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皇軍天下第一” 說到中蘇恩仇（十七）毛外交最大的毛病是意識形

從“皇軍天下第一” 說到中蘇恩仇（十七）
──讀蕭峰文想到的

蘆笛

如前文所述，毛共政權外交最大的毛病是意識形態外交，而不是基於國家民族利益的常態外交。這一點在對蘇關係上表現得最突出，兩國之間進行的其實不是“邦交”而是“黨交”，這必然導致雙方關係毫無平等可言。
如所周知，列寧的建黨原則就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國際”（蘆按，最後這句話是我加的，非如此不能全麵客觀地描述國際共運）。在斯大林時代，中共和蘇共是兒子黨和老子黨的關係，兒子對老子當然隻有服從，這就是劉少奇呈交給斯大林的報告中為何要保證“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
這其實也怪不得我黨，乃是馬列主義的理論誤區使然。國際共運從老祖宗馬克思起，就否定國家和民族的存在意義。馬列主義曆來認為，普天下受苦人同仇共憤，世上隻有階級利益以及階級利益衝突導致的階級鬥爭，沒有民族利益，更沒有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就是主張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和共同的階級敵人作殊死鬥，待到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勝利後，“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國家和民族就此消失，階級弟兄們便就此生活在綿綿無盡的友愛之中。
因此，信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必然意味著徹底否定民族主義。前文已經說過，在世上隻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時，這問題倒是可以用“蘇聯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來輕易解決。但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後，再信奉這一套，勢必後患無窮。中蘇最終破裂，追本溯源，我認為除了毛的心理毛病外，這理論誤區也不能辭其咎。
如今人們當然可以痛罵我黨賣國，但諸位這麽罵之時，使用的乃是民族主義價值觀的思考框架，可當初我黨使用的根本就不是這套話語係統。在我黨看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蘇聯則是率領全世界無產階級向美帝國主義進行殊死鬥爭的統帥，這才是大局。中國利益不過是局部利益，完全可以、並且應該為了全局利益而犧牲。
反過來，這理論本身也給了蘇聯不可推卸的“支持被壓迫國家人民的反帝鬥爭”的“國際主義義務”。於是當中共當國之後，蘇聯也就有了對中國提供經濟援助的義務。這在中國同誌看來是理所應當的。他們從來沒想過，國際上根本沒有這種“你必須無私援助我”的怪事──那是列寧發明出來的奇特“道理”，並不是什麽能經住實踐考驗的“宇宙運行規律”。
所以，哪怕是在斯大林時代，列寧主義也讓雙方吃了苦頭。作為精通地緣政治的帝國主義戰略家，斯大林根本不願看到中國統一，更不願看到它強大起來，但作為國際共運教主，他傳播的教義又規定必須向“解放”了的中國“階級兄弟”提供援助。於是他便隻能被自己的理論逼得幹違心事，在“新”中國成立後，違心放棄了從“舊”中國掠取的部分特權，並向中國提供有限的經濟援助。而這些事根本就違背了他的自由意願，他不能不為此懷恨在心。
從我黨那麵看過來，為世界革命大業犧牲自己的局部利益是應該的，但老大哥也有義不容辭的國際主義義務援助自己。如果蘇聯在中國掠取特權並不能用反美鬥爭大局來解釋，則中國同誌當然不能理解，要逐漸看穿其帝國主義政策實質。
