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天下”與“族天下”之辨——評餘英時前輩《戊戌政變今讀》

蘆笛


近讀餘英時前輩的《戊戌政變今讀》一文，受益良多，然對主要論點不敢苟同。。

如我理解不錯，該文認為戊戌變法失敗是滿清王朝的特殊性使然。清廷實行的是“外在普羅（external proletariats）的專政”，“因此國家與王朝之間的利害衝突最後終於集中在滿漢之間的衝突上麵。戊戌變法的一個最直接的後果便是滿族統治集團忽然警覺到：無論變法會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好處，都不能為此而付出滿族喪失政權的巨大代價”。“戊戌變法從根本上動搖了‘一族專政’，這是慈禧和滿洲親貴及大臣等所絕對無法容忍的。僅此一點已注定了變法失敗的命運。”這種“族天下”不可能發生在漢人皇朝中，卻與今日的“黨天下”類似，顯示了所謂“曆史演變的異代同型”。

餘先生此論，錢穆先生早就說過了，隻是他用的術語是“部族專製”而非“外在普羅專政”：

“康有為實在沒有看清楚，他以為隻要光緒皇帝聽他話，變法就變得成，這是他的大錯誤。這個錯誤也就是錯誤在他沒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謂主權的觀念。他不懂得當時的中國政治，是滿洲部族主權的政治。掌握主權的是滿洲人，哪裏是像他所謂的皇帝專製呢？他誤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隻是皇帝專製，故而以為隻要皇帝聽我話，便可由皇帝專製一變而為皇帝立憲。後來康梁失敗了，梁啟超曾慨然說：兩千年中國曆史隻是沒有正式的革命。他這句話也不錯。但他不知道在中國傳統政治下，實不需要革命。而在他們當時，則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便無法推翻滿清的部族政權。梁啟超也如康有為，誤把中國秦漢以來的傳統政治看成為帝王專製，帝王專製隻是一種政治製度，所以隻要變法，改革此製度即夠。他不曉得在他當時，這一製度之後麵，還有一個力量在擁護，在支持。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專製，皇帝背後有他們的部族——滿洲人在擁護這皇帝，才始能專製。現在光緒皇帝既跳不出滿洲人的這一圈，如何能改革這製度？若要把滿洲部族這集團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說到政府背後擁有的一個力量，這便是今天共產黨所講的立場和背景。至於中國曆史上的傳統政權，無論漢、唐、宋、明，卻並無私權力，私立場，私背景，它的立場背景便是全國人民，便是全社會。所以遇到政治腐敗，隻要換一批人，把製度腐敗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繼續下去。於是中國曆史上便隻有造反，而更無革命了。任何一朝代，既沒有一種私的力量在支撐，它腐敗了，天下便亂。而實無一個阻礙我們撥亂返治的真力量。現在則有此一個力量在阻礙我們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這個非打倒不可的情勢，就逼成了革命。所以唐、宋興起不能稱為是革命，隻是人事變動，最多隻能稱為是變法。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他這兩百多年的政權，和漢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話頭，可以說當時一切主權在滿洲人。打倒滿洲人，就是打倒這政治上的一種特權。”（錢穆：《清代政治淺析》）。

這就是說，在“部族專政”之下，沒有改良可能，唯一的選擇隻能是革命。

可惜這與事實不符。

如所周知，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改革並未失敗。清廷後來推行的新政，無論是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都遠遠超過了戊戌變法。中國社會的轉型基本上是在這短短的十年功夫完成的。如此大幅度的全麵的社會改造堪稱空前絕後。民初不過是蕭規曹隨，把晚清奠定的政治格局沿襲下來罷了，並未對社會進行根本性改造。後來孫中山、蔣介石輩更實行“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把民國改為黨國，首創“黨天下”，逆轉了已有的良性改造。毛共上台更造成社會全麵倒退，使得中國徹底喪失根本性改革的可能。

