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D、出逃

D、出逃

如前所述，兩河口會議確定全軍北上，國燾也沒有反對。此後紅四軍攻打鬆潘不下。軍委遂召集會議，決定放棄攻打鬆潘，改為執行夏洮戰役計劃。紅軍兵分兩路，左路軍由五軍（原一方麵軍五軍團）、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二軍（原一方麵軍九軍團）、三十三軍組成，由紅軍總司令部率領，從卓克基北進取阿壩，控墨窪，繼而向北出夏河；右路軍由紅軍前敵指揮部率紅四軍、三十軍、一軍（原一方麵軍一軍團），自毛兒蓋北出班佑、巴西地區，由彭德懷率三軍（即原三軍團）全部及四軍一部作總預備隊，掩護中央機關前進，若右路軍無路可走，再改經阿壩前進。

根據這一計劃，張國燾遂與朱德在沙窩會議結束後，率左路軍離開毛兒蓋，西進阿壩。他們走後，毛澤東等人卻又召集了毛兒蓋會議，推翻原來的決議，決定右路軍改當主力，向東北方向推進，左路軍則由西進改為東進，向右路軍靠近。但朱德、張國燾回電說，阿壩地區人糧較豐，占領阿壩既可解決財源給養問題，又可作為戰略後方，還是想堅持原來的方案。陳昌浩與徐向前均同意毛的主張，電促張國燾令左路軍離開阿壩，改向東北方向前進，向右路軍方向靠攏。但張國燾遲遲不動。

右路軍經千辛萬苦，通過草地，到達了若爾蓋縣的班佑鄉、巴西鄉一帶。陳、徐指揮4軍和30軍（均為原四方麵軍部隊），在包座全殲胡宗南部一個師，打開了北進通道。此時左右兩路軍相距甚遠，難以互相策應。中央與陳、徐反複電催張國燾，左路軍終於離開阿壩，向班佑方向推進，擬與右路軍會合，但進入草地後即遇到暴雨，葛曲河漲水，大軍為河水所阻，沿河哨探七十裏均無法架橋或徒涉。因為部隊缺糧，張、朱遂決定返回阿壩。
　　
以上情況是綜合各方證詞、特別是參考徐向前回憶錄寫出來的。至此，各方證詞基本一致，但此後發生了什麽事便各說不一了。

據張國燾說，他們為暴漲的河水所阻，河水深逾一丈，寬達三百米，無計可施，幹糧又吃了大半，隻好返回阿壩。他們將此情況電告毛等人，並電令各軍暫緩前進，等到總司令返回阿壩刷金寺（又作刷經寺）後，再定下一步驟。蓋部隊極度疲勞，疾病增加，非得休息一兩天不可。但回到刷金寺的當天下午，陳徐即電告，中央和一、三軍頭天晚上秘密私逃了（《我的回憶》，第三冊，267頁）。

因此，按張的說詞，他們並未下令右路軍南下，隻是以總司令部的名義電令各軍暫緩前進，等他們回到阿壩後再定行止，更沒有發密電給陳徐，要他們武力解決中央。

徐向前的證詞是，殲滅胡宗南部一個師後，他和陳昌浩命令林彪率領的一軍（原一軍團）作為先頭部隊，推進到了俄界（在甘肅迭部縣附近）。中央機關和前指則駐在包座。當時前方敵軍防守空虛，正是進攻良機，左路軍卻遲遲不至，他倆都很著急。陳昌浩天天往中央駐地跑。根據陳昌浩回來講的情況，九月八日，他們致電朱、張請示：

“中政局正考慮是否南進。毛、張皆言隻有（要）南進便有利，可以交換意見；周意北進便有出路；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上為上策，右路南去南進為下策，萬一左路無法北進，隻有實行下策。如能乘（敵）向北調時（取）鬆潘、南坪仍為上策。請即明電中央局商議，我們決執行。”

