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皇軍天下第一” 說到中蘇恩仇（十五）
──讀蕭峰文想到的
蘆笛
五、“解放”後的中蘇關係演變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中蘇關係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曆史時期。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和北部強鄰的關係從來就是不平等的，那原因再簡單不過：當時國際社會盛行的是弱肉強食的“狼羊律”。因為馬不停蹄、川流不息的內戰與革命，中國虛弱到了極點，根本沒有任何可能對強鄰強項。
這一點在１９４５年中蘇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時暴露得最突出：斯大林捏死了國府的七寸，以“把中共放出關去接收東北”作為有效的訛詐手段，使得國府不得不忍痛以戰勝國、甚至是所謂“四強”之身，接受遠遠超過一戰結束時蒙受的奇恥大辱，簽訂了喪權辱國、出賣大片領土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強鄰窺伺在側，同室操戈，當然要讓人家坐收漁利。
但此時卻已時移世易。自革命亂黨辛亥肇禍以來，中國首次真正統一了，再也沒有了可讓旁人坐收漁利的內部紛爭。這就給了“新”中國政府以前任從未有過的巨大的客觀上的優勢。如果當國政治家們有點起碼的政治智慧，本來可以是他們的大有為時代。如果說國府以內部四分五裂的弱國之身尚能作出一係列驕人的外交成就來，那麽，“新”中國政府應該遠遠超過他們的政績才是。
然而問題在於，我黨和曆史上所有的統治者不一樣，它乃是由外國建立，受外國領導的一個國際宗教運動的分支，於是在它執政之後，中蘇關係就不再是單純的國家關係，而成了一種人類曆史上獨一無二的特殊關係：既是國家關係，又是黨際關係；既是上下級關係，又是師徒關係；既是同誌關係，又是教主甚至上帝與教徒的關係。這種特殊關係，就連某國天主教主教與梵帝岡教皇之間的關係都不足以比擬，根本就沒有精神上的平等可言。
就是這種精神上的不平等，決定了毛對莫斯科的態度，中共對蘇聯的忠誠絕對不隻是出於實用主義考慮，如石敬唐那樣挾外力以自立，它更是一種宗教上的執著。不把握這一點，就不能理解毛共對蘇外交何以如此七顛八倒，莫名其妙，連起碼的理性解釋都無法給出來。
例如中共最反理性的一舉乃是莫名其妙地反美親蘇。還沒有“建國”，毛便在１９４９年７月１日借慶祝中共成立２８周年之機，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公開向國際社會宣布“一邊倒”的政策，迫不及待地加入冷戰陣營一方，親手封死了“新”中國的外交空間。不需要過人的才智就能看出此舉驚天動地的愚蠢，就連在當時也引來許多知識分子的抨擊。
如果考慮到蘇美雙方的態度，毛這種倒行逆施就更無法理解了。盡管美國在內戰中支持國府反對中共代表的蘇聯，但老美從來是實用主義者，拋棄老盟友的行家裏手。共軍過江前，國府南遷廣州，蘇聯大使館也跟著前去“共赴國難”，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卻留在南京，試探與中共建交。盡管後來此舉因受雙方內部阻撓而未能實現，但美國卻一直在考慮拋棄國府，接受中共。政府大員頻頻表態，向中共發送明確無誤的信號。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對國府駐聯合國大使顧維鈞明確表態：“台灣作為一個軍事基地是無法防守的。一般說來，在美國對外政策思想中，考慮大西洋的安全優於考慮太平洋的安全。”
１９５０年１月４日，在毛訪問蘇聯期間，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室（PPS）開會討論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利與弊。
次日，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美國決定不介入中國內戰，對台灣沒有任何企圖，今後繼續向蔣介石提供經濟援助，但不提供軍援或軍事建議，暗示中共盡可放手攻打台灣。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仍然在毛訪問蘇聯期間，艾奇遜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長篇演講，提出了美國在亞洲的“環形防禦帶”，把日本劃作第一線，未將台灣和南韓包括在內。
１９５０年２月，美國駐上海總領事McConaughy在給國務卿的電文中主張美國承認“新”中國。
