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晚清改革的重大失誤（三）

四、清廷垮台的直接原因


關於這個問題，袁偉時先生已有論述，他認為大清是讓三大錯誤打倒的：政改當斷不斷，無力製止貪汙以及重蹈國有經濟死胡同。

這三條我認為除了第一條外（即使是這一條袁先生也似乎沒有說在點子上），其他兩條都未必致命。例如貪汙問題，要論深度與廣度，有哪個朝代趕得上今日？隻要貪汙不至於讓百姓實在活不下去，它根本就不會引起動亂。中國人早就習慣了兩千年了。論國有經濟，大清也豈能與今日同年而語？“保路運動”確實是鐵路國有化觸發的，成了武昌“起義”先聲，然而那不過是個導火線而已，其根本原因還在於改革引起的思想混亂，人心浮動。

竊以為，導致清廷垮台的第一個重大原因，是它沒有實行中央集權。如上節所述，清廷的重大失誤在於，某些最重大的措施要麽始終沒有出台，要麽出台太晚，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官製改革，亦即將原始的政府機器迅速改為西式，以勝任現代國家的管理要求，統一規劃實施全國性的政治經濟改革，並加強中央集權，將軍權、財權、人事權迅速收歸中央，確保朝廷在遇到危機時刻能傾全國之力應對，並防止地方坐大而引起國家分裂。

可惜這最重大的機構改革遲到1903年才開始，直到1906年年底才基本上搭起了現代國家的框架。它雖然以“大權統一於朝廷”為目的，可在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做到這一點，尤以軍權為然。

此前朝廷把軍隊編練推給了地方甚至某個大員（諸如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張之洞等人），使得軍隊從來不是國軍而具有濃厚的私人武裝性質。待到陸軍部成立後，這狀態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不僅地方督撫仍可兼任軍事統帥，而且軍隊的效忠對象也並非國家而是私人。這國家結構上的重大弊病，不但使得政權失去了可靠支持，而且為後來的軍閥混戰做足了鋪墊。直到1949年，中國軍隊都始終保持了私人武裝特色，隻是淡化了而已。

如果說沒有及時改造國家機器，強化中央集權還隻是消極的錯誤，那麽，成立各省諮議局（即省議會）、試行地方自治則是積極的錯誤。當時的人不知道憲政到底是怎麽回事，以為凡實行憲政就必須實行地方自治。這結果就是在各省建立了立法機構，促進了本來就已現端倪的離心傾向。後來各省獨立便利用諮議局獲得 “合法性”，最後它更變成了軍閥割據的橡皮圖章，實為千古之誤。

導致清廷滅亡的第二個原因，是攝政王載灃在宣統即位後采取的“強化中央集權”措施。

滿清以幾萬少數民族（入關時八旗兵力約15萬，清末23萬，滿人約占1/3）統治幾億漢族，人數對比如此懸殊，一直在提心吊膽。革命黨的排滿宣傳嚇得清廷深重的不安全感發作，生怕軍權落入漢人之手，皇族死無葬身之地，於是不但罷黜了袁世凱，炮製了個“皇族內閣”，而且忙著“抓軍權”：由攝政王自任代理海陸軍大元帥，載濤、毓朗擔任訓練大臣兼軍諮大臣，載洵當籌辦海軍大臣，蔭昌任陸軍部尚書兼近畿陸軍六鎮訓練大臣。

攝政王蠢到看不見，這些措施非但不能增加皇室的安全，反倒得罪了所有的人。士紳集團從來代表傳統社會的民意。大多數士紳本來並未受革命黨的排滿宣傳蠱惑，他們多是立憲派，對立憲抱有很高的期待值。皇族內閣的出台卻讓他們大失所望，覺得清朝沒有誠意改革，還想把持政權，搞的是假立憲（這種看法在今日仍有廣大市場，蓋漢人不會換位思考，理解滿人心思）。就連梁啟超那海外孤臣都大失所望，認定立憲失去了人心，必然失敗。

對老袁的罷斥更埋下了禍根。老袁本為慈禧倚為幹城，乃是新政的主要設計師與工程師，於國家功勳卓著。攝政王上去後卻因缺乏自信引起的恐懼，毫無理由就猜忌國家重臣，甚至一度動念殺袁，嚇得袁逃到天津去，隻是因為張之洞的勸告才改為勒令袁回家“養足疾”。有誰在遭到這種不公平待遇後還能心平氣和？在辛亥亂起後還指望老袁出來與朝廷同舟共濟，寧非癡人說夢？