當天，張國燾來電，命令他和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陳昌浩持此電去向聞天、博古等人報告。當晚，陳徐到周恩來住處開會。毛已擬好了一份電報稿，要陳昌浩和他表態。陳昌浩表示，同意電報的內容，建議力爭左右兩路軍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慮南下。他同意中央的意見，對南下問題考慮不成熟，沒有表態。

接著，中央即以他們七人的名義致電左路軍。原電如下：

“朱張劉（伯承）三同誌：

　　目前紅軍行動是處在最嚴重關頭，須要我們慎重而又迅速地考慮與決定這個問題。弟等仔細考慮的結果認為：

　　（一）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因為：
　　（甲）地形利於敵封鎖，而不利於我攻擊，丹巴南千餘裏，懋功南七百餘裏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口天蘆雅名邛大直至懋撫一帶，敵壘已成，我軍絕無攻取可能。
　　（乙）經濟條件，絕不能供養大軍，大渡河流域千餘裏間，術（？）如毛兒蓋者，僅一磨西麵而已，綏崇人口八千餘，糧本極少，懋撫糧已盡，大軍處此有絕食之虞。
　　（丙）阿壩南至冕寧，均少數民族，我軍處此區域，有消耗無補充，此事目前已極嚴重，決難繼續下去。
　　（丁）北麵被敵封鎖，無戰略退路。
　　（二）因此務望兄等熟思深慮，立下決心，在阿壩、卓克基補充糧食後，改道北進，行軍中即有較大之減員，然甘南富庶之區，補充有望。在地形上、經濟上、居民上、戰略退路上，均有勝利前途。即以往青寧新說，已遠勝西康地區。
　　（三）目前胡敵不敢動，周、王兩部到達需時，北麵仍空虛，弟等並擬於右路軍抽出一部，先行出動，與二十五、（二十）六軍配合行動，吸引敵人追隨他們，以利我左路軍進入甘肅，開展新局（麵）。
以上所陳，純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係上著想，萬望兄等當即立斷，則革命之福。

　　恩來、洛甫、博古
　　向前、昌浩、澤東
　　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時”

九日，張國燾電複陳徐並轉中央。電文如下：

　　“（甲）時至今日，請你們平心估計敵力和位置，我軍減員、彈藥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舉破敵，或與敵作持久戰而擊破之；敵是否有續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兩師，每團不到千人，每師至多千五百戰鬥員，內中病腳者占三分之二。再北進，右路經過繼續十天行軍，左路二十天，減員將在半數以上。
　　（丙）那時可能有下列情況：
　　1、向東突出蒙西（？）封鎖線，是否將成無止境的運動戰，冬天不停留行軍，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穩腳跟？
　　3．若向東非停夏、洮不可，再無南返之機。背靠黃河，能不受阻礙否？上三項諸兄熟思明告。
　　4．川敵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戰為我特長。懋、丹、綏一帶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險。南方糧不缺。弟親詳問二十五、九十三等師各級幹部，均言之甚確。阿壩沿大金川河東岸到鬆崗，約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戶人家，每日都有房宿營。河西四大壩、卓木碉糧、房較多，綏、崇有六千戶口，包穀已熟。據可靠向導稱：丹巴、甘孜、道孚、天、盧均優於洮、夏，邛、大更好。北進，則阿壩以南彩病號均需拋棄；南打，盡能照顧。若不圖戰勝敵人，空言鄙棄少數民族區，亦甚無益。
　　5．現宜以一部向東北佯動，誘敵北進，我則乘勢南下。如此對二、六軍團為絕好配合。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鱉。
　　6．左右兩路決不可分開行動，弟忠誠為黨、為革命，自信不會胡說。如何？立候示遵。”

陳見到電報後表示同意，徐也隻好同意。陳去中央駐地匯報，挨了批評。當天，中央致電張國燾：

“陳談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是不適宜的。中央現懇切指出，目前方針，隻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陷於空前未有之環境。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占領甘、青交通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

