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列寧

蘆笛


剛才看見賽昆先生問我列寧是不是理想主義者，這裏匆答一下。

賽先生好像覺得“理想主義者”是個美稱，而“實用主義者”乃是貶稱，前者是高尚的，後者是無恥的或起碼是庸俗的，是不是？

我的感覺恰好相反，我喜歡沒有什麽原則、不管貓的顏色的政客如鄧小平，怕偏執的理想主義者如毛澤東張春橋輩怕進了骨髓去。如果老毛是大家設想的那樣，隻是個沒有原則的機會主義者，則中國人也就有福了，咱們也就不至於受那麽多折騰。我不喜歡胡錦濤而喜歡江澤民的一個原因，就是胡讓我聞到少許的理想主義者氣味，而江不過是個維揚小才子而已。

其實這種問題，似乎隻反映了國人對複雜人性的簡單認識。凡是革命領袖，當然都是理想主義者。沒有革命理想，豈會投身改造社會的高尚事業？凡是革命領袖，也必然是無恥政客和不擇手段的機會主義者，否則豈能在殘忍無恥的權力鬥爭中生存下來，遑論排眾而前，出人頭地？革命領袖之間的區別，隻在於其革命理想的執著度與虛妄度。如果終生不消磨而且曆久彌堅，那理想又是高於一切的“最高的絕對的正義”，不計任何人命代價，則該革命領袖就是人類能遇到的最大災難，毛澤東就是這種革命領袖。

了解列寧不能靠他的親屬的回憶錄，那些東西都是經過集體創作黨委把關的。克魯普斯卡亞的回憶錄時時更新，隨時根據斯大林的權力鬥爭最新戰果，把l 老布爾什特們從列寧的戰友的名單中刪除，這事實早就讓西方學者注意到了。列寧的妹妹寫的回憶錄也是這樣。例如那兩句大眾耳熟能詳的語錄，西方學者已經考證出來是後來偽作的。第一句是他哥因謀刺沙皇被處決，消息傳來後，列寧堅定地喊出：“不！我們不該走那條路！”第二句則是列寧在喀山大學一年級時參與學運被警察抓起來，警察跟他說：“小夥子，你這是幹嘛呢？要知道，你麵前是一堵牆。”列寧堅定地答道：“不錯，是一堵牆，但一推就會倒的。”這兩句名言據說都是後來捏造出來的。

據我看過的幾本西方出的列寧傳，特別是蘇聯垮台後根據披露的檔案寫作的列寧傳，我的印象是：

一、家庭出身良好，其父是個亞曆山大二世改革的受益者。因為改革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靠天資聰明兼奮發努力，從社會底層爬上去，變成了新貴族（喀山教育總監，四品文官，因貢獻卓著受過勳），母親是貴族出身。列寧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但中學教育比較偏頗，自然科學訓練不夠。

二、意誌頑強，極度自信。從小備受母親和姐妹們的寵愛，善於操縱利用周圍的人對他的感情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技能一直保留到死。到晚年他還在manipulate情婦、克魯普斯卡亞以及兩個妹妹為自己服務。

三、天生沒有正常人類感情，諸如愛心和同情心 ，將這些素質視為可鄙的軟弱。這大概是遺傳決定的，因為他並不曾像斯大林那樣從小備受父親毒打而導致心理變態。

四、狂熱的科學教徒，堅信“鐵的客觀規律”，而馬克思主義就是這種鐵的規律。為了人類進步，一切人命代價都是必須付出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是客觀規律為實現自己決定的。就是這種宗教信仰使得他那非人類的殘酷無情個性更加堅定。他在大學畢業後掛牌當律師（其實他很少接案，主要靠地租為生。他本人是個大地主，還不是出身問題，是成分是地主），喀山省發生了罕見饑荒和瘟疫，大批農民活活餓死。列寧的家人都投入了救災活動，但他毫不動心，非但從不參加慈善救護活動，而且連一個戈比的地租都不減，理由是他堅信這類災難有助於俄國向資本主義轉化，因而有利於社會進步。連勸他減租的姐姐都看不下去，說他太忍心。

五、重視理論也強調行動。列寧幹革命的方式和毛澤東那種大老粗完全不同，更像搞科研。他終生沒有接觸過工農，對基層的了解完全來自於報刊上的統計資料，終生絕大部分時間在圖書館和書房中度過。在發起某個革命campaign之前，他先在圖書館作家庭作業，寫出一本書來，建立某個理論，然後照圖施工。就連十月革命也這樣，他在流亡芬蘭期間寫了本《國家與革命》作為指導綱領，當然後來不可能照圖施工。隻有在《三國演義》裏，曆史的演變才可以完全由人事前設計。

