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白求恩的先驅李提摩太（一）

蘆笛


昨天看完了《親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李提摩太著，李憲堂、侯林莉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下引文字為網上免費的txt版），感慨殊深，不能不發而為文。


一、李提摩太其人


李提摩太是英國人，英文名字為Timothy Richard. “李提摩太”是他給自己取的中文名字，該書翻譯為“提摩賽8226;裏查德”，通譯應是“蒂莫西8226;理查德”。無論是姓還是名，在英美都是最常見的名字。 Timothy常給簡化為Tim（蒂姆），而Richard的簡稱是Dick（狄克）。我每聽到“狄克”的名字就想笑，蓋在俚語中該詞又用來指男根。罵人髒話裏就有dickhead，那真是無比之髒了。張春橋當年在上海灘上混時竟然用狄克來作筆名，堪稱文壇佳話。

這“理查德”在英美一般隻用為名，若是姓，則不是Richardson 就是Richards，兩者意思都是“理查德之子”。古代英國人大概無姓氏，隻有名字，如蒙古人一般，為了區分同名者，就管人叫某某之子，叫來叫去也就成了那家人的姓氏。英語姓氏中凡是以son或s結尾的全是這來曆，例如Robinson（魯賓孫），Stevenson（斯蒂文森），Johnson（約翰遜）等等，相當於斯拉夫人的“維奇”。米羅塞維奇的姓氏大概就是這麽來的。若不是看這本書，我還真不知道原來理查德也能是姓氏。

李提摩太乃是威爾士一家農場主的兒子（英國人的farmer並不等於peasant，前者是農場主，後者則類似於中國農民，在資產階級革命後就不再存在了。英文中有句雙關話“The peasants are revolting”，意思既是“農民起來造反了”，又是“農民真髒得惡心”），1845年出生。他從朋布洛克郡哈佛孚德神學院畢業後，即向浸禮會（Baptist church，新教的一宗）報名，自願到中國傳教，於1869年11月17日離開英國，1870年2月12日抵達上海，1916年5月回國，3年後在倫敦逝世。

李從25歲來到中國後，從一個普通的傳教士開始，刻苦學習中文，紮根中國基層，甚至變發易服，換上中式服裝，剃光前額，結上假辮子，宣傳西方文明成就與科學知識，興辦孤兒院，開辦義學，散發醫藥，為百姓種痘，冒著生命危險參加救荒賑災活動，幾次幾乎喪命。他更向國際文明社會大聲疾呼，向西方通報受災百姓的慘狀，為中國募來大量捐款。此後他更試圖結識中國的知識分子和上層官僚，拚命向他們推銷變法求存的改革方案，為此先在天津《時報》擔任主筆，後主持“廣學會”，出版了《萬國公報》等十幾種報刊，兩千多種書籍和小冊子，編譯紹介西方地理政治曆史和文明成就的書刊，成了中國第一批改革吹鼓手，帶出了康有為、梁啟超等弟子，並影響了李鴻章、張之洞、恭親王等大員，為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的啟動起到了重大作用。

最難得的還是他雖然是個基督教的狂熱信徒，也從自己的親身經驗中知道中國文明是何等落後，政治又是何等腐敗，然而他並未表現出那個時代的歐洲人常有的文明優越心態，卻去悉心研究儒道釋甚至伊斯蘭教經典，從中發現了與基督教精神的相通之處。他很早就發現傳教士在這方麵犯下的錯誤：

“那時候，隻有兩種基督教的宣傳冊子在傳播：一種攻擊偶像崇拜，一
種攻擊祖先崇拜。　　

它們把許多中國文化習俗貶低為罪惡，而不承認中國人所崇敬的大多數
的事物是值得肯定的。結果是，這些小冊子所到之處，都會爆發對傳教
士的暴亂。之所以發生暴亂，不是因為中國人邪惡，而是因為小冊子的
作者的無知——他們沒有全麵研究過中國人的觀念，卻在當地人毫無過
錯的地方，指責他們有罪。這就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成為對基督教懷有
敵意的對手。這樣，這種小冊子恰恰破壞了它們的作者所要實現的工作
目標。　　

在我來中國的第一年期間，一位傳教士朋友得勝回朝一般來到我麵前，
手裏拿著他的一位當地信徒家的祖先牌位。他告訴我，那人已經成了一
名基督徒，他將把這牌位燒掉。我對他說：‘當他燒掉他家的祖先牌位
時，我想你也應該同時燒掉你父母的照片吧？’對他來說，這是一種新
的思想。那牌位最終沒有被燒掉。”　

“當我們外國人僅僅依據普通和尚的智力來評判佛教徒的時候，就犯了
一個大大的錯誤。一種宗教，一種贏得了中國最偉大的心靈的信奉的宗
教，是不可以等閑置之的。”

這是何等令人敬佩的理解與寬容！然而他的行為太超前，在同事中引起了非議，以致他被迫一度離開山西。此後他又向倫敦浸禮會委員會提出在中國開辦教會學校的建議，卻被委員會否決。後來倫敦總部要派他到山東工作，他又提出接受委派的條件是在濟南建一所基督教學院。當這個要求又被否決後，他大失所望，甚至因此決定離開浸禮會，足見他在中國興辦義學，推廣現代教育的拳拳之心是何等熾熱。