因此，與故錢大師的說法相反，革命非但沒有達到改良的目的，反倒腰斬了本來前途無量的改革。

愚以為，此說之所以完全無法解釋曆史，是因為論者有“刻舟求劍”與“倒放電影”之嫌。所謂“刻舟求劍”，是指將清初與清末的政治格局混為一談；所謂“倒放電影”，則是用後世的“黨天下”去類比完全不同的“族天下”。前一個錯誤其實是從後一個衍生而來的。若能辨明“黨天下”與“族天下”之別，即可看出晚清與清初政局的顯著差別從何而來。

“黨天下”與“族天下”的第一個重要差別，就是有無外在標誌（apparent mark）。廣義說來，這就是種族政權與共黨所謂“階級獨裁”的區別。凡是種族政權，都有無法改變的明顯外在標誌。例如在前南非，生為黑人即不可能變為白人，從而獲得與白人同等的政治權利。旗人與漢人之間也有著無法改變的外在標記——是否關外移民後代。凡是自東北入關者的子孫，不管實際上是哪一族，都是“ 旗人”，都是 “長征老幹部”，都是“自己人”，都是政權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凡是關內的人，不管實際上是哪一族，都是必須時刻警惕的“漢人”。

這個特征確定了“部族政權”的封閉性（exclusiveness），由此又決定了它易遭攻擊的先天缺陷（vulnerability）以及人才庫（elite pool）的有限容量，最終決定了它難乎為繼，必然要被漢族稀釋，最後變成空頭政權，而這就是從清初到晚清發生的實際演變。

這發生機製顯而易見：因為滿漢有明顯的區分標誌，所以，滿人若想全麵把持政權，就必然要招來絕大多數國民的反感，要如元人一般，絕無可能長治久安。滿人正是吸取了元人的教訓，在入關之初便標榜“滿漢並重，不稍偏視”，朝廷官吏滿漢各占一半，隻敢偷偷摸摸搞實質上的以寡禦眾，絕不敢彰明較著地宣布 “黨領導一切”。在基層更是隻能依靠漢族士紳集團維持統治，這點馬士早就指出過了：

“十七世紀勃興的清朝皇朝，主要是建立在軍事力量之上的；但即使在他們賴以完成征服事業的軍隊裏，由漢人組成的隊伍，同那由常勝的滿人弓箭手所組成的隊伍，在數量上也是相等的，隻不過漢人的隊伍是由滿洲軍官統率並且受著滿洲軍隊的督策。在民政方麵，清朝皇帝和他的滿洲大臣們也深知他們的本族人民，既然沒有文化，一向又沒有統治本領的訓練，要他們來籌設一個本身能夠站得住的行政體係，是不能勝任的；所以在一開始，在標誌著他們軍事進展的兵火餘燼還沒有冷熄之前，就不但承襲了前朝所使用的製度和方法，而且籠絡了中國臣民中的士大夫階級來和他們一同進行行政工作；至於一般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卻仍舊保持不變。清廷在若幹軍略要點上都駐防了軍隊來保持他們的征服事業，在中央政府又保留若幹官職專門位置滿洲的貴族和領袖人物，並且還設置了若幹‘聚斂’的官職以便搜刮各省的財富，宮廷、滿洲貴族以及在北京和其他各地的滿洲駐防軍就都靠那從各省征到的貢賦來維持。除此之外，國家的行政權落在中國人手裏的就比較在征服者手裏的要多，並且文官一向是‘選賢任能’的。統治勢力對於他們的本族人必然要加以偏袒，在選官授職的時候，滿洲人多少總有一些優先權，這本來是很自然的。從這部曆史所記載的最初時代起，即自一八三四年以來，就可以看到許多奉派去約束外國人的高級官吏都是滿族人；但是由於滿洲人在思想上和教養上已經越來與同化於中國人，這種任用官職的偏袒現在已較過去少見了，並且近年以來，各省膺受欽命的滿洲人所占比例，一般都沒有超過五分之一，就是許多因近代情勢需要而增設的額外重要官製，也很少由滿洲人擔任。”（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一，3-4頁）。