晚上，毛主席到徐的住處，問他的意見怎麽樣，徐說：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麵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毛便沒再說別的告辭了。十日夜間，中央單獨率一、三軍開拔。次日淩晨，部下來報告，葉劍英（時任前敵指揮部參謀長）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他和陳昌浩大吃一驚。接著，前麵的部隊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已經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前麵有人不明真象，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徐怎麽辦？徐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完全同意徐的意見，作了答複，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陳是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徐很難阻止。徐為此特地指出：“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誌維護團結的作用。”（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由上可知：

1、9月8日，毛、張尚認為南下若有利可以討論，而周則認為北進有出路，陳、徐則讚成北上。

2、從中央回電的稱呼判斷，9月8日張致陳、徐的電報，應是與總司令朱德、參謀長劉伯承聯銜發給前敵指揮部的軍令。中央回電中力陳北上之利，但從電文中看不出總司令部曾命令前敵指揮部率右路軍南下，更無“弟等認為，兄等令右路軍返回之命不妥”之類話語，主要還是擔憂左路軍南下，鼓勵他們北上，還說起準備令右路軍一部策應左路軍入甘。如果總司令部真下令右路軍南下，電文中就不會有這些話，要說也得先駁回南下軍令。根據我黨一貫規矩，總司令部不通報中央，徑自下令讓右路軍南下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何況中央機關還在右路軍中。因此，那軍令可能真是總司令部令右路軍暫緩前進，而徐所謂“張國燾來電，命令我和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很可能是違心捏造。徐沒有出示電文，也支持這一理解。

3、9月9日，張電複陳、徐並轉中央，那就是張國燾最後的一份電報。該電陳述南下之利與北上之弊，電文中用“弟”而未用“弟等”，可知那是張國燾一人署名的，是以政治局委員身份與周毛張等人商量，並未對陳徐說話，更未對之下令（若是下令，應與朱劉聯銜，也不會寫“立候示遵”）。

4、9月9日，中央給張國燾去電，與張之來電內容毫無呼應，且語氣嚴厲，不再用“弟等”謙辭，直接以“中央”名義說話，與張客氣的來電形成鮮明對比。最奇怪的是，9月8日總司令部給陳、徐的命令，陳已在同日向中央匯報過，而中央也已以七人的名義在9月8日回複過，在回電中並未提及、更未駁回什麽“ 南下電令”，而是分析北上南下利弊，張的9日回電也扣緊了利弊分析的主題，為何中央的回電不答複張的一係列問題，卻莫名其妙地改去批駁“陳談右路軍南下電令” ？因此，看來真實的情況是，國燾9日“立候示遵”電報，中央並未回複就私逃了。徐在此引用的電報是中央在私逃後才發出的，那“陳談右路軍南下電令”不過是用來作私逃的借口。實際上連“右路軍南下電令”都或許不曾有過——前已論證過，那很可能隻是個停止前進的軍令。

5、9日晚間，毛來探問徐的態度。次日夜間，中央率1、3軍秘密出逃，行前還偷走了前敵指揮部的作戰地圖。

6、事發後，陳徐大吃一驚。陳聽從了徐的建議，下令禁止部下追擊。若他命令打，徐無法攔阻。因此，無論是徐還是陳，雖然完全有能力、有機會，但都沒有意願“武力解決中央”。由此可以導出，兩人都沒有收到過什麽“武力解決”的密電，而且即使是在發現中央扔下他們私逃後，處於極度憤激中也無此雅興。

毛澤東的證詞是：

“張國燾搞分裂，發個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裏麵說，要堅決南下，否則就要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誌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先給了我，沒有給陳昌浩、徐向前，我們才走了的，不然就當俘虜了。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範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華文出版社，2002年，340頁）

官方現在的說法是：

“9月9日上午，張國燾給陳昌浩來了份密電，參謀長葉劍英首先看到此電，電報的大意是命陳昌浩率右路軍立即南下，並提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企圖危害黨中央。葉劍英識破了這一陰謀，立即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張聞天、博古隨即趕到了三軍團駐地巴西，連夜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會議。

　　會議分析了紅一、四方麵軍會師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抗拒中央命令的種種表現，分析了張國燾仗優勢兵力，妄圖淩駕和危害黨中央的危險處境。毛澤東等同誌一致認為，在此種危急關頭，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嚴重後果。

