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一年一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結束了，國內的報刊、電視用了大量版麵、時間來報道會議情況，國外媒體也給於很大關注。

作為中國老百姓，平時見不到人大代表，也不知他們在幹什麽？遇到了困難或問題，沒有聽說有人民的代表能挺身而出給於幫助。隻有要開會了，才見到他們搞些調查，寫個提案等等。至於人民代表開會期間是如何發揮作用，老百姓知道的更少了。

我有幸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說今非昔比，現在的情況有很大變化，代表在會上也能為老百姓振臂高呼一兩下，但根本的變化有限，看來“橡皮圖章”、“表決機器”的帽子相當一段時間還摘不下。

我參加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五屆一次會議，時間是是 1978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5 日。

1978 年，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決定召開已中斷了十幾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因為人大機構在“文革”中被毛主席他老人家基本解散了，幹部打倒的打倒，下放的下放，調走的調走，加上十幾年沒開全國會議了，中央一下子沒有足夠的人籌備會議，於是決定從各部委臨時借調幹部。

對借調幹部，除了嚴格的政治審查外，特別提出各單位要推薦曾堅決反對過“四人幫”，在抵製“批鄧”方麵有突出表現的人。我所在的石油化工部（文革中，石油部和化工部合並）有兩個名額，由部機關各司局及下屬各單位推薦，最後部領導決定。我非常幸運，被石油化工部選中並報送到全國人大大會秘書處幫助工作。

現在回憶起當年參加會議的情況，有些花絮還是很有意思的。

一、 繁忙的會前準備

春節一過，我就到部裏去報到。那時春節不像現在放那麽多天假，我記得初三我就上班了。部裏另一位參加會議的是一位女處長，丈夫是遼河油田的一把手。她一見我就說：“我早就聽說過你，但沒想到你這麽年輕。” “我也早就聽說過你。”我倆一見如故，會議期間配合的很好。

大會籌備組在人大會堂開了個動員會，哪些領導講過話我記不清了，我隻記得李先念（他是大會秘書長）和國務院副秘書長顧明講了話，傳達了華國鋒、葉劍英等領導關於開好會的講話精神。會上宣布了分組名單，我們石化部的兩人都在大會秘書處下設的前門飯店秘書組，負責住在前門飯店的八個省代表團的會務工作。我們秘書組有四個人，組長是我部的那位處長，另一位是國務院來的，個子不高，很活躍，叫張克智，幾年後我們工作上又有過聯係，他後來官位至國務院副秘書長（副部級）。還有一位是中組部來的，名字記不清了，高高的個子，工作很認真，但不愛講話。

當時北京的大飯店很少，隻有北京飯店、前門飯店、新僑飯店、京西賓館、華僑飯店等幾個像樣的飯店，許多省的代表團不得不住在一些部委的招待所裏。安排住在前門飯店的代表團都是比較重要的省，即華國鋒有可能參加小組會的省，如北京團（華是北京選出的代表）、湖南團（華原是湖南的省委書記）、山西團（華是山西人）；還有幾個少數民族比較集中的省代表團，如西藏、新疆、貴州、內蒙、寧夏等省。因此，我們的擔子比較重，壓力也大。當然，見到華國鋒的機會也比較多。

會前大量的工作是分發材料。會議的材料很多，有華國鋒的政府工作報告、葉劍英的講話、憲法修改方案、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國歌新歌詞方案、代表名單、代表的大會發言等等。每個代表一個牛皮紙口袋，裝好材料，寫上名字，等代表報到時發到個人手裏。開完會後，我們要負責把材料收回來。這是個又細致、又緊張、又累人的工作，僅北京市代表團就超過 200 人，其工作量可想而知。

到火車站去接代表團是另一項重要工作。那時中國的民航事業還不發達，國家也窮，代表們到北京開會一般都坐火車。各代表團來的時間不一樣，有白天到的，也有晚上到的。我們事先根據性別、級別、年齡、民族的區別安排好房間，門上貼上他們的名字。代表來後，我們代表秘書處要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去看望代表，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

二、 小組發言和批判

人大開會，開大會的時間少，開小會的時間多。因為有簡報組，有專門負責記錄的，我們秘書組的不一定非要聽會。有一天，事不多，張克智對我說：“你自己找個代表團的會議室聽聽小組發言，能了解很多情況。”

