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恥辱，更是我們的恥辱——也談火燒圓明園（三）

三、大沽口戰役：半心半意的偷襲


袁偉時教授認為，大沽口戰役乃是僧格林沁奉鹹豐之命偷襲（“悄悄擊之”）英法使團，最終導致火燒圓明園，他的結論是：

“1． 鹹豐皇帝決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悄悄’襲擊洋鬼子。同時，他又十餘次下令，要先‘曉諭’洋人，先禮後兵。

2． 僧格林沁忠實執行了‘悄悄擊之’的旨意；但沒有事先曉諭；也堅決拒絕手下大臣的勸阻；並且是要洋人從北塘登陸，繞道至天津的設計者。

3． 對這一喪權辱國的橫禍，以曾國藩、郭嵩燾、吳汝綸等為代表（還包括李鴻章、馮桂芬等人）的比較清醒的官僚和士紳，已經有過嚴厲的批評和諷喻。”

愚以為，這些話似有過於簡化之嫌。偷襲使團當然是鹹豐想出來的餿主意，大沽炮戰也具有明顯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突然發難的特點，但是否可作簡單道義判斷，則有待商榷。

如前所述，英法使節進京換約，乃是鹹豐最大的恐懼。為了防止這噩夢成真，他命令桂良力爭改為在上海換約，但為額爾金拒絕。鹹豐最後隻好讓了步，同意公使入京換約，但必須按藩屬朝見的常例辦理，人數不得超過十人，不得坐轎並陳列儀仗，換約後立刻離京南下。

待到英國公使卜魯斯上任時，桂良又反複力勸，讓他不要北上。但英國政府早給卜魯斯下了詳細指令，規定他必須由“充足的海軍武力”伴隨，確保在北京能享受“ 光榮的接見儀式”，拒絕一切隱含貶低他的地位的禮儀，以及要他在其他地方換約的要求（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648頁）。

鬼子之所以要這麽做，主要是他們早就膩透了我大清的天朝心態，想以此舉讓清廷明白，他們並不是天朝藩屬，而是平等的國家，因此應該受到相稱的禮遇，如同他們後來接待中國使節郭嵩燾、李鴻章等人一般。這就是人家對“國家尊嚴”的理解。當時這種觀念並不存在於國人心中，乃是讓鬼子用武力教會咱們的。缺乏這觀念，把鬼子當成進城的鄉巴佬，恰是兩次鴉片戰爭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無法勸阻，桂良等人隻好照會英法公使，保證他們將得到友好接待，但請使團把戰船停在海河口的攔江沙以外，再帶著少量行裝和適當數目的隨員進京（ibid，650頁）。

因此，英法使團進京前已經得到中方明確指示，不能將戰船開入海河，必須將之留在外洋。英法使團無視這一通知，擅自將戰船開入中國內河，屬於違反中國主權的侵略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中方偷襲駛入海河的戰船，也無可指責。

卻說一年前英法輕取天津，嚇壞了鹹豐。此後他將清廷唯一的悍將、蒙古親王僧格林沁派到大沽，負責加強該地的防衛。該地駐軍增加到一萬人，增設了幾十門重炮和上百門小炮。僧格林沁更在海河中設置重重障礙，堵塞了航道，以防英法故伎重演。他還非常關注部隊的訓練演習，獎勵那些射擊準確的炮手，極大地改善了駐軍的戰鬥力。有趣的是，他還首創我軍的地雷戰，卻被郭嵩燾嘲笑了一番：

“北塘營壘過小而不得地勢，有建議環村為城以守者，舍此更無良法。僧邸撤防，而伏地雷其中，此小作戲劇耳。海濱斥鹵苦濕，埋之掘之，至於數四。即令夷人悉數陷此而機發，極其量傷斃數十人而止。一巴夏禮不足為夷存亡，數十夷率足為夷輕重乎？李麟遇支銷軍費，且果足名雷否？使有觸即發，埋之掘之，至於數四，不如是之悄寂矣。”（ibid，407）

這意思是說，北塘的營壘太小，而且地勢不利，有人建議築城固守。僧格林沁考慮之後，撤走了駐軍，卻在軍營裏埋下地雷。海濱地濕，埋下去又挖出來，反複多次。郭嵩燾認為這完全是兒戲：就算夷人全部踩上地雷，頂多也隻能炸死炸傷幾十人，無關大局。花錢買來的地雷是否偽劣假冒隻有天知道。如果真有效，那麽埋挖多次，早就給觸發爆炸了。

然而人民戰爭從來是咱們祖傳的克敵製勝法寶。當鹹豐聽說英法公使不聽勸阻啟程來京後，當即把這高招使出來，這就是袁教授引用過的郭嵩燾的記錄：

“怡邸言奉旨密商一語：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隻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須是名正言順，須緩緩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繞道至天津，仍由水陸達通州入京，以此間防堵方嚴，不能聽其徑入，辯論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大抵此次為入京第一次，由何路入口，在途並入京儀節，須與定約。後有違言，即為背約。中國稍以禮自處，而有辭以聲夷人之罪，以戰亦為有名。今之忽悔忽和，持論不決，追念去歲燕山相國諸公主款之議，遺憾豈有窮也。” （《郭嵩燾日記》第一卷，233頁，標點符號由我準其文意作了改動。）