這結果必然是雙方都覺得自己吃了虧，雙方都懷恨在心。所以，中蘇不和的種子，早在斯大林時代就播下了，說到底，這還是列寧主義的荒謬理論造的孽。列同誌大概沒有看過某位老美詩人的詩句：“A good fence makes a good neighbor.”民族利益並不會因為你否認它就消失。靠否認民族利益人為營造的“階級友愛”隻會使階級弟兄們最終翻臉，大打出手，比對付階級敵人還殘忍萬倍。
如果同誌們掌握了這些預備知識，則就可以和我一道審視中蘇關係沿革演變中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了。

（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

“建國”伊始，毛就趁為斯大林慶祝７０大壽之機，迫不及待地跑到莫斯科去，呆了創世界紀錄的兩個月。這種反常舉止，不但在當時引來國內外種種猜測，而且至今國內學者還在爭論他到底是否真為簽約而去。
我認為，毛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跑去朝見斯大林，其動機是多重的，“黨”和“國”的考慮都有，主要目標乃是去完成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共產黨世界中的定位。
從“黨”的角度來說，毛必須在當國後，去取得國際共運教主的正式認證。毛雖然當了國，但頗有點“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的味道。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極度冷淡，甚至連個正式的黨政代表團都沒派來，我黨隻好把當時碰巧在中國訪問的什麽文化代表團拉到天安門上去充數。蘇聯政府雖然在次日即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那不過是邦交上的承認，並非在國際共運的圈子裏承認毛是教廷認可的中國教區的紅衣主教。而這一點對毛來說可是至關重要，特別是有南斯拉夫的前車之鑒在那兒擺著，“庶出”不能不去向父皇本人爭個血統上的明白。幹這種事的最好機會，當然是在所有紅衣主教濟濟一堂的斯大林壽宴上。
從“國”的角度來說，毛信奉的“階級戰爭”教義（class war，這是毛唯一掌握的馬列主義教條。他自己就承認，他看《共產黨宣言》就隻取了其中四字“階級鬥爭”）規定了他必須和美帝這個世界革命的死敵鬥爭到底。鐵托被革出教門的罪名之一就是和美帝勾結。作為來曆不明的“庶出”，他必須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場，其革命堅定性甚至必須超過“嫡出”們，而這就是他不顧美國政府放出的一係列信號，刻意製造中美緊張關係的意識形態原因。
但毛同時也是個尊重實力的現實主義者。他深知和美帝比起來，“新”中國才是紙老虎。以美國為敵使得他充滿了恐懼，覺得“新”中國極度不安全，隨時可能被美蔣顛覆。用他回國後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來說，就是“我們要找個幫手”，靠蘇聯的保護傘維護國防安全。
從這兩個角度來看，毛都非訪問蘇聯不可。而他確實達到了此行初衷。根據官方媒體披露，毛第一次見斯大林，即向對方痛說革命家史，抱怨自己當初備受“嫡出”們的排擠迫害。斯大林一笑置之，說“你是勝利者，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一句“成王敗寇”的狼羊律，便把毛的滿腔委屈消弭於無形。
以斯大林之精明，當然隻會根據狼羊律，對中國的塊頭給予必要尊重，據此調整對毛的態度。在斯大林的７０壽宴上，毛作為第一號貴賓，坐在斯大林旁邊，並第一個發表演說。這可跟國務活動毫不相幹，乃是教廷內部排座次。此後斯大林更明確規定，中共享有其他共黨沒有的地位和特權，成了共運內部的“二頭領盧俊義”。斯大林當然仍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不過蘇共與中共作了國際分工，蘇共負責領導歐洲共運，而亞洲共運則由中共充大拿。所有的亞洲土共，此後都得向中共早請示晚匯報。
所以，從黨的角度來說，毛此行確實達到了目的，他不再是當初那被人歧視的“庶出”了，而這對他來說可是頭等大事，雖然現代讀者無法理解這種心理，正如我也無法理解達賴證認“真班禪”，為何會對藏民具有一言九鼎的重大作用。
