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九）

據張國燾說，他當上總政委後，雙方的關係一度有所緩和。但毛旋即再度發動突然襲擊，突然通知他參加政治局與軍委的聯席會議。會前他對議程一無所知，到會後，毛即請徐向前報告四方麵軍的軍事情況。徐報告完後，毛乃指責四方麵軍犯了兩大錯誤：一是放棄了原有的川北蘇區，沒有留置足夠的兵力和強化遊擊部隊；二是沒有使用足夠兵力控製戰略要地鬆潘，致令北進計劃受阻。張答辯說，當時他們的主要努力是策應一方麵軍，兵力有限，不能分散使用。即使在蘇區留下較多兵力也守不住。若他們全力北向攻打鬆潘，豈不又成了隔岸觀火，見死不救？雙方爭執了許久，最後未作出決議會議便結束了（《我的回憶》，第三冊，253-255 頁）。

從張的介紹來看，他說的是官方所謂“蘆花會議”，但據官方的介紹，會議可是作了決議的，重要內容拷貝如下：

“與此同時，與會者也嚴肅指出了四方麵軍存在的主要錯誤與不足：1．退出鄂豫皖根據地預先沒有很好準備。大家認為，鄂豫皖根據地是在預先缺乏準備的情況下退出的，既沒有充分動員群眾，又有些輕視敵人，而且戰略戰術的配合不夠，仗又打得不好。因此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鄂豫皖的反四次“圍剿”一定不能勝利，一定要退出蘇區。2．在勝利的情況下放棄通南巴根據地是個嚴重錯誤。大家認為，中央蘇區是不得已退出的，而通南巴是在打了勝仗的順利條件下退出的。這違背了中央提出不應退出通南巴的正確主張。3．對根據地建設重視不夠。大家認為，建立革命根據地需要具備很多條件，由於張國燾對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意義認識不夠，所以到通南巴以後，沒有堅決迅速地建立起蘇維埃政權，沒有充分發展廣大的遊擊戰爭，沒有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和擴大地方武裝。4．退出通南巴後缺乏明確的發展方向。大家認為，四方麵軍西渡嘉陵江後未能抓緊向川陝甘發展。同時，退出通南巴把所有的幹部、遊擊隊都帶出根據地，這是戰略上的失誤。”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10.html）

這決議是不是後來塞入檔案的，隻有天曉得。但無論是否作了決議，會議隻能有一個效果——激怒我英勇的紅四方麵軍的忠勇將士：鄂豫皖既然能守住，那你們為何又丟了更大的中央蘇區？咱們丟了根據地，卻立即又從頭創造了新的川北根據地，並沒如你們一般無地自容，隻好當流寇。為了救援你們過長江，咱們扔掉現成的根據地傾巢而出，你們倒反過來指責咱們犯了戰略失誤！咱們西渡嘉陵江後，你們在貴州打圈圈跳猴皮筋玩出癮來，卻就是不過江，後來又跑到雲南去走弓背路。咱們無法肯定你們到底還來不來，不知是否還需要再度接應，當然隻敢在川西北混，免得需要救應時來不及，你們倒指責咱們沒有北上，“抓緊向川陝甘發展 ”！

據國燾說，當時在會上附和他的隻有陳昌浩，那就是說，敬愛的徐向前元帥在會上一言不發，但此公卻在50多年後披露了中央和軍委1935年1月22日給他們的命令：

“為選擇優良條件，爭取更大發展前途計，決定我野戰軍轉入川西，擬從瀘州上遊渡江，若無障礙，約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預計沿途將有許多激烈的戰鬥，這一戰略方針的實現，與你們的行動有密切關係。……你們應以群眾武裝與獨立師團向東線積極活動，鉗製劉敵，而集中紅軍全力向西線進攻。……故你們宜迅速集結部隊完成進攻準備，於最近時期，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若你們依戰況發展，能進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帶，則與我軍之配合最為有力。”（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這裏說得明明白白，中央要他們“集中紅軍全力向西線進攻”，隻留下群眾武裝與獨立師團在東線鉗製敵人。軍情如火，徐為此“從前線匆忙趕回旺蒼壩，出席總部舉行的緊急會議，討論這一牽動全局的作戰方針問題。……中央要求紅四方麵軍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敵後，運動殲敵，策應紅一方麵軍渡江北進。這就是說，紅四方麵軍的主力，將離開川陝根據地，向嘉陵江以西發展。大家認為，如果不是中央紅軍的處境相當艱難，中央不會作出這樣的決定，因而西進策應中央紅軍作戰，是頭等緊要的事。”（同上）

