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六）B、張主席才是紅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

B、張主席才是紅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

要知道中央為何會在與張國燾會合前就商定怎麽對付他，必須知道他的來曆。國燾同誌是我黨有覺悟的老黨員（此話抄襲《列寧在十月》台詞），借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來說，他不但是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也是紅區正確路線的代表，自然不為執行 “王明路線”的中央所容。他和張聞天代表的中央的鬥爭才是路線鬥爭，和毛澤東的鬥爭隻是權力鬥爭。偉大領袖毛主席完全是為了個人權欲，“忍著巨大的痛苦 ”（這是毛後來對他在蘇區時強壓下對洛甫的鄙視去接近洛甫時的心情描述），和錯誤路線頭子們抱成團，鬥倒了正確路線代表國燾同誌。

我知道這話聽上去太離奇，同誌們大概難以接受，不過且聽我從頭道來。

我黨所謂路線鬥爭，在那段時間指的是中共黨內土著實幹派與共產國際的鬥爭，而國燾從來都是反國際的，當然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之所以如此，是他和毛澤東的成長過程相當不同。毛直到到了延安後，才開始從“政客”成長為“政治家”，而國燾從一開始就是政治家。

所謂“政治家”，就是對該怎麽幹革命或治國有一套自己的係統的想法（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理念”）的從政者，用我黨的行話（jargon）來說就是有自己的“路線”；而所謂“政客”，就是毫無這種想法，但精通權術，隻知道追求個人權欲的從政者。張毛的不同閱曆與眼界，決定了兩人成長速度的不同。

兩人都是建黨元老，但毛曆來是邊緣人物，而張曆來是中樞人物。張受過比毛澤東更完備的教育，拜新文化運動之賜，思想比較新潮，有點西方文明常識，有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與批判精神，從建黨那天開始就有一套自己的主張。在大革命中，他處於漩渦中心，算得上是決策圈裏的風雲人物，與各派領袖諸如孫大炮、太上皇鮑羅廷、汪精衛、蔣介石、胡漢民、譚延闓等人都有過過從或是打過交道。重大的曆史事件他都曾參與幕後策劃，諸如武漢政府收回英租界，國共破裂後的南昌起義等等。所以，如果說我黨早期的精神領袖是陳獨秀，那實際領袖就是張國燾。

此後他又到蘇聯去，除了參加共產國際工作外，還去列寧學院旁聽，啃《資本論》，其理論素養絕非毛氏可比（毛終生未讀那本共產黨人的聖經，這點連王力那知青都看不上）。而且，他一直在和共產國際形形色色的代表打交道，對那些人乃至蘇共到底有點什麽水平，早就心頭雪亮了，絕不會如土鱉們一樣，對萬裏之外的莫斯科和斯大林懷有宗教式敬畏，斷不敢懷疑上帝也會錯。

正因為此，早在黨的三大時，他就強烈反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國共合作主張，反對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預言那必然是共產黨人為國民黨抬轎打工當牛馬，最後還要引起國民黨猜疑，什麽好處都撈不到，認為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為此觸怒了馬林而被踢出了中央。

此後馬林失勢，張國燾回到中央。但他仍然不滿於共產國際路線，認為鮑羅廷是個隻知道玩手腕的“策略家”，曾向鮑羅廷指出，中共沒有武裝，不可能如斯大林指望的那樣掌握國民革命領導權，要求鮑羅廷用俄國軍火武裝中共控製下的工農。事實證明了他的預言。

國共破裂後，他反對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認為那是革命低潮，我黨隻能隱蔽下來，保存並秘密發展實力，不宜搞自殺式的“兒戲暴動”，為此跟瞿秋白吵成仇人。作為反對派代表，他被召到莫斯科去，在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麵前慷慨陳詞，曆數了國際的錯誤，頗受布賞識，影響了布為中共六大製定的政治路線。

以後斯大林拱垮了布哈林，米夫在共產國際中得勢，中山大學的“二十八宿”等知青跟著雞犬升天。國燾曾作為中共領袖，參與解決中山大學事件，因主調和態度而與米夫及其親信博古等人有過衝突，而就是這夥人後來把持了中共中央。

以上曆次“路線鬥爭”都是寫在官方黨史上的，第一次據說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第二次是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第三次是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第四次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據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正確路線代表，可惜黨卻忘記告訴大家，毛在當時有些什麽針鋒相對的主張，又是與錯誤路線頭子怎麽鬥爭的。其實若要說有正確路線代表，則非國燾莫屬：除了立三路線那陣子他在蘇聯未能躬逢其盛，其餘三次錯誤路線他都堅決反對，並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之所以有這些爛汙“路線鬥爭”，其根源是我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絕對服從莫斯科的領導與指揮，而莫斯科對中國極度無知，並不具備充當中共導師資格， “外行領導內行”，就必然引出災難，國燾同誌把這點說得明明白白：