從“國”的角度來說，毛也達到了他的目的。蘇聯和中國成了軍事盟國，在３０年內負責保衛中國。如果中國遭到入侵，則蘇聯就要“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
不過這個“國”乃是毛的“黨國”，它和普通百姓的“中國”概念並不同，和一般理解的“民族主義”並無多少相幹。探討這個問題本身就需要一篇單獨的長文，我隻能在此隨便說幾句。
所謂民族主義，在我看來，就是“認為國策、特別是外交政策必須處處從國家利益出發來製定的政治主張”，我本人就是這種民族主義者。
我黨的“民族主義”則和這完全不同。在毛共時代，國策和包括外交政策是基於世界革命原則，根據國內外“階級鬥爭”需要製定的。毛共徹底否認“國家利益”存在，從不使用這詞匯。後毛時代，我黨開始走向文明，這個詞匯總算在近年中逐漸艱難地出現在黨國文告中了。不過對什麽是“國家利益”，我黨的理解還是和文明世界不一樣。在我黨，那其實是指“黨的利益”，而“國家安全”其實也就是“政權存亡”的同義語。
無論是在毛時代還是後毛時代，常被學者們誤認為“民族主義表現”共同的一條，是我黨對“幹涉內政”的超敏感。在這上頭，我黨的“民族主義”和慈禧老佛爺的煩惱很相似：兩者都不喜歡外人幹涉自己的家事，把自己的麵子當成了“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為此可以置真正的全民利益於不顧，前段朱成虎將軍的表演就最能說明這一點。
愛你喂，從“國”的角度來說，毛也確實達到了訪蘇的初衷，用他自己回來後在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來說，就是“找到了一個好幫手”──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強有力的靠山。
可惜這成功隻是暫時的。毛在心花怒放簽訂那“愛國的條約”時，大概做夢也沒想到，這條約把中蘇結成了軍事盟國，卻並未增加中國的安全，因為來自美國的威脅不過是他的病態幻想，反倒給自己結下了仇敵──正是那條約把中蘇捆成了一安俱安，一危俱危的集體安全關係，才導致了中蘇後來反目。
對認證毛是合法紅衣主教這問題，斯大林倒很痛快。雖然他在背後和莫洛托夫等人盡情糟蹋“中國的普加喬夫”，但他畢竟還是及時在教廷的正式慶典中給毛“摸頂賜福”了。不過涉及到國家利益時，他可就毫不含糊了。
執政之前，中共出於其“階級鬥爭”教義，天真地以為，一旦中國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外蒙的階級弟兄就會迫不及待地投入自己的懷抱，而蘇聯也隻會樂觀其成。類似地，他們以為蘇聯在東北掠奪特權也是暫時的，一旦中國獲得“解放”就會結束。畢竟，從他們的《聖經》裏，實在找不到階級“老大哥”用對待階級敵人國民黨的方式對待自己這個階級“小弟弟”的理論依據。
因此，早在西柏坡時，毛就對秘密來訪的米高揚暗示了這一願望。因為對方是上級領導，他當然不敢直接提出要求，隻是用批駁“民主人士的思想錯誤”的方式，來委婉地向上級試探有無讓蒙古重新統一的可能性。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時，他遞交給斯大林的報告也使用了類似策略，借所謂“不明真相的民主黨派及學生和工人”之口，抱怨了蘇聯霸占旅順和搶劫東北財產的事，並說明我黨對這些錯誤思想進行了嚴肅批判和耐心解釋。
斯大林當然聽得出弦外之音，在毛來訪時便作了正式回複。他的反應乃是大師之作，既不違反自己製定並傳播的教義，又一招就封死了我黨的後著。
他直截了當地承認４５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乃是“不平等條約”，但他所謂的“不平等”，隻在於在旅順駐軍一條。他說，等到和日本的和平條約簽訂後，蘇軍即可撤走。如果中國堅持，哪怕就是現在撤走也行。
關於外蒙問題，他說，這問題早就解決了，外蒙人民投票表示了獨立意願，蘇聯政府當然應該尊重人民意願。至於內外蒙是否統一的問題，隻能由蒙古人民共和國去解決，蘇聯無權說三道四。如果蒙古人民願意統一，則蘇聯當然不會反對。不過他本人不願意看到中國喪失大片領土，因為那意味著內蒙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國。
