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上)
在沒有晉升高級職稱之前,總感覺自己許多思維上的不成熟,總希望從老教授和前輩們那聽取和吸收他們的精華,也就形成自己思維上的惰性和依賴。晉升之後,特別是參加國家與國際組織合作的大型項目之後,接觸麵更廣,見聞更多,也激發了自己的獨立思維和獨自的見解。但,依然有不少親身經曆和體會的現象,令我苦思冥想不得其解,更使我陷入迷茫。我在這隻回憶和整理自己在那兩年的歲月裏,所經曆的專業發展、自身價值和正直為人等三方麵的迷茫。
本以為自己與衛生廳的長期合作和經常下現場,特別是下農村調查,對基層老百姓對醫療衛生服務的需求甚為了解(可以說,當時我在這方麵是整個係裏最強的,最權威和最有發言權),但是當我帶領九名實習的學生到西南某省的一個山區縣進行項目基礎調查之後,使我陷入了專業發展上的迷茫。
這次的項目基礎調查與以往有許多的不同,不是簡單的填寫一些表格,獲取一些可信或不可信的數字就算完成。這次除搜取數據之外,最重要的是進行個人訪問和小組訪談。個人訪問裏麵主要是主管衛生領域的縣長、衛生局長、防疫和保健骨幹、村幹部和鄉村醫生等。小組訪談主要是一般村民,以育齡婦女為主。訪問領導的事情自然是落在我這個帶隊的老師身上了,接受我訪問的是一個女的副縣長。她瘦瘦的高個,年紀與我差不多或者略大一點(女士的年齡可不能亂問),是個師範大學畢業生,在縣中學任教好幾年,後因成績卓絕而調縣教育局,因為縣城裏的大學畢業生當時並不多,有成績的更少,在年輕化、知識化的倡導下,她也就脫潁而出,當選為副縣長。在與她的交談中,感覺她對衛生,特別是預防和保健方麵的認識還比較到位,也滿有自己的思路和打算,但當她談到如何將自己的思路和打算付之行動時,她道出了她的苦衷,那就是:“難!!”
第一難,是沒錢沒經費,全縣年財政支出是七千萬,但年收入僅四千萬,每年在三千萬的赤字下運行,能幫助困難戶解決脫貧問題是他們當前最重要的目標,至於健康問題隻能退居讓位了。第二難,是原來的合作醫療製度解體,百姓中的集體融資力量消失,廉價為百姓服務的赤腳醫生也幾乎匿跡,從事基層服務的網絡已支離破碎。她珍切地希望通過參加這次和合作項目,借助國際的基金和國家項目專家的力量,將其思路和計劃變為現實。後來接著訪問各級的領導和骨幹,那難聲更大,更具體,也更令人心沉。
完成縣城裏的訪問之後,預計最難的是到鄉村裏的走訪和組織會談。一大清早起床就隨縣城的項目專用車和一輛老北京吉普,顛簸了約3個小時來到一個事先抽樣確定的鄉村。剛到村門口,小孩子象看見奇怪動物一樣圍攏過來,但當他們看清我們的麵目之後,卻又象看見魔鬼一樣地四處奔散,無影無蹤。入戶找人時,不是男人就是些老太婆,沒見到幾個育齡婦女,後來和隨同一起來的縣保健院醫生打聽,原來是那些小孩去通風報訊,竟稱我們是來抓計劃生育的,真是有點哭笑不得。真不知道如何向村民解釋才能讓她們回來配合我們完成調查,沒辦法,我們隻好去鄉村醫生的診所,了解診所的服務能力和條件。
這村裏的醫生是位年輕的姑娘,在縣護校醫士班畢業回村裏行醫,我們就和她座談,隨便也了解一些醫療器械和藥品等方麵的使用和儲備情況。這時,有一位快30歲的婦女帶著一個5歲大的小男孩來到診所,原來是小孩發高燒好幾天,一直吃藥不好,醫生本來是建議打針治療,但那婦女連買藥都在賒帳,哪能支付那高級的抗菌素?但,今天小孩似乎症狀加重,那婦女隻好硬著頭皮,再來請求村醫援手。我聽著小孩的咳嗽聲,借用村醫的聽診器,從背部聽聽小孩的呼吸,基本上可以肯定小孩已經患了支氣管肺炎。我轉臉問那村醫:“你打算怎麽處理?”,她說:“肌注胺卞青黴素,一天兩次,連續三天”。處理是適當的,隻是胺卞青黴素的費用比較高,但村醫說:“一般的青黴素已經有抵抗性,效果不理想”。我又問她:“這樣處理要花多少錢?”她說:“十六元八角,不包注射費”。我接著問:“原來她還欠多少藥費?”“五塊多”。我看了看小孩,再看到那婦女乞求的眼光,我就對村醫說:“這樣吧,原來的藥費和抗菌素費用我來給她付,但注射你可以義務服務嗎?”村醫同意,我就從自己口袋裏掏出二十多塊付了這些費用,小孩也在數分鍾內完成的肌注回家。
沒想到我這一不經意地為那婦女付費,不久陸續就有育齡婦女抱著小孩來到村醫診所,都請我幫忙給孩子看看,搞得我措手不及,還好許多都是一些簡單問題,最多的是缺鈣,我也隻好暫時借用村醫的庫存鈣片免費發給那些需要的小孩。這樣一來,大家的關係馬上就融洽很多,那些婦女都願意接受我帶來學生的個人訪談和小組座談,意外順利地完成這個村的調查。第二天,我向縣保健院領取了一些常用的藥品,讓學生背上出診箱,下村調查,他們剛從臨床實習回來,問題不大,這樣就可以邊為小孩看病,邊調查,進度比我們原來預計的還要快,而且效果好,基本找出一些具體和真實的基礎資料。最後合計,總共花了二百多元的藥費,我隻好叫保健院出具發票,回校從項目經費中報銷。
這次的調查鍛煉了學生,我也頗受教育和啟發思考,廣大基層對衛生和預防仍需要解決最基本的服務,特別是自50年代就已著手普及的新法接生和科學接生,卻在90年代還有產婦自己接生,用新破口的玻璃瓶碎片為嬰兒斷臍,更有甚者競是對我振振有辭地解釋說:“如果斷臍的地方離開臍眼7寸,小孩就不會得七日癲(新生兒破傷風)”令我驚訝無比。
我在想,我們作為預防醫學的研究者,是全部人員和精力都投入到那些應用分子生物技術的高科技研究裏,還是要投入為普及那些已成熟的技術在基層中應用性研究?但在追求趕超世界的旗幟下,又有多少人願意投入到這些看似低級、簡單,卻能給百姓帶來實際效益的科研中?這類象是公益性的研究,隻能依靠世界資金組織的資助,但這種資助又能維係多久?這些研究與自己的專業發展關係又是如何?因為這類研究難以組織出高科技性內容,而不能為專業刊物所青睞,談何專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