“中共同誌們常說：‘共產國際不懂中國情形。’這句話對極了：本來整個共產主義乃至社會主義圈子內，從馬克思直至現在，對於遙遠的亞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是急功近利，投機冒險的急就章。它從世界革命的觀點出發，總想在中國拚湊一個大革命，打擊帝國主義，聲援蘇聯，自然不易恰如其分的了解中國，甚至忽略了中國革命需要的是什麽，所能做到的又是什麽。因此‘盲人瞎馬’、‘閉門造車’、‘削足適履’和‘揠苗助長’等等毛病就都發生了。 ”（《我的回憶》，第二冊，275頁）

所以，我黨早期所謂“路線鬥爭”，說穿了就是土著內行與毛子外行的爭吵。俄國人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與文明優越感更加重了外行領導內行的災難，鮑羅廷曾對國燾流露過這種傲慢心態：

“鮑羅廷描述在廣州的俄國人的地位之時，也頗有洋洋自得之態。他直率的說：‘中國是一個無人地帶。’並說曆來外國人到中國活動，雖受到折磨，但憑他們的冒險精神和應付能力，收獲頗為可觀，為什麽俄國人不會有同樣的機會呢？這些話觸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責鮑羅廷離開了革命的立場，瞧不起中國人，頗有殖民主義者的氣味。他隻是笑笑，不加答辯，言外之意似乎是他為了保全俄國的利益，顧不得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了。”（同上，118頁）

這種將中國視如無人之境的傲慢態度，大概是從斯大林那兒來的。斯大林當國前，莫斯科派來的欽差大臣，無論級別還是水平都還差強人意，加拉罕、越飛都是蘇聯當時的副外長；維經斯基和鮑羅廷都是列寧的朋友；鮑羅廷的政治手腕據說相當高超，一度成了廣州國民政府的實際領袖；加倫將軍（布柳赫爾）則是蘇軍最早的五大元帥之一。但斯大林鬥倒托洛茨基後，便徹底把中國當成無人之境，以為“在瞎子的國家，獨眼龍就能當皇帝”，派來的特使都是他在“路線鬥爭”中提拔起來的蠢青。那些人自命正確路線代表，唯一精通的就是路線鬥爭，別的什麽都不會。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描寫的羅明那滋就是一例。時值國共破裂，許多共產黨人被殺，黨人悲憤交加，準備複仇，羅明那滋正在這當口上被莫斯科派來指導中國革命。此人其時才有29歲左右，下車伊始便哇喇哇喇，氣勢洶洶地大罵張國燾與瞿秋白，說陳獨秀犯了錯誤，必須撤職甚至開除黨籍，而瞿張兩人必須戴罪立功。國燾大怒，因請教他：現在南昌暴動在即，請問欽差，暴動的領導機構應叫什麽名義，宣布什麽政綱，如何組織，采用何種策略，如何動員各地工農起來策應？此外，暴動需要大量的錢與蘇俄軍事顧問，起義隊伍到達東江後必須從蘇聯獲得軍火與物質，這些問題該怎麽解決？

欽差一下就傻了眼，什麽都說不出來，隻能答曰待他向莫斯科請示。國燾再三告訴他事情十萬火急，不能坐待請示，必須馬上決定也沒用。國燾因忖道：

“在我看來，也許是他太年輕了，他的氣質似是十月革命後的紈絝子弟，態度有類於沙皇的欽差大臣。他太輕視中共的知識分子，我們這些人並非完全經不起革命的考驗，更不能看成是沙皇治下的農奴。”

“談話結束後，瞿秋白也頗感失望。他曾向我表示，共產國際為什麽派這樣一個少不更事的人來當代表，隻會反機會主義，提起南昌暴動就沒有主意了。我也向他表示，看來中共的厄運未已，在受到蔣介石汪精衛的摧殘之後，現在又要受到羅明那滋的摧殘。我的這句話，後來證明不幸而言中；羅明那滋的盲動作風，幾乎把我們艱難締造的中共，整個斷送了。”（同上，280-282頁）

