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八） C、內鬥

C、內鬥

心理學研究表明，paranoia是患者的自卑心理造成的，因為缺乏自信，患者常為不安全感、受威脅感與受迫害感所苦，因此便作出咄咄逼人的侵略性反應，換言之，因為自己覺得受到他人威脅，便先發製人，以攻為守，藉此掩蓋自己的虛怯。

這似乎就是中央在會師後的戰略：先發製人，以攻擊對方迫使對方陷入自辯的被動地位，顧不上再去追究中央的“路線錯誤”，免去解釋中央蘇區為何失敗的尷尬。上文已介紹，在見到張國燾前，中央要人們曾目睹四方麵軍30軍的軍容，留下了深刻印象。據張國燾說，部下曾向他報告：

“當中央要人們初次看見第三十軍的時候，也曾一時興奮，但四方麵軍所表現出來的氣象，旋即引起他們的不安。因而中央一到撫邊（蘆注，今四川小金縣撫邊鄉），便舉行政治局會議，大致決定下列各點：一、為了不使四方麵軍瞧不起中央，中央和第一方麵軍的所有同誌，不應向四方麵軍幹部說起一方麵軍的不幸遭遇、和中央內部的糾紛等等，隻應說中央和第一方麵軍過去有過的好現象。二、四方麵軍遠離中央，由機會主義者張某領導，那裏會合乎理想，因而決定在布爾什維克報上發表文章，批評聯邦政府，一麵派人考察四方麵軍的內情，以坐實他們的軍閥習氣。三、與張某會麵時隻談軍事問題，不談政治問題，改任張國燾為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實際由中央直接指揮第四方麵軍，立即實行北進。”（《我的回憶》，246頁）。

此話看來屬實。在與張會麵前，中央便已決定了上述三條方針。第一條前文已經作過論證，多名高幹諸如彭德懷、聶榮臻等人都在回憶錄裏指責張國燾打聽遵義會議與會理會議的情況，企圖刺探中央內部糾紛，被他們頂了回去。由此可見，中央確實打過招呼，對張嚴格保密，將毛澤東與洋房子先生們的勾心鬥角、張聞天和若幹紅軍將領對毛的瞎指揮不滿、一度試圖罷免毛的爛事瞞得嚴嚴實實，以便“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第二條看來也是事實。兩軍會師後，中央先後開過四次會議，按官方命名，分別稱為兩河口會議、蘆花會議、沙窩會議以及毛兒蓋會議。據張說，兩河口會議是張國燾與中央要人見麵後次日召開的。當時兩軍還未發生摩擦，他參加時自然也不知道上述三項方針。前文已經考證過，會議氣氛相當平和，談的隻是下一步的打算，並未涉及政治路線，張也“表現得十分隨和圓通”。但散會後張回到住處，即看見凱豐在中共中央出版的《布爾什維克報》上發表《列寧論聯邦》，大意說，列寧曾反對“歐洲聯邦”，因此西北聯邦政府是違反列寧主義的；再則這個所謂西北聯邦政府也違反了中共中央的蘇維埃路線，在此嚴重關頭，居然提出西北聯邦政府的名義，無異否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我的回憶》，第三冊233-234頁）。

這就是說，是洋房子先生們打響了“路線鬥爭”第一槍，未經在政治局內與張國燾辯論並作出決議，便發動突然襲擊，在黨報上批判一位政治局委員。

要明白這吵的究竟是什麽事，得再補充介紹點背景知識。

前文已經介紹過，張國燾是“老右傾”，一向懷疑共產國際為中國規定的“蘇維埃革命”是否行得通。他更傾向於比較溫和的政策，亦即以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革命的主要任務，實行大多數民眾能接受的社會改革，諸如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但不進行土地革命，在政治上團結盡可能團結各階層人士，與小資產階級分享政權，在紅區內實行民主選舉，在經濟上鼓勵商品流通，藉此增加政府稅收。

他這套主張，其實也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後來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裏係統闡發的政綱。借用中共術語來說，國燾同誌乃是黨內最先看出中國不能走蘇維埃道路，而是應該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人，隻是他沒有使用這個術語，也沒有個秀才班子來為他從容闡發罷了。

早在鄂豫皖蘇區他便作了點嚐試性改革，停止靠“打土豪”（綁票勒贖）籌餉，靠去白區搶糧解決軍糧問題，以及靠抬高物價增加政府收入等做法，代之以增產節約、提高單產來解決糧荒，以平抑物價吸引白區商品流入，以正規的政府征稅製度來代替毛委員發明的製度化土匪搶劫。