那麽，攝政王安排的“將領”們在辛亥革命爆發後表現又如何？看看恭親王溥偉記錄下來的載濤（攝政王之弟）在禦前會議上的發言就夠了：

臣偉（溥偉）碰頭奏曰：

“庫帑空虛，焉敢迫求？惟軍餉緊要，餉足，則兵氣堅，否則氣餒兵潰，
貽患甚大。從前日俄之戰，日本帝後解簪飾以賞軍，現在人心浮動，必
須振作。既是馮國璋肯報效出力，請太後將宮中金銀器皿，賞出幾件，
暫充戰費，雖不足數，然而軍人感激，必能效死，如獲一勝仗，則人心
大定。恩以禦眾，勝則主威。請太後聖明三思。”

善耆奏曰：“恭親王所說甚是，求太後聖斷立行。”

（太後）諭：“勝了固然好，要是敗了，連優待條件都沒有，豈不是要
亡國麽？”

臣偉奏曰：“優待條件是欺人之談，不過與迎闖賊不納糧的話一樣。彼
是欺民，此是欺君。就請用賢斬佞，激勵兵心，足可轉危為安。若一議
和，則兵心散亂，財用又空，奸邪得誌，後事真不堪言。況大權既去，
逆臣亂民倘有篡逆之舉，又有何法製之？彼時向誰索優待條件？”

又泥首奏曰：“即使優待條件可恃，夫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優待，豈
不貽笑列邦，貽笑千古？太後、皇上，欲求今日之尊崇，不可得也。臣
忝列宗支，實不忍見此等事！”

（太後）諭：“就是打仗，也隻馮國璋一人，焉能有功？”

善耆奏曰：“除去亂黨幾人，中外諸臣，不無忠勇之士，太後不必憂慮！”

臣偉奏曰：“臣大膽，敢請太後、皇上賞兵，情願殺賊報國！”

（太後）顧載濤曰：“載濤你管陸軍，知道我們的兵力怎麽樣？”

載濤對曰：“奴才沒有打過仗，不知道。”

太後默然，良久曰：“你們先下去罷。”

善耆奏曰：“少時國務大臣進見，請太後慎重降旨。”

太後歎曰：“我怕見他們。”乃顧臣偉曰：“少刻他們又是主和，我應
說什麽？”

（溥偉）對曰：“請太後仍是主持前次諭旨，著他們要國會解決。若設
臨時政府，或遷就革命黨，斷不可行。如彼等有意外要求，請太後斷不
可行。”

太後曰：“我知道了。”

這段對話由溥偉記錄在其日記中，其中隆裕太後那無知家婦的淒惶膽怯、患得患失狀以及載濤的白癡狀躍然紙上，可信度很高（他斷不敢訕謗太後以及叔父載濤）。老袁拿捏哄弄孤兒寡婦，實在喪德，而溥偉頗有其遠祖遺風，一眼便洞察“優待條件”的騙局，準確預見到後來馮玉祥的逼宮：“大權既去，逆臣亂民倘有篡逆之舉，又有何法製之？彼時向誰索優待條件？”

所以，若慈禧挑溥偉作皇帝，則曆史如何發展正未可知。其實也用不著在戰場上決勝負，朝廷隻需堅持下去，則本來就四分五裂的革命軍必因缺餉而嘩變。近代戰爭比不得洪楊造反，龐大的戰費根本就不是南京政府可以維持的。

第三個原因就是清廷柔懦，鎮壓革命亂黨不力，沒有立法嚴禁恐怖活動以及煽動仇恨、暴亂，一誤再誤，致使改革失去了和平環境，終被顛覆。

1906年冬，黑社會組織哥老會（改名“洪江會”）在湖南萍鄉、瀏陽、醴陵等地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胡瑛、朱子龍等人被孫中山派到武漢，勾結“日知會”劉靜庵等人，蓄謀在武昌發動叛亂響應，事泄後被張之洞逮捕，僅判了十年監禁。

1910年3月，汪精衛和黃複生謀刺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僅判終身監禁。辛亥亂起後便獲大赦，一共隻蹲了一年多的監獄。

1911年7月，武漢《大江報》連續發表何海鳴、黃侃煽動暴亂的文章，諸如《亡中國者和平也》、《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湖廣總督瑞澄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 “淆亂政體，擾亂治安”的罪名，逮捕了該報總編輯詹大悲、何海鳴，卻僅罰款800元，後因二人無錢繳納，才改判徒刑18個月。