我到了湖南省的會議室，正在討論華國鋒的政府工作報告，聽了五個代表的發言，清一色的憶苦思甜、感謝黨和華主席的調子。有的擺出苦難的家史，說如果不是黨和華主席，自己還在苦難之中；有的講現在工人、農民當家作主了，自己才能當上人大代表；有一個是少數民族代表，講了五分鍾，全是講村裏的事；有一位像是省的負責人，主要是談在“文革”中自己是怎麽受迫害的，雖然有幾句話提到了政府工作報告，也全是讚美之聲，沒提出一點建議。我在想，你們代表全省數千萬人民來北京商討國家大事，就這麽個討論法，有什麽意義？

我聽不下去了，來到新疆代表團的會議室。一進門，就被一片大批判的氣氛所震住，全團正在批判政治局候補委員、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自 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軍區第一政委 賽福鼎。賽福鼎坐在會議室中央，低著頭記錄別人對他的批判，額頭不時冒出汗來。有人揭發他於 1976 年在《詩刊》發表三首批判鄧小平右傾翻案的詩；有人批判他投靠“四人幫”， 1976 年五一勞動節在上海“四人幫”的老巢活動；還有人揭發他在新疆搞獨立王國，樹個人迷信，以至有新疆人隻知有賽主席不知有毛主席等等。

我很奇怪， 沒聽說賽福鼎是“四人幫”一夥的，何況他身居高位，在新疆說一不二，這些人怎麽敢這樣對待他？我回到秘書組問張克智是怎麽回事？張說∶“上麵沒人點頭，誰敢批他。估計也不會有多大問題，否則也不會讓他參加會了。”後來，他再度當選副委員長，不過他在新疆的職務都取消了。

1992 年我去新疆喀什出差，再度和 賽福鼎相遇。當時我住在市委、市政府的一個賓館裏，有一天接待單位和我商量，說賽老來喀什，最好的房間就是我住的這一間，能否讓出來？我說∶“應該，應該。”後來在院子裏我和他相遇，我主動和老人家打招呼，自我介紹。並告他十四年前就認識他。這是後話。

三、 見華國鋒的風波

一天早上八點多，我們正在秘書組開碰頭會，突然兩個新疆少數民族代表氣衝衝地找來，說警衛人員不讓他們見華主席，而且對他們很粗暴。其中一位維吾爾族婦女非常激動，說∶“我們是人民代表，他們怎麽能這樣對待我們！”說到激動處，眼淚都掉出來了。原來情況是，華主席今天要來北京團參加小組討論會，消息傳出後，吃完早飯代表們就聚集在一進門的大廳裏，等著華主席的到來。警衛人員不讓他們呆在大廳裏，驅趕他們，態度比較生硬。

處長是性情中人，聽完情況後脫口而出∶“太不像話了！”她問張克智∶“老張，你看怎麽辦？”張克智在國務院工作，見多識廣，重大問題處長都和他商量。以往遇到問題，張克智都是快人快語，主動積極，一句話∶“這事我去處理。”這次一反常態，比較謹慎，隻是說∶“保衛部門有他們的考慮，不過這樣對待代表也過分了。”沒表示應該如何解決，更沒有想出馬的意思。處長對我說∶“你去處理一下，萬一有什麽不妥，我還能擋駕一下。”我也看出來，這是個非常棘手的事，兩邊都不能得罪。他倆都不想出麵，隻有我出麵了。

我和兩位代表一起來到一樓大廳，那兒還有三四十名代表站在那裏，看得出來，他們大多是少數民族或基層來的代表，純樸並對華主席有敬仰之心。中國的老百姓，因遠離領袖，加上那個時代對個人迷信的宣傳，對領袖有一種對神一般的崇敬。華國鋒因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在人民當中有很高的威望，代表們想近距離地看看華國鋒也是可以理解的。維族的那位代表悄悄對我說：“人比剛才少多了。”

有位警衛人員看見一些代表還不離開，有些急了，一邊喊著“快離開大廳”，一邊用手推代表。我實在看不下去了，上前一步橫在他和代表之間，說∶“請你放尊重點，他們是人大代表！” “你是幹什麽的？”他有些惱羞成怒，厲聲斥問我。我把胸前的牌子拿起來給他看，說∶“我是大會秘書處的，是為代表服務的。”他看了看照片和名子，態度有所軟化，他知道大會秘書處的地位。他說∶“他們聚集在這兒，影響首長的保衛工作。”

他不說則罷，說出這種水平的話可把我惹火了。我那時也是年青氣盛，又是剛剛打倒“四人幫”，比較敢講話，加上我對這種首長保衛製度早有看法，看誰都像階級敵人，把領導與人民遠遠隔離開，使領袖不能親近人民，我忍不住地高聲說∶“你看清楚了，他們是人大代表！他們都是經過嚴格政治審查由人民選出來的，你不相信他們你還相信誰？！華主席既是領袖，也是人大代表，在人代會他們是平等的。你們在這裏警衛，既要保衛華主席，也要保衛人大代表，你怎麽能這樣對待人大代表？！” 我之所以大聲說，就是要讓大廳裏的人都聽見。