這意思是說，怡親王到僧營傳達密旨，說如果夷人不按藩屬朝貢儀式，硬要將戰船駛入海河的話，就派兵化裝為鄉勇偷襲。在座的郭嵩燾說，凡事都得名正言順，這計謀得從長計議（那意思就是委婉表示不妥）。僧格林沁和大家商量了許久，覺得內河已被阻斷，不能讓夷船開入。最後商定給皇帝上奏，建議讓使團在北塘登陸，從陸路入京。郭嵩燾還附片說明，這是夷人第一次進京，最好事先約定在何處入口，走哪條路，禮儀規定什麽。以後若夷人不遵循，那就是背約，中國就有了問罪的理由。即使是戰，也師出有名。不能一會兒要和，一會兒又反悔，重蹈去年夷人打到天津、被迫簽約的覆轍。

這裏必須說明，因為古文是原始語言，又不加標點，所以那“附片”是誰寫的，其內容是前麵的話還是後麵的話，隻有天知道。原來“附片奏明”前麵是逗號，後麵是句號。如此則後麵那些話完全成了郭嵩燾在日記中發的感慨，而不是向皇帝的進言。我揣摩再三，認為那是寫在奏折附片裏的話，而那附片是郭嵩燾寫的。但這揣測有待檔案證據驗證。

如果我的揣測正確，則郭嵩燾其實打消了鹹豐發動人民戰爭偷襲使團的念頭。鹹豐接受了僧格林沁讓使團在北塘上岸，取陸路入京的建議，同時也接受了郭 “先禮後兵”的建議，所以才會連下十幾道詔書，讓僧格林沁去曉諭夷人，請他們改道。如果英法使團接受了中方要求，如美國公使一樣在北塘登陸，輕車簡從入京，則也不至於有大沽口之戰。

不過英法使團不可能同意鹹豐的要求。前文已經講過，卜魯斯接到的指令是要由海軍隨行，以確保得到與其身份相稱的禮遇。美國公使按中方要求做了，被中方用騾車拉到北京，受到變相軟禁，而且未能在北京換約，卻被送回北塘，在登船前才匆匆換約。他受到的接待被西方認作嚴重侮辱。因此，即使英法使團按中方要求做了，也隻會因自覺受辱而再度武力報複。

總而言之，無論是鹹豐還是僧格林沁，處理此事都毫無章法，正如郭嵩燾說的“忽悔忽和，持論不決”。讓使團在北塘登陸，取陸路進京的建議是僧格林沁提出的，但他在接到皇帝的十多份詔書後，在夷船抵達海河口多日後，仍遲遲不去通知夷人，請他們在北塘上岸，由陸路入京。遲至6月25日早9時，卜魯斯才接到直隸總督恒福讓他改道的照會，但24日英國艦隊司令何伯已經給中方下了最後通牒。此時何伯正在河道中準備發動強行通行。而卜魯斯此時正在外洋的大船上，距何伯所在的炮艇約有八九英裏，不可能及時通知何伯（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658頁）。

不僅如此，僧格林沁還嚴格執行了鹹豐爺發動人民戰爭的號召，甚至蓄意不讓英法知道鹹豐指定的進京路線。早在6月16日，何伯就想向當地官員預告公使到來，卻被化裝為民團的官兵攔阻，未能上岸。他求見當地官員，卻被告知當地並無官員也無官兵，隻有民團，河道也是百姓為防奸細，自己花錢阻塞的。20日何伯再度試圖登陸，查明是否已為公使開放通道，但被化裝的官兵再度攔阻，他們再度否認當地有官員，說自己是民團不是官軍（ibid，650-651頁）。

奇怪的是，6月24日，美國公使的翻譯卻又被允許登陸。一夥衣破襤褸的丐幫專門在碼頭上恭候他，其中兩個“叫花子”用官員的口氣通知他，去天津的河道已被阻斷，直隸總督恒福正在十英裏之外的北塘等著接見公使。美國公使因此得以在北塘登陸，受到恒福接見，並被送到北京去（ibid，652頁）。

美國公使享受到的不同待遇，提示中方在此使用了祖傳的“區別對待、分化瓦解”的統戰策略，蓄意不許英法人員登陸，並故意不通知他們在北塘上岸、由陸路入京的安排。但這到底是誰的決定就無從查考了。然而既然決定偷襲，直隸總督恒福又何必通知卜魯斯改道？看來唯一的解釋是中方不僅“忽悔忽和，持論不決 ”，而且毫無統一部署，互不通氣，以致最後弄成個“半偷襲”。