這話說得無比冠冕堂皇，使用的乃是“民族自決”的神聖原則，中共根本就無話可答。但我黨就算再不懂馬列，此話也絕對無法使之心服口服：大家如今都“姓社”，同為階級弟兄，為何不能同處一個大家庭？蒙古有什麽必要獨立？難道這也是世界革命的全局利益需要？馬克思不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麽？
關於中長鐵路（亦即滿州裏－哈爾濱－綏芬河與哈爾濱到大連的鐵路），他說，那是俄國出資建造的，所以蘇聯政府應該繼承那財產（他很方便地忘記了該鐵路的大部分早就讓他賣給日本人了）。而且，無論是外蒙問題，是中長鐵路問題，還是旅大問題，都是雅爾塔協定規定的。如果蘇聯修改條約，則帝國主義就有借口強迫蘇聯放棄南庫頁島和千島群島。
斯大林其實是告訴毛，維持４５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實是世界革命全局的需要。如果單方麵修改條約，社會主義蘇聯就得向帝國主義喪失領土，那當然不符合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難道中國同誌就能自私到無視革命大業受損不成？
到此地步，急於表現自己是堅定的馬列主義者的毛還能有何話說？於是他隻能表態：
“在中國討論條約時，我們沒有考慮到美國和英國在雅爾塔協定中的立場。我們應該按如何對共同的事業有利來行事。對這個問題應當考慮周到。但是，現在已經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條約，正如不必匆忙從旅順撤軍一樣。”
修改條約既無指望，毛隻能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和蘇聯簽訂借款、通商、航空等一係列協定。他還不敢直接向斯大林提出這希望，而是用獻錦囊妙計的方式，給“大老板”提出兩個選案：一、召總理兼外長周恩來到莫斯科，簽訂上述協定。二、隻對這些問題進行磋商，暫不履行相應的協定簽字手續，周不必來。可惜斯大林立刻就借坡騎驢，在１２月２４日與毛會見時表示同意中共提出的第二案，告訴毛不必將周召來。令毛大為惱火，很向蘇方聯絡人員發了幾次脾氣。
前文已經介紹過，幸虧恰在此時，傳來英國準備和中國建交的消息，讓斯大林極為震動。他改了初衷，親自起草了《毛澤東答塔斯社記者問》，在其中主動表示準備解決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貸款、通商等各項問題，讓毛喜出望外：他原已不敢指望改約，隻求斯大林能解決貸款通商問題，讓他不要空手而歸，如今斯大林卻不但主動同意考慮貸款和通商，而且願意考慮另簽新約。
不僅如此，次日，蘇聯報刊發表了由斯大林捉刀的《毛澤東答塔斯社記者問》。同日晚間，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共同拜訪毛澤東，征求毛對解決中蘇條約等問題的意見。毛仍然不敢直接提要求，隻是出了三個選項請領導考慮：甲、簽新約；乙、發新聞公報；丙、發政府聲明。這種作法，與其說是與外國政府談判，莫如說是策士給統帥獻策還更準確些。
毛隨即對兩位領導竭力遊說了一番甲案的優點，他不知道，兩人肯定是秉承斯大林之旨而來的，遊說有什麽鳥用處？聽完他的匯報後，莫洛托夫當即表示接受甲案。毛非常興奮，當晚便發電報給中共中央：“當我詳細分析上述三項辦法的利害之後，莫洛托夫同誌即說，（甲）項辦法好，周可以來。我仍問，是否以新條約代替舊條約？莫洛托夫同誌說，是的。隨即計算周來及簽訂條約的時間。”
全靠來自西方的助力，“大老板”總算改了初衷，同意簽新約以及貸款、通商等協定了。最重要的是，“大老板”總算批準了周恩來到莫斯科來，而正是人民的好總理改變了毛“獻錦囊妙計”的奇特“談判方式”，為中國爭回了一定權益，也使毛“要點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的夢想總算兌現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