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白求恩的先驅李提摩太(二)
(2009-06-26 13:10:14)
下一個
三、某些洋鬼子比同胞更盼望中華健康富強
論實質,黨國教育乃是敗壞學生心術的一種邪惡教育。我上網第一篇文章《毒眼》就是專門剖析這個問題的。它教給國人一種陰暗思維方式,專門用邪惡的眼光去研究世上一切人事,從中找出邪惡的動機來。這結果便是把全民變成了白癡,徹底失去了正常人的感知與思考能力,最新例子便是這段海內奇談:
“中國官方新華社旗下《瞭望東方周刊》也質疑(蘆按:當為“懷疑”)
「金融危機是一次合謀」,並引述金融界人士說:「無論美國怎麽救市,
它的根本目的是發動一次貨幣戰爭,通過美元貶值、國債估值下降,到
時候由日本、中國這些與它金融聯係比較多的國家買單。」”
把波及全世界、很可能使美國陷入大蕭條的金融災難,看成是美帝蓄意搞垮日本、中國的大陰謀,這種白癡笑話也隻有中國人能鬧出來。不幸的是,這種又壞又蠢的思維定式一旦建立起來之後,便再也無法破除,哪怕是曾經留學美國的“經濟學家”宋鴻兵也如此,於是越是聰明的專家也就越成了白癡。用它來透視世上一切人事,自然要處處發現大陰謀。
上次我指出,用“唯利史觀”去分析中國曆史是荒謬的,蓋中國傳統政治信仰是“重義輕利”,因此決定國策時常常是“義大利”——按孔教作的道義分析,總能理直氣壯地壓倒基於常識的利弊分析,由此導致了中國特有“清流禍國”現象。它曆來是中國改革遇到的最大阻力。某網友不同意此說。在與他爭論時,我發現他完全是按共黨宣傳的定式來看傳統帝王的,而這非常有代表性。
許多人都以為,傳統帝王都把孔孟之道看成是欺騙愚弄百姓的工具,卻不知道除了少數例外,大多數帝王受孔教的洗腦比誰都厲害,對孔教的信仰恐怕比一般子民還要堅定,這道理再簡單不過——他們從小就從帝師那兒反複聽到那是“天道”、“天理”,從來沒人敢對他們說那是欺騙愚弄百姓的工具(也從來沒人敢這麽想)。隻有黨宣傳炮製出來的白癡,才會以為帝王們都有意識地運用孔教來愚民,如同現代中共根本不信馬列,但為了一己私利不得不打著那旗號一般。
所謂“帝國主義文化侵略說”之謬也類此。被我黨洗腦的中國人都認定,西方傳教士乃是為了帝國主義征服吞並中國服務的,負有間諜使命。要讓他們相信許多西方傳教士比同胞更愛中國人,更盼望中國繁榮昌盛,隻怕比讓航空母艦穿過針眼還難。
愛國壯士們不知道,西方是多元社會,實行的是政教分離。傳教士是教會派出來的,並不是政府更不是間諜機關派出的。教會之所以要這麽幹,乃是為了“ 用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拯救野蠻人的靈魂”,讓異教徒皈依上帝。這種行為動機,與中國向邊疆落後地區傳播“王化”、“教化”毫無二致,此乃人類共同的天性。你可以指責他們的文明優越感,但你不能不顧事實,指責人家是想欺騙麻醉你,蓋人家真誠相信自己宣傳的確實是真理,也不能指責人家是生方想法來此地盜寶,更不能忘恩負義,否認“帝國主義文化特務們”為近代中國轉型立下的無人可以取代的豐功偉績。
令人遺憾的是,至今這功績尚未得到國民一致承認。除了個別例外(例如袁偉時先生的大作《帝國落日》),中國曆史書介紹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乃至清末新政,從來隻提中國的改革家與啟蒙家們,一筆抹殺了鬼子的貢獻。以致許多人都以為改良運動乃是中國人自己的努力,卻不知道真正的改革先鋒還是洋鬼子,康梁不過是他們教育出來的門外弟子罷了。
這其實是必然的:所謂“現代化”不過是“西化”的同義語,而所謂“改革”,無非就是“按西方模式改造國家與社會”。當時舉國無一人知道西方模式是什麽樣子,當然作帶頭羊的使命就曆史地落到了“帝國主義文化特務”們肩上。李提摩太就是這許許多多仁人誌士中的一名。
盡管李提摩太回憶錄寫得比較散亂,然而細心的讀者還是能梳理出他的心路曆程來。他到中國後,經曆了巨大的角色轉換,逐漸從原來單純的“救魂”變成 “救人”,又從“救人”變成“救國”,從“行小善”開始,逐漸變為“行大善”,最終成了職業的改革宣傳家和啟蒙家,影響了整整一代當時最先進的中國人,啟動了中國現代化的艱難過程。
這種轉變是必然的。李提摩太來中國時,不過是個25歲的青年,此前對中國一無所知,隻不過滿懷宗教激情,自覺受了神的指派,到中國這 “半文明國家”傳播福音,拯救異教徒們的靈魂,讓迷途羔羊們投向上帝慈愛的懷抱。這就是當時驅使傳教士們告別家園、奔赴天涯的單純動機,他也必然如此,並不可能想很多。