直至１９５０年６月９日，迪安臘斯克還提出，中國的形勢尚不明朗，美國在目前不應當明確表明支持新中國或台灣政權，但是要繼續同國民黨政權保持外交關係。並認為經聯合國大會簡單多數表決即能解決是否接納“新”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
因此，如果朝鮮戰爭不爆發，如果中共不派兵入朝，中美建交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如果中國和美國有了外交關係，則連白癡都能看出來中國必然獲得極大的外交周旋空間，讓中國成為冷戰雙方競相拉攏收買的奇貨。
另一方麵，蘇聯則對“新”中國、特別是毛本人滿腹狐疑。據大陸媒體近年披露，毛早在１９４７年便向斯大林請求訪蘇，此後又多次提出類似請求，最後那次，亦即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８日，毛甚至卑躬屈膝地給莫斯科發電報：
“務必就一係列問題當麵向蘇聯共產黨（布）和大老板親自匯報。我打算據上一封電報所示的時間到莫斯科去。現在暫時先把上述內容做一籠統匯報，請您向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大老板轉達。真心希望給予我們指示。”
一個控製了東北和華北大部，擁有數百萬軍隊以及數億臣民的大國黨魁，卑微到了口口聲聲尊斯大林為“大老板”，請求前來匯報工作，並真心希望賜予指示的地步，當真是國際外交史上空前絕後的醜聞。
然而“大老板”卻不為所動，毛幾次請求朝見都被他拒絕了，所用的借口之拙劣，似乎是故意想讓毛明白“莫斯科並不歡迎你”。這其實也是實話，斯大林認為毛不過是個“人造黃油馬列主義者”，可能連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原理都不懂。對毛的“山溝溝裏出的馬克思主義”他深懷鄙夷和懷疑，認為毛不過是一個聰明的農民領袖，乃是中國的普加喬夫（俄國農民起義領袖），而根據馬列教條，農民代表落後的生產方式，乃是改造對象。
斯大林當然沒有看錯，毛確實是這種人物。但斯大林的複雜之處在於，他搞的並非單純的意識形態外交。他對中共的惡感，更多的是出自於帝國主義心態。
根據蔣經國的回憶，斯大在和他會談時曾有這麽一番談話：
【後來他不耐煩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
談話一直繼續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經地向我說：『我不把你當做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隻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
這的確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們，還是害怕我們強大起來：因此，隻顧目的，不擇手段，用盡千方百計來壓迫、分化和離間我們。】
這段話非常可信。斯大林是地緣政治的高手，終生經營的就是在蘇聯周邊地區建立環狀的緩衝地帶。他在二戰前製造外蒙獨立，二戰後在東歐成立社會主義陣營，其真意都是把蘇聯的邊防線往外麵遠遠地推出去。一個統一的強大國家出現在他的南鄰，必然會構成對其國家利益的潛在威脅，如同後來越南統一後便和中國大打出手一般。為蘇聯的國家利益計，他不能不使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對付中國，最理想的局麵乃是出現南北朝。
這或許就是蘇聯大使館和國府共赴國難，誓同生死，一道搬遷到廣州去的原因。反正國際學術界一直是這麽解釋。直到最近才有國內學者提出新見解，認為斯大林並不反對毛統一中國，蘇聯大使與國府共存亡的姿態其實是作給中共看的，那意思是提醒他們“建國”後必須恪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不論蘇聯的動機是什麽，這姿態應該讓中共寒冬飲冷水，點滴在心頭。然而毛澤東就是不改愚忠到了這個地步，他不但還沒“建國”就毅然宣布一邊倒，而且在登基不久後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蘇聯去為斯大林祝壽。據說他走得如此匆忙，隻帶上了幾個秘書，連外長和簽訂條約必須的專家一概都未帶上。到了莫斯科之後，斯大林隻讓外長莫洛托夫到車站迎接，而他此前曾不惜紆尊降貴地到車站送返國述職的納粹德國大使於前，到車站親迎前來簽訂《蘇日中立條約》的日本外相於後，和後來他輕慢“新”中國元首的舉止形成了無比鮮明的對照。
這在當時便引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非議，當時中共整理的“內參”就搜集了種種民間批評。這些批評普遍認為毛此舉丟了國家的麵子，按傳統慣例，雙方國家元首應該在邊境會麵，哪有一國元首為給另一國元首祝壽萬裏迢迢跑去朝見的？批評者們還記起了斯大林親迎日本外相的往事，更認為中國如同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仆從國一般。後來毛在蘇聯竟然待了創世界紀錄的兩個月之久（1949年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這在國際外交史上還從來沒有過，更是讓國內外謠諑萬端，眾說紛紜。
