很快就會到。”母親不再說話了，她兩眼望著天花板，眼裏含著淚水。她可能知道自己已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我坐在母親身邊，拉著母親的手，難過的一句話都講不出來，這也許是生離死別的最後時刻。
手術室的護士推著平躺車來了。我們一起把母親抬上車送往手術室。在手術室門口，母親對我說的最後的話是∶“我很冷，我要蓋家裏的被子。”在這個時刻，我隻能編個善意的謊言。我趴在她耳邊說∶“這就是咱們家裏的被子。”母親被推走了，那一刹，我真想撲上去吻她一下，但不知怎麽了，我呆呆地站在那裏，眼睜睜地看著她消失在手術室裏。
我們坐在手術室外大廳裏，焦急地等待著。十點後，已有手術結束了，護士不時地出來喊家屬的名子，而我們的心仍懸在半空中。十二點了，大廳裏沒有多少人了，我們正在吃午飯，護士說主任要見我們。在手術室門口，主任把母親結腸的彩色照片展示給我們，告訴我們∶情況比預想的要嚴重，因事先沒有估計到整個結腸全是出血點，所以手術隻能暫時停下來，再征求家屬的意見。他和消化科主任研究了，局部手術已不可能，要麽就是全切除，要麽就是不切，把刀口縫上。如果切除，這手術對於我母親來講太大了，挺不過去的可能性極大。不切除，像目前這種出血情況，輸血趕不上出血，加上開腹的大手術，我母親也活不了幾天。我問他∶“把結腸全切了，會不會影響營養的吸收？”他說∶“有些影響，但主要還是要靠小腸吸收營養。如果手術能挺過去，維持生命應該不成問題。”我又問∶“你看我母親這種情況，她能承受的了嗎？” “這不好講，因你母親畢竟八十多歲了，又有心髒病和腎衰，特別是長時間出血，各個器官都在衰竭之中。但並不是一線希望都沒有。”
沒有時間討論，姐姐和妹妹都看著我，這個主意太難拿了，這可關係母親的生死啊！我了解母親，她不會願意去等死，隻要有一線希望，就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爭取。何況肚子已切開了，封上刀口等死，這一刀不是白挨了嗎？！這時腦中突然閃出母親提出要安樂死的強烈願望，促使我下了決心：不能放棄那一線希望，萬一母親挺不過去，在麻醉的情況下去世，也算實現了安樂死的願望。我說∶“切除，我們要爭取百分之一的希望。” 姐姐、妹妹也同意了。外科主任讚許地點了點頭，看得出來，他支持我的想法。他拿來簽字單，我代表家屬簽了名。
下午兩點左右，一個護士把從母親身上切下來的結腸拿給我們看。我當時吃了一驚，沒想到結腸有這麽長，如果我事先知道要切這麽多，肯定下不了決心了。想到母親要受這麽大的苦，心裏真是很難受。兩點半，駱主任走了出來，對我們講∶“從手術來看，是成功的，所有事先想到的最壞情況在手術過程中都沒發生。現在病人能否挺過手術這一關，主要看術後的四十八小時。”我們向主任表示了感謝。四點左右，母親被推了出來，送到了重症監護室。醫生讓我們回家聽消息。
晚上十點，醫院突然打來電話，讓我們馬上去醫院，我母親可能不行了。醫院就在家旁邊，我們跑步來到重症監護室。值班醫生說：“你母親情況很不好：沒有自主呼吸，全靠呼吸機；沒有自主心跳，是原安的起搏器在起作用；腎已衰竭，尿很少；麻醉已過去這麽長時間了，還處在重度昏迷中；更麻煩的是血壓上不來，出血還在繼續，我們在繼續給她輸血。”我問：“醫生，根據您的經驗，我母親還能挺多久？”“你們要有思想準備，可能過不了今晚。”聽到這個消息，我全身冰涼，渾身不住地發抖，難道母親就這樣離開我們了。妹妹控製不住悲哀，哭了起來。我對醫生說：“我隻有一個願望，我要進去握著我母親的手送她走。”她看了我一眼，不明白我是什麽意思。我說：“北京鬆堂臨終關懷醫院的院長在接受電視台采訪時說，凡是去世的人，去世前如有人握著手，走得都很安詳。”“現在還沒到這個程度，我隻是讓你們有個思想準備。你們先回去，有情況我會通知。”
