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為眾多“知識分子”篤信至今的弱智神話（二）

蘆笛



三、民國年間土地兼並應該不是嚴重問題


如上所述，這個問題已經有國內專家的學術專著證明過，隻是我想不起作者的名字來了。人家是基於翔實調查作出嚴謹的學術結論，我則毫無作這種研究的可能，隻能根據常理與邏輯推斷一番。這當然不能取代學術研究，不過或能破除“自由”知青們的弱智思維方式，並為那結論提供機製解釋。

如上所述，傳統社會發生的土地兼並乃是暴力集團敲詐農民的結果，但要這現象達到空前嚴重的程度，使得農民再也活不下去，不能不起來顛覆皇朝，在我看來還得滿足以下必要條件：

第一，土地產出構成GDP的主要來源，致使權貴掠奪土地成了致富的主要手段。

第二，社會上有免稅的特權等級，兼並土地不至於造成權貴稅收增加。

第三，具有兼並能力的豪門貴族能持續存在，不至於因為衰亡而造成土地的再分配。

明朝滿足了以上所有必要條件：朱元璋把農本主義推到極端，使得農業收入成了國民財富的主要來源，土地因而成了豪門的主要掠奪目標。朱元璋小氣入骨，實行所謂“廉政”，發給官員的薪俸根本不足糊口。為了彌補，他便按等級賦予官吏不同程度的免稅特權，等於鼓勵豪門放手掠奪百姓土地。他更廢除了前朝實行的“爵位世削製”，使得具有免稅特權王侯貴族隨著皇室繁殖而越來越多。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到了嘉靖年間，所謂“投獻”就已經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此後遇到饑荒加外患，逼得朝廷不斷提高稅收，更促進了土地惡性兼並，到最後饑民活不下去，當然隻能起來鋌而走險。

清朝雖然沿襲了明朝的農本主義，但好在自康熙起便規定了“永不加賦”，雍正“攤丁入畝”，把人頭稅和土地稅並在一起，固定為常數，這就使得逃稅沒有可能，也避免了農民因不堪稅收重負而自動把土地獻給豪門，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明朝的弊政，預防了大規模惡性兼並的發生。此外，滿清還恢複了爵位世削製，隻有八個“鐵帽子王”是世襲罔替的，其他的貴族一律實行“爵位逐代遞減律”：第一代為王，第二代降為公，第三代降為侯……literally地實現了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這就在客觀上消除了豪門代代為貴族、永遠具有兼並能力的可能。除非是代代有人做官的世家，否則即使有一代人做官，加入了暴力敲詐集團，買下了大量土地，因為中國實行的是遺產均分製而非封建歐洲的長子繼承製，田產也勢必要遵循“逐代遞減律”，因後代繁殖而分散。

根據這些原因，盡管我沒有數據支持，但似乎仍能斷言，清朝的土地兼並絕對沒有明朝的嚴重。等到晚清新政開始，資本主義發展起來，暴力敲詐集團就不會再以勒索土地為聚斂財富的唯一手段了。

資本主義在民國年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進一步轉移了暴力敲詐集團的勒索興趣。加上軍閥混戰，政局動蕩，辛亥革命製造出來的政治暴發戶們你方唱罷我登台，隻會將勒索興趣集中在撈取快錢上。隨便看本過來人的回憶錄，你都能看到軍閥們的主要敲詐對象乃是富商巨賈，陳其美就是此道高手。人家哪有那耐性紮根農村，兼並並不會長出藍田玉的土地？

現代中國最能說明這一問題。論敲詐集團實力之雄厚，人員之眾多，權力之大，貪汙財富之多，曆代敲詐集團有誰能跟我黨比？然而我黨的敲詐興趣完全集中在城市工商業，還從未聽說過哪個貪官靠兼並農村土地致富的，除非那是為了作工商業用地出售。

民國資本主義雖然遠不及今日發達，但畢竟與毫無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朝代相比是空前發展了。不過它畢竟還處在資本主義萌生階段，土地主要還是生產資料而非商品，由此決定了工商戶的現錢才是貪官的主要勒索目標。更重要的是，不管怎樣不徹底，民國畢竟還是向西方學習，以有限的法治保障了公民的產權，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惡吏任意敲詐良民。

由此可見，土地兼並在民國時代當然必然存在，但不可能構成嚴重問題。所謂因為農民喪失土地而無法活下去，被迫起來跟隨我黨幹革命的經典解釋，根本就不能成立。

既然如此，孫中山何以要提出“節製資本，平均地權”的口號？愚以為，孫大炮乃是眾所周之毋庸置疑的白癡，提出這口號並不能證明中國當時的土地兼並已經到了必須采用革命手段解決的緊迫程度，正如當時中國並沒有什麽龐大資本需要節製一般。平均地權自遠古時代就是國人的夢想，井田製就是孟子的理想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更何況據唐德剛說，孫文提出的“平均地權”其實是生吞活剝西方理論，指的是城市商業用地而非農村耕地。當然，唐氏並未出示此說證據，因此這“ 地權”究竟何所指，便因中文的模糊而無法確鑿查明了。


四、中共革命並非農民旨在奪取土地的自發革命


近現代中國發生革命的根本原因，我早就解釋過了，乃是西方侵略刺激出來的知青們的蠢動，與民生並無相幹，並不是國民經濟危機刺激出來的。相反，辛亥革命前的經濟還相當繁榮。中共革命自然也如此，那原初目的乃是為了國家的自強，這點就連張國燾那建黨元老都承認。此後國共兩黨共同發動的所謂國民革命，本質是蘇俄帝國主義為了控製中國發動的代理戰爭，大多數知青投身革命的初衷還是結束辛亥革命引發的軍閥混戰，統一中國，也就是“打倒列強除軍閥”，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與解決民生問題並無直接關係。