如今毛澤東卻倒打一耙，反過來責備四方麵軍不該傾巢出動，輕易放棄川北根據地！這能是人說的話麽？

國燾和昌浩的心情可想而知，散會後他們便把消息擴散下去。據他說，“那次會議的經過更激起了四方麵軍的憤怒”，同誌們紛紛譴責中央歧視四方麵軍，不公平、偏私，甚至揚言要檢討中央領導是否正確，指控中央以打擊四方麵軍來掩飾它的領導失敗，擔憂被失敗主義籠罩了的中央除了製造黨內糾紛外，不會有什麽新生之路（《我的回憶》，第三冊，255頁）。

這些情報反饋到中央那邊去，當然更要嚇得他們靈魂出竅。尤其現在軍權又統統交給國燾了，中央軍委命令“規定‘一四方麵軍會師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若是國燾變了臉，使出偉大領袖在富田事變中解決紅20軍那一招來，則無論是潤之也好，洋房子先生們也好，還不是一個個隻有延頸受刀？

這結果便是上文提到過的“鴻門宴”那一幕，隻是國燾和李德把它稱為“毛兒蓋會議”，而官方稱為“沙窩會議”。

前文已經介紹過了。國燾和昌浩去開會，到了山溝口，來迎接的聞天告訴國燾隻許政治局委員參加，國燾隻好讓昌浩在外麵等著，帶著一個警衛員單刀赴會，經過重重關卡，進入警戒森嚴的會場後，毛澤東即將事先擬好決議交給他過目，“要點是，中央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已經獲得重大勝利，紅軍在反圍剿中也獲得重大的勝利；中央在過去一個時期裏曾發生軍事路線的錯誤，遵義會議已經適當的將它糾正過來了；遵義會議以後中央所執行的都是正確的路線；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他看完後即傳給其他人看，但別人都冷淡地說已經看過，看來他們都在事前看過甚至還討論過，無非是等他來表決罷了。

國燾於是反擊，他批評了預擬的決議，指出這次會議不宜貿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或錯誤的。蘇維埃運動不是勝利了，而是失敗了，現在所有的蘇區都喪失了，紅軍遭受了重大損失，退到了藏族地區。這些事實無法否定。蘇維埃運動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說成是敵人飛機大炮的厲害，也不能隻當作軍事失敗，他認為主要還是這一運動不合時宜，沒有為廣大群眾接受。遵義會議肯定中央政治路線正確，卻說軍事路線錯了，這似乎有些倒果為因。

接下來他便使出殺手鐧：

“中央應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工作，這可以鞏固中央的領導作用。我指出在座的政治局委員也不全是六次大會選舉出來的中央委員（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朱德均非六次大會選舉出來的中委），非中央委員列席政治局會議更是常有的事。如果我們從一、四兩方麵軍遴選少數幹部列席政治局會議，並參加軍委會和其他中央機關的工作，將有百利而無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員，但常被視為是第四方麵軍的代言人，我們為何不讓四方麵軍的幹部，直接向中央表達他們的意見？” （《我的回憶》，第三冊，256-259頁）

李德的證詞與此一致：

“在爭論過程中，張國燾還直接攻擊了中央委員會，特別是政治局。他認為五中全會，尤其是在遵義召開的所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是無效的，理由是這些決議不是由選舉的、而是由委任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在遵義甚至是由非中央委員和非政治局委員作出的。隻有兩個在場的政治局委員，即他自己和周恩來，是在第六次黨代表大會上按照章程選舉出來的。毛澤東補選進政治局和任命為中央委員會書記是違反章程的。除此之外，中央委員會本身在遵義已經宣布了自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破產，因此為了加強黨的領導並矯正政治總路線，必須把第四方麵軍合適的幹部吸收進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中國紀事》，176-177 頁）。

