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人、香港人與台灣人

蘆笛


丁楚在其回憶錄中曾提到大陸人與其他海外華人的不同，於我心有戚戚焉，隻是他本意不在此，因此未作係統比較，還得老蘆替他一條兩條列舉出來。

第一條便是大陸人都是政治動物，這兒所謂“政治”，倒不是一般意義的政治，而是老美說的“politics”，其實也就是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搞陰謀詭計，未必與真正的政治有什麽相幹。而港台人特別是香港人倒沒這種氣質。林樵清在向他移交《中春》經理職務時，曾向他傳授過這訣竅：

“林樵清給我介紹的另外一條原則，是雇傭一般的工作人員，盡量使用香港人和台灣人，少用大陸人。他的理由是大陸人懶惰，是非多，後來我猜想還有一點他沒有告訴我，就是大陸人中間有可能混入中共間諜，不利於組織的安全和保密。他認為，最好的工作人員是香港人，因為香港人對政治最沒有興趣，是最可靠的工作機器，絕對不會有什麽是非發生。其次是台灣人，但是台灣人還是有政治因素的。比如，民聯與國民黨的關係，就是當時民聯的最高機密，萬一找了一個與民進黨有關係的人，捅了出去，也很麻煩。至於大陸人，也難怪林樵清反感，當時美國僑界的企業普遍對大陸籍雇員反映不佳，按照林樵清的話說，大陸出來的人至少要在美國社會上混了三年以上，才能夠洗刷掉公有製度留下的痕跡。果然，我回顧了一下他在任期間所雇傭的一般工作人員，除了編輯人員之外，幾乎沒有大陸人。如秘書高淳兒、打字小姐徐如雪、發行小姐小陳，美術編輯小楊，都是台灣人。文字編輯他不得不使用大陸人，因為《中國之春》的文字工作都是涉及大陸的事情，必須具備大陸社會的背景知識，才有起碼的判斷能力。

開始我聽了林樵清的這個原則心裏很不高興。我本人就是大陸人，很自然心裏會對這種成見產生反感。後來在我當政時期，我基本上沒有按照林樵清的原則辦事。不過後來的經驗體會告訴我，林樵清說的是有道理的。香港人和台灣人可以把你與他們的關係看成簡單的雇傭關係，這樣相處相對容易，至少你還可以做到好說好散；可是大陸人會把這種關係扯進組織的糾紛，常常使技術性問題政治化，在我手下幹過的大陸人，大多數沒有好散的，很多都成了我的敵人。”

我看到這段話時，情不自禁又一次發出會心的微笑：大陸人別的本事沒有，打著冠冕堂皇的道義旗號，為自己爭蠅頭小利，乃是天下一絕，誰都比不上。當爭利企圖受挫時，人家有無窮無盡的大帽子，直到將你打成共特而後快。港台人一般都有起碼的職業倫理觀念，有強烈的契約意識，不但敬業，而且能很容易就成長為民主國家的公民。但大陸人即使有了權利觀念，也多半會扭曲它，變成惹不起的刁民。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吧。我在《說東道西論壇》混時，《美中時報》的主編天天來偷盜我的文章。樊弓向我舉報，於是我就打上門去問罪。那人跟我胡扯半天，我的心軟了：文人無一技之長，在海外謀生也不容易，我反正寫來毫不費力，人家愛偷也就偷吧。於是便向他作了授權，同時在論壇裏說了這件事，慨歎大陸人毫無知識產權觀念。

Guess what？那老兄看了我那帖子還不服氣，來信跟我說，誰說我沒有知識產權觀念？我到美國後還跟人打過版權官司，最終勝訴，獲得了豐厚賠償。讓我看了啼笑皆非：你說他沒有知識版權觀念吧，涉及到他的利益時可一點不含糊。可這是對別人而不是對自己的要求。這位爛仔後來回了國，不久前我收到國內某雜誌編輯來信，說他又在起訴該雜誌，要求賠償。我看了隻能長歎，敬愛的劉少奇主席教導我們：“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簡直就是為這種刁民爛仔畫的像。

好在國內經過“犬儒”化的洗禮，在新一代身上，政治動物的氣息已經被物質主義大潮衝洗得差不多了。我過去說，大陸的前途在於香港化，香港的前途在於民主化。我至今仍然認為這是咱們的努力方向。所謂大陸香港化，有兩方麵的含義，一方麵是將社會改造成“自由的非民主社會”如香港然，另一方麵則是靠建立現代工商社會對人民的素質進行根本改造，實行“去政治化”，使得全民完成 “從政治動物到人”的良性進化，先得扒下毛共給大家套在身上的那張痞子皮，人模狗樣地學著作個正派人，文明人，雇傭人，契約人，才能談其餘。