李提摩太同誌是英國浸禮會教徒，為了“拯救中國人的靈魂”，受英國浸禮會的派遣，25歲就不遠萬裏，來到中國，直到70歲才回國，為了讓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之一”，冒死犯難，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福祉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麽精神？這是人道主義的精神，這就是西方文明的精粹，這是中國人很難理解、必然要用固有思維定式進行“陰暗心理分析”、以滿足自己低下心術期待值的高尚精神。無論是李提摩太還是白求恩，都是在這種高尚精神驅使下來到中國，並為之獻出了畢生心血乃至生命。


二、某些洋鬼子比同胞更愛中國人


李提摩太在中國傳教以及進行慈善活動時，遭受到的侮辱、刁難、猜疑與陷害，是現代人根本無從想象的。當他在寧海時，當地流傳著一首民謠：

“誰想把自己毀掉　　
去給洋鬼子抬轎”　　

據他回憶：

“這首詩，在寧海的大街小巷傳唱，將民眾的排外情緒煽動成仇視的火
焰，而我的行動又招致了更多的羞辱。當我散步時，會有一大群孩子和
一些成年的地痞惡棍跟在後麵，高喊：‘洋鬼子！洋鬼子！’所有形容
魔鬼的字眼都加到了我身上。他們向我投擲碎石和土塊，晚上則借夜色
掩護，溜到我的大門口，在門上塗上各種汙穢肮髒之物。我的中國仆人
竭力督促我就遭受的惡劣待遇向政府官員提出申訴。然而，即便如此，
就像這年我在向浸禮會傳教協會提交的工作報告中聲明的，我的原則是，
除非萬不得已，決不訴求政府官員的幫助。”　　

他多次租房都受到當地官府的蓄意刁難，如同福建巡撫徐繼畬在“福州人民反入城鬥爭”中幹的那樣。甚至就連他開辦孤兒院，收養災荒造成的孤兒，也多次被人誣告為“誘拐兒童”。這一切騷擾陷害逼得他處處設防，精通了中國人自以為得意的“三韜六略”，這才預見並躲過了無數陷阱。

這也罷了，最令人忍無可忍的，還是他參與救荒賑災時遇到的官府施加的重重阻難，為了突破這些人為阻礙，他真是殫精竭慮，費盡心血。

據該書記載：“1876-1878年間，中國北部幾乎滴雨未下。一時間，幾乎有十多個省宣布遭受了旱災，受災最烈的是山西省的南半部，以此為中心，半徑將近一千英裏的廣大地區都受到了影響。所有北部省份遭受的苦難是如此可怕，據說在中國曆史上還是第一次，其淒慘景象罕有其匹。……災荒結束時，毫無疑問，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的人死於這場災難，相當於整個歐洲的人口數。”

然而令人發指的是，滿清政府非但沒有采取任何救災措施（反正該書毫未提及，我想除了皇帝下罪己詔、減膳撤樂之外，也確實沒有什麽辦法可想。許多人至今認識不到，即使是救災，也是一種隻有西化國家才能做到的事。傳統思維盲區造成的朝廷無所作為就不用說了，即使想出辦法來，也沒有足夠承擔大規模救災活動的infrastructure，諸如像點樣的道路以及運輸手段），反而還對傳教士們組織的賑災活動百般刁難破壞。

李先在山東投入救災活動，從國內外募集了捐款，向當地災民發放。光這事就是個非常難以操作的工程，涉及到的技術性難題很多：如何防止饑民重複去領救濟金；如何讓餓昏了頭的饑民不至於爭領救濟而發生擠死踩傷的不幸事件，甚至引發搶劫暴亂，等等。更難的是如何消除官府的陰暗猜疑，克服他們的明禁暗阻，乃至如何杜絕他們的貪汙。

李在昌樂縣的遭遇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當地知縣乃是林則徐一類民族英雄，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百倍警惕，熱衷於“反入城鬥爭”一類愛國活動。因為一開頭籌集到的資金有限，李提摩太隻能先救濟當地的秀才，而這就引起了知縣的猜疑。當李收到更多的銀子後，他便把它兌換為銅錢，裝滿了三輛大車，準備拉到昌樂縣周圍的受災農村去散發。當車輛通過縣城時，知縣的革命警惕性就大發作了：

“這時，昌樂縣的行政長官（知縣）——我沒時間向他解釋我的所作所
為——對我的動機產生了懷疑。他認為，通過向秀才們發放救濟，我已
經賄賂了縣裏的領袖人物；現在，通過向最需要救助的村民實施救濟，
我意在鼓動民眾叛亂。因而，當他聽說我趕著三輛裝滿銅錢的大車經過
昌樂城時，他喊道：‘這洋人到我們這裏來，插手我們的事務，究竟居
心何在？如果他遭到搶劫，那可不關我的事’。他身邊的人得到暗示，
準備采取行動。”