這一下正中政治局的命門。按黨章規定，黨的中央委員會須由全國代表大會選出，而政治局由中央委員會選出。若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要增加名額，隻能從候補委員中選拔。所以，當下召開的所謂政治局會議，隻有他和周恩來是六大選出的政治局委員，潤之雖然是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卻不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朱德並非六大選舉的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而洋房子先生們開六大那陣子還隻是旁聽生，連代表都不是，遑論中央委員。這些人憑什麽坐在政治局裏，裁判他們的上級國燾同誌？

國燾還比較客氣，沒有指出所謂四中全會根本就是不合法的，那會議開到半截，何孟雄等多名中央委員便被國民黨一網打盡，等於是被事故打斷。所以，王明混進政治局，成了中央領導，根本就未經中央表決。他還不知道，所謂“臨時中央”隻是王明和恩來與遠東局的秘密商定，乃是臨時應急機構，博古、聞天等人參加進去隻是因為他們是海龜，叛徒顧順章不認識。他們將來到了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就必須把權力交出來。然而洋房子先生們到了蘇區後卻沒這麽做，而周恩來竟然也就悶聲大發財（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5-36頁）。

此事直到延安整風才被王明為了立功贖罪揭發出來。他說，博古和聞天當年領導的中央其實是不合法的，因為1931年秋他與恩來離開上海時，雖然推薦博古、聞天組織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但當時已經說明，由於博古他們既不是中央委員，更不是政治局委員，將來到了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要把權力交出來。沒想到博古等人到了蘇區後卻不提此事，竟領導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員來了。這秘密極大地震動了被蒙在鼓裏的部分政治局領導人，強烈地刺激了毛澤東本人，整風運動因此改變了原定計劃，開始了觸及靈魂的黨史大討論（同上，127-128頁）。

這秘密的披露提出了一個問題：四中全會是否合法？彭德懷就曾有過疑問：

“從粉碎四次‘圍剿’到五次‘圍剿’開始，蘇區毫無擴大。派去湘鄂贛邊區和鄂東南區的欽差大臣，把當地黨政軍大批領導幹部打成改組派，加以殺害，放上他們派出去的欽差大臣，或調換氣味相投的一些人。這些事實使我慢慢認識到，四中全會是小資產階級宗派篡奪了黨中央領導權。此事到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間，我到棗園毛主席處說，四中全會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說，四中全會合法還是合法的，因為它得到國際的批準。我的懷疑也就消除了。”

毛澤東需要它合法，因為他是在五中全會上被選進政治局的，而五中全會乃是臨時中央召集的。四中全會既不合法，那五中全會當然也就不合法，而毛澤東那政治局委員也就是由一個非法機構選出來的。接下來的當然就是遵義會議決議無效，他被塞進常委也是非法的。

國燾知道四中全會半途流產，但不知道臨時中央那檔子爛事。勿過，他是建黨元老，最初的黨章就是他擬定的，深通我黨的“組織原則”，說出來的話字字占在理上，根本就無從辯駁。的確，無論是臨時中央還是五中全會選舉的許多中央委員，都不是六大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而這兩屆中央的政治局委員有許多連六大代表都不是，遑論中央委員。不符合黨章當然就是不合法（黨法），共產國際的批準並不能改變這一事實，隻能說國際的批準是錯誤的，因為它踐踏了列寧同誌製定的“民主集中製”原則，蹂躪了自己批準的中共的黨章，拋棄了中共六大選出的領導機構，批準了不是經過基層選舉而是由個別人私相授受成立的非法機構。

這個炸彈扔出去，我想洋房子先生們可能都被“雷倒了”。但富貴所在，豈能不爭？據國燾說，到會者一致支持預擬決議，以毛發言最多，他表示“蘇維埃運動的政策是共產國際決定的，經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決不能說它錯誤。他強詞奪理的硬認蘇維埃運動是勝利，不是失敗。……今後無論到什麽地方，也要將這麵蘇維埃旗幟高舉起來。毛澤東更拒絕了我的全部建議。他表示中央是全國的，不僅是一、四兩方麵軍的，因為還有二方麵軍和全國白區秘密的黨組織，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線，不能由一、兩方麵軍來檢討。他反對任何性質的一、四兩方麵軍高級幹部會議，也拒絕任何同誌參加工作。他認為現在是在軍事行動中，不能談什麽黨內民主，一切隻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我的回憶》，260頁）