一位年級約有四十多歲的中央警衛局負責人走了過來，看了看我胸前印有照片的牌子，揮手讓那位警衛人員離開。他和藹地對我說∶“和你商量一下，你看是否讓代表們稍微往後站站，讓出過道。一會兒中央領導人進來，大家可以鼓掌，呼口號，最好不要擁上去握手。”我說∶“沒問題。”我把他的意見大聲向在場的代表轉達。剛說完，門前警衛人員和記者騷動起來，是華國鋒來了，陪同他的有汪東興、吳德等人。代表們如此近距離地看到華國鋒，都激動地鼓起掌來，有的代表高聲喊∶“華主席好！” “代表們好，同誌們好！”華國鋒一邊鼓著掌，一邊微笑回答。他看見有少數民族的代表，主動走上前同他們握手。

華國鋒走過去後，代表們才陸續離開。有的代表情不自禁地說∶“華主席真是平易近人。”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頭一看，是處長，她和老張也想看看華主席，又擔心我處理不好，悄悄躲在代表後麵目睹了全過程。她小聲說∶“好樣的，幹得好！”張克智說∶“也就是你敢說。他們可能從沒碰見這麽厲害的。警衛局那幫人牛的很。”我笑著回答：“我還不是借人大代表的膽子。要不是開人大會，在這麽多人大代表麵前，你就是給我一百個膽子我也不敢惹他們。他們可是禦林軍，權力大極了，早就收拾我了。”

回來後，我陷入沉思∶個別警衛人員沒把人大代表放在眼裏，深刻反映出人大代表的地位還是很低的。就是我們的代表們，哪位對自己頭上“最高權力機構”的光環有足夠的底氣？這種事在美國簡直不可想像。美國的總統見了議員都要禮讓三分，如果在國會，哪位議員受到總統衛兵這種待遇，早就翻了天，不但總統會挨罵，有關人員也要丟飯碗。看來中國的民主製度還要走很長的路。

四、 吃飯小插曲

有人曾問過我，你到人代會工作最大的收獲是什麽？我的回答常使他們出乎意料∶“美餐”。現在的年青人體會不到，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把國民經濟破壞到什麽程度。按當時中央的講法，“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城市裏，每人每月半斤肉、半斤雞旦，糧食定量供應，憑糧票購買，別說吃好，吃飽都是個問題。我女兒才一歲，為了保證她一天一個雞旦，我們的雞旦包括她姥姥、奶奶的雞旦都拿出來作貢獻。什麽海鮮、雞、鴨、牛羊肉隻能在夢裏看到。

國家再窮，也不能窮到人大會上，會議的夥食還是很好的，雞鴨魚肉頓頓都有。特別是在人大會堂參加的兩次宴會，那真是終身難忘。會議開幕、閉幕各有一次宴會。人大會堂的廚師水平就是不一樣，同樣的東西他們做的比前門飯店的師傅高一個檔次。人大會堂用的餐具都是在景德鎮定製的，漂亮極了，以至於我們用時個個小心翼翼，生怕碰壞。服務員是美女如雲，在我們眼前晃來晃去，眼都暈了。“文革”中文藝團體都被解散了，美女們無處去，據說到這裏當服務員是擠破了頭，沒有一點關係還進不來。在這裏常見到中央首長不用說，如被某人看上，還能嫁個好人家。

正因為是在比較困難的時期，會議對吃飯的人控製很嚴，代表們交不交糧票我已不記得了，但必須憑飯票吃飯。每個代表按會議日程發了專門的會議飯票，分早、中、晚三種樣子。吃飯時十人一桌，每人拿出一張飯票，放在桌子上，等服務員收齊才能上菜。這樣就出了問題，人大代表中，有各省各部委的高官、知名人士，也有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有的人從來沒有交飯票的概念；有的年紀大了，易忘事，以至於經常出現已坐滿十個人而飯票隻有八九張的情況。如果有人記得自己沒交，趕快補上還好；如果都認為自己交了，誰都不肯再交一張，問題就複雜了。服務員是堅持原則：飯票不齊就不上菜。全桌人都處在十分尷尬的境地。

