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金庸小說是當代的“遊民文化”經典（二）

二、東西方遊民社會與遊民文化比較 (海納百川 )


如上所述，遊民社會與遊民文化的出現，代表著對the establishment的逆反，象征著不為主流社會認可的另類生活方式。除了永遠不可能長大的中國人外，凡是正常成人都知道，這世上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麽完美的社會製度，因此，無論是生活在什麽社會製度下，都總會有一部分人不滿意，都有可能起來反叛主流價值，采取另類生活方式。 (海納百川 )

西方當然不是民運人士謳歌的完美社會，當然也就有類似東方遊民社會的黑社會存在，而且還可能非常猖獗。如所周知，意大利的黑手黨在６０、７０年代堪稱氣勢薰天，政府根本就不敢懲罰他們猖獗的犯罪活動。即使是在美國，黑手黨和其他有組織的犯罪活動也頗具規模，根本就不可能被徹底清除。據ＦＢＩ官員披露，這是因為前ＦＢＩ總管胡佛被黑手黨捏了他同性戀醜聞的七寸，加以挾製訛詐，致使胡佛頂住了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鎮壓有組織犯罪的決策，使得ＦＢＩ無所作為竟然長達十年之久，黑手黨在此期間蓬勃發展，再也不可複製。 (海納百川 )

類似地，西方也有東方“遊民文化”的等價物。中世紀俠盜羅賓漢的傳奇不必說，就是現代也有得了奧斯卡大獎的《教父》那種“俠文化”經典。如果說該電影並非英雄頌歌，與《水滸傳》的感情立場截然不同的話，那麽，好萊塢照樣出過若幹搶劫銀行的電影，那犯罪構思之巧妙，情節之驚險，使用的高科技手段之匪夷所思，令咱們的《智取生辰綱》黯然失色，讓觀眾在罪犯終於得手之後，竟然會情不自禁地為他們慶幸，更為他們的大智大勇感到驕傲。 (海納百川 )

除了以讚賞態度描述黑社會壯舉的作品外，好萊塢照樣也有歌頌“把法律抓在自己手上”的獨行俠的電影。在一部這種電影中，某獨行俠女兒被黑社會殺害，靠既有司法體係複仇無望，遂孤身非法複仇，終於盡誅仇人，代痛恨司法製度無能的觀眾大大地出了一口惡氣。 (海納百川 )

這還隻是以民間非法執法反襯司法體係的無能，伊斯特伍德在另一部電影中則直接成了誅殺無惡不作虐待妓女的地方司法長官（sheriff）基因害可盲 （Gene Hackman）的江湖好漢。這些精彩名作的藝術感染力，絕對不是咱們那些幼稚粗糙的遊民文化經典可以望其項背的。毛澤東為岸英指定的那些必讀腐惡書，隻有沒文化的心理變態的痞棍才會感興趣。 (海納百川 )

但東西方遊民社會有個本質區別：西方黑社會從來是隱性社會，從來不曾像中國黑社會那樣，多次從隱到顯，成了改朝換代的主力軍。即使是在中世紀，人家的國王都從來是金枝玉葉，血統純正的純種馬，從未出過劉邦、朱溫、朱元璋、洪秀全、毛澤東那樣的土匪竊國。文明積累隻會毀滅於外戰（諸如二次大戰），從未被本族土匪諸如秦始皇、項羽、黃巢、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毛澤東等加以無情摧殘與毀滅。 (海納百川 )

東西方遊民文化的社會效果也有個本質差別：西方公民觀看或閱讀上述作品時，采取的似乎是一種“兩元分離”的態度，隻是作為一種消遣，並不把它們當成聖經。那些作品從未起到過《三國演義》、《水滸傳》的潛移默化作用，改塑了全民的價值觀。因此，盡管《超人》風靡一時，充分反映了美國大眾文化修養的低下，但這並沒有衝淡公民那無比濃厚的法治觀念，沒誰會去效法超人（他比咱們的黃天霸都不如，老黃好歹還是公門鷹爪孫，代表了既有法律體係）或是自己報仇的獨行俠，將法律抓在自己手上。 (海納百川 )

