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七）C、摩擦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C、摩擦

關於中央和紅軍分裂，有關三方之中，我黨從未介紹過誘因與惡化過程，隻提供了大量無實質內容的謾罵以及各種明顯荒誕不經的傳說和流言，無法用為嚴肅證詞，張國燾與李德則介紹了破裂的大致過程，基本精神一致，是以隻能基本按他們的證詞還原真實過程，並盡可能校之以其他來源的零星信息。

李德與張國燾都說，兩軍會師時氣氛是良好的，第一次召開的中央會議（兩河口會議）氣氛也很平靜，並未發生劇烈的意見衝突。楊奎鬆教授查閱中央檔案記載的張在會上的發言後也說：“由於張國燾此時的目的在於取得常委和軍委的領導地位，表現得十分隨和圓通。”（《西安事變新探》，14頁）略去對張罪惡動機的追究，這也證實了張的自白。

李德還證實了張國燾自稱的對紅一方麵軍的善意援助：紅四方麵軍負責向五軍團和九軍團提供給養，撥給三軍團一千五百人作為補充，並向三軍團以及一方麵軍的其他部隊給了物質上主要是糧食上的援助（《中國紀事》，171頁）

李德同時指出，兩軍會師時，張的軍隊牢牢控製了那一帶的絕大部分資源，兵力至少是中央紅軍的兩倍多。張顯得很自負，似乎充分意識他在軍事上的優勢和行政上的權力，這一切“使毛澤東和政治局不得不仰仗於張”（同上，168頁）。

不難想象，這種寄人籬下、仰給於人的尷尬處境，會給毛與政治局帶來什麽感覺。尤其當中央紅軍處在那種狼狽不堪的狀態下，與兵強馬壯的紅四方麵軍相比更顯得落魄，連李德都承認了這一點：

“一般來說，我親眼見到的四方麵軍的一些部隊，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們比起我們筋疲力盡的戰士來，顯得精神更好些，穿著更整潔些，並且有著更為嚴格的紀律。我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後來流傳著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謠言，說他們有軍閥習氣，甚至有盜匪作風。”（同上，172頁）

這與張國燾轉述的朱德對紅四方麵軍軍容的稱讚相一致。據張說，朱德對他說，他們與張會麵前，適逢四方麵軍30軍開赴前線阻擊敵軍，從中央要人麵前通過，但見軍容嚴整，裝備精良，戰士精神飽滿，身體矯健，人人滿麵笑容，高呼“歡迎中央紅軍”、“擁護中央”、“擁護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等口號，“他和其他中央同誌們都異常興奮，喜出望外，認為四方麵軍確是一支中共所領導的基幹紅軍。”（《我的回憶》，第三冊，224頁）

從前引毛的警衛員陳昌奉說的毛不許他羨慕張國燾警衛隊那些馬的軼事中，不難窺見毛澤東和“其他中央同誌們”的真實感情如何，也不難斷定張國燾所說屬實：中央既不想跟他講長征的事，也不想聽他介紹紅四方麵軍的情況。這猶如老同學聚會，窮棒子既無興趣介紹自己的破產經曆，也無興趣聽取大款同學的發跡史。張國燾打聽對方、介紹自己，不管他實際動機如何，很容易被毛和其他人理解為炫耀自己、寒磣他人。

更嚴重的是兩軍的成敗對比的“路線”涵義。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為會師時的兩萬多人（此為聶榮臻提供的數據。李德則說：“根據總參謀部粗略的統計，這時部隊，包括非戰鬥人員，還有一萬五千人，最多二萬人。”）而張國燾的部隊據他自己說是四萬五千人左右，據聶榮臻說是十萬人左右。前文已經介紹過我黨唯意誌論必然導致的“以成敗判路線對錯”的標準，按此標準，則毛和中央顯然是犯了路線錯誤，而張國燾則代表了正確路線。