這還不足奇，有趣的是，祝壽活動不久後，毛就從蘇聯媒體中消失了。斯大林把他晾在別墅裏不理他，讓毛大發雷霆，罵道：他每天隻有兩件事可做，吃飯和拉屎。毛消失不見，引起了西方大量謠言。西方盛傳毛被斯大林軟禁了，美國人還言之鑿鑿地說中共已經把東北和新疆割讓給了蘇聯。當英國表示願意和中國建交之後，斯大林的態度才突然軟化下來，在1950年1月1日主動起草了一份以毛澤東名義答記者問的新聞稿。在其中，他一改“不簽新約”的初衷，表示準備解決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貸款、通商等各項問題。毛喜出望外，立即同意以他的名義發表這篇答記者問。
因此，是西方施加的壓力，特別是英國表示願意和中國建交，才使得斯大林最終在簽約問題上讓了步，同意毛將周恩來召來談判簽約，為國家爭回一點權益。
毛就是再愚蠢，至此也該悟出了斯大林態度突然改變的原因。可他就是死也不懂，硬要和自己過不去，剝奪中國的國際生存空間。1950年1月13日，當他還在莫斯科時，就批準征用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兵營，接收征用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留滬物資，故意以此舉動將美國所有在華的舊領館全部擠走。美方對此提出抗議，決定撤退在華一切官方人員。對此反應，毛完全不屑一顧，斷言“此事對我們極有利”，“美國人對我們的威脅恰恰是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並特地把這個消息通知了蘇方，強調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國的領事代表驅逐出中國”，並“努力拖延美國承認中國的時間” ，因為“美國在中國得到合法權利越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越有益處。”
這種種倒行逆施，難道可以找出個理性的解釋來？毛的怪誕舉動，就連小市民的水平都沒有，到底是怎麽回事？
【未完待續】
──讀蕭峰文想到的
蘆笛
五、“解放”後的中蘇關係演變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中蘇關係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曆史時期。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和北部強鄰的關係從來就是不平等的，那原因再簡單不過：當時國際社會盛行的是弱肉強食的“狼羊律”。因為馬不停蹄、川流不息的內戰與革命，中國虛弱到了極點，根本沒有任何可能對強鄰強項。
這一點在１９４５年中蘇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時暴露得最突出：斯大林捏死了國府的七寸，以“把中共放出關去接收東北”作為有效的訛詐手段，使得國府不得不忍痛以戰勝國、甚至是所謂“四強”之身，接受遠遠超過一戰結束時蒙受的奇恥大辱，簽訂了喪權辱國、出賣大片領土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強鄰窺伺在側，同室操戈，當然要讓人家坐收漁利。
但此時卻已時移世易。自革命亂黨辛亥肇禍以來，中國首次真正統一了，再也沒有了可讓旁人坐收漁利的內部紛爭。這就給了“新”中國政府以前任從未有過的巨大的客觀上的優勢。如果當國政治家們有點起碼的政治智慧，本來可以是他們的大有為時代。如果說國府以內部四分五裂的弱國之身尚能作出一係列驕人的外交成就來，那麽，“新”中國政府應該遠遠超過他們的政績才是。
然而問題在於，我黨和曆史上所有的統治者不一樣，它乃是由外國建立，受外國領導的一個國際宗教運動的分支，於是在它執政之後，中蘇關係就不再是單純的國家關係，而成了一種人類曆史上獨一無二的特殊關係：既是國家關係，又是黨際關係；既是上下級關係，又是師徒關係；既是同誌關係，又是教主甚至上帝與教徒的關係。這種特殊關係，就連某國天主教主教與梵帝岡教皇之間的關係都不足以比擬，根本就沒有精神上的平等可言。
就是這種精神上的不平等，決定了毛對莫斯科的態度，中共對蘇聯的忠誠絕對不隻是出於實用主義考慮，如石敬唐那樣挾外力以自立，它更是一種宗教上的執著。不把握這一點，就不能理解毛共對蘇外交何以如此七顛八倒，莫名其妙，連起碼的理性解釋都無法給出來。