到底是什麽原因造成了這明顯的區別？如前所述，我至今未能看到王學泰先生的巨著，但李慎之先生的介紹似乎忽略了東西方的比較研究，他似乎把遊民社會以及遊民文化的存在看成了中國特有的問題。如此則難免要把中國遊民引起周期性的動亂完全歸結於人口超載，而把遊民文化經典看成是煽起動亂的文化原因。這當然有道理，但無法解釋西方遊民社會的出現和發展，也無法解釋為何西方的“遊民文化”沒有起到《水滸傳》的誨盜作用。 (海納百川 )

在我看來，東西方的這個顯著區別，其實體現了雙方社會建構原則的本質差異。如前所述，中國傳統社會沒有緩解消除社會危機的可能，而西方社會的建構，確保它能在社會危機積累到爆炸的臨界點到來之前就能及時化解之。換言之，咱們的社會如同沒裝安全閥的高壓鍋，沒有溢洪道的三峽大壩。如此設計出來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周期性自毀的機械，因為沒有和平化解社會危機的能力，隻能用高壓把它壓製下來，這種社會“解決”危機的方式當然隻能是周期性爆炸。 (海納百川 )

因此，說到底，中式遊民社會的始作俑者，與其說是施耐庵、羅貫中，不如說是自孔子以下的各代大儒。任何一個社會的統治者當然都想維持既有社會體製，但儒教作為一種保守政治學說，其致命的設計缺陷乃是試圖用凍結社會發展的方式來維持既有體製（the establishment）。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將已有的社會尊卑等級說成是天經地義（在孔子是所謂“春秋大義”，到宋代便成了“天理”），將下一等級對上一等級的無條件服從當成了至善，這在曾國藩著名的《討粵匪檄》中說得再清楚不過： (海納百川 )

“自唐虞三代以來，曆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海納百川 )

這意思是說，儒教的根本宗旨，在於強調君臣、父子、上下（包括上下級、主仆、主奴、夫婦等等）的尊卑是天生如此，絕對不能改變的，如同頭不能戴鞋子、足不能登帽子一般。用現代衙內們的語言來表述，那就是壓迫者天生是“狼”，被壓迫者天生是“羊”，後者存在於世間的唯一功能，就是讓前者任意宰割，此乃不可改變的“宇宙運行規律”，如同鞋子不可能變成帽子一般，羊也絕對不可能變為狼。從孔子到現在，兩千年多年過去了，中國人的“論證”方式還是那種原始部落水平，都是狗屁不通的文學比喻。如果要說有什麽變化，那就是每下愈況。儒家還以道德勸戒試圖約束“帽子”們的胡作非為，而現代“犬儒”們直接就說“狼”吃“羊”是對羊開恩發善心！ (海納百川 )

不難看出，基於這種保障強者為所欲為的原則建構出來的社會，必然要導致“帽子”越來越富，“鞋子”越來越窮，製造出大量的遊民來。這其間，“鞋子”變成“帽子”的唯一希望，便是嚴格實行費厄潑賴的科舉製度，但那隻能每三年一次，每次解決數百人的問題，其輸出與輸入的比例和六合彩（lottery）也沒什麽區別。要靠這種方式去解決社會不公的希望，如同指望靠六合彩去均貧富一般渺茫。 (海納百川 )

但除了這個獨木橋，一般公民根本就沒有改善自家社會地位的希望。官本位社會的特點，在於它嚴格按照權勢分割社會財富。儒教曆來重農抑商，富商不但沒有什麽顯赫的社會地位，反而曆來是官府的敲詐勒索對象。即使是大地主，如果沒有功名也得備受官家魚肉。一言以蔽之，那種社會不但堅定地拒絕為大多數成員提供成功機會，而且認為那是理當如此的天經地義。 (海納百川 )