但和普列漢諾夫與考茨基等人不同，列寧既是走火入魔的科學教徒，也是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 的行動家。考茨基是“等革命”，按馬克思的遺教等候革命時機成熟；他則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主張主動創造革命時機。因此，他最喜歡的格言不是馬克思的話，而是拿破侖的“首先要投入行動，然後再見分曉”。這個性使得他力排眾議，堅決主張在封建農業國俄國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引來幾乎所有同誌包括斯大林在內的強烈反對——當時他們都認為俄國革命應當分兩步走，先建設起發達的資本主義來，再搞社會主義革命。

六、天生的無比精明的實用主義政客，為了生存能毫不猶豫地放棄原則。二月革命爆發後，德軍統帥部為了結束兩麵作戰，決定讓在瑞士避難的列寧等人穿過德軍占領區，回國去徹底搞垮俄國。當時社會民主工黨（布黨）內部爭論很激烈，許多人反對這麽幹，但列寧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offer。

布黨回去後，德國源源不斷地資助以金馬克，列寧也毫不猶豫地慷慨接受之。據克倫斯基披露，二戰後英國繳獲了德國外交部的機密檔案，其中詳細記載了雙方的秘密聯係。據說德國參謀本部早就注意到列寧反對第二國際，鮮明地提出失敗主義，號召參戰國的無產階級以國內革命戰爭取代帝國主義戰爭，確保本國打敗仗，於是便在1915年底和列寧建立了秘密聯係。列寧回國後，德國人通過秘密渠道一共資助了他八千萬金馬克，其中四千萬用於推翻俄國臨時政府，四千萬用於鞏固布黨政府。

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也是列寧“靈活性”的又一證明。該條約因為割讓大片俄國領土（幾乎整個烏克蘭），引起全黨反對，但列寧從一開頭就主張接受，認為他們如果想活下去就隻能賣國，否則德軍必將長驅直入，攻陷彼得堡與莫斯科（為了躲避德軍，布黨匆忙遷都到了莫斯科），則他們將死無葬所。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等到戰後全國陷入經濟泥沼時，列寧又及時犧牲教條，改所謂“戰時共產主義”為“新經濟政策”，以求得喘息空間。這在他看來是所謂“戰略撤退”。總而言之，為了生存下去，暫時的退讓並不是恥辱，以後卷土重來就行了。

七、首倡與“天賦人權” 針鋒相對的“無產階級民主論”，剝奪了剝削階級的人權，主張階級敵人無權享受民主自由權利，因而使得俄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完全不同，為大規模mass murder奠定了理論基礎。

與此同時，列寧又在黨內以民主作風著稱。他能容忍黨內反對派，在自己的主張得不到大多數人認可時，靠滔滔雄辯去說服反對者們，而不是如斯大林那般，靠權力杠杆開動表決機器，並將反對派打成階級敵人。季諾維也夫（不是賽先生說的保加利亞人季米特洛夫）和加米涅夫在報上公開反對十月革命的計劃，列寧得知後頗為震怒，但在後來革命成功後列寧又原諒了他們並委以重任。托洛茨基過去和列寧並沒有多少交往，還攻擊過列寧是“一神教的神”，在黨內乃是個新來者（他在1905年革命中出了名，但那和布黨沒什麽相幹，是二月革命後才加入布黨的），但列寧照樣讓他成了事實上的二把手。

與愛慕虛榮，用大元帥服把自己打扮成個“旅館仆歐”（這是斯大林自己的描述）的斯大林相反，列寧生活樸實無華，外表跟鄉村教師沒什麽差別，從不在大庭廣眾下出風頭。他在開大會前早早到場，與普通代表坐在毫不引人注目的角落裏交談，了解情況，在接見來賓時也毫無出場禮儀，隨隨便便就從書房走進隔壁的會客室，從不讓客人久等。同誌們對他是尊敬愛戴而不是害怕。這和斯大林完全不同。

八、深通人性的弱點，知道可以靠大規模實施恐怖統治，嚇得敵人徹底喪失鬥誌來維持政權，認定心慈手軟是雅各賓派和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因此他在甫執政後就下令建立超越一切法律程序的肅反委員會；以後又下令建立世界上第一所集中營；取締工人罷工權利，把所有膽敢罷工的工人抓進集中營去；在內戰中靠大規模處決人質來懾服人民，還為此特地在命令中指明一定要把人質吊在所有的人都能看見的地方；為了在戰亂中生存下來，他毫不猶豫地下令契卡組建所謂“餘糧征集隊”，對無辜的農民宣戰，像土匪一樣到農村去，挨家挨戶把農民的“餘糧”搶光。