例如中共最反理性的一舉乃是莫名其妙地反美親蘇。還沒有“建國”，毛便在１９４９年７月１日借慶祝中共成立２８周年之機，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公開向國際社會宣布“一邊倒”的政策，迫不及待地加入冷戰陣營一方，親手封死了“新”中國的外交空間。不需要過人的才智就能看出此舉驚天動地的愚蠢，就連在當時也引來許多知識分子的抨擊。
如果考慮到蘇美雙方的態度，毛這種倒行逆施就更無法理解了。盡管美國在內戰中支持國府反對中共代表的蘇聯，但老美從來是實用主義者，拋棄老盟友的行家裏手。共軍過江前，國府南遷廣州，蘇聯大使館也跟著前去“共赴國難”，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卻留在南京，試探與中共建交。盡管後來此舉因受雙方內部阻撓而未能實現，但美國卻一直在考慮拋棄國府，接受中共。政府大員頻頻表態，向中共發送明確無誤的信號。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對國府駐聯合國大使顧維鈞明確表態：“台灣作為一個軍事基地是無法防守的。一般說來，在美國對外政策思想中，考慮大西洋的安全優於考慮太平洋的安全。”
１９５０年１月４日，在毛訪問蘇聯期間，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室（PPS）開會討論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利與弊。
次日，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美國決定不介入中國內戰，對台灣沒有任何企圖，今後繼續向蔣介石提供經濟援助，但不提供軍援或軍事建議，暗示中共盡可放手攻打台灣。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仍然在毛訪問蘇聯期間，艾奇遜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長篇演講，提出了美國在亞洲的“環形防禦帶”，把日本劃作第一線，未將台灣和南韓包括在內。
１９５０年２月，美國駐上海總領事McConaughy在給國務卿的電文中主張美國承認“新”中國。
直至１９５０年６月９日，迪安臘斯克還提出，中國的形勢尚不明朗，美國在目前不應當明確表明支持新中國或台灣政權，但是要繼續同國民黨政權保持外交關係。並認為經聯合國大會簡單多數表決即能解決是否接納“新”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
因此，如果朝鮮戰爭不爆發，如果中共不派兵入朝，中美建交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如果中國和美國有了外交關係，則連白癡都能看出來中國必然獲得極大的外交周旋空間，讓中國成為冷戰雙方競相拉攏收買的奇貨。
另一方麵，蘇聯則對“新”中國、特別是毛本人滿腹狐疑。據大陸媒體近年披露，毛早在１９４７年便向斯大林請求訪蘇，此後又多次提出類似請求，最後那次，亦即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８日，毛甚至卑躬屈膝地給莫斯科發電報：
“務必就一係列問題當麵向蘇聯共產黨（布）和大老板親自匯報。我打算據上一封電報所示的時間到莫斯科去。現在暫時先把上述內容做一籠統匯報，請您向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大老板轉達。真心希望給予我們指示。”
一個控製了東北和華北大部，擁有數百萬軍隊以及數億臣民的大國黨魁，卑微到了口口聲聲尊斯大林為“大老板”，請求前來匯報工作，並真心希望賜予指示的地步，當真是國際外交史上空前絕後的醜聞。
然而“大老板”卻不為所動，毛幾次請求朝見都被他拒絕了，所用的借口之拙劣，似乎是故意想讓毛明白“莫斯科並不歡迎你”。這其實也是實話，斯大林認為毛不過是個“人造黃油馬列主義者”，可能連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原理都不懂。對毛的“山溝溝裏出的馬克思主義”他深懷鄙夷和懷疑，認為毛不過是一個聰明的農民領袖，乃是中國的普加喬夫（俄國農民起義領袖），而根據馬列教條，農民代表落後的生產方式，乃是改造對象。
斯大林當然沒有看錯，毛確實是這種人物。但斯大林的複雜之處在於，他搞的並非單純的意識形態外交。他對中共的惡感，更多的是出自於帝國主義心態。
根據蔣經國的回憶，斯大在和他會談時曾有這麽一番談話：
【後來他不耐煩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
談話一直繼續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經地向我說：『我不把你當做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隻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