可惜斯大林意猶未盡，還要 “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特化（bullshitised）而鬥爭”，把中山大學那些“站對了隊”的蠢青源源不絕地派到中國來，塞入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崗位。這夥人與張國燾的關係，猶如去劍橋演說的溫家寶與台下坐著的愛國黨員同學一般。然而因為有斯大林走狗米夫的支持，便排眾而前，變成了中央領導人。他們和羅明那滋一樣，隻懂“反機會主義”，唯一的本事就是在中國逼真複製在中山大學學會的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路線鬥爭”，用的手段還相當毒辣。

在米夫的操控下，中共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由周恩來出麵，違反黨章，把區委幹部王明同誌塞入政治局，還把並非中央委員的張聞天提為中央宣傳部長。這種做法引起了老同誌們的強烈反彈。何孟雄等人向共產國際要求，把張國燾和蔡和森派回國領導中央，並與羅章龍等三十餘名中共中央委員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發布《告全黨同誌書》和《致共產國際信》，宣稱拒絕承認四中全會合法性。但何孟雄等17人在旅館秘密開會時，卻被國民黨一網打盡，不久就被殺害了。於是四中全會沒有表決就散會了，而王明也就莫名其妙地當上了政治局委員。

何孟雄等多名中央委員何以被捕，至今是個疑案。據張國燾說，羅章龍認為那是王明借刀殺人，向國民黨告密的結果。此說要比“袁世凱暗殺宋教仁”可信得多。據張國燾說，他回國時，米夫和王明已經重返蘇聯。代理米夫的是一位波蘭青年，“他竟主張用暗殺手段對付羅章龍。他對何孟雄的被捕，不特毫無同情，反說那些反黨分子是自投羅網。他認為羅章龍是何孟雄等的智囊，現在又發表反黨言論，因而要立即予以製裁，用極機密的手段消滅這可惡的反對者” （同上， 461頁）。如果這段證詞可靠，則米夫和王明確有重大的嫌疑。

王明當上政治局委員後，向忠發被捕叛變。向是政治局主席，掌握所有的秘密。他與此前的顧順章的叛變，使得上海中央再也無法立足，隻能作鳥獸散。王明隨著米夫返回蘇聯，周恩來決定去蘇區。王和周分手時，兩人與遠東局秘密商定，由顧順章等人不認識的留蘇海龜組成臨時中央維持工作，將來到了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再把權力交出來。於是並非中央委員的博古（秦邦憲）和洛甫（張聞天）便成了臨時中央委員。這個臨時中央隻是個應急的臨時機構，但它遷入蘇區後，其教父周恩來卻隱瞞了內幕，於是就成了正式機構，24歲的知青博古還莫名其妙地成了總書記（楊奎鬆：《毛澤東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5-36頁）。所以，四中全會與五中全會“選舉”的中央都是“塑膠胸脯朦朧胎”（附注，此乃著名網絡詩人易明先生的名句），來曆不明。

張國燾回國時，王明已經走了，周恩來還在上海，但不久後也去了蘇區。據張自稱，若何孟雄等人還在，他可以團結老同誌們，要求召開五中全會，揭發米夫派的罪惡，把王明等人攆出中央。但現在老同誌被一網打盡，此舉並無勝算，可能會造成黨的毀滅。為顧全大局，他不能不投鼠忌器，接受既成事實（《我的回憶》，第二冊，463頁）。

明白了這些背景，則立即就能洞見張聞天、博古等人把持的中央為何要對國燾封鎖遵義會議作出的決議和人事變動。據李德說，在兩軍會合前，博古就對他表達過擔憂：

“博古對這些消息顯出複雜的感情。一方麵，他歡迎即將到來的紅軍主力會師；另一方麵，他又擔心毛澤東會把張國燾的、在很大程度上與毛以前的思路相吻合的政策變成他自己的政策，強迫政治局接受下來。然而，以後的發展表明，這種憂慮是沒有根據的。”（奧托8226;布勞恩《中國紀事》，168頁）

博古的確有理由擔憂。從表麵上看，毛與張確有很多共同之處：都是建黨元老，都有很強的野心和出眾的才幹，都在黨內軍內有很高威望，都是“老右傾 ”，一言以蔽之，都是土著內行，都鄙視他們那些米夫教出來隻會搞路線鬥爭的蠢青。兩人若是聯手，以他們對軍隊的控製與在群眾裏的號召力，要把蠢青們攆出中央不費吹灰之力。