但當他來到中國後,便如同我輩當年上山下鄉見到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幸福生活,備受震撼,那文明落差隻怕要比“新中國”的城鄉差別還要大到不可勝計 ——他的祖國已經高度文明化:民主政治清明,社會秩序安定,科技發明日新月異,層出不窮,工農業發達,人民安居樂業,而中國官場極度黑暗腐敗,經濟原始,科舉教育專門把人教成傲慢的傻子,全民愚昧無知野蠻,盜匪橫行,天災頻仍,瘟疫流行,而舉國上下昏昏如醉,竟無一人覺得那社會製度實在太爛汙,急需變革。任何一個具有文明比較參考係的有良心的人身處此境,都不會袖手旁觀,必然要發生上述角色轉換。
來中國後第二年,他就到滿洲去旅行,一直走到朝鮮,沿途出賣布道的小冊子。他在滿洲看到,當地自然條件很好,而人民卻窮苦之極。在一個馬店裏,他們必須和另外37人擠在一個大炕上,其中有一個是女的。更惡劣的是,當地政府根本沒有保境安民的責任感,到處土匪橫行。百姓得不到官府保護,隻好改求土匪保護,每年給土匪交一筆保護費,以免被土匪搶劫並能安全旅行。就連地方上的糾紛,也無法請官府仲裁,隻能請土匪頭子裁決。這大概就是他第一次萌生改革想法的契機:
“看到民眾由於政府管理不當而遭受痛苦,而那些正在改善現狀的人被
政府視為叛亂者,我們感到,地球上這個黑暗的角落,確實充滿了冷酷
和殘忍。在啟程返回牛莊時,我們懷疑是否會有那一天,這塊土地,這
塊從許多方麵都可以說是‘流奶與蜜’的土地,會被妥當地加以管理,
這裏的人民會過上一種幸福昌盛的生活。”
終其一生,讓中國人民過上幸福昌盛的生活的心情一直煎熬著他,在書中反複流露。直到1895年,他在南京會見兩江總督張之洞時,在南京城內見到的居民悲慘的生活時,還再次流露了這心情:
“這就是帝國最有才幹的總督治下的社會狀況。誰會把這樣一個對自己
的臣民所忍受的貧窮與苦難熟視無睹的政府認作文明的政府,而費心思
以某種標準拿它跟基督教國家相比?居住在草棚裏的成千上萬民眾所陷
於其中的苦難會使鐵石心腸都軟起來,從而打算做點什麽以救助他們。”
然而最開明的總督張之洞卻絲毫不知道政府的責任就是解除人民的苦難。李提摩太會見張時,告訴張:“對任何政府來說,它的意義就是它使人民生存下去,並擺脫貧困和苦難的能力。”他馬上注意到:“對此,總督表現得很嚴肅,仿佛對他來說,這是一種新理念。” 可張卻一直在談話中重複他的另一論點:“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無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對手競爭的”,讓他不能不作出結論:“看來這在他身上發揮了作用”。
可悲的是,“利益博弈”就是現代中國人特別是政府唯一能明白的語言(此所以我從來不講道義,專門使用利弊分析)。他們壓根兒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當官有什麽責任,關心的隻是如何在人生博弈或國際博弈中戰勝競爭對手。我想,正是這種令歐洲人無法理解、無法坐視的統治者的麻木不仁,最終改變了李提摩太的人生道路。
轉折點似乎還是1876-1878年間發生的大饑荒。李提摩太在山東和山西救災,見夠了易子而食、出賣子女、吃觀音土充饑被脹死的慘絕人寰的景象,多次向知縣、知府、巡撫等各級官員建議采取積極的救災措施,諸如從滿洲、日本、朝鮮大量輸入糧食;向滿洲移民就食;以及修建鐵路、開挖礦藏、開辦工廠,以此為百姓提供就業機會,等等。但這些建議都一無例外石沉大海。他向山西巡撫曾國荃提出的修築鐵路的建議被拒絕後,為了找到一種迅速救荒的運輸手段,甚至去潛心研究鳥和昆蟲的飛行,試圖發明飛機。直到1902年,他還在山西建議修築鐵路,這次總算被中國政府采納了。5年後他重返太原,看到北京到太原的鐵路終於竣工,感到說不出的高興。
眼前的慘景,以及自己的合理建議被反複拒絕的現實,促使他把中國問題放到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下來考察,著手比較中西文明,開始從建議者轉變為啟蒙家:
“山西省的災荒結束後,我開始思考導致災荒以及民眾如此貧困的原因。
我感到我必須研究導致人類之苦難的根源,不僅僅研究中國,而且研究