為了堅持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同時為了給整個紅軍北上開辟道路，會議決定采取果斷措施，立即率紅一、三軍、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隊，到阿西集合，繼續北上，向甘南前進，並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聶榮臻，行動方針有變，要一軍在原地等待。會議還決定以後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指揮，並委托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誌書》。”（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 /68298/68304/4611600.html）

毛說的是陳、徐都收到了密電，而官方現在改口為隻是陳收到，沒徐什麽事。那大概是因為徐向前在1982年接受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等采訪時說：“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於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毛主席在延安時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於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問”。徐還說：“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製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定人譯的，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誰譯就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麽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製度。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

徐在此說得夠明白了：如果真有專給陳昌浩一人的密電，則不但參謀長葉劍英看不到，連他那個前敵指揮都看不到，何來什麽葉劍英看到後交給毛的神話？

彭德懷是與毛密謀逃走的第一心腹，但他也從未提到過這份密電，說的是：

　 “某日午前到前總，還在談北進。午飯後再去，陳昌浩完全改變了腔調，說阿壩比通、南、巴（川東北）還好。一個基本的遊牧區，比農業區還好，這誰相信呢？全國政治形勢需要紅軍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談了。我沒吭聲，隻是聽了就是。這無疑是張國燾來了電報，改變了行動方針。我即到毛主席處告知此事。並問毛主席，我們堅持北進，擁護中央，他們擁護張國燾南進方針，一軍團已前走了兩天，四方麵軍如解散三軍團怎麽辦？為了避免紅軍打紅軍的不幸事，在這種被迫的情況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質？主席想了一會兒，答曰：不可。當時我難過：如強製三軍團南進，一軍團不能單獨北進了；中央不能去，一軍團單獨北進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進，張國燾就可能仗著優勢軍力，采用陰謀手段，將中央搞掉。這在亦念時，黃超談話就說出來了，他說，實際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張聞天（當時張聞天是總書記，他們並沒有放在眼裏）。這話當然不是一個年不滿三十的黃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張國燾口裏吐出來的。扣押人質的意見是不對的，可是，我沒有向第三者講過，隻是在處境危急的時刻，向毛主席提出供考慮，以便求得一個脫身之計。

　　向毛主席報告後不到兩小時，葉劍英秘密報告：張國燾來電南進，毛主席親到徐、陳處商談行動方針，陳談，張總政委（張國燾）來電要南進。毛主席即說：‘ 既然要南進嘛，中央書記處要開一個會。周恩來、王稼祥同誌病在三軍團部，我和張聞天、博古去三軍團司令部就周、王開會吧。’陳昌浩同意了，他們未想到是脫身之計。我和葉劍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圖和二局，在明晨拂曉前到達三軍團司令部北進，葉示意想辦法。毛主席脫險來到三軍團司令部，發了電給林、聶，說行動方針有變，叫一軍團在原地等著。天明還未見葉到，我以為出了問題。正懷疑之際，葉率二局（局長曾希聖）連地圖都拿來了。陳昌浩布置的監視，全被葉擺脫了，幸甚！”（《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由此可知：

1、彭說的隻是“張國燾來電南進”，並沒說什麽武力解決，而且隻是葉口頭報告，並沒有毛所謂“他把這個電報先給了我，沒有給陳昌浩、徐向前”之說。

2、官方介紹的所謂“巴西會議”隻是毛逃出駐地的一個借口。彭隻字未提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的事。

3、葉劍英偷走了前指的作戰地圖以及負責電訊偵察敵情的二局，嚴重危及被他們拋棄的兄弟部隊的安全。

李德則說，左路軍無望地陷入了泥濘的大草原，由於洪水猛漲，又缺少架橋材料，無法渡河，戰士們無棲身之處，無充饑食物，隻能在比右路軍過草地時更惡劣的條件下露宿。張國燾於是決定回撤，同時給右路軍下了退卻的命令。但李德不知道那命令是隻發給前指，還是同時通報了政治局，他隻是因為政治局在毛主持下開會討論，認為在西康高原上過冬很不利，因而推測那是同時發給兩家的。