一個社會的公平度，說到底也就是個為社會成員提供機會的問題。有機會就有希望，有希望就不會鋌而走險。這就是為何遊民社會和遊民文化從來不會在西方變成主流的原因：大多數社會成員享有足夠的機會按既有渠道去改變自己的處境，社會還設置了一係列有效化解階級衝突的、達成妥協的機構，當然也就獲得了真正可靠的穩定性。 (海納百川 )

相比之下，傳統社會隻為儒生提供均等的政治機會，卻剝奪了其他一切成員的改變自己命運的可能性。既然沒有指望通過既有渠道謀求福利，剩下來的選擇當然是“逼上梁山，替天行道”。它雖然非常成功地網羅了絕大多數士人，卻把文盲排斥在外，使得這些人在“漏網知青”黃巢、洪秀全、毛澤東輩的領導下構成了對既有體製的巨大威脅。 (海納百川 )

這也是“遊民文化”提供的替代價值何以能風魔那麽多的中國人，甚至塑造了他們的內心世界的根本原因：它填補了儒教留下的巨大真空，針對現實不公，它提出了“替天行道”的響亮口號，針對儒家“冠履不容倒置”的等級社會，它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動聽號召，當然要在被壓迫與被淩踐的貧民百姓中引起巨大的呼應，《討粵匪檄》把這點也說得很明白： (海納百川 )

“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買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 (海納百川 )

因此，中國遊民社會之所以能反複顛覆既有體製，中國遊民文化提供的價值觀之所以能改塑相當比例的社會成員的內心世界，其本質原因乃是它是病態社會催生的社會病態。雖然遊民文化提倡用一種更病態的手段去糾正病態的社會，但它抨擊的社會病態畢竟是真實的，而這和西方遊民文化完全是兩回事，前者是真實寫照，後者則是純粹虛構。您這輩子決不會在美國遇到無故迫害史泰龍的sheriff（《第一滴血》），但您在大陸起碼受過交通警的敲詐勒索，稅局官員對小販們的敲骨吸髓就更不用說了。當超人或蝙蝠俠幹了黑社會頭目時，你隻會拍手稱快，但隻有“想作黃天霸而不可得”的嶽武先生，才會喪心病狂到去歡呼“趙紫陽一怒斬刁民”。 (海納百川 )

而這也是遊民文化最終成了國教，變成了顛覆現代中共買辦官僚資產階級統治的理論武器根本原因。我黨的尷尬，在於無法否定他們賴以竊國的遊民價值觀。如果否定“造反有理”，則他們勢必徹底失去當初發動武裝暴亂、推翻中國合法政府的理論依據，而繼續對子民灌輸那些土匪理論，則無異於號召人民起來推翻自己那個中國曆史上最殘暴、最血腥、最反動、最貪婪、最腐朽、最愚昧的統治集團。而傳統的竊國土匪如朱元璋根本就沒有這種難題，根據儒家的“天命論”，他是上天挑中的真命天子，其他暴亂土匪不過是草寇而已。他根本就用不著為了justify自己的統治，不惜去“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把史書上的一切“賊”“寇”字樣統統改為“起義農民”。 (海納百川 )

更致命的是，在共匪竊國之後，延續數千年的中國社會病態不但沒有糾正過來，反而更加惡化了。中共社會有別於傳統社會的特點，在於統治者壟斷國家資源的程度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並徹底消除了獨立的抗衡機製，因而也就徹底喪失了抑製豪強的可能，從根本上杜絕了和平化解社會危機的可能。不僅如此，共黨還徹底破除了儒道釋建立的傳統道德，使得統治者作威作福、為所欲為時毫無“冥報”的顧忌，於是便極大地縮短了“社會自毀周期”。除了自毀最猛的秦朝之外，傳統專製社會一般能維持起碼２００－３００年，共黨竊國於今不過５０年，便已全麵呈現了王朝末年的一切景象。如果不是老鄧毅然決定向西方和港台大班們求助，引來救命的外資，促成了畸形經濟繁榮，則大亂恐怕早就到來了。 (海納百川 )

正是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以金庸小說為代表的現代遊民文化的勃興才值得關注。 (海納百川 )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