馬士準確地觀察到了這個“部族政權”被漢人大量稀釋的過程。它主要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後。清初所有高級將領，除了嶽鍾琪一人外，全都是旗人（“入滿洲抬旗”的安徽人年羹堯不計）。但到了慈禧當國、恭親王“議政”後，政局就完全改觀了：曾國藩任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統領江浙皖贛四省軍務，巡撫、提鎮以下官員悉歸節製；左宗棠任浙江巡撫；李鴻章任江蘇巡撫；李續宜為安徽巡撫；沈葆楨為江西巡撫；鄭元善為河南巡撫；嚴樹森為湖北巡撫；毛鴻賓為湖南巡撫；江忠義為貴州巡撫；劉長佑為廣西巡撫，此外還任命了大量漢人作各省的布政使。南中國各省軍政大權悉入漢人特別是湘人之手。同治二年，全國總督共八人，湘軍將領任總督者三人；全國巡撫十五缺，湘軍將領得任其七，“至提鎮兩司，湖南北者，更不可勝數”。若當時漢人聯合起來發動“種族革命”，則清政權早就給推翻了，也用不著等到辛亥。

之所以發生這個變化，原因很簡單：“族天下”不是“黨天下”，它具有地域賦予的封閉性，族人的總數限製了它的人才庫。當清廷處於危急存亡之秋，靠本族人才再也無法應付，便不能不開放官僚機器，從漢族人才庫中大量汲取才俊來救命。這頭乃是肅順開的，他的名言是：

“滿人糊塗不通，不能為國家出力，恇知要錢耳。國家遇有大疑難事，非重用漢人不可。”“咱們旗人混蛋多，懂得什麽？漢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枝筆厲害得很！”（《清朝野史大觀》卷七，47-48頁）

這雖然是野史記載，但確實符合肅順的施政方針。正是他打破了鹹豐對漢人特別是對曾國藩的猜忌，說服了鹹豐以曾國藩督兩江；也是他救了左宗棠之命，使其得以脫穎而出（薛福成：《庸盦筆記》，14-15頁）。慈禧雖然是肅順的政敵，在重用漢人的政策上卻與他毫無分歧，這才造就了“同光中興”。

漢人占據要津，大量稀釋“部落政權”的趨勢，越到後來越甚。到了辛亥前夕，所謂“部族政權”基本隻剩下帝室，不但軍政大權基本由漢人掌控，就連財權也被漢人為主的資政院控製了，1911年的國家預算就是資政院審核通過的，與西方民主國家並無兩樣。這不可阻擋的趨勢觸發了載灃的恐懼心理，他拋出個所謂“皇族內閣”來試圖補救，然而那內閣從來也就沒能掌握實際權力，其唯一功能就是為排滿分子提供借口。未幾資政院就顛覆了它，選出了袁世凱為總理的責任內閣。資政院更廢除了政府禁令，開放了黨禁，通過了中國唯一可行的第一部民主憲法《十九信條》，這些都是在“黨天下”根本不敢夢想的。

一言以蔽之，辛亥前的中國在實質上已經成了漢族政權，所謂“排滿革命”隻不過趕走了一個韃子皇帝。如果真是從中央到地方政權都牢牢控製在滿人手中，革命哪能那麽容易成功？有限的幾個戰役都是漢人與漢人打的，哪有滿人什麽事？整個北洋六鎮都是漢人領導指揮的武裝，這算是什麽“族天下”？

實際上，滿人在辛亥中扮演的角色，不是拚命捍衛“族天下”的困獸，而是延頸以待屠宰的羔羊。據李提摩太說：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先在武昌爆發，隨後蔓延到其它政治中心。滿族官員端方，剛被任命為四川總督，被殘酷地殺死。10月22日，陝西省首府西安爆發了可怕的流血事件：15，000名滿族人——有男人、女人還有孩子——被屠殺。在太原府，滿族人居住的滿城的大門洞開，以為那些想逃跑的人提供方便。在福州、杭州、南京還有其他一些城市，都有很多滿族人被屠殺。在兩個月的時間裏，整個中國的上空都飄上了共和的旗幟。”（李提摩太：《親曆晚清45年》）