這完全是詭辯：既然中央是全國的，不僅是兩個方麵軍的，那當然就更不僅是一方麵軍的，那遵義會議又是怎麽回事？為何有許多一方麵軍高幹參加進來？那是不是也在軍事行動中麽？為何又能談黨內民主，而不一切按中央的命令辦事涅？國燾同誌已經質疑了中央的合法性，莫非還得一切以這個合法性大成問題的中央的命令辦事？

據國燾說，會後他請王稼祥作和事老，彌合雙方的分歧，但毫無結果。此後由於軍情緊急，他遂提議暫時擱置雙方的歧見，先迅速北上。毛澤東等人很高興，讚成他的計劃，於是會議暫告一段落，他和紅軍總司令部隨即西行，那意思是這次會議又沒有通過什麽決議就散了。

國燾此說顯然不實，根據政府介紹，出席沙窩會議並不光是政治局委員，還有陳昌浩、劉伯承、傅鍾、凱豐、鄧發，因此其實是政治局“擴大會議”，而且還通過了決議，共有七條，其中重要者有：

◇ 形勢分析：蘇維埃運動在南部中國雖遭受到部分損失，但廣大的遊擊戰爭繼續堅持著，“尤其是1、4方麵軍兩大主力在川西北的會合，造成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在西北開展極大勝利的前途。一切這些，證明中國革命形勢的依然存在，證明蘇維埃革命並未低落,而是繼續發展著。”

◇ 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工農紅軍，就沒有蘇維埃革命運動。”

◇ 肯定遵義會議以後中央“在軍事領導上無疑義的是完全正確的”，“完成了黨中央預定的戰略方針”。

◇ 關於蘇維埃革命勝利的前途與兩條戰線的鬥爭。提出要開展反對“左”右錯誤的兩條戰線鬥爭，特別要堅決反對各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如“對於黨中央所決定的戰略方針表現懷疑”、“企圖遠離敵人避免戰鬥”、“對創造新根據地沒有信心”、“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等等。隻有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才能夠完成創造川陝甘蘇區，取得蘇維埃革命在全國勝利的曆史任務。

◇ 人事變動：補選了陳昌浩、周純全二人為政治局委員。（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09.html）

李德記錄的沙窩會議（和張國燾一樣，他也稱為“毛兒蓋會議”）決議與此基本一致：

“（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一如既往堅持進行反對‘反動的國民黨當局’的蘇維埃革命……在中國革命的形勢依然存在，蘇維埃革命並未低落，而是繼續發展著。在對中國政治形勢，特別是對革命前途的判斷上，毛澤東在政治局多數委員的支持下勝過了張國燾。……決議逐字逐句地寫道：‘西北各省是中國反動統治及帝國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區，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無產階級祖國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這更造成蘇維埃與紅軍發展的有利條件。’” （《中國紀事》，179頁）

“會議最後既反對那些‘對革命高潮表現懷疑’和‘認為中央所決定的戰略方針是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又反對那些因輕敵而可能走到軍事冒險主義的極左情緒的代表。決議對這個問題講得很籠統，沒有點出姓名，但是實際上卻明顯地包含著對張國燾意見的批評。張國燾經過努力，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見，同意讓四方麵軍的幹部參與負責的政治工作，並接受他們中間的優秀分子進入中央委員會。

總而言之，毛兒蓋政治局會議的傾向表明，張國燾和毛澤東之間的政治分歧緩和了，後者得到了政治局多數委員的支持，雙方都作了讓步，但基本上還是貫徹了五中全會上確定了的中國共產黨原來的總路線。決議根本沒有談到建立反對日本侵略的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就這一點來講，甚至比五中全會更後退了。張國燾在這方麵所進行的微弱的努力，也沒有成功。”（同上，181頁）

