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五） 3）草地分裂之謎

3）草地分裂之謎


A、鑒定各方證詞的原則

中央何以會與張國燾決裂，這大概是黨史上最難查清的疑案。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張國燾後來投了國府，比投蘇聯的林副還更無希望翻案。林副還有老部下、女兒以及前未婚兒媳（NND，這算是什麽職稱，或是什麽親戚關係？）為之喊冤叫屈，國燾則連當年的死黨都不敢為他說好話。因此，到底當初發生了什麽，中央為何分裂，除了我黨鋪天蓋地的妖魔化宣傳外，便隻有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以及李德在《中國紀事》裏的記述。

但哪怕是從我黨的一邊倒的宣傳中也能看出門道來。它和文革大批判一樣，特點是“嗓門大，質量差”。例如張國燾究竟犯了什麽滔天大罪，從毛澤東以下就說不出個道道來，除了“另立中央”、“篡黨篡軍”、“企圖武力解決中央” 外，就是“土匪主義”、“軍閥主義”、“逃跑主義”毫無實質內容的辱罵。就連那三條實質性指控中，也隻有“另立中央”這條能成立，張本人也從未否認過，其他兩條不是捏造，便純屬搞笑。

例如“篡黨篡軍”這條，張國燾確實提出改選中央（後文還要詳論），但那是在政治局會議上光明正大地提出的。他也確實取代周恩來作了紅軍總政委與軍委總負責者，由陳昌浩和徐向前分任前敵部隊總政委和司令員，但那是張聞天提議並經中央批準的（楊奎鬆：《西安事變新探》，15頁），難道黨中央會批準張國燾篡自己？要說這是篡黨篡軍，那遵義會議又是怎麽回事？

其他人的指控更可笑，諸如彭德懷和聶榮臻都指責張國燾拉攏紅一、三軍團的將領，想控製這兩支軍隊。張本人乃是中央軍委總負責，根據我黨“黨指揮槍”的神聖原則，他想控製這兩支軍隊豈不是天經地義？彭聶等人反對控製，才是試圖搞“槍指揮黨”的軍閥主義。

事實上，我黨的愚笨宣傳，反倒證明了在背後搞陰謀的不是張國燾，而是當時控製中央的毛澤東與留蘇派，證實了張國燾在回憶錄裏說的基本是事實。

例如張抱怨說，他滿懷熱情地迎接中央的到來，然而頭一次見麵時，“要人們不談長征和遵義會議的經過，甚至也沒有興趣聽取我關於紅四方麵軍情況的敘述，”隻是由毛澤東發揮他的“吃辣椒者最革命”論，博古配合著扯了一陣淡。張覺得中央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卻不談正事，忽忽若有所失。過後他與張聞天談話時， “我（張國燾）如實告訴他一些四方麵軍中黨的工作的實情，他卻不願多談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遷到瑞金以後的演變，僅向我說遵義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沒有什麽不同的意見，從那時起，中共中央主要考慮的都是軍事行動問題，大家都推重毛澤東主持其事”（《我的回憶》，240頁）。

這是張的一麵之詞，然而卻得到我黨的證實。若幹高幹為了顯示自己的路線覺悟，在回憶錄裏竟然說張向他們打聽遵義會議的情況，而他們又是如何如何富於警惕性，把張碰了回去。此類炫耀我在不止一個高幹回憶錄裏看到過，當時就覺得好笑：張國燾叛變是後來的事，那陣子乃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向他傳達遵義會議的內容乃是中央的職責，但他居然也就落魄到一無所知，必須到處去刺探，這到底是誰在搞陰謀？這恰好證明張國燾說的一點也不假：中央就是在向他非法封鎖消息。而且還可以推出，中央早在和他見麵前便商定了這麽做，還對有關知情人士打過招呼，並不是後來關係惡化才采用的應急措施。

又如我黨指控張想吞掉紅一、三軍團，卻泄露了想非法奪權的不是張而是毛。官方媒體《新華網》上最近刊出一篇文章《紅軍西路軍曆史真相澄清始末》（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10/24 /content_3675981_1.htm）
，其中說：