這些罪犯即使在現代民主國家也會受到法律懲罰，然而清廷卻柔弱輕縱，姑息養奸，越到後期便越甚，到辛亥亂起後更是任意寬容謀反行為。例如駐石家莊的陸軍第六鎮統製吳祿貞在武昌起義發生後，竟然截留南運軍需，並電奏清廷“大赦革軍而息戰事”。清廷竟不以軍法從事，反而授他署理山西巡撫以示嘉許！這麽做，等於是公開鼓勵大眾反抗朝廷。

反過來，革命黨人可就絕不會這麽溫良恭儉讓了。就是那個《大江報》，在民國建立後由何海鳴接任主筆。何發表了《惡政府之現狀》一文抨擊湖北政府。湖北都督黎元洪立即派兵帶著令箭，上麵寫明“將何海鳴就地正法”，前去查封大江報社。何海鳴幸虧不在社內，聞訊逃往上海。次日黎元洪通電全國，通緝《大江報》主筆何海鳴與淩大同，要求各地“應請一體嚴緝，就地正法”。何雖沒被抓到，淩大同卻被捕遇害。

此後“黎菩薩”在武漢大開殺戒，鐵腕鎮壓了“群英會”暴亂、南湖馬隊暴亂、“同誌乞丐團”、“改進團”、“公民討賊團”等騷亂，使武漢三鎮浴於血雨腥風之中，連戰俘都被無情殺害。他當年的革命同誌（例如“首義元勳”文學社的骨幹分子）基本上被他斬盡殺絕，不是被“就地正法”，抓到後就當場斬首並暴屍街頭，就是被抓進都督府處死，屍體被塞入麻袋拋入江中。許多人隻是被人舉發為亂黨就給抓起來，常常連口供都不問就被當場斬殺。

民初軍閥第一人李烈鈞任江西都督也一樣心狠手辣。1912年12月，南昌城內發生兵變，迅即為他率軍鎮壓，抓到的百餘人當即被他槍斃，絲毫不講什麽法律程序。

然而中國人似乎就吃這一套，正是“困難像彈簧，你強他就軟，你軟他就強”。清廷沽名釣譽行“仁政”，連謀刺國家元首的重罪犯都輕饒，最後是遍地烽火狼煙，最終隻能垮台。革命黨人則實施革命恐怖，毫不留情地誅殺一切膽敢起來反抗他們的人，反而能維持統治。例如黎元洪當上湖北都督後，曆經多次暴亂和謀刺。換任何一個滿清官員去，早就給人殺了十來次，政權也早就垮台了。然而他不但平平安安活了下來，而且在湖北的統治始終不曾動搖。

說這些，當然不是主張“屠民治國論”，而是想指出，自鴉片戰爭爆發後，滿清先是耽誤了60年的光陰，遲遲不作改革，直到在拳亂後失去了民心，民間呼聲高漲，才被迫全麵啟動改革。在改革發動後又未預見到改革可能造成的社會動蕩，不知道該首先采取哪些重大措施，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製，確保改革不被顛覆，便貿然推動急劇改革。在革命黨的排滿煽動引起了民眾思想混亂之後，朝廷還不知道對症下藥，立法禁止煽動種族仇恨，鐵腕鎮壓恐怖活動以及武裝暴亂，並營造滿漢親善氣氛，放手使用漢員，盡量避免刺激民族間的隔閡猜疑，卻因為恐懼弄巧成拙，以百無一用的廢物組成“皇族內閣”並“統率”全國武裝力量，以此去為革命亂黨火上加油，犯下了一係列錯誤，使得改革終於夭折。

犯下這麽多錯誤，其中有可以原諒的，也有不可原諒的。可原諒者，乃是當時朝野實在無人明白，傳統國家結構極度古老原始，根本不配領導現代化運動，因此最先需要改革的就是官製。就算不懂現代國家的結構，起碼要形成一個強大的中央領導。本來同光中興名臣輩出，要組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並非難事。不難想象，如果把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集中在中央，統一策劃領導洋務運動，則成效一定會大得多。可這些人卻都全給外放去作督撫大員了，於是洋務運動便成了一種布朗運動。