轉移到川北後，他便弄了個《入川綱領》出來，幹脆扔掉了“蘇維埃政府”的招牌，建立了個“人民政府”，在根據地內搞民主選舉（但連他自己都說很不成功，蓋那地方實在沒文化），經濟上不搞土地革命，隻搞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嚴禁吸鴉片，但不禁止鴉片外賣，藉沒收大煙和征收出口煙稅來籌餉（因此，南泥灣道路並不是毛澤東開創的，毛的獨特貢獻隻在於主動種植並外銷鴉片，而川北原來就是罌粟王國，國燾隻是利用原有的“特貨”罷了，並未種植也未由政府壟斷對外傾銷）。這一套政策深獲百姓擁護，繁榮了經濟。但中央來電嚴厲批評，最後給他下了最後通牒，若不改弦易轍便要撤銷他的職務，改派他人作中央特派員。於是他隻好放棄“人民政府”招牌，再走蘇維埃道路，發動土地革命，清算鬥爭，短期內就使百業蕭條，再加上戰爭破壞，川陝根據地很快就成了“擠幹汁水的檸檬 ”。

放棄川陝根據地後，他又故態複萌，瘋狂走資，成立了個“西北聯邦政府”，那是因為他覺得川西北多是少數民族，蘇維埃運動連漢族都不理解，對少數民族玩這套豈不是對牛彈琴？因此有必要對少數民族采取比較liberal的政策，團結其上層人士。不過這也隻是個空洞設想，並未兌現，蓋那個“聯邦國家”不過是新占領的無人區，資源緊缺，人口稀少，跟在月球上建立的國家也差不多。

這就是凱豐在黨報上攻擊他的口實。凱豐的論據是列寧反對歐洲聯邦，可見洋房子先生們是何等地沒文化，連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教科書都沒能記住，以致把牛逼扯到了馬胯上（excuse my French）。列寧主義標榜的一條就是民族自治，蘇聯本身據說就是個實現了少數民族自治的聯邦國家，起碼本區鐵木同誌堅信這一天方夜譚。若要翻著書幹革命，則張國燾的“西北聯邦政府”也可以說是寫在了那本書上。

所以，據說是洋房子先生率先打響了內鬥第一槍，這當然隻是張國燾的一麵之詞，不過也有旁證。據李德同誌說：

“關於一、四方麵軍之間的關係，以及同少數民族的問題，引起了長時間的激烈的爭執。……關於少數民族問題，決議一方麵強調四方麵軍動員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和地方剝削者的功績，讚同在未來的‘中華蘇維埃聯邦’中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另一方麵，政治局認為，張國燾已經著手建立的蘇維埃聯邦政府，如果不是錯誤的，至少也是為時過早。”（《中國紀事》，180頁）

他這兒說的“決議”是沙窩會議決議，隻是他稱為“毛兒蓋會議決議”罷了。他是說，早在沙窩會議前，關於聯邦政府的問題就已經爭執了很長時間了，沙窩會議對此作了裁決，一方麵不得不接受張國燾的反擊，同意民族自治乃是列寧主義的教義之一，另一方麵仍然認為“西北聯邦政府”是錯誤的，起碼為時過早。

官方《人民網》介紹的沙窩會議決議隱瞞了譴責西北聯邦政府的一條，卻又承認“張國燾在會上極力為其錯誤進行辯解，認為退出川陝根據地和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聯邦政府都是正確的”，並保留了第五條決議中向張國燾投降的那部分內容，宣告了洋房子先生們不如國燾同誌精通馬列，並間接證實西北聯邦政府確實是雙方爭執中心問題之一，以致政治局不能不特地作出決議：

“五、關於少數民族中黨的基本方針。主要是承認民族的自決權，幫助他們的民族獨立與解放運動。”（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09.html）

第二條對張方針“一麵派人考察四方麵軍的內情，以坐實他們的軍閥習氣”也是真的，徐向前同誌已經作了旁證：

“從這以後，我們耳聞目睹的一些不利於兩軍團結的現象，就日漸增多起來。有些話很難聽。張國燾對下麵散布：‘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中央紅軍的損失應由中央負責’、‘軍事指揮不統一’……，據說還派人找一方麵軍的同誌了解會理會議、遵義會議的情況等，實際上是進行反中央的活動。在此同時，凱豐、博古他們，則指責四方麵軍撤離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還有什麽‘軍閥主義’啦，‘土匪作風’啦，‘政治落後’啦，甚至公開寫文章抨擊。他們這種‘左’的做法，與當初剛到中央蘇區時，對待毛主席和一、三軍團差不多，隻能激起四方麵軍幹部的反感。許多指戰員想不通，憋著一肚子氣。這也給了張國燾以挑撥的借口。