有一次，我所在的桌子就出現了這種情況，誰都說交了飯票，但服務員數來數去隻有九張。我眼看著周圍各桌都上菜了，隻有我們桌還尷尬地僵在那裏，便又掏出一張晚餐卷交給服務員。我本是做出點犧牲，多拿出一張，卻不料引來一桌人對我的不滿，一位老同誌對我說∶“小夥子，你年紀青青的怎麽連飯票交不交都記不住？多耽誤大家時間。”他到不是惡意，卻引來其他人的笑聲。我這才明白，為什麽飯桌出現少票時，沒有人肯多拿一張，因為誰拿誰就成為焦點，你再解釋，也沒人相信，反而責怪你。

第二天早上開碰頭會時，我把這遭遇講了，沒想到大家都有這種遭遇。為什麽非要收飯票呢？大家憑會議證吃飯不就行了？我曾就此事請教過張克智，其實他也講不清，因為這是行政後勤部門的事。但他分析有兩個原因∶一是會議期間飯店還是有會議之外的人進出，如來看望會議代表的親朋好友、代表們的在京領導、下級等等，你不可能全都拒之門外。進來了，有些就會留下來吃飯。還有一些和會議有關的部門來人辦事，送文件、材料的，也可能乘機留下來吃飯。現在東西緊缺，飯店在會議期間都是享受特供，如果不實行飯票製度，飯店領特供物品如雞鴨魚肉就沒有憑證了。收了多少飯票做多少人的飯，有帳好查。

怎麽防止類似的情況再出現？經過情況匯總，發現有幾個人經常忘交飯票，其中名人有歌唱演員郭蘭英、鋼琴家劉詩昆（曾是葉劍英元帥 的女婿 ）。我們作了分工，張克智負責盯住劉詩昆，我負責郭蘭英，其他倆人負責容易健忘的兩位老領導。

每次開飯時，我就早一點來到餐廳，站在門口。郭蘭英是山西代表團的，我看過她的演出，很好認。一見她來，我就跟著她，她坐哪桌我就坐哪桌，有時我就坐在她旁邊。按現在的講法，我就以她的粉絲身份和她套近乎。人們常講，演員台上台下差別很大，有的台上光豔照人，下台一卸妝，就是另外一個樣子。郭蘭英臉上有像婦女生孩子後長得蝴蝶斑。有一次我坐在她身邊，問她是怎麽回事？她告我，長期化妝，底色質量不好造成的。

為了避免她忘記交飯票所帶來的尷尬，我一看桌上人來齊了，不等服務員來收票，我就站起來把大家的票收齊，這樣誰交誰沒交一清二楚。我會主動向郭蘭英要飯票，免得她忘記。由於這一切我做得很自然，沒人看出我是個負有特殊使命的“克格勃”。

現在國家經濟好了，人大代表吃飯收飯票早已成為曆史。

五、 投票與表決

作為人大代表，最神聖的時刻就是行使自已的權力，對重大法案或人事問題進行表決或投票。但實際上如何行使這個權力，往往不是代表自己所能作主的。

所有的重大人選，中央早已定下來了，人大就是走個形式，完成個法定程序。人大開會期間，除了開各代表團團長會議，強調要與中央保持一致外，各團還召開黨員會議，強調會議紀律、黨的紀律。因為人大代表中，黨員占絕對多數，要保證中央確定的人選和方案，能在人大順利通過。但既使這樣，中央還不放心，於是就有了預投票的程序。也就是在投票的前一兩天，把代表都拉到人大會堂投票，除了投票沒有法律效力外，一切都和正式投票一樣。

我記得預投票是在一天的晚飯後，當時還沒有電子投票，是手工投票。會場上設了二三十個大票箱，一米多高，我們作為監票員，先把空票箱舉起，打開底部，讓大家看清是空的，表明沒有作弊，然後再把票箱底部鎖好。票箱上麵隻有一個窄窄的投票口，人手是伸不進去的。選票印好候選人的名子，旁邊有“同意”、“反對”、“棄權”三項空格，每人隻能選一項打勾，選兩項以上或不選的空白票都算廢票。代表們填好票後，按規定的順序排隊到票箱前投票，哪個代表團在哪個票箱投票是有規定的，不能亂投。回來後我們把票箱打開驗票，基本上對正式投票的情況有了數。如果發現異常現像，及時做工作還來的及。

但既使這樣，也難保萬無一失。據朋友講， 1995 年開人大會時，薑春雲是江澤民欽點的副總理人選，引起北京市委書記陳錫同等人的不服。預投票時，許多人搞了障眼法，薑春雲票數很高，讓江澤民吃了顆定心丸。不料正式投票時，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投反對票或棄權票，創人大曆史上之最。江澤民大怒，派人調查，發現北京代表團大部分團員投了反對票。這也是陳錫同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題外話。