然而兩人的相似也就止於此。博古沒有看到兩人的區別：張國燾早就是視界相當開闊的政治家了，對怎麽幹革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而其時毛澤東還隻是個政客，並無什麽路線可言。他當然鄙視“洋房子先生們”，但自己毫無理論素養，對馬列的認識就隻限於蘇區油印的幾本二手貨，連馬列的基本概念都要誤會到八萬竿子打不著的地方去。連博古那種知青都能看出毛心目中的“階級鬥爭”就是農民戰爭，跟馬列說的完全是兩回事。在那種宗教運動中，誰對聖經更熟悉，誰就能搶占道義資源，獲得話語霸權，《紅與黑》上的於連同誌不就是靠背拉丁文《聖經》出人頭地麽？

更重要的是，與張不同，毛始終遊離在革命運動和權力中樞之外。大革命中他是汪精衛的秘書，一度被黨人譏為“汪精衛的跟班”，與張國燾扮演的角色完全是兩回事。國共破裂後他一直在荒山僻野當山大王，遠離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權力中心，從未去過蘇聯，也未如張那樣與形形色色的國際領導和欽差們打夠了交道，對國際共運沒有起碼的感性理性認識。斯大林以及共產國際都是遠方的上帝，他沒有足夠的知識儲備來懷疑他們的絕對正確，更提不出自己的一套政治路線來。此時的他對政治完全是白紙一張，在黨內也隻以“軍事專家”知名，周恩來就曾介紹過“澤東同誌對軍事問題感興趣”。的確如此，他與“洋房子先生”們的衝突，也就是隻限於局部的具體軍事問題，並不曾如張國燾那樣，認為留蘇派乃至國際推行的是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博古說他是“狹隘經驗論”，這話也沒說錯。毛終生也不具備理論能力，乃是他批的“經驗主義者”。即使是後來在延安整風中批判“王明路線”，他也頂多隻能拿戰略戰術失誤說事，從未能在政治路線上作理論批判。

另外一個同樣重要的區別是，作為政治家，張更習慣於列寧黨那套，亦即如托洛茨基一樣，在黨內公開提出反對意見，展開辯論，解決分歧。即使要奪權，也得按黨章規定的程序進行。就連斯大林早期都做到了這點：他擊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都是靠表決，非常手段是後來才使用的。據張自稱，他強烈反對使用敵我鬥爭的方式來解決黨內鬥爭，對周恩來暗殺黨內同誌黃警魂非常憤慨，還堅決拒絕了凱豐要在四方麵軍建立保衛局，以特務監控紅軍指揮員的提議。當然，如所周知，洪洞縣裏無好人。張國燾治下的蘇區肅反是有名的。但從他與中央鬥爭的表現來看，他的手段要比中央光明正大得多。

張和毛的最後一個重要區別是，兩人的名聲都很大，但毛隻是沾了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光，與朱德一樣在紅軍戰士中擁有極高知名度，但並不受將領們愛戴。跟他共過事的人都無法忍受他的專橫跋扈，唯一可稱死黨的隻有後進軍人林彪。然而就連林彪同誌也在會理會議前與張聞天、彭德懷等人密謀倒毛，據聶榮臻揭發，在兩軍會師後，他還接受張的拉攏，有跳槽模樣（《聶榮臻回憶錄》，懶得去查書給出頁數來了，以後出書再說吧）。這種事絕對不會發生在紅四方麵軍中。

從張的自述看來，他的私生活似乎頗幹淨（否則早被揭發出來了，好像也就隻有一個夫人），而且似能與士卒同甘共苦。從鄂豫皖突圍而出時，他們不得不扔下兩千傷兵，引起士卒普遍不滿。待到危急關頭度過後，他便下令抬著傷兵走，關心救治傷病員，在野營時把曠野上僅有的茅房讓給傷病員睡，自己去和大軍在野地露宿。傷員們非常感動，一致要求張主席進屋跟他們睡。盛情難卻，他隻好去和傷兵們睡在屋裏。傷兵們為了怕妨礙他休息，竟然忍住不呻吟。自此之後，戰士們才意識到當初拋掉傷兵實屬不得已，雲雲。

這當然很可能是自吹，不過仍可得到旁證。拋棄甚至殺害傷兵乃是中央紅軍的優良傳統。據龔楚說，紅軍內部的保衛局特務不但負責監控指揮員，防止他們叛變，必要時加以殺害（李明瑞就是這麽死的），而且負責槍斃掉隊的傷兵，以防他們被敵軍抓獲後，泄露大軍去向或其他機密。紅一、三軍團秘密逃走後，竟然扔下幾百名傷病員（《西安事變新探》，20頁），這做法在紅四方麵軍中引起極大憤慨。如果四方麵軍也有類似優良傳統，恐怕不會引出這種情緒反應來。