再往後，教條主義者對紅四方麵軍的那些指責就聽的多了，不少幹部都向我反映。我雖然教育幹部不要向底下散布這些東西，但說老實話，心裏是不痛快的。四方麵軍這支部隊，是從鄂豫皖的一支三百來人的遊擊隊伍發展起來的，打了那麽多硬仗、惡仗，是黨領導的隊伍，發展到八萬多人，很不容易。盡管部隊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但本質是好的，是堅決打蔣介石的，是實行土地革命的，是擁護第三國際的，是聽黨的話的，是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是竭誠擁護同中央紅軍會合的。怎麽又是軍閥，又是土匪，又是落後，又是逃跑的？！”（《曆史的回顧——徐向前元帥戰爭回憶錄》，電子版）

向前同誌這兒說的“張國燾對下麵散布：‘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中央紅軍的損失應由中央負責’、‘軍事指揮不統一’”也是真的。不過據國燾同誌說，那是凱豐的挑釁引出來的反擊。他看到凱豐的文章後很生氣，適逢聞天同誌來訪，他便質問聞天，那文章是不是根據中央的決定寫的？如果是，為何不等他來參加討論後再發表，為什麽他到了撫邊20小時還不給他看？難道可以在中央機關報上隨便公開批評一個政治局委員的政治主張？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員不服從多數決定，堅持錯誤見解，才能這麽做，但他已公開提到聯邦政府的問題，其他政治局委員並無不同意見，現在卻在機關報上公開批判，這麽做是為什麽？問得張聞天張口結舌，隻好承認這麽做不太妥當（《我的回憶》，第三冊，234頁）。

接著博古又來見他，抓住個別現象，指責四方麵軍的“軍閥主義”。接連遭到這些突然襲擊，國燾可能火了，待張聞天再度來見他時，便發動反擊，記記打在對方的要害上。

此前在兩河口會議上，毛澤東把中央紅軍的失敗完全歸結於中央軍的飛機大炮厲害，他當時隻覺得同情，並沒有譏笑的意思。但會後可能因為凱豐文章和博古吹毛求疵的刺激，他便向聞天指出，蘇維埃和紅軍遭受的挫折，不能都歸咎於敵人飛機大炮的厲害，而是要從政治上去尋找原因，例如蘇維埃運動的政策是否正確。根據他的經驗，蘇維埃和分配土地並沒有能發動廣大群眾，倒是紅軍軍事力量的壯大和廢除苛捐雜稅等口號卻能轟動一時。“我們死守著一個公式，認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和一切作為是正確的，無可懷疑的，隻是敵人的飛機大炮厲害，因而要避戰，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去”，政治觀念的僵化導致軍事觀念的僵化，中央死死抱住蘇維埃這個左的軀殼，實際上執行的卻是軍事上極右的退卻路線（同上，232-223頁）。

這就是說，中央過去的政治路線整個錯了，失敗便是這政治路線錯誤的結果。這等於從根本上否定了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領導，然而卻與同期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決定的策略改變暗合，連李德都不能不承認這一點：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我屢次聽到毛澤東和張國燾說，他們當時就已經看到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遠景。我認為這是不對的，但也不能否認，張國燾對政治形勢的判斷，當然絕不是他的軍事結論，比毛澤東和支持毛的政治局委員的立場更接近現實，更符合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的決議，後者的立場是一種左傾宗派主義態度的表現。我後來看到有關文件，回憶這段曆史，不得不確認這一點。（《中國紀事》，176頁）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幾年後，毛澤東跟洋房子先生們算賬，同樣指責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推行了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雖然他沒敢懷疑蘇維埃運動，但使用的語言基本是從國燾那兒偷去的。我至今還記得當年學《毛選》，偉大領袖就曾指責“王明路線”的代表先是實行左傾機會主義，後來則變為右傾逃跑主義。但從來也沒能如國燾那樣，敢說穿蘇維埃運動不符國情，不得人心，因此隻能停留在羅列軍事失誤上，從未能說出政治路線錯誤究竟有些什麽內容。

更令洋房子先生們恐懼的是，國燾居然要“講政治”，“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在中央展開政治路線鬥爭：

“我再三強調黨內政治歧見早已存在，遵義會議沒有能夠作適當的解決，目前中央又隻注意軍事行動，不談政治問題，這是極可憂慮的現象。值得憂慮的是我們在政治軍事上都將遭受慘敗，不易翻身，並將引起一、四方麵軍的隔閡和黨內糾紛。如果我們能根據實際情況，擺脫既定公式的束縛，放棄成見，大膽從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許為時還不算太晚。”（同上，241-242頁）