“在執行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命令中，張國燾仍有個人的打算。１９３６年６月６日，張國燾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１９３６年７月，紅二方麵軍與紅四方麵軍會師後，張國燾並沒有改變同中央對抗的立場，‘他企圖拉攏剛剛會師的紅二方麵軍支持他的錯誤活動和主張，遭到紅二方麵軍領導人的堅決抵製’。‘在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的二、六軍團快要與四方麵軍會合時，中央迅即下令讓他們成立二方麵軍，就是為了防止賀部被張並吞了去’。”

上文已經指出，張國燾是中央任命的紅軍總政委與軍委總負責，他和朱德指揮軍隊的權力是中央正式授予的。即使後來中央分裂了，陝北中央也從未正式下文宣布解除他這一職務，褫奪其軍權，又有什麽“並吞”問題？賀龍部到達西康與張國燾會合時，隻有五千人馬，而且疲憊不堪，張手下有幾萬人槍，真要並吞他，效法軍閥將其包圍繳械不就完了？毛澤東在富田事變後鎮壓紅20軍時也使用過這一手，他先以談判為名，誘捕了20軍兵變領導人，將其全體處決，又將20軍調入紅一、三軍團埋伏圈，將其包圍繳械，殺害了軍長、政委以下700多名副排長以上幹部，取消了20軍番號，將士兵編入紅7軍。紅二方麵軍人生地不熟，在哪兒駐紮完全由張安排，要如法炮製有何難哉？豈能是中央一紙命令可以預防的？這種命令，似乎隻表明了毛急於控製二方麵軍的焦灼心情。

同一篇文章進一步泄露了毛效劉邦奪韓信軍故事，通過陰謀權術而不是組織手續去奪取四方麵軍軍權：

“中央組織寧夏戰役的另一個意圖是，在統一指揮時，讓彭德懷把四方麵軍河東部隊的指揮權拿過來。１０月２９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強調：‘ 全戰役須掌握在你一個人手裏’。但彭德懷辦不到，他指揮不動張國燾，調不動四方麵軍，隻能向毛澤東報告：‘張對打擊胡敵始終是動搖的，企圖以四方麵軍先取（遠）方（物）資後再說。’”

這種實話怎麽能說出來涅？為何作者就蠢到看不出來，這隻能抹黑毛澤東而不是張國燾？

這還算好的了，國內網上某些文章簡直就把我黨說成是黑社會的流氓，例如《書8226;刊8226;報》所載《長征路上，任弼時和張國燾的鬥爭》中竟然說，在與紅二、六軍團（後來命名為紅二方麵軍）會師慶祝大會上，“張國燾剛要起身講話，坐在旁邊的賀龍就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國燾啊，隻講團結，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結果，張國燾沒敢講不利團結的話。賀龍說：‘我哪裏會打他的黑槍，是他自己心裏有鬼嘛！’”

所以，黨內團結竟然需要用土匪的黑槍來保證！一個軍團長竟然敢對軍委總負責、紅軍總政委作這種赤裸裸的人身威脅！編造這種神話的人，怎麽就想不到這是對無恥階級革命家的醜化？

其實張國燾在回憶錄裏早說了，他們吸取了與一方麵軍會合後鬧糾紛的教訓，待二方麵軍來時，讓兩軍駐紮在相距很遠的地方，避免摩擦發生，哪來什麽慶祝會師大會？而且，兩軍實力相比太懸殊，若賀龍真是作過這種威脅，而張也感受到了這種威脅的話，那隻會給賀龍本人帶來災難。當年夏曦在湘鄂西根據地搞肅反，幾乎殺光了所有幹部，賀龍還不是大氣不敢出，任夏曦愛怎麽殺就怎麽殺，幾曾有過“打黑槍”的豪情勝慨？

又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晚年回憶往事，如祥林嫂般曆數“十次路線鬥爭”，數到張國燾時總要說“自恃人多槍多”，這話他老人家一輩子大概說過幾十次吧。這到底算是什麽罪名？似乎隻證明了偉大領袖的嫉妒心理，以及成功以後“某業所就，孰與仲多”的沾沾自喜。就連鬼子都看出這點來了。