以上隻是列寧非常複雜的個性的幾個方麵。因此，他當然是狂熱的理想主義者，但同時也是無比精明的精通生存哲學的政客，更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所有這些能夠和諧地統一在一個人身上，恰是因為他的無比堅定的宗教信仰：人不過是曆史發展規律的工具，其唯一的存在價值就是使得規律實現自身。為了全人類的美好未來，什麽人命代價都該毫不猶豫地支付，什麽肮髒、血腥、冷酷、無恥的手段都可以而且應該使出來，什麽卑鄙交易都可以而且應該做。偉大領袖的名言“即使全人類死得隻剩三分之一，換來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實現，我看還是劃得來的”，其實深得列寧主義真傳。

總而言之，列寧的宗教理想，完美地justify了他和同誌們犯下的那些為人類曆史見所未見的可怕獸行，使得他們從來不會感到良心不安，進入了殺人不眨眼的化境。在此，理想和獸行缺一不可，兩者相得彌彰。理想有多崇高多完美多聖潔，獸行就有多可怕多凶殘多無恥。一切宗教狂熱分子（religious fanatics）都是喪失人性的怪物，區別隻在於喪失的多少而已。就連基督教狂熱分子都會因為對上帝的愛喪失對同類的寬容，何況是以階級仇孕育革命動力的邪教？

至於布黨在奪權後當即宣布廢除和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後來又食言而肥，反而逼迫中國政府簽訂了較前更苛刻更不平等的條約（例如逼迫中國政府答應蘇俄在外蒙駐軍），許多人認為不過是個騙局。我覺得沒那麽簡單。這裏麵當然有急於打破國際上的空前孤立，換取中國的同情的考慮，也有著對遠東一時鞭長莫及的權宜之計，但也有革命者在初期的正義衝動。

西方有的學者認為，列寧的共產國際開頭還確實是由一群真誠的宗教誌士在操持，隻是到了斯大林手上才變成為蘇聯國家利益服務的第五縱隊。楊奎鬆教授也注意到了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與蘇聯外交部人員之間的政策矛盾，雖然他沒有明確指出前者代表了輸出革命的意識形態需要，後者代表了現實的國家利益。還有學者（似乎也是楊奎鬆，但不敢肯定）介紹，越飛在中蘇1924 年簽訂條約前，曾強烈反對斯大林堅持沙俄對中國的帝國主義政策，認為那必將使得中國人民喪失對蘇聯的好感，這似乎也反映了虔誠的革命者與當國的精明政治家之間的衝突。

我個人認為，一個革命政權早期必然為虔誠而狂熱的意識形態席卷，蘇聯也不例外，但理想和現實的差距遲早要讓狂熱的革命家變成精明的冷靜的政客，從而使國家的外交政策大幅度向舊時代回歸。

這變化在蘇俄外交表現得最有戲劇性。布黨剛掌權時，出於革命狂熱與整個舊世界徹底決裂，因此拒絕服從國際法和外交慣例，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規定。托洛茨基出掌外交人民委員部時也實行了毛澤東的“新中國外交三原則”（請參看何方在《溫故》雜誌上發表的回憶錄），“另起爐灶”，亦即根本不理文明世界通行的那一套。但很快就被迫與德國人談判，因為彼時德國還是交戰國，並不曾因俄國發生革命就停止作戰，相反更抓住這難得時機大踏步前進。俄國因為內亂，士兵成群結隊回家，根本沒有抵抗力，但布黨政府又不願意接受苛刻的和約。當德國下的最後通牒到期時，托洛茨基竟然向全世界宣布“不戰不和”的英明決定，亦即既不與德國人作戰，也不與德國人媾和，說完便意氣風發地步出會場，讓德國人目瞪口呆，不知道遇上了什麽怪物，更加相信俄國一定會被這些他們蓄意放回去的瘋子搞得亂七八糟。

這段逸事在西方傳為笑談至今。但在我看來無非是“新革命遇到了老問題”，凸顯了青澀的革命領袖在乍握國柄時的不知所措，以為外部世界會遷就他們的革命理想。此後他們發現大山並不會走向自己，便隻好屈尊走向大山，從外行變成內行，從革命領袖蛻變為所謂“國務家”，此時他們的外交就會複歸於傳統型。俄共領袖的智商都很高，因此無論是托洛茨基還是斯大林，都迅速地完成了這個演變。

迄今為止隻有中國是這個規律的例外，初步完成從“革命政府”到“現實政府”的轉變竟然花了50多年的時間，一直等到毛澤東那天生的文盲革命家咽氣後才能啟動這轉變過程。而斯大林很快就完成了從革命者到新沙皇的轉變，其內政（僅指無情鎮壓民族獨立運動、抹去民族意識這條）與外交完全沿襲老沙皇的套路。

即使列寧不死，我看他也隻會走這條路。上麵介紹的他的性格決定了這一點。因此，即使他活著，也隻可能是又一個新沙皇，可能比斯大林還更結棍。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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