大會結束的這天也是代表投票或表決的一天。這天我們處在高度緊張之中，首先要保證出席會議代表數量的準確。代表們因各種原因可能會缺席會議，並不是有多少代表就一定有多少人來投票。投票人數一定要和票數一致，如果人數大於或等於票數，投票有效；如果票數大於人數，整個投票全部作廢。所以準確統計出席人數是關健之關健。

那時沒有什麽好辦法，就是派人分兵把守人大會堂各個門口，一個一個地收人大代表的出席證。我和另一位工作人員守在東門靠北的門，不斷有聯絡員來查人數。代表們都進去很長時間了，還在核對人數，直到大會正式開始，主持人宣布了大會出席人數後，我們才撤離門口。

投票選舉是在下午四點開始，結束後要進行驗票。投票時間不長，驗票時間很長。驗票期間全體代表在大會堂會餐。吃完飯了票還沒驗完，大家隻能坐在餐廳聊天，直到晚七點結果才出來，大會才結束。

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政府工作報告》、《１９７６至１９８５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歌詞都是采取舉手表決的方式。我們工作人員坐在二樓，親眼目堵了代表們舉手表決的情況。

大會對各項議案是一件一件的表決，每項議案主持人都是問三次，如：“對《政府工作報告》同意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棄權的請舉手”。這種舉手方式對持反對意見或棄權的人是一種極大的壓力，沒有大無畏的精神，是不敢在眾目睽睽下舉手的。

有趣的是，當問到“反對的請舉手” 時，有幾十個人舉起了手，可一看見周圍的人都沒舉手，大部分人趕快把手放下，隻有個別人堅持舉手。還有一種趣像，有的人，隻要聽到“請舉手”，他就舉，也不管前麵問的是“同意”、 “反對”還是“棄權”，同一提案舉了三次手，看到這種情況，我肚子都笑痛了。

無論是哪個提案，都有人反對和棄權。但在第二天的新聞廣播和報紙上，全都使用 “一致通過”的詞語。幾千個人，怎麽會完全一致呢？這就是宣傳。而中國的老百姓，當時聽不到別的情況。

現在采用了電子投票的方式，在大屏幕上能立即顯示投票結果，既節省了時間，也消除了持不同意見人的心裏障礙，在民主程序上是一個進步。把投票的情況如實公布，老百姓也不再蒙在鼓裏。

但因人大代表在大會堂坐的位子是固定的，哪個位子上的表決器按下什麽表決健，電腦上都能查到，持反對意見的人想要“人不知、鬼不覺”是不可能的。 1995 年北京代表團投票的情況就是這樣查出來的。

六、 特殊待遇

在那物資極度貧乏的年代，國家為了照顧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兩會結束的那天晚上，在王府井百貨大樓為代表、委員們設專場，裏麵賣緊俏商品或憑票商品，一般群眾不讓進。為了準備這專場銷售，商業部門早早就從全國調撥緊俏商品、名優特產。

這是代表們最開心的時刻，也使他們感受到他們與廣大民眾待遇的差別。當時緊俏需憑證購買的“三大件”有進口手表、上海永久牌和天津飛鴿牌自行車、上海無敵牌縫紉機，在市場很難買到的商品還有進口相機、電視、杭州絲綢、全毛布料、全毛毛毯、開司米毛線、高壓鍋及各種鋁鍋、北京高級雜拌糖等等。另外，需布票購買的床單也免票購買。

到了晚上，大轎車一輛接一輛地把代表、委員們拉到百貨大樓，大樓裏燈火輝煌，人人喜氣洋洋。我負責山西代表團人員的上下車、清點人數、按時回到飯店，故有機會也可沾點光進去。“三大件”等產品工作人員不能買。我買了什麽已記不清了，惟一印象深的是排隊買雜拌糖，因為人大代表、全國著名勞動模範 張秉貴親自站台為代表們服務。

張秉貴有一手絕活，稱之為“一抓準”和“一口清”。所謂“一抓準”，就是指張秉貴一把就能抓準份量。顧客要一兩、二兩、一斤，張秉貴一把抓下去，份量絲毫不差。他的“一口清”是非常神奇的算賬速度。遇到顧客分斤分兩買幾種甚至一二十種糖果，他也能一邊稱糖一邊用心算計算，經常是顧客要買多少的話音剛落，他也同時報出了應交的錢數。看他賣糖是一種享受。

現在你要去百貨大樓，在樓前能看到張秉貴的半身雕像。

現在物資極大豐富，想要什麽都能買到，國家也不需要為兩會代表設什麽專場了。講句心裏話，中國能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還要感謝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