而且，四方麵軍對張主席的赤誠擁戴是有名的。後來老張挨整，許世友等人甚至想造反。與林彪、彭德懷等人在四渡赤水後密謀倒毛形成鮮明對比。而且，紅四方麵軍也不曾如紅一方麵軍那樣，長官由士兵抬著走了兩萬五千裏。老張在回憶錄裏曾對這種做法表示不滿。他對將領似乎也比毛愛護得多。他的一個師長因觸犯劉伯承被關了禁閉，想不通跳崖自殺了。他也不曾把他打成“以自殺叛黨”的高崗式反革命。一、三軍團逃走後，扔下了原屬中央紅軍的紅五軍團與紅12軍。這些隊伍似乎既未被改編，將領也不曾受到清洗或批鬥，至少我黨從未作過此類指控。紅五軍團一直由原國民黨軍人董振堂率領，直到北上，在寧夏戰役中被胡宗南部隔斷在黃河以西，董本人戰死在甘肅高台。紅四方麵軍將領可就沒享受過這種信任，大家都紛紛“脫褲子割Ｘ巴”，與張國燾劃清界限，這才逼得許世友等高級將領幾乎暴動越獄。

李德的證詞也為以上論述作了旁證：

“張的整個品格以及他在共產黨和紅軍中的崇高威望，也使人不得不依從。張的野心和權欲都不亞於毛，像毛一樣他也是黨的創始人之一；但與毛不同的是，張多年來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也參加了所有的或幾乎所有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深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賞識和器重。毛本人曾多次、特別是在瑞金的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以頌揚的口吻特別強調指出，張作為中央在鄂豫皖蘇區的全權代表和第四軍團的總政治委員，作出了很大的功績。張國燾在四軍團（蘆注：即四方麵軍）的指揮員、政治委員和紅軍戰士中享有絕對的權威，同中央紅軍中的情況相類似，作為總政治委員，一切戰略決策都由他製訂；相形之下，司令員徐向前在他麵前也就黯然失色了（蘆按，李德記錯了，政委是陳昌浩。張是中央特派員、中央局書記和蘇區主席）。

不難預料，在張國燾和毛澤東之間圍繞著爭奪黨內和會師後軍隊中的領導權問題必將出現一場鬥爭。但是就毛這方麵而言，因為四軍團上下團結緊密，而且時間也很緊迫，要像‘中央三人小組’在江西進行的那樣，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這些爭論必然在對政治局勢的判斷上和未來軍事戰略方麵尖銳起來。”（《中國紀事》，168-169頁）

這意思是說，四方麵上下團結緊密，毛沒有可能分化瓦解，奪取軍權，因此隻能在戰略上和張吵鬧。連李德都看出毛張之爭隻是權力鬥爭，若論實際的軍事戰略，他倆的共同語言要比與洋房子先生們多得多。真正的路線鬥爭是在國燾與聞天、博古等人之間展開的，毛不過是為了爭權奪利和那些人結成權益婚姻罷了（marriage of convenience）。

套毛的話來說，當時的情勢是“毛張洋，三國誌”——毛澤東、張國燾和洋房子先生們形成了三股政治勢力。如果毛和張聯手搞掉洋房子先生們，則張無論論聲望、資曆、理論素養、實力都要遠遠壓倒毛，論實際才幹也不遜於他。他不但沒希望做一把手，還要擔心張把他搞掉。這就是毛為何要說和張會合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時刻”——好容易擠入決策圈，成了中央書記（相當於常委），離一把手的位置隻有一步之遙了，卻又冒出來個張主席。他當然別無選擇，隻能“忍著巨大的痛苦”，和洋房子先生們站在一起反對張。他知道，和張比起來，洋房子們不過是紙糊的，如列寧同誌教導的那樣，“一推就會倒的”，真正的敵人還是張國燾。

兩害相權取其輕，洋房子們當然也隻能選擇毛。毛和他們並無深仇大恨，更不知道他們是怎麽上台的，又不過是個土鱉，絲毫不懂馬列，不過是懂點《孫子兵法》罷了，從未有過什麽政治主張，若爭論起來，讓人家劈頭蓋臉甩上幾句《聖經》便隻能啞然，頂多也就隻能為他們打下手，斷不至於把他們統統攆出中央去。而張得勢後就可沒這保證了。

這就是過草地前的“蜀吳聯盟，共抗曹賊”，區別隻在於國燾並非曹賊，而毛雖然實力不足，心計可勝曹操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