這也是真的，上引向前同誌的證詞就說“張國燾對下麵散布：‘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最有趣的還是，向前同誌還證明了上述中央第三條對張方針“與張某會麵時隻談軍事問題，不談政治問題”也是真的。他在介紹沙窩會議決議時，披露了被《人民網》隱瞞的重要內容，揭發了毛為了權力鬥爭，放棄正確的政治立場，包庇機會主義頭子們的政治錯誤，和他們抱成團，硬要替錯誤路線塗脂抹粉，壓倒了代表正確路線的國燾同誌：

“（沙窩會議）決議針對張國燾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線的觀點，進一步申明了遵義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結論，即中央的政治總路線是正確的，沒有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是軍事路線上的錯誤，經遵義會議已得到了糾正。後來我聽說，不論在遵義會議或沙窩會議期間，毛主席都不主張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線，因為那時軍事問題具有最緊迫的意義。政治路線的錯誤，待時機成熟時再予解決。所以，決議上才那樣寫。毛澤東同誌的這種考慮和處理，是正確的。”（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中央離開懋功後，張國燾即召開了四方麵軍幹部會議。據他說，他在會上首次聽到了手下報告的上述“三項方針”，這才知道毛澤東和洋房子先生們結成聯盟對付他。據說那是“第一方麵軍也有些人不滿中共中央的領導，往往私下向第四方麵軍的熟識同誌透露他們的意見。他們描述此次長征，中央領導著第一方麵軍，一路都是避免戰爭，養成了一種喪失鬥誌的心理。如今還不知跑到那裏去？他們大致認為，‘我能往、寇亦能往’，不能老是亂跑，應使全軍得到休息整理”（《我的回憶》，第三冊，245-246頁）。

這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聶榮臻的證實：

“在兩個方麵軍會合以後，一方麵軍中也確有人從一種不正確的動機出發，歪曲地把一方麵軍的情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偷偷地告訴了張國燾，也使張國燾起了歹心，認為中央紅軍不團結，他有機可乘。”（《聶榮臻回憶錄》，278頁）

《人民網》上的介紹也證實了這次會議：

“1935年7月5日，張國燾在雜穀腦召開四方麵軍幹部會議，肆意歪曲中央路線，挑撥一、四方麵軍之間的關係。此外，他還在四方麵軍中縱恿一些人向一方麵軍挑釁，以致發生搶糧、搶槍、打人、武裝包圍等極不正常的現象，並策動‘川康省委’和四方麵軍領導人，以向中央建議加強軍委領導為名，直接指名要由張國燾出任中央軍委主席。黨中央拒絕了他們的無理要求，但為了顧全大局和增進兩大主力紅軍的團結，中央軍委於7月18日仍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這樣，張國燾才開始調動部隊北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 /4611610.html）

關於“搶糧、搶槍、打人、武裝包圍等極不正常的現象”，李德也聽說了，不過他說他自己從未親眼見到，就是在後來分裂時也未見到過（《中國紀事》，176頁），很可能是洋房子先生們為醜化四方麵軍散布的流言蜚語，卻backfire，反倒嚇得中央讓了步，據《人民網》介紹：

“毛澤東和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曾認真討論對張國燾做出什麽樣的讓步才合適的問題。張聞天主張把自己總書記的位置讓給張國燾，但遭到毛澤東的強烈反對。毛澤東認為，寧可讓出紅軍的指揮權，不能讓出中央的領導權。他分析認為，張國燾要抓大權，把總書記一職讓給他，他可能不會滿意，但如果真讓他當總書記，會留下很大的禍患。毛澤東的意思是盡量考慮張國燾的要求，但又不能讓他獨攬軍權，因此在同周恩來商量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將周恩來所任的紅軍總政委一職讓給張國燾。”（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79/40482/4945164.html）

據楊奎鬆教授介紹，張在擔任總政委的同時，還成了“軍委的總負責者”（《西安事變新探》，15頁），而徐向前同誌的證詞是：

“七月十八日，軍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紅軍總司令，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的命令，規定‘一四方麵軍會師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十九日，製定了《鬆潘戰役第二步計劃》。二十日，對軍隊組織係統作了如下的調整。

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張國燾、周恩來、王稼祥。
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
紅軍前敵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兼），政治委員陳昌浩（兼），參謀長葉劍英，副參謀長李特。”

這就是說，偉大領袖根本無權指揮紅軍，因為軍委沒他什麽事。張係人馬不但控製了中央軍委，而且還牢牢控製了具體指揮部隊的前委。按中共規矩，整個軍隊都落到了張國燾手中。毛這一決定是個關鍵失誤，它加劇了中央原有的恐懼心理，最後變成恐慌，以致喪失理智落荒而走，鬧出天大的笑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