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48 浩劫降臨
(2007-01-08 22:53:58)
下一個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454-455
48 浩劫降臨
1966~1967年 72~73歲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專為毛搞大清洗的中央文革小組(簡稱“中央文革”)正式成立。名義上的組長是陳伯達,實際掌權的是江青,康生做“顧問”。“中央文革”同林彪、周恩來一道成為毛的新,內閣”。
劉少奇的倒台隻是時間問題。
為大清洗開道,對毛的個人崇拜被推到瘋狂的頂點。每天的《人民日報》頭版都有一欄“毛主席語錄”,經常還有毛的巨幅照片。毛像章鋪天蓋地,兩、三年中生產了四十八億枚。毛的像印了十二億張,《毛澤東選集》印了八億套,超出全中國人口數量。這年夏天,以“小紅書”著稱的《毛主席語錄》也上了市,全國人民人手一冊,走到哪裏,舉到哪裏,天天要念,要背,要搖晃。
社會上掀起了恐怖的浪潮。毛挑天生好鬥的青少年學生作製造恐怖的工具,拿學校老師當犧牲品。從街頭巷尾到處豎起的高音喇叭裏,從《人民日報》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裏,學生們得知學校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著,教的部是“毒草”,老師把他們“當敵人”,用考試來“迫害”他們。考試從此取消。
學生被號召“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沒人解釋老師怎麽可能加害偉大領袖,也沒人說明偉大領袖到底出了什麽事。
學生們動了起來。他們本來就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欲望,這種渴望迄今完全受到壓製。現在毛允許他們在他操縱下參與政治。他們激動地建立組織,按毛定好的調子、設下的框架行事。
六月二日,北京清華附中學生貼出大字報,結尾署上的是一個響亮的名字:“紅衛兵”。意思是要保衛毛澤東。與一九五七年校園裏的大字報回然不同,這裏毫無人性,毫無思想,除了蠻橫就是亂罵:“什麽“人情”呀……都滾到一邊去!”“我們就是要粗暴!”“我們就是要把你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毛播下的“對敵人要狠”的種子正在破土而出,多年精心灌輸的對他的無條件崇拜現在開花結果。那些血液裏躁動著暴力,最容易受煽動的青少年,開始了為毛的衝鋒陷陣。
毛下令學校從六月十三日起停課。他說:“現在停課又管飯吃,吃了飯要發熱,要鬧事,不叫鬧事幹什麽?”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學校園裏設起了所謂“鬥鬼台”,幾十個教師、幹部被抓到人群前亂打亂鬥,臉上塗墨汁,頭上戴高帽子,罰跪、揪頭發、連打帶踢,婦女被亂摸私處。暴行在全國蔓延,自殺成風。
毛在外省掌握局勢。他是頭年十一月發動文革時離開北京的,南下到中國腹地,八個月中不停地換地方住。六月全國動亂四起時,他鬧中取靜,住進了一所他還從未涉足過的格外幽靜的別墅:韶山村外,滴水洞”。那是毛七年前回韶山時授意建的。他當時在水庫裏遊泳,對周圍好似世外桃源的僻靜動了心,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說:“咯個地方倒很安靜,我退休後,在這兒搭個茅棚給我住好嗎?”周小舟不 久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成員,“茅棚”也暫時沒修。第二年,毛又對接任的張平化再提此事,於是有了稱作“二。三工程”的滴水洞:一座鋼筋水泥的單層巨廈。整片山全部封閉,居住的農家一概遷走,後來又在,洞”內添了防地震、防原子彈的特別房間。造價是天文數字,修的時間正是大饑荒最嚴重時。毛在這裏一共住了十一天,再也沒有回來過。
毛的灰色住宅不協調地坐落在柔和的青山綠水間,四周山花爛漫。房子背後是毛家老祖宗的墳地,麵對龍頭峰,是塊風水寶地。毛看到很高興,跟他的警衛們談開了早年風水先生怎樣把這裏稱作,龍脈”。
雖然毛回“家創了,但一個村民他也沒見。在去滴水洞的路上,有個打柴的小姑娘好奇地朝忽然駛過的汽車看了一眼,恰好毛掀開窗簾往外觀看,被小姑娘瞧見了,興奮地回去報告了村裏人。很快,公安人員就找到她家,警告她說:“你看錯人了,車裏坐的不是毛主席。你再不準亂說了!,村子裏特地開了會,告訴老百姓不要“亂想”。毛任何外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就是思索問題。散步不超過三百公尺,甚至人到水庫跟前也沒有下去遊泳。
六月底,毛回北京的形勢成熟了。途中他逗留武漢,七月十六日在成千上萬的人觀看下,在長江裏遊泳一個多小時。就像十年前一樣,這是一場“政治遊泳秀”,毛在向他的政敵發信號:以七十二歲的高齡,他有這樣的體魄、精力和決心來打垮他們。毛的信號也是發給全國人民,特別是年輕人的:“跟隨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無處不在的高音喇叭,配著音樂反覆喊這句口號,把已經躁動的頭腦煽得更加狂熱。這次遊泳的宣傳規模之大,連在外國也出了名,好些外國人提起毛時,都知道他的’遊泳”。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天天同主持日常事務的周恩來見麵,過問詳情。他異常忙碌,整天不是開會就是找人談話·毛沒有搬回他在中南海的房子“豐澤園”,說是剛維修過的房子住起來不舒服。其實,他是怕房裏裝了竊聽器,或更可十白的東西。他搬進一個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中南海室內遊泳池的更衣室。在那裏他住了整整十年。
就是在這幾間單調的更衣室裏,毛製造了“紅八月”的大恐怖。八月一日,他給那些發誓“我們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表示熱烈的支持”。
他把他的信,連同紅衛兵凶神惡煞的大字報,印發給他幾天前剛下令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要與會的各地大員支持紅衛兵。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將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們來推動紅衛兵的發展。他們的孩子們組織擴大了紅衛兵,紅衛兵在全國勢如燎原之火。
八月五日,在高幹子女成群,毛的兩個女兒也曾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們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師,五十歲的副校長卞仲耘。這位四個孩子的母親,被強迫挑重擔子來回跑,女學生們用皮帶抽她,用帶釘子的木棍打她,用開水燙她。卞仲耘就這樣被折磨至死。當天晚上,學生到北