其實早在發匪暴亂時，滿人便已落魄至此可憐地步了。馬士認為，英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徹底摧毀了旗軍，“從那個時候以後，他們就再不成為一個戰鬥力量，隻是聽說他們被太平軍從躲藏的地方搜索出來並加以屠殺”（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一，25頁）。我並不同意馬士的解釋，認為八旗喪失戰鬥力主要是被漢人爛汙生活方式腐蝕的結果，但他觀察到的現象確實是事實。連軍隊那最重要的專政工具都沒有，談何“部族專政”？

遺憾的是，錢先生無視後來發生的重大變化，用清初的情勢來論證“部族專製”，並進一步論證革命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犯了有傾向地選擇史料的錯誤，不足為法。餘先生墨守師說，未能細察，良足惋惜。

熟知“黨天下”的大陸人應該不至於犯此錯誤，毛共實行反動的“階級路線”時倒確實有點像“族天下”，但現代中共並無此類自限性外在門檻。因此，它和滿清不同，可以公開搞“四個堅持”，並不會因此招來大眾不滿，用不著裝模作樣地搞“滿漢平分秋色”的聯合政府，官員清一色是黨員。更重要的是，它能放手將才俊吸納入既得利益集團中，pre-empt了潛在的反叛精英 。這就一石二鳥，同時取消了改良與革命的可能，於是國家就隻會一天天爛下去。

“黨天下”與“族天下”的第二個重大區別，是前者組成了一張無所不在的網絡。它自上而下，從宏觀到微觀，延伸到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控製了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麵，而“族天下”隻是點“漂湯油”。旗人入關後因為人數太少，始終生活在“變天”的巨大恐懼中，因此曆來實行與漢族的種族隔離，集中居住在比較安全的“滿城”或“旗營”中，根本沒有也不可能形成一個皇室可以藉以提綱挈領地操控全民的組織網絡，實質上是遊離在主流社會之外的“寄居蟹”，哪像我黨的支部建在全國每個工廠車間、農村鄉鎮、軍隊的連隊上，構成了全社會唯一的神經網絡，操控了每個社會細胞？

在這點上，國民黨的“黨天下”倒還有三分像滿清式的“族天下”。兩者都缺乏草根性，因而也就缺乏對全民的如臂使手般的如意操控。貨真價實的“黨天下”是蘇聯老大哥發明的，曆史上並無先例。國民黨曆史包袱太重，沒學到家，所以其組織雖然遠比滿清“族天下”嚴密有效，與共產黨相比仍有天壤之別。正因為此，以後輩愚見，共黨隻可能因內訌垮台，絕無可能以暴力革命推翻之。

“黨天下”與“族天下”的第三個重大區別，乃是後者經過孔教徹底改造，因此君王享有絕對權威。皇帝既是神聖的天子，又是族長，族人隻能絕對臣服。無論皇帝怎麽胡來，族人都毫無辦法。例如慈禧尊重現實，把東南半壁河山全部委托漢人掌管，在當時也曾引起滿族親貴的極大驚恐，紛紛上奏提醒慈禧提防曾國藩，建議裁其軍而削其權，但慈禧並沒有聽從，他們也無可奈何。又如慈禧後來被載澤說服，毅然推行新政，預備行憲，同樣有滿族親貴反對，但改革照樣推行不誤。

相比之下，黨皇就根本沒有這種宗教式權威，絕無可能一意孤行推行觸犯官僚集團利益的改革。哪怕是毛澤東那樣權勢熏天的創業之主，也鬥不過官僚集團。他屍骨未寒，官僚集團就發動政變，全麵廢除了他一係列反動的社會改革措施，甚至把他的愛妻和侄子以及所有親信全部抓起來。這種事在傳統社會根本就無法想象。