第二個區別就是大陸人乃是毫無法治觀念的野蠻人，個個是潛在的暴民，越是所謂“民主精英”越如此。

民聯發起倒王風潮後，王炳章先下手為強，提走了全部公款並關閉了賬戶。管財務的林心聲發現後立即報警，胡平與他並迅即向法院起訴。法院接受此案之後，立即下令凍結被提走的錢，封了柯力思存放公款的賬戶，又根據原告的請求發布禁令，禁止被告人使用“中國之春”和“民聯”的名義召開代表大會。王炳章、柯力思等人果然召開了 “民聯代表大會”。接下來發生的簡直是難以置信的鬧劇：

“（大會）一開始，林心聲就上台宣布了法院的禁令，警告代表們此會不得使用民聯或中國之春的名義。可是法院的禁令不但沒有鎮住會場，反而引起了下麵一陣起哄。與會的盟員很多毫無法律常識，其中有人甚至對法院的‘幹預’表示義憤。

有人在下麵高呼：‘我們中國人開會，關他們美國政府什麽事？不管他，咱們照開，看他們能把我們怎麽樣。’

還有人在下麵大罵胡平和林心聲：‘咱們民聯的事，到美國法院去告什麽洋狀。不理它，繼續開會。’於是會議在一片噓聲中照常進行。

我看著那些起哄的盟員，覺得哭笑不得。民聯的八字方針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些人都聲稱為法治而奮鬥，可是連基本的法治概念都沒有。他們剛才對法院禁令的態度完全構成‘藐視法庭’罪，可以當場拘留的。”

這所謂“民主”，整個就是文革時期的“大民主”，要搞這套，何必千裏迢迢地跑到美國去？這種爛事，港台人是絕對不會做出來的。幸虧主持會議的鄭為民還沒糊塗到家，在林心聲下午帶著警察趕來時趕快及時宣布散會，後來又因此改為“中國民主黨成立大會”，總算是合法鬧分裂了。

光從這爛事來看，就足可想見爛仔們的“民主革命”要是成功了，中國會變成何等無法無天的爛地方，那無非又是文革再現，而這一次可再沒偉大領袖的槍杆子來鎮住大局了。

第三個區別就是大陸人個個精於內鬥，怯於外戰，內鬥起來什麽下流招數都可以使出來，毫無底線可言。港台人若要來和大陸人打堆，遲早也要被感染成爛仔。林心聲就是最鮮活的證明。

前文已經介紹過林心聲發動的“電傳遊擊戰”，其實那是王炳章打響的第一槍。據丁楚說：

“有一天，總部的電傳機接到一個消息：‘據可靠消息，中共國安部因策劃半年以久的“擁胡倒王”成功，正在嘉獎有功人員。’接收電傳的林心聲發現，發出電傳的號碼是寧勤勤（蘆注：王炳章的太太）開的國際工商服務公司的號碼。”

此後他又被王派趕出總部，被迫睡在《中春》編輯部裏，過著茹毛飲血的淒苦日子，心裏本來就在窩火。有一次編輯部的電傳機收到一整本美國的低級雜誌，把整整一筒電傳紙都用光了。他懷疑是王炳章的鐵杆石磊幹的，便大規模報複，其巔峰之作便是發黑紙過去，把人家的全部油墨和紙張都用光了。這還不算，他竟然還編了一大堆王炳章的材料，複印後到處寄送、電傳，給各個團體，美國政府機構，甚至送給那些買了王炳章保險的人，讓他們退保！

看看，這就是跟大陸人打堆的好處，天使都要變成魔鬼。從這位魔鬼身上，哪還找得到當初那位僅僅因為丁楚說了“經理最好有車”一句話，就開著車從聖荷西跑到紐約赴任的好人的影子？誰能相信這就是當初那個對組織和同誌慷慨豪爽，對公財一毛不拔的誌士？

第四個區別就是，大陸人和港台人不是一個種係的動物，毫無共同語言。巴頓將軍說，英美是為一個共同的語言隔開的兩個不同國家。類似地，大陸和台灣也是共同的語言隔開的兩個不同國家，其差別比英美的還要大到不可勝計。

80年代底，我去西德開會。那時德國尚未統一。我告訴一位教授，政治上的隔離，使得台灣人和大陸人使用的中文出現了很大的區別。同樣是一個詞，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涵義，例如“檢討”在台灣是to examine and discuss sth的意思，而在大陸則是 to denounce oneself的意思，兩者涵義完全不同。我問他東西德的分開是否也引出了這一現象，他答曰，沒有，兩國使用的德語完全一樣。我問，連細微差別都沒有麽？他說，沒有。令我頗為困惑。