全世界的情況。通過對西方文明的反思,我認識到,對中國文明而言,
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在於它熱衷於在自然中探討上帝的工作方式,並利用
自然規律為人類服務。這就是在遵守上帝給與亞當的指令,去支配世間
萬事萬物。在利用科學規律滿足人類需要的過程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許
多奇跡一樣的發明創造。我相信,如果通過向官員和學者們作一些演講,
使他們對科學的奇跡產生興趣,我就能夠給他們指出一條路,一條利用
蘊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為他們的同胞謀福利的路。通過這種方式,
我就能影響他們去修建鐵路、開掘礦藏,去避免饑荒再度發生,去把民
眾從赤貧之境解救出來。除了省裏的官員和省學裏的學生們,我的宣傳
對象還有幾百名候補官——不久後就會被任命到帝國中的其它地方,通
過他們,會給其它省份帶去良好的影響。”
為了這個目的,他節衣縮食,完全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以便把每一個便士都用在購買書籍和儀器上”,刻苦研究自然科學並動手作實驗。他廉價租了一套寬敞的凶宅,將其用為住宅、教堂和學校。在豐富了自己的知識之後,他便向當地官員和學者們演講,演示“天文奇跡”;“化學的奇跡”;“機械的奇跡 ”;“蒸汽的奇跡”;“電的奇跡”;“光的奇跡”;“醫藥學和外科學的奇跡”……幾乎所有的當時的最新科學成就,都被他耐心介紹講授給官員和學者們。在每一次演講中,他都指出“上帝如何賦予了人類無限的權力,以利用自然的偉大力量,倘若對此茫然無知,則隻能像勞工和奴隸那樣生活……我們應當研究自然中所蘊含的所有上帝的律法,以便獲取上帝賜予我們的福祉”。
所以,最先呼籲在中國迎入“賽先生”的人,不是半個世紀後的陳獨秀,而是李提摩太一類帝國主義文化特務。
此後李提摩太更脫離浸禮會傳道團,改作全職啟蒙家。1890年7月,他接受李鴻章的邀請,擔任《時報》中文報紙的主筆。就中國改革的許多課題,寫了一些文章。該報每周還出版一份特刊,以圖表的形式,比較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在人口、鐵路、電信和商業等領域所處的相對位置。他認為:“事實證明,這種圖表是促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倡導改革的最強大力量之一。”
1891年5月,因廣學會創辦人韋廉臣逝世,李提摩太應邀到上海,主持廣學會工作。廣學會的前身是同文書會,由英國傳教士韋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發起,聯合美國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等人創辦,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擔任會長,韋廉臣任總幹事,韋逝世後由李提摩太接任。該會的宗旨,據李提摩太的介紹是:
“在中國以及她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廣泛傳播基於基督教原則的西方學術,
在熟悉當地人的思維方式的基礎上,以中國人的立場著書立說,使之適
宜於引導和提升民眾,尤其是通過影響其更有知識和領導能力的階級,
引導和提升民眾。”
那麽,廣學會做了些什麽事?據中文維基百科:
“廣學會出版的刊物主要有《萬國公報》(1874~1907)(林樂知主編)、
《中西教會報》(1891~1917,1912年後稱《教會公報》)、《大同報》
(1904~1917)等。其中《萬國公報》是近代中國介紹西學內容最多、影
響最大的刊物之一。
廣學會先後出版過韋廉臣的《格物探原》,李提摩太的《七國新學備要》、
馬懇西的《泰西新史攬要》、林樂知的《中東戰紀本末》等書籍。其中
《泰西新史攬要》由李提摩太和蔡爾康(1851~?)合譯,1895年出版。
內容是19世紀歐美各國各國變法圖強的曆史,出版後風行一時,印行3
萬部。《中東戰紀本末》由林樂知和蔡爾康合編,1896年出版。內容為