記得Short寫的《Mao： a Life》上就引用過《跟隨毛主席長征》的一段記述，說那流露了毛對張的嫉妒心理。那書是毛當年的警衛員陳昌奉寫的，Short引用的是書中描寫毛和張首次在懋功附近會麵的場景。陳說，那天，中央要人全體出動迎接張國燾。張還未到，他的警衛部隊便騎馬先至，一色高頭大馬，器械精良，此後張才騎著馬如飛而來，擺足了排場，令歡迎的大員們相形見絀。更別說一方麵軍將士個個形同乞丐，麵有菜色，猿形鵠立，囚首垢麵，便有馬也早就給吃掉了，幾曾見過如許兵強馬壯、盔甲鮮明的隊伍？張還沒露麵時，陳呆呆地望著張的警衛騎來的大馬，充滿了豔羨。毛看見此情此景，頓時打翻了醋壇子，對那個沒見過世麵的劉姥姥厲聲喝道：“不要看那些馬！”（說明：以上僅憑記憶，記憶中好像英文譯文是“Don’t admire those horses! ”但未必可靠。手上無Short與陳的書，隻好等日後有條件再校對，抱歉。即使校對也是看主旨，其中的諷刺性文學描寫當然是出自本人）

所以，這些宣傳反倒從反麵證實了張國燾的無辜。

此外，作出證詞的還有另外一個人，那就是李德。該同誌對毛和張都無好感，毫無必要說張的好話，何況張還是個無論蘇共還是中共乃至德共都不能容忍的叛徒，因此李德可算個相對中立的第三方證人。用他的證詞與張的互校，似比楊奎鬆教授用中央檔案來校對張的回憶更可靠。

例如張說，中央的第一次會議上毛作了報告，提出北上方針，張則提出了三個進軍方向，毛感到不快，但並未正式討論與表決，便說了句“從長研究”不了了之，事後中央卻把毛的北進主張當成決議實施，過去中央從未這麽幹過。不同意見都要提到會上經過爭論和表決，雲雲（張國燾：《我的回憶》，232頁）。楊教授根據時間地點，判定張說的是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懋功附近召開的兩河口會議，又根據中央檔案指出張的回憶錯誤，諸如作報告的應該是三人團首領周恩來，不會是毛澤東，而會議也作了決議，並不是張說的議而不決（《西安事變新探》，10頁、14頁）。

但李德卻如是說：

“1935年6月28日，政治局召開了正式會議，我也被邀請去了，據我所知的‘局外人’都不在場。會議開得出奇的平靜，顯然最重要的決定已經在預備會議中作出了。”（《中國紀事》，169頁）

這與張的指控相符。據張說，在毛兒蓋召開的二次會議上，事前不通知他議程是什麽，會場警備森嚴。他到會後，毛澤東即將事先擬好決議發給他，“我讀完這個文件，遞交給其他到會者閱看，他們回答已經看過了。看情形他們不僅看過，也許還討論過，隻我一個人不知道罷了。會場氣氛，好像有些緊張，每人的麵孔都是冷峻的，當主席張聞天請大家討論時，竟無一人發言。當晚會場外警戒的森嚴和會場上同誌們的緊張表情，使我想起了曆史上有名的鴻門宴”（《我的回憶》，257頁）。

雖然兩人的回憶必然與事實有出入（例如可能把雙河口會議與毛兒蓋會議混起來，弄錯要員們當時的職務等等），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以據此判定，中央當時確實是在背後先商量好，擬好決議，再請張出席，迫他接受既成事實。若是表決，張隻是一個人，當然隻能少數服從多數。這種做法完全違反了列寧的“民主集中製”，但中央檔案中絕對不會記下這些幕後陰謀策劃與會上的氣氛。而兩河口會議上毛以“從長研究”搪塞張國燾，過後再追補一份決議的可能也無法排除。因此，中央檔案當然是確定時間、地點、人物、官職等細節的過硬證據，但若想還原比較全麵真實的曆史圖景，恐怕還須依靠過來人的證詞互校。

基於證詞互校，我覺得張國燾的證詞基本可信。令人矚目的是，張的態度相當心平氣和，並無什麽怨毒。他不光對朱德印象極好，還充分肯定過周恩來，就連對毛也沒有什麽怨恨，其評價相當客觀準確，與毛對他的單向嫉恨形成鮮明對比。縱觀全書，他最討厭的還是王明、博古等國際派，但那更多的是鄙視而不是怨毒。即使與李德那相對的第三方相比，他敘說往事時也似乎更少些主觀情緒，與我黨出於政治需要的宣傳相比就更不用說了。因此，我覺得可以參照他和其他人的證詞，把籠罩在九寨溝黃龍洞（反正大致是那個地方吧）上空幾十年的濃雲迷霧理出個頭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