丁楚也談到這個問題。他遇到過的台灣的“政治人”有兩類，一種是極端頑固的國民黨右派僑胞，那些人完全不能理解大陸事務，也不知道民主是什麽玩意，隻知道“反共複國”，堪稱花崗岩腦袋，絕無可能理解丁楚等人作出的“從‘你死’到‘我活’”的戰略轉變是何等英明偉大，蓋它是唯一可以作出的理性決策。另一類則是朱高正那種smart assess。那些人從未吃過我黨的苦頭，他們理解的“專製”就是國民黨的“專製”，以為推翻我黨就跟推翻國民黨一樣。因為他們成功地推翻了國民黨，於是便自以為可以出來指手畫腳指導大陸人了，其代表作便是朱高正與胡平的電視辯論。朱高正大言不慚，教導胡平為達目的就是該不擇手段，因為民進黨人就是如此勝利的。

其實如丁楚說的，這些人不知道小鍋是鐵打的，跟天下第一老糊塗張鶴慈一樣，將國共兩黨相提並論，連兩者的本質區別都看不見。國民黨從來不敢否認西方民主，更不敢否認人權，打出來的旗幟是要實行憲政，“訓政”也好，“戒嚴”也好，都是“借荊州”，並不敢說那天下就是國民黨的，總有一天得還政於民。而共產黨從根本上就否定“虛偽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揚言他們就是人民代表，那鐵打的江山要坐萬萬年。而且，他們根本否認“天賦人權”，講究的是“民主隻給人民，不給反動派”，凡是反對他們的就不是人民，連人都不是。你要去不擇手段搞政治鬥爭，與國民黨來這套或許有效，若要跟共產黨那陰謀詭計的老祖宗玩這個，那就絕對隻能如丁楚說的那樣：

“凡大陸人讀了兩者辯論記錄之後，都一致公認朱高正的思想要膚淺得多，應該把他送到大陸去，讓共產黨去修理一下他。按照他那一套戰術，十個腦袋也不夠用，共產黨能把他碾成肉餅。”

朱高正當年在立法院罵某女性立法委員“欠人騎”，丁楚說朱高正的頭“欠共碾”，倒也相映成趣，算是為那位女立法委員小小地報了仇：）

依我看，要送到大陸接受再教育的絕不止朱高正同誌，洪哲勝老先生也是一個。當年他在《罕見奇談》施施然以“民主導師”身份出現，現身說法，介紹台灣“先進經驗”，教導大陸人民怎麽搞民主革命，甚至一把鼻子一把眼淚，在論壇裏哭訴國府的“白色恐怖”，讓我從丹田深處膩出來，如同患了絕症的病人看見一個三四歲的小姑娘喝了苦澀的中藥而哇哇大哭一般。丁楚上述感慨，我多次有過，忍了又忍才沒對洪老當麵說出來，蓋此人畢竟是台灣人，素質不錯，我私下還是挺尊重他的。

不僅是洪老，我看所有敢來和大陸人談中國政治，甚至膽敢教育大陸人如何“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改造思想，保持正確的政治立場、和敬愛的江阿姨劃清界限的smart asses們如唐好色輩，也該統統送去接受我黨再教育，以便讓他們對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有點最起碼的朦朧概念。

苦難使人深刻，台灣人幸虧有了他們憎恨的蔣公，被“白色恐怖”堵住了紅色恐怖，未曾如我等一般在毛共的地獄裏修煉過，所以如同尚在孩提時代一般，是幸福的膚淺，西諺有雲：Ignorance is bliss，此之謂也。這應該算是大陸人與港台人最後一個本質差別吧。

以上所說當然是個大致傾向，並未一網打盡。例如最後一條就未必適用於所有的大陸人。古人所謂“天資”很有道理，苦難使人深刻，但不能使蠢人深刻，蓋它隻能促人深思，並不會增加天賦，而沒有腦袋的人再深思也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雞毛飛不上天。例如論個人苦難經曆，我絕對比不上天下第一老糊塗張鶴慈，然而他吃的苦不知道落到什麽身上去了，竟然會鬧出將蔣介石比為毛澤東的天大笑話來，而真正的獨知胡適據他看來似乎還不如那群附逆知青們。這種人既無台灣人的superficial superiority， 也無人家的shallow happiness，卻又沒有他那個閱曆都該有的profound insight，當真是住在三無世界的可悲公民。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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