據他說，以後的事態發展極度混亂，隊伍在夜霧中出發，他半夜被派到軍校去傳達開拔的命令，次早軍校加入了中央縱隊。其他部隊也是以類似方式開拔的。出發後他才聽說，毛試圖說服張國燾北上，但張給徐向前下了秘密命令，要他製服中央委員會的抵抗，若有必要就使用武力。政治局害怕張國燾政變，決定獨立行動，繼續向甘肅進軍。

李德說，他懷疑是否確有其事，至少博古以後也表示非常疑慮。如果這是真的，那政治局就會召開緊急會議，但他當時對此一無所知，第二天出發後才聽到消息。他並且說，根據中國紅軍的慣例，當左路軍陷入絕境後，張完全有權下令右路軍回撤。根據他對朱德性格的了解，他認為朱德也一起簽署了命令（《中國紀事》，185-187頁）。

從李德證詞可知：

1、左路軍為洪水阻斷去路、無法前進是真的。他還引用了《紅星照耀著中國》記載的毛對斯諾的談話，說毛用“河水突然上漲，無法渡過，於是把兩支軍隊分開了”來解釋紅軍分裂，過於輕描淡寫。

2、他也提到張國燾下令讓右路軍撤回，但他是從政治局開會討論南下的弊端中推測出來的。而且，他指出當時軍委事實上已不存在，根據紅軍一貫規矩，張作為紅軍總政委有權這麽做。

3、他和博古都懷疑有所謂密電，因為那若是真的，則政治局就會召開緊急會議。因此，官方介紹的“政治局在巴西連夜召開緊急會議”乃是虛構的。至少博古和李德都沒有參加，是次日出發後才聽說那“密電”的。大部分人都如此。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左路軍掉頭南下確實是因為遇到了無法解決的障礙。張國燾到底是下令右路軍暫停前進，還是令其南下，尚無足夠證據確鑿判定，已有線索支持第一種可能。

2、密電乃是子虛烏有。徐向前特地為陳作證，說陳在武力解決中央的最佳時機出現（四方麵軍廣大指戰員因被背叛和拋棄而群情憤激），陳本人也處於極度憤怒之時，仍然下令禁止追擊。僅此一端便足以證明陳事前並未得到指示。根據徐對電訊保密規則的介紹，也可排除密電因被葉毛截取而未傳到陳手上的可能。中央私逃後，在俄界會議決議中譴責張國燾“對於中央的耐心的說服、解釋、勸告與誘導，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絕，而且自己組織反黨小團體同中央進行公開的鬥爭，否認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基本組織原則，漠視黨的一切紀律，在群眾麵前任意破壞中央的威信”，卻無一字提及張企圖謀害中央領導的滔天罪行。類似地，中央此期發布的《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誌書》也隻是反複陳述“南下是絕路”，並未指責張謀害中央。此外，李德以及博古都不相信有此事。

3、所謂“巴西政治局緊急會議”也並未召開，參與密謀逃走的人至少不包括政治局委員博古。根據彭德懷證詞推斷，密謀緊急出逃的人大概是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葉劍英。毛與彭、葉可能是最早的密謀者；住在三軍團團部的周與王可能是毛“脫險”後到了那兒才取得他們同意的；而張聞天很可能與博古、李德一樣，隻是半夜接到出發的緊急通知，出發後才得知“密電”的神話。這或許就是張聞天為何要在後來說“毛澤東同誌拿‘非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來應付（張國燾）這位野心家”（洛甫：《整風筆記》，轉引自楊奎鬆：《西安事變新探》，20頁）。

4、在秘密出逃過程中，毛澤東等人顯示出了極度的冷血自私，竟然偷走前敵指揮部的作戰地圖，以及紅軍賴以偵察敵情的耳目。由此可見，張國燾說的陳、徐在事出後向他報告，一、三軍團未作交代就撤去了由他們承擔的對敵警戒任務，使四方麵軍的某些駐地完全暴露在敵人的威脅之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67頁），這情況完全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