另外一個可以原諒的曆史原因是，當時朝野無任何人明白，改革的前提是社會秩序不能反被改革顛覆，而中國不西化則已，否則最先需要西化的就是中央控製地方、政府控製人民的能力。西化前，中國主要靠三綱五常來維持社會秩序，而這一套在現代社會中根本就不夠。社會生活越先進複雜，政府控製人民的手段也就越精密複雜，否則無法維持為全民安居樂業所需的社會秩序。靠遠古傳下來的原始國家機器的硬件和軟件，根本就不可能承受一個劇變了的社會。這結果便是讓社會傾覆了國家，貽禍全民。

滿清統治者沒有意識到，這精巧的“控製論”，是無法從中國無比豐富的陰謀詭計寶典中找到的。即使是慈禧太後也就隻會玩點分而治之的祖傳把戲，在重臣中搞搞平衡，卻不知道管製輿論，建立國安、公安機構，杜絕革命黨人的煽動宣傳，從根本上防微杜漸。直到辛亥亂起，溥偉能想出來的控製袁世凱的高招，也不過就是“使瞿（子玖）入內閣，岑（春煊）督北洋，以升允為欽差大臣，握重兵扼上湖，庶杜袁四（袁世凱）之狡謀”（《溥偉日記》，括號內注解為引者所加）。他根本就沒想到，升允根本就控製不了北洋六鎮，隻會是個空頭欽差，如同陸軍部海軍部那些皇家廢物一樣。

不可原諒的則是慈禧的錯誤。對鎮壓戊戌變法我倒沒什麽意見，反正那改革大而無當，並無什麽可操作內容，但她因為誤以為光緒圖謀發動政變謀害她，便為建儲事縱容拳匪“扶清滅洋”，最後鬧到與列國開戰，則是無法挽回的大錯。此乃顛覆大清第一功，任何人也無法否認。

其次則是她無視臣下勸立長君的進言，不立20多歲的溥偉，卻立了個嬰兒皇帝溥儀，還把個廢物載灃弄成攝政王，使得身後中樞無人，危機一旦到來大局便輕易崩壞。此乃顛覆大清第二功，同樣是誰也無法否認。

攝政王的愚蠢就不用說了，以沒吃到羊肉卻惹來一身騷的“皇族內閣”為革命火上加油，乃是顛覆大清第三功。他就算要用皇族或旗人也罷，總得用點有才幹的人吧？可他卻排擠了載澤、溥偉、端方、良弼、鐵良等傑出人才，專用和他一樣昏庸、無能、怯懦的載濤之流。當然，這說到底還是慈禧的錯——他乃是慈禧指定的實際上的接班人。

一言以蔽之，晚清改革的主要失誤，就是出自虛驕的文明優越感，長期拒絕改革，直到給八國聯軍逼到窮途末路才匆忙展開，在改革前沒有預見到可能引發的社會動蕩，因而未能先作相應的製度改革，以確保改革能平安進行到底。即使如此，如果不是朝廷的昏庸以及某些偶然事件，則國柄也不至於如此輕易地被老袁巧取。


五、結語


如今晚清改革成了學者們的研究熱點，似乎是因為今日又顯現了與晚清相似的局麵。然而愚以為，這種相似隻是皮相的，晚清與現代中國在本質上有著重大差別，可大致總結於下：

1）社會結構完全不同。今日中國已經變成“官—民”兩層結構，失去了由皇帝發動不利於官、但利於國、利於民的政治改革的可能，不可能再有哪個明君，為了“皇室永固”而主動向百姓恩賜基本人權。

2）今日中國毫無外部危機，朝野上下都失去了“不改革就要亡國”的緊迫感。

3）毛共宣傳抹黑了西方文明社會模式，培育了國民中深厚的反文明思想。現代中共又以所謂“愛國主義”宣傳開倒車，一筆勾銷了一個半世紀來先賢們的代代努力，使國民特別是知識分子重新恢複了鴉片戰爭前的井蛙心態，失去了學習西方的願望。

4）統治者從蘇聯學來了至高無上的“控製論”，獲得了全麵徹底控製人民的手段，確保了堅持官僚製度百年不走樣。統治者被動讓步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

5）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帝國主義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今日中國的必需的政治改革不再如晚清那樣是中央集權，而是地方自治。

6）政府具有控製人民的空前強大手段。如果中共發動旨在向人民歸還基本權利的政治改革（虛擬語氣，從目前來看無此可能），即使引起一時或局部的動蕩，政權也不會被顛覆。我黨領袖大可不必自驚自嚇，動輒過度反應。


（全文完）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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