此乃典型的中式愛國主義，如今政府以及愛國誌士們不是一樣譴責西方帝國主義插手中國事務，企圖分裂西藏麽？

大車出城後果然遭到了愛國義民的阻攔搶劫（其實那肯定是士兵假扮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就曾向道光建議過用兵勇裝扮為義民去襲擊英軍。後來廣東督撫徐廣縉、葉名琛就用過這一招搞“反入城鬥爭”，為此受到道光的重賞。鹹豐還試圖用這手去截殺進京換約的英法外交使團），李提摩太隻好立即躲入當地的旅館。饑民們聞訊紛紛趕來，達數千人之多，讓李進退兩難：如果他不說清真相，引起百姓誤會，就很可能死在饑民手下；但若他告訴百姓真相，則饑民就會去找縣官的麻煩，弄不好會激起暴動。他隻好在旅館門上貼了個告示，請饑民回家，保證一定把錢發到他們手上，百姓這才散去了。

此後他立即去見知縣，給那畜牲下了最後通牒，要他在20分鍾內派人去接管那筆款子並負責把錢發給饑民，並警告說，饑民已經大量聚集在旅館外，若知縣不照著辦，則發生什麽事他概不負責。

到此地步，您說知縣會怎麽反應？

“‘哦，你的錢和我無關！’知縣叫嚷道。　　

‘但是，地方的安定是你的責任，’我答道。‘我來到這裏僅僅是為了通知你，讓你來製止一場混亂。’說完我便離開那裏，像以前一樣匆匆走過院子。”　　

Can you believe this？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知縣被迫接管了那筆款項，而且在接到青州知府的通知後，還給李提摩太寄來了收據，但他就是遲遲不把錢發給饑民。直到饑民忍無可忍，到縣衙門口示威，知縣才被迫散發！

我倒不認為知縣是想貪汙那筆救濟款——他已經開了收據，而且青州知府已經介入。我想，他之所以遲遲不肯散發，還是出於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操，這玩意咱們從來不缺。偉大領袖後來在《別了，司徒雷登》中氣壯山河地宣布過：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麵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

就是因為這骨氣，生怕百姓為偉大祖國丟了臉，那位知縣才千方百計破壞賑災工作。也同樣是因為這骨氣，毛共才在大饑荒中斷然拒絕國際社會的援助，並在唐山大地震之後刻意虛報震級。以小民性命為合理支出，維護“民族尊嚴”，曆來是中國的悠久傳統。

另一個原因則是中國政府自知對百姓太混賬，對自己能否控製百姓毫無信心，因此生怕被外人的“小恩小惠”收買煽動，起來推翻自己。這就是曾國荃阻撓李提摩太救災工作的動機。

卻說李提摩太攜帶募集來的兩千兩白銀到了太原。巡撫曾國荃卻對此非常生氣，他認為李企圖收買民心，使民眾對政府離心離德。盡管李作了解釋，曾國荃仍然處心積慮地阻撓之，使他無法開展救災活動。李久等曾的批準，曾卻就是不予理睬。李覺得錢就在自己手上，饑民卻在餓死，實在忍無可忍，便托人告訴曾，若他再不理會，李就要自己散發救濟金了，這才逼得曾派人前來，幫助李發放救濟金。　　

為了讓中國政府采取更有效更積極的措施，李提摩太還先後向青州知府、山東巡撫、山西巡撫反複建議，請他們奏請朝廷，組織從朝鮮、滿洲、日本進口穀物，並免除進口稅，以降低價格；移民到滿洲就食；修築鐵路、開挖礦產，以便為窮人提供就業機會，等等。然而這些反複提出的建議都未獲理睬。

李提摩太不能不憤懣地指出：

“清朝的高官們沒有認識到，由於他們的無知而使人民瀕於毀滅，這本
身就是罪過。……如果中國政府不那麽自負，聲稱隻有自己是文明的，
從野蠻的西方人那裏學不到任何東西，數百萬人應當能夠得到拯救。確
確實實，一位清政府的高官發布過一個公告，禁止人們遷往滿洲，雖然
那裏的穀物便宜很多，而這發生在在土地的價格隻能賣到實際價格的十
分之一的時期；同樣真實的是鄰省的某些官員禁止向陝西出售糧食。這
使得饑荒的狀況更惡化了。”　

盡管如此艱難，李提摩太還是堅持下來了，他說：

“我知道，我既不能為保全自己離開這裏，也不能持有任何財富，當可
憐的民眾正在忍受饑餓——正是為了他們，上帝才派遣我來到這裏。”

然而百姓畢竟還是知道好歹的。在他發放過救濟金的地方，受惠百姓想給他送把萬民傘，上麵寫上一萬個災民的名字，但他聞訊後堅決製止了，說那會花去一部分救濟金。但鄉民們還是找上門來，要去了他和其他兩位教士的照片，供奉在神廟裏。就連曾國荃最後也知道了好歹，在1878年李離開山西去山東結婚時，給他寫了封感謝信，代表千萬饑民對他表示感謝。

（未完待續）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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