眼見河道被重重鐵鏈與木樁封鎖，英法公使會商後覺得，進京換約早就多次通告了中國政府，如果被攔阻即放棄有損國家威信，因此必要時必須強行開道，挫敗僧格林沁將他們阻於河外的企圖，以打擊主戰派，讓主和派意見抬頭。為此，卜魯斯以英法公使的聯合名義，下令讓艦隊司令何伯清除障礙，打開河道（ibid，651-652頁）。

何伯24日送了一份最後通牒到岸上去，25日早10點開始強行拆除障礙。此時清軍使出了驕敵之計，炮台上既無旗幟也無官兵（平時都有大旗，至少每十名兵就有一杆旗），好像都給放棄了。僧格林沁的阻塞工程卓有成效。英軍拆除障礙相當困難。下午三點，海軍陸戰隊和工兵準備護送卜魯斯登陸，但因退潮失敗。炮戰就在此時爆發了。

究竟是哪方先開炮，雙方各執一詞。我看明擺著是清軍突然發難，否則此前他們不會故意作出放棄炮台的模樣來，也不會坐視英軍拆除河道障礙，長達5小時之久而不去交涉。不管怎樣，僧王爺在練兵上花的功夫沒有白費，清軍炮擊異乎尋常地準確，使得英軍遭受重創，4隻炮艇被擊沉，2隻失去作戰能力，25名水兵和64名海軍陸戰隊員被打死，93名水兵與252明海軍陸戰隊員受傷，傷亡總數434人，占登陸軍隊半數以上，艦隊司令何伯也受了重傷。法國巡洋艦也參加了戰鬥，但收效甚微。

目睹此景，美國巡洋艦長達特納爾喊著“血濃於水”的口號，指揮他乘坐的輪船“道義丸號”參與了戰地救護，但並未如我黨宣傳的那樣以軍艦參加了戰鬥，而且，那是他個人的行為，並不代表美國政府。美國公使曆來強調本國的中立立場，登陸也是乘坐包租的輪船而非軍艦前去的。

英法艦隊遭受重創之後，狼狽撤退，逃回上海。盡管被擊沉擊傷的隻是炮艇，大船因為吃水較深，無法開入河道，但此役乃是自鴉片戰爭一來中國取得的唯一一次大捷。捷報傳至神京，舉朝騰歡，人人歌頌僧王爺神武，卻絲毫想不到擊沉了幾艘炮艇，並不是在人家本國扔下滅門的超級氫彈。英法吃此大虧，絕不會善罷甘休，必然要以十倍的瘋狂卷土重來，那時便無法再靠人民戰爭的暗算取勝了。

盡管大沽炮戰是中方突然襲擊，而且事前搞了許多欺騙花招（所謂“兵不厭詐”是也），但從道義而言，我並不認為中方理虧。前文已經說過，英法公使還在上海時，桂良等人就已經給他們發過照會，要他們把戰船留在口外，輕裝簡從入京。他們無視這一正當要求，違反中國主權，擅自將炮艇開入中國內河，中方當然有權采取任何手段製止之。

而且，就連具有相當明顯的感情傾向的馬士都承認，卜魯斯所奉的英國政府訓令明確規定了他進京的路線是通過白河口、天津再到北京，最恰當的方式是乘坐一艘英國兵船到天津，英國政府已為此命令艦隊司令給他派一支足夠的海軍到白河口。因此，英國內閣實際上已經預見到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並曾命令他“堅決地但要溫和地去抵抗任何（企圖製止他前往北京）的提議”。所以，即使卜魯斯及時接到中國政府通知並能立刻通知何伯，他也不大可能遵令改道（ibid，658頁）。

更何況中式三韜六略隻有改善自我感覺的心理效應，其實蒙騙不了鬼子。連鬼子的曆史學家都承認：

“這位英國海軍上將早知道炮台已經武裝起來，該河的通路已被阻塞。……有些參與何伯海軍上將行動的英國官員，曾公開否認中方有任何背信行為，或是有過出乎他們所料的計謀。他們說，他們完全明白，炮台將抵抗公使們強行開路沿河上駛的行動。”（麥卡瑟：《現代史》（Justin McCarthy：A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第三卷，第二六六頁。轉引自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一，655-656。蘆注：因為譯文太蹩腳，引用時作了適當潤色，以便讀者理解。）

因此，如馬士所說，英法公使犯的錯誤，不是受騙，而是輕敵（ibid，659頁）。我可以補充的就是，中國在此事上犯下的錯誤是智力上的，不是道義上的。它雖然在法理上無可厚非，但隻能引來巨大災難。偷襲之所以荒唐，不僅在於它的嚴重惡果，更在於那令人無法置信的“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的龜孫子兵法——國人哪來這種底氣，認定鬼子個個是白癡，所以會相信那倆官員真是乞丐，河道阻塞工程也是百姓自己掏錢完成的？而全民對這種“小作戲劇”的狂熱愛好，何以到今天還不能放棄？國人始終不明白，搞這些騙不了人的小動作，隻會讓外人心生厭惡與鄙夷，危害中外邦交。在那個時代隻能誘導列強得出這結論：中國人毫無榮譽感，隻懂拳頭一門語言。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