然而不容否認，無論是國共兩黨共同發動的國民革命，還是國共破裂後共黨單獨進行的革命，都與辛亥革命劃然而別，確實是有著廣大群眾基礎的人民革命，中共革命確實也是農民革命，其“打土豪，分田地”的號召也確實構成了強大動力。這究竟是怎麽回事？

這就是列寧斯大林革命工藝學的偉大成就。我已經在舊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解釋過了，列寧的本事就是發明了革命黨，以此人為製造革命，而貧困的國家就是製造革命的理想溫床。盡管中國農民並不是真的活不下去，但過去農村的確非常之窮——靠原始農耕，一般農民能做到的無非也就是糊口。在這種地方，要充分利用人類天性中邪惡的那一麵，煽起大眾對富戶的嫉妒心、仇恨心來，把他們遭受的貧窮困苦，統統歸結於地富的剝削，告訴他們隻要把地主的土地搶過來，就能“美好的日子萬年長”，當然會有廣大市場。

當然，這過程很複雜，各方麵的心理因素都有。組織發動群眾乃是我黨的看家功夫，這裏麵既有挑撥煽動，又有鼓勵獎掖，更有威逼恐嚇，缺了哪一方麵都不行，光強調一方麵也必然失之片麵。記得張戎曾把淮海戰役期間我黨組織的空前規模的民工支前運動完全歸結於恐怖統治，我覺得那未免過於簡化了極權政黨操控下的群眾運動。

要明白這種群體心理有多複雜，隻需想想文革就夠了。誰也不能否認，文革是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參與群眾最多、群眾革命熱情最高的人民革命，然而這革命真的是因為人民在“走資派”統治下再也無法活下去，不能不起來造反麽？任何一個過來人都能告訴你是不是這麽回事。文革前17年雖絕非什麽黃金時代，但除了大饑荒時期，百姓也不是活不下去。66年經濟已經基本複蘇，那就更沒有必要造反了，更何況起來造反並不是因為共黨餓死了幾千萬人，恰是為了紅色江山萬年長。有誰能說清大眾如火的革命熱情是哪兒來的？

用張戎的“恐怖統治脅迫”說，根本就無法解釋這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發的運動。我早就反複說過了，當時全國黨委都已癱瘓，國家完全由群眾組織統治，兩派武鬥乃是在自願基礎上爆發的，並沒有誰逼他們去參加。兩派為何要莫名其妙地兵戎相見，打得死去活來？

實際上，處於暴民運動中的群體心理非常複雜，根本也就不能以理性度之。人民革命之所以發生，多半是革命黨人為製造出來的，並不一定是局外人在事後冷靜分析出來的具體原因觸發的。參與革命的群眾演員們動機非常複雜，其中既有腎上腺功能亢進的真誠誌士，有野心家與投機分子，有稀裏糊塗隨大流蠢動的愚氓，也有出於恐懼或自保心理跟風的脅從者。

中共土地革命的動因，我看也就不外乎這些因素，它唯一有別於我黨發動的曆次人民運動之處，隻在於這兒有個具體明確的誘餌：土地。它起到了雙重作用，既是誘餌，又是“投名狀”，而 後者正是中共發動“土地革命”的真實目的與成功訣竅。

近來常在國內網上看到“投名狀”字樣，但使用者似乎根本不明白這意思。其實《水滸》講得很明白：林衝去投奔梁山，王倫要他下山去殺個人，以此作“ 投名狀”，也就是用人頭作名片。此乃過去土匪確保革命隊伍內部團結的根本措施：一旦背上命案，就斷了後路，再也無法反水投靠官府了，隻能橫下心來和同誌們幹到底。

這就是我黨發動土地革命的真實目的所在。我已在前麵指出，土地國有化乃是列斯主義的根本主張，更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路線鬥爭”焦點。我黨作為斯大林的忠實弟子與馴良走狗，早就把這當成了神聖教義。他們發動土地革命的真正目的，並不是真想把土地分給農民，而是以土地作誘餌煽動農民造反，並以暴力土改斷了他們的後路，使得他們別無選擇，隻能跟黨幹到底。

這就是我黨為何一定要堅持進行暴力土改，把這當成了至高無上的革命原則。毛澤東曾在內部講話中批評某“兄弟國家”的和平土改（蘆按：《毛澤東思想萬歲》中隱去了該國國名），說：“和平土改，後患無窮。”那意思就是沒有起到投名狀的作用，未能以“疾風暴雨”來“鍛煉革命群眾，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堅定他們的革命立場和決心”。因此，光是搶走地主的土地和浮財還遠遠不夠，必須毒打、羞辱、殺害地主甚至其家人，否則運動便“煮了夾生飯”，必須“回鍋”。在中國曆史上，還從來沒有哪個政治勢力如此冷靜地、係統地、全麵地、有效地化民為匪。

正因為此，華北才會出現那麽多的“還鄉團”。本來世代和睦的鄉鄰，在我黨的精心挑撥之下，竟然成了互相瘋狂廝殺撕咬的凶狼，隨著國共兩軍的來回拉鋸反複仇殺，將黃土地浸泡在血液裏。如果光是動用政治權力和平地分了地主的土地和浮財，則這種慘劇就絕不會發生，而淮海戰役也就不可能由“千千萬萬的民眾，浩浩蕩蕩的大軍”“用車輪推出”了勝利。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上一次由蘆笛於2008-10-12 周日, 下午5:25修改，總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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