據聶榮臻說，林副統帥就是這麽理解的。當時張準備將聶榮臻調到31軍當政委，將林彪調到另一個軍任軍長，命令尚未發出。聶警告林說，你要注意，張國燾要把我們吃掉。林反駁說，你這是宗派主義。聶說這是路線問題。林彪反駁說，既然是路線問題，你說他路線不對嗎？那他們為什麽有那麽多人哪？我們才幾個人哪？左權、朱瑞都在場，均未表態。兩人爭得動了氣，拍桌子把一個盤子都拍翻了（《聶榮臻回憶錄》，283-2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所以，洋房子先生們本來就因曆史原因對張懷有深刻敵意，現在雙方強弱對比、成敗對比以及主客之勢，必然要加重他們的不安全感（insecurity）甚至受威脅感。毛澤東與國燾雖無舊怨，但他本性多疑是出了名的，這點連老一輩無恥階級革命家諸如楊尚昆輩現在都承認了。在我看來，中央這種“疑心生暗鬼”就是衝突產生的初始原因，並為衝突進一步激化，成了惡性循環與惡性互動，終至中央把自己嚇得落荒而逃。

官方的證詞證實了這一論斷，連張對兄弟部隊的援助，都要被視為不懷好意。據聶榮臻自己說：

“在兩河口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有這麽一件事，引起我的警惕。張國燾忽然請我和彭德懷同誌兩人去吃飯。席上，開始他東拉西扯，說我們‘很疲勞’，稱讚我們‘幹勁很大’。最後說，他決定撥兩個團給我們補充部隊，而實際上不過是相當於兩個營的兵力，一千人左右。我們從張國燾住處出來，我問彭德懷同誌，他為什麽請我們兩人吃飯？彭老總笑笑說，撥兵給你，你還不要？我說，我也要。往下我再沒說下去，因為我那時腦子裏正在打轉轉。”（《聶榮臻回憶錄》，279頁，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張國燾是軍委總負責、紅軍總政委，請部下吃飯聯絡感情又有什麽錯？毛主席請得，張主席請不得？補充兵力並非削減兵力，竟然也成了陰謀，此中奧秘，實非心態正常者能參悟。

上引聶榮臻與林彪吵架的軼事也是莫名其妙，其時因為一、三軍團大量減員，張任總政委後便實事求是地把番號改為軍，林聶都成了軍級幹部。據聶說，張想平級調動兩人，此乃總政委的正常職權，怎麽能理解為“想把我們吃掉”涅？難道一軍團是軍閥的私人武裝，可以不服從上級的調動？

彭德懷的反應也類似：

“張國燾派秘書黃超來亦念，住在我處。說此地給養艱難，特來慰勞。送來幾斤牛肉於和幾升大米，還送來二三百元銀洋。我想這是幹嗎？黃住下就問會理會議情形。我說，仗沒打好，有點右傾情緒，這也沒有什麽。他們為什麽知道會理會議？是不是中央同他們談的呢？如果是中央談的，又問我幹什麽？他又說，張主席（張國燾）很知道你。我說，沒見過麵。他又說到當前的戰略方針，什麽‘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說，那是孔明鞏固蜀國後方。他又說，西北馬家騎兵如何厲害。把上麵這些綜合起來，知來意非善，黃是來當說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挑撥一方麵軍內部關係，陰謀破壞黨內團結。把全國形勢看成黑漆一團，這是明顯的。把王明路線造成的惡果，同客觀形勢新的發展混為一談，否認遵義會議糾正王明路線的偉大勝利。送了一點點吃的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銀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舊軍閥卑鄙的手法。”（《彭德懷自述》，網絡版）

當時我黨實行供給製，送給彭德懷的大洋乃是軍費，體現首長對轉戰四方、遠道而來的部隊的關心，這也會引起“很高警惕”？真是好人難做哦。

這種“很高的警惕”簡直成了病態。據聶榮臻自己說，前敵政委陳昌浩留他談話，徐向前也在場。晚十點離開後，聶竟不敢騎騾子，讓一個警衛員牽著騾子走在前麵，另一個殿後，他走在中間。過去他不作戰時手槍從不上膛，此時他不但把手槍頂上子彈，還讓警衛員也這麽幹，據他說是怕被陳暗算（《聶榮臻回憶錄》，283頁）。