傳統皇帝與黨皇的另一個區別是，傳統皇帝與官僚集團的利益並不一致，因此可以發動損害後者但有益於自己的改革，這點載澤早就向慈禧說清楚了：

“憲法之行，利於國，利於民，而最不利於官。若非公忠謀國之臣，化私心，破成見，則必有多為之說以熒惑聖聽者。蓋憲法既立，在外各督撫，在內諸大臣，其權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比如往日之優，於是設為疑似之詞，故作異同之論，以阻擾於無形。彼其心非有所愛於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權而已，護一自之私利而已。”

“今日之時勢言之，立憲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漸輕。……一曰內亂可弭。”（《奏請宣布立憲密折》，《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第174頁）。”

慈禧之所以最終同意立憲，正是因為她終於明白了其中關竅。

這種好事在黨天下就再也沒有了，蓋黨皇乃是全靠官僚集團擁戴的利益總代表，既無心發動損害官僚集團利益的改革，也不具備足夠權威去一意孤行。這結果就是黨天下的一切改革措施都隻會滿足“黃宗羲定律”，具有秦暉教授所說的“尺蠖效應”。

因此，錢先生完全說反了，所謂“族天下”，恰恰具有主動推行實質性政治經濟改革可能，而革命造出來的“黨天下”則消除了這種可能。

以上所說，當然不是想否認滿清因入主具有龐大人口的中原造成的不安全感，而這種恐懼確實起到了多次阻礙滿清改革的作用。據李提摩太披露，俄國公使曾問恭親王奕59460;是否看過李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恭親王答曰，他讀過那書，對中國來說那是一本非常有用的書。公使竟說，他覺得恭親王沒有抓住該書的實質，“它宣傳以民主對抗權威。如果書中那些觀點在中國被廣泛接受，那麽4萬萬中國人就會通過投票對600萬滿洲人取得壓倒性勝利。你們就隻好回老家了”（李提摩太：《親曆晚清45年》）。

因此，恭親王反對戊戌變法的謠傳即使是真，我看那也無非是兩個原因：一是他厭憎翁同龢的人品（翁確實不是什麽好鳥，沒法不讓人討厭）；二是他聽進去了俄國公使不懷好意的挑撥，對徹底西化產生了戒心。而慈禧之所以先同意光緒變法，後又變卦，我看原因不外以下幾條：

1）廢除科舉、改革官製、裁撤冗缺的大手術，引起既得利益集團的鼓噪，特別是罷免禮部六堂官事件，讓慈禧覺得光緒浮躁輕進，勢必引起政局動蕩，不能不出手製止。此前她就注銷過同治罷免恭親王和其他軍機大臣的上諭。不過同治既是她親子，又不是她一手立起來的，自然處理分寸也就不同。

2）恭親王臨死遺言說翁同龢是小人，不可信任，而翁又成了變法中樞人物。這大概就是她罷免翁的直接原因。

3）康有為小人得誌，器淺易盈，過份張狂，開罪了大批大佬特別是慈禧深為仰重的榮祿，又一心想貪天功為己有，一手包辦改革，把重臣一概屏諸門外，實行“關門主義”，使得改革成了馬士說的“倒置的金字塔”。

4）康提出的聘請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作改革顧問、開懋勤殿等主張，不但引起死硬派的強烈反彈，也觸發了慈禧內心深處對滿人亡國、“匹馬不得出關”的根深蒂固的恐懼。

在我看來，這些就是她決定“恢複訓政”的基本原因。在她三度垂簾後，康有為發動兵變殺害她的密謀被袁世凱舉發，使得她極度憤怒，不但因此處死了所謂六君子，還囚禁了皇帝。此後她完全由感情支配，徹底倒向保守派，甚至為廢帝縱容拳匪禍國，引來八國聯軍入侵，幾乎亡國之餘才痛定思痛，最終同意實行遠比戊戌變法更徹底全麵的政治經濟改革。