這的確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們，還是害怕我們強大起來：因此，隻顧目的，不擇手段，用盡千方百計來壓迫、分化和離間我們。】
這段話非常可信。斯大林是地緣政治的高手，終生經營的就是在蘇聯周邊地區建立環狀的緩衝地帶。他在二戰前製造外蒙獨立，二戰後在東歐成立社會主義陣營，其真意都是把蘇聯的邊防線往外麵遠遠地推出去。一個統一的強大國家出現在他的南鄰，必然會構成對其國家利益的潛在威脅，如同後來越南統一後便和中國大打出手一般。為蘇聯的國家利益計，他不能不使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對付中國，最理想的局麵乃是出現南北朝。
這或許就是蘇聯大使館和國府共赴國難，誓同生死，一道搬遷到廣州去的原因。反正國際學術界一直是這麽解釋。直到最近才有國內學者提出新見解，認為斯大林並不反對毛統一中國，蘇聯大使與國府共存亡的姿態其實是作給中共看的，那意思是提醒他們“建國”後必須恪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不論蘇聯的動機是什麽，這姿態應該讓中共寒冬飲冷水，點滴在心頭。然而毛澤東就是不改愚忠到了這個地步，他不但還沒“建國”就毅然宣布一邊倒，而且在登基不久後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蘇聯去為斯大林祝壽。據說他走得如此匆忙，隻帶上了幾個秘書，連外長和簽訂條約必須的專家一概都未帶上。到了莫斯科之後，斯大林隻讓外長莫洛托夫到車站迎接，而他此前曾不惜紆尊降貴地到車站送返國述職的納粹德國大使於前，到車站親迎前來簽訂《蘇日中立條約》的日本外相於後，和後來他輕慢“新”中國元首的舉止形成了無比鮮明的對照。
這在當時便引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非議，當時中共整理的“內參”就搜集了種種民間批評。這些批評普遍認為毛此舉丟了國家的麵子，按傳統慣例，雙方國家元首應該在邊境會麵，哪有一國元首為給另一國元首祝壽萬裏迢迢跑去朝見的？批評者們還記起了斯大林親迎日本外相的往事，更認為中國如同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仆從國一般。後來毛在蘇聯竟然待了創世界紀錄的兩個月之久（1949年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這在國際外交史上還從來沒有過，更是讓國內外謠諑萬端，眾說紛紜。
這還不足奇，有趣的是，祝壽活動不久後，毛就從蘇聯媒體中消失了。斯大林把他晾在別墅裏不理他，讓毛大發雷霆，罵道：他每天隻有兩件事可做，吃飯和拉屎。毛消失不見，引起了西方大量謠言。西方盛傳毛被斯大林軟禁了，美國人還言之鑿鑿地說中共已經把東北和新疆割讓給了蘇聯。當英國表示願意和中國建交之後，斯大林的態度才突然軟化下來，在1950年1月1日主動起草了一份以毛澤東名義答記者問的新聞稿。在其中，他一改“不簽新約”的初衷，表示準備解決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貸款、通商等各項問題。毛喜出望外，立即同意以他的名義發表這篇答記者問。
因此，是西方施加的壓力，特別是英國表示願意和中國建交，才使得斯大林最終在簽約問題上讓了步，同意毛將周恩來召來談判簽約，為國家爭回一點權益。
毛就是再愚蠢，至此也該悟出了斯大林態度突然改變的原因。可他就是死也不懂，硬要和自己過不去，剝奪中國的國際生存空間。1950年1月13日，當他還在莫斯科時，就批準征用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兵營，接收征用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留滬物資，故意以此舉動將美國所有在華的舊領館全部擠走。美方對此提出抗議，決定撤退在華一切官方人員。對此反應，毛完全不屑一顧，斷言“此事對我們極有利”，“美國人對我們的威脅恰恰是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並特地把這個消息通知了蘇方，強調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國的領事代表驅逐出中國”，並“努力拖延美國承認中國的時間” ，因為“美國在中國得到合法權利越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越有益處。”
這種種倒行逆施，難道可以找出個理性的解釋來？毛的怪誕舉動，就連小市民的水平都沒有，到底是怎麽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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