這一夜，我們根本無法休息，大家坐在客廳靜靜地等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誰也不想說話。這種等待，是一種精神上的煎熬、折磨，是一種難以用語言表述的極為痛苦的經曆。夜裏 12 點，開始下雨，雷聲一陣接一陣。我立即振作起來，對妹妹說：“下雨了，媽媽有希望了！”妹妹也知道母親一到生命關鍵時刻就下雨的現象，她將信將疑地說：“真有那麽神嗎？”“我相信媽媽就是天使，她來到人間後，總是關心他人，給他人帶來幸福。老天爺不會無動於衷的。”
這一夜平安地過去了， 26 日早八點，我們來到醫院打聽情況，監護室主任說：“情況有好轉，目前有了自主呼吸，也有了自主心跳，血壓上來了，人處在輕中度昏迷，但危險期還沒過。你們現在不能進去看，明天（星期六）下午三點可以探視半個小時。”
27 日下午，所有的親戚都來了，還有她的一些老戰友。時間隻有半小時，每人隻能進去一兩分鍾。我把自己安排在最後，這樣能和母親多呆會兒。當我看到頭戴呼吸機，滿身插著管子，處在昏迷狀態的母親時，再也控製不住自己。我拉著母親的右手，爬在她耳邊，邊哭邊呼喊著：“媽，你聽見了嗎、我是你兒子。你可要挺住啊！你可要回來啊！千萬不要跟爸爸走！”“你每次都挺過來了，這次你一定能挺過來！媽媽，你聽見了嗎？”母親的大拇指在我手心裏撓了兩下。她有知覺，她聽到了我的呼喚。不知是喜還是悲，我再也說不出話來，隻是“嗚嗚”地哭著，直到護士催我離開。
監護室主任找我們談了話，說：“你母親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尿中毒，腎幾乎不起作用， 24 小時隻排出 400 毫升的尿，身體已有浮腫。所有的藥和營養全靠輸液，不透析，一些藥就要停用。前兩天，你母親的情況很不好，現在情況好轉，和你們家屬談談透析的問題。如果不透析，你母親活不了幾天，如果透析，唯一擔心的是心髒能否承擔。你母親有冠心病，又經曆這麽大的手術，心髒的負荷很重，如果透析，有很大的風險。”我說：“主任，走到這一步，已經沒退路了。如果不透析，還是個死，我母親這一刀不就白挨了 , 透析！”姐姐、妹妹也都是這個意見。
28 日下午，我去醫院打聽，醫生已開始床前透析。 29 日上午 11 點，我再次去醫院，醫生告我透析還在進行，很平穩，沒有大的異常。“挺過去了，媽媽挺過去了！”我拚命跑回家，向大家傳達這個喜訊。妹妹說：“老媽的命真大！終於可以鬆口氣了。”我們開始分頭打電話向親戚、朋友、母親的戰友報告喜訊。
下午 4 點，醫生打來電話，點名找我，醫生說：“快過來，你母親不行了。”我放下電話，一邊吩咐保姆把給母親準備的壽衣帶上，讓妹妹打電話通知所有親戚，一邊往醫院跑。到了監護室，醫生告我是心髒衰竭，母親心髒已停止跳動。我衝到母親身邊，抱著母親痛哭：“媽，最困難的 48 小時你都挺過來了，眼看勝利在望，你怎麽就走了呢？”“我說好了要握著你的手送你走的，你怎麽走的這麽快呀，你為什麽不等我？”醫生把我拉起，說：“你母親走的很安詳，沒有痛苦。從這一點來講，你們作兒女的應感到欣慰。”
是的，母親就像睡著了一樣，那麽安詳，那麽慈祥，一點痛苦的表情都沒有。我們幫母親擦幹淨身體，穿上她生前最喜歡的衣服。我捧著母親的頭親了親她的臉，說：“媽媽，您走好。您在天國等著我，我下輩子還作您的兒子。”
6 月 2 日星期五，老幹局在八寶山為母親舉行了遺體告別。母親的遺像下，放著她老師給她的題字：“骨清神潔”。母親在抗戰初期的老領導薄一波及其它各個時期的老領導、老戰友送來了花圈。參加遺體告別的多數是七八十歲的老同誌。有的老同誌握著我的手說：“你媽媽是個真正的好人，一輩子都在為別人著想，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祝好人一路走好。”
母親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那裏埋葬著我的父親及她的老領導、老戰友們，他們又團聚了。
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