總而言之，我覺得法國曆史學家高第的論述最中肯：

“維新派的最大錯誤就是要在太短的一個時期內使中國全然改觀，要同時把所有的政府機構都抓在手裏，要一舉而肅清所有的弊端。……在日本，雖然有封建製度需要打破，但是沒有若幹世紀的傳統要推翻。”（高第：《中國與列強關係史》，413頁，轉引自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三，164頁）。

戊戌變法與晚清新政不同的結局，證明了激進與穩健確實是決定成敗的重要因素。同樣是廢除科舉，在光緒操作下與在老袁操作下的反應就完全不同。

“族天下”的悲劇還不止此。中國曆史上唯一願意實行還政於民的政權，恰好是一個所謂“部族政權”，此乃中華民族的大不幸。它成了皇室和滿族親貴的心病，而這心病又不斷被革命亂黨刺激起來，形成惡性互動，導致皇室親貴出於恐懼而對改革三心兩意，甚至想開倒車，所謂“皇族內閣”出台就是這種惡性互動的結果。

更致命的是，它為日本人欺騙玩弄中國“精英”（等於或小於“知青”），唆使支持孫黃等革命亂黨進行所謂“排滿革命”提供了絕佳借口。孫文所謂“驅逐韃虜”其實來自於日本人發動甲午戰爭的號召。中國“精英”們天生就是讓異族愚弄利用的禍國炮灰，先讓日本人牽著鼻子“排滿”，後讓俄國人牽著鼻子“反帝 ”。所以，為全民麵子計，這“排滿革命”的蠢事最好還是別當成光榮事跡。限於篇幅，我隻能在此略提一下，以後再專文介紹中國人民被日、俄帝國主義盡情玩弄的百年史。

最後想指出，餘前輩使用的梁啟超對戊戌政變的介紹很靠不住。近年研究已經表明，所謂慈禧欲借天津閱兵之際廢黜或甚至殺害光緒，乃是康梁的彌天大謊；餘先生引用的所謂“朱筆密諭”更是康氏的無恥捏造。袁世凱在《戊戌日記》裏講的基本是真話，梁啟超已經在袁回鄉“養足疾”時給乃師的密函中交代了：

“戊戌密謀，鄙意謂必當隱諱，蓋投鼠忌器，今兩宮皆殂，前事非複嗣統者所忍言，非傷德宗，傷孝欽，為監國計，實無從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寫信入都，皆力辯戊戌絕無陰謀，一切悉由賊虛構，專歸罪於彼一人，則可以開脫孝欽，而事易辦。師為何如？望此後發論，跟此一線，以免異同，為叩！”（蔣貴麟：《萬木草堂遺稿外編》下，台北版，860-861頁。轉引自楊天石：《康有為“戊戌密謀”補證》，載《尋求曆史的謎底》，46頁），

這通密紮坦承了梁啟超篡改乃師《上攝政王書》的考慮。由此可知，康氏在得知袁世凱被黜後，以為可以乘機落井下石，向攝政王舉報袁當初曾向慈禧舉報康梁“圍園殺後”密謀。梁啟超卻知道攝政王決不能接受“光緒弑母”這種不可思議的大罪，因此勸告乃師“必當隱諱”他們的“戊戌密謀”， “力辯戊戌絕無陰謀，一切悉由（袁）賊虛構，專歸罪於彼一人，則可以開脫孝欽（慈禧），而事易辦”，他還要康氏以後和他保持統一口徑，“以免異同”。據此，梁氏寫的一切有關戊戌政變的文字，都蒙上了“隱諱”反誣之嫌，起碼不足以據之立論。


【附錄】餘英時：戊戌政變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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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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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蘆確實偉大（請注意並非反語唷)！從“族”與“黨“的區別入手，許多日怪的事情豁然開朗。以前隻作相同的類比， -- 別提 - (19 Byte) 2008-11-29 周六, 下午2:57 (23 reads)
* 這樣的學者不咋地 -- 鐵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