甲午戰爭的資料、評論匯編,其中有林樂知等人對中國時局的評論,對
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戊戌變法的先聲。
民國之後,出版過《共產主義之研究》、《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等書,
對共產主義表示不讚同。”
“廣學會的書籍對清末維新運動和清末新政產生很大影響。自光緒十六
年(1890年)到宣統三年(1911年)共約400種,初版、重印合計共達100
多萬冊。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為了了解西學和參考西法,找來閱讀的
129種新書中,其中89種為廣學會出版。”
國內《上海出版》網站《史料檔案》欄中的《廣學會》條(http://www.book.sh.cn/shpub/hisdoc/PubOrgContent.asp?id=6&itype=3)也承認了這曆史一功績:
“廣學會先後出版過韋廉臣的《格物探原》,花之安的《自西徂東》,
李提摩太的《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洲各大國誌要》、《八星之一
總論》、《列國變通興盛記》、《百年一覺》(美國畢拉宓著)、《泰西
新史攬要》(英國馬懇西著),林樂知的《文學興國策》(日本森有禮輯)、
《中東戰紀本末》等書籍,其中尤以《泰西新史攬要》和《中東戰紀本
末》兩書最為著名。《泰西新史攬要》由李提摩太和蔡爾康合譯,1895
年出版。內容是19世紀歐美各國的發展史,特別是詳述了各國變法圖
強的曆史,出版後風行一時,印行3萬部。《中東戰紀本末》由林樂知
和蔡爾康合編,1896年出版。該書內容為中日甲午戰爭的資料、評論
匯編,其中林樂知等人對中國時局的評論發人深省,引起強烈社會反響,
尤其是戊戌變法時期對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百度百科》卻指控:
“該會編譯出版大量書籍報刊。曆年所出宣傳神學及政法﹑史地﹑
實業﹑理化等書達2000多種﹐其中包括宣揚殖民主義﹑反對共產主
義的書籍。所出報刊有《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女星》等。
著意鼓吹改良主義﹐在晚清對維新派士大夫頗有影響。”“詣在(蘆
按:當作“旨在”,文盲也配編百科全書)宣揚殖民主義奴化思想,
從而影響中國的政治方向。”
而《互動百科》則作如是說:
“(該會)‘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學,以西國之新學廣中國之舊學’相
標榜。用中文出書。在北京、奉天、西安、南京、煙台等地設專門機構,
編譯出版大量宗教和政治書籍。1889年複刊《萬國公報》,多載時事論
文及中外重要政治法令,在中國傳播基督教的同時也傳播西方資本主義
文化。中日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運動期間,發行量激增,在一部分知識
分子中頗有影響。但它‘願華人明西方之理,不願華人仿西方之製’,
實際上企圖變中國為西方帝國主義的附庸。”
我不知道作者指控的“願華人明西方之理,不願華人仿西方之製”是怎麽捏造出來的,而堅持中國優越的社會製度,怎麽又能“變中國為西方帝國主義的附庸”——這豈不是誣蔑憲法規定的“四個堅持”是賣國政策麽?黨中央堅決拒絕“仿西方之製”,難道不是出於神聖的愛國主義,而是賣國主義?這邏輯太神妙,不是我這種淡忘了“陰暗心理分析” 國術的可以理解的。
我知道的就是,廣學會的文化特務們一直在拚命打開國人眼界,消除中西隔閡、誤解與衝突,讓國人看到西方的長處,按照西方模式改造自己的國家。他們確實一直在鼓吹萬惡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後來也確實反對共產主義,不過這似乎是因為不願意中國變為蘇俄社會帝國主義的附庸,從而使中國文明遭到全麵毀滅,恰與該指控相反。
(未完待續)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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