因此，看來李德和官方介紹的基本精神一致：中央靠多數擊敗了張國燾對形勢的基本分析，否認蘇維埃運動遭到失敗，革命處於低潮，拒絕考慮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五中全會確定的錯誤路線，甚至比它更左。

張國燾的回憶與事實的出入，有可能是日期不同造成的。張隻描述了頭天的會議情形，好像那會議就隻開了一天。但據官方介紹：“沙窩會議開了3天，8 月4日至6日。”看來頭天開的確實是政治局會議，陳昌浩給擋在了外麵。但老張忍無可忍扔出重磅炸彈來後，政治局可能作了妥協，同意四方麵軍陳昌浩、周純全進政治局。毛張等人為了平衡他倆的票權，便幹脆開成“政治局擴大會議”，將凱豐、鄧發等人引入，換來老張同意肯定中央的反動路線，由此達成了妥協。

但這妥協是脆弱的。據楊奎鬆教授介紹，8月6日，中央再度召開政治局會議，此時張國燾應該回到總司令部去了，但有張派的陳昌浩、傅鍾等人參加。這個會議應該既非沙窩會議，又非此後的毛兒蓋會議（蘆按，當時在毛兒蓋附近開過幾次會，以致命名混亂，不但李德和國燾將沙窩會議稱為毛兒蓋會議，而且《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也這麽說，但《人民網》和其他官方媒體又把張國燾並未參加的8月20日的會議稱為毛兒蓋會議），而是介乎兩者之間的一個會議。據楊教授介紹，陳昌浩與傅鍾在會上委婉反對毛的外逃主張，強調：“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麽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蘆注，這是毛幾十年後的語錄，並非陳、傅的原話，不過兩人說的意思也差不多，可見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結晶”一點不錯，毛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是從張國燾死黨那兒學去的，而且晚了幾十年）

這對毛和洋房子先生們肯定是個很大的刺激：當初毛決定不放黨權放軍權，圖的就是“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但萬沒想到國燾同誌居然扔出個重磅炸彈來，直接就質疑中央的合法性，逼得中央不得不在放了軍權後又放黨權，讓國燾同誌把沙子摻進了政治局。此例一開，以後不是沒完沒了了麽？國燾若再繼續往裏塞人，又有什麽理由去阻攔他？目前中央製約他的，無非就是政治局的多數，一旦國燾在政治局裏取得多數，那潤之和洋房子們豈不是槍杆黨杆兩落空？

何況洋房子與潤之的權宜婚姻完全是同床異夢，隨時有土崩瓦解的危險。前已述及，四渡赤水之後，在遵義會議期間支持毛澤東最積極的聞天和林彪都反水了，公開指責新三人團“在敵人麵前逃跑”，“軍事破產”，彭德懷和楊尚昆都或多或少讚同他們的意見。聞天甚至還找李德談話，暗示準備以林彪、彭德懷和劉伯承取代“三人團”，隻是因為博古和李德都不同意，新的政變才未發生（《中國紀事》，155頁、157頁）。

兩軍會師後，一方麵軍將領暗中向張國燾輸誠的也大有人在。前文已經提及，張國燾和聶榮臻都這麽說。據榮臻同誌揭發，林彪很可能就是一個，而且榮臻和他為此吵起來後，左權和朱瑞都耐人尋味地保持沉默。後文還要講到，在一、三軍團私逃後，一方麵軍還有將領在張國燾召開的大會上帶頭控訴中央。

因此，當時中央能控製的部隊，大概也就隻有彭德懷的三軍團。政委楊尚昆也是洋房子出來的，而彭德懷與張國燾的關係一直不好（可能是因張國燾覺得他有政治野心而不喜歡他），更何況他過去一直是前敵指揮，如今卻不得不讓位給徐向前，與許和尚那種老粗同為軍級幹部（會師後原來的軍團都改為軍），羞與絳、灌為伍。如果國燾翻了臉，區區幾千人的一個軍隻不過是體積比較小的一堆肉。

這就是毛為何要說那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時刻”。如果張國燾具有他那種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魄力，那他也就不會活著出草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