在我這遲鈍之人看來，這種揭發似乎隻證明了揭發者的心理變態，蓋所有的揭發者從未給出過任何線索，證明他們的“很高的警惕”確有依據，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並非自驚自嚇。恰恰相反，它似乎不是對方的善意表示（諸如請客、補充給養兵力），就是正當行使職權（如聶揭發的人事調動腹案）引發的。

這些證詞反倒證實了張國燾的回憶。據張說，當他離開撫邊到達卓克基東北中央駐地時，他的住處竟被安置在離其他中央委員宿營地好幾裏路的村莊，沒有什麽中央的人去見他，似乎已他成了被貶斥人員。在毛兒蓋會議召開政治局會議時，會場在一個山溝中。張聞天在穀口迎接張國燾，陳昌浩不得入內，隻能在山口外等候。二張以及國燾的一個警衛員步行進入山溝，沿途通過好幾道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全村周圍警衛密布，如臨大敵。國燾乃笑著對聞天說，中央機關自行警戒得如此嚴密，那就用不著總司令部擔心它的安全了。聞天聞言顯得有些尷尬。會場外戒備森嚴，與會者神情緊張，令國燾想起了鴻門宴（《我的回憶》，第三冊，248，256-257頁）。

雖然國燾自稱“保持冷靜”，還向想不通的四方麵軍將士作了許多解釋工作，但被同誌當成敵人一般防備，誰能心平氣和？據張說，四方麵軍將士對此非常不滿，說中央歧視四方麵軍，不把它當成嫡係部隊。這我相信也是實話，並非國燾捏造出來的，幾個方麵軍的糾葛一直鬧到文革，看一眼《吳法憲回憶錄》便能洞見這點。文革中走紅的軍人多是一方麵軍的。直到毛死後，其他兩個方麵軍才算是翻起身來。

更何況如上引李德證詞提示，當時就有許多攻擊四方麵軍的流言，先說四方麵軍軍閥習氣嚴重，後來直接就把該軍罵成是土匪，是軍閥部隊，連徐向前都想不通：他從百來號人起家，出生入死拉起了十萬大軍，最後卻成了土匪，軍閥。

期待值的跌落更加助長了四方麵軍的不滿。會師前，四方麵軍的政工人員大吹中央紅軍怎麽怎麽偉大，結果老大哥部隊來了，原來是一群衣破襤褸的丐幫，軍紀也一塌糊塗，令他們大失所望，甚至難免產生鄙夷心理。

張國燾說他與朱德曾目擊一方麵軍的幾十名戰士圍攻十幾頭，準備用來作晚餐，花了十多發子彈才將那牛射倒，其他牛因受驚狂奔，引得許多藏人在那兒怒目而視（同上，236頁）。

多方麵的信息提示，當時紅一方麵軍的軍紀確實很差。上引李德證詞已承認一方麵軍當時的軍紀不如四方麵軍。他還在回憶錄裏記載了毛兒蓋會議決議，據說該決議“對一方麵軍的巨大損失，紅軍戰士筋疲力盡，許多幹部情緒惡劣，政治工作不深入和紀律渙散，進行了批評。決議建議一方麵軍向四方麵軍學習，接受四方麵軍的積極經驗。”（《中國紀事》，180頁）

李德還說，在懋功以北，部隊全靠搶劫藏民過日子：“在懋功北麵就根本不見人跡了。村落和院宅被遺棄了，貯存的糧食被收藏和搬走了，牲口也被趕走了，周圍根本沒有可以買到或者可以從地主那裏沒收的東西。不論人家願意與否，我們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一切，甚至最後一粒糧食，並且不得不接二連三地派征糧隊進山，去逐獵散遊的牲畜。”（同上，172頁）

這與吳法憲的生動回憶完全一致（《吳法憲回憶錄》，78-80頁）。就連毛本人都向斯諾承認了這種普遍的搶劫行為，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斯諾：《紅星照耀著中國》，轉引自張戎、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100頁）

老大哥部隊軍紀如此之差，中央反倒責備兄弟部隊是軍閥部隊，甚至是土匪，像防備敵人一般提防猜忌他們，這還能有什麽好事？當然要引起四方麵軍將士反彈，惡化兩軍關係，反過去又更加刺激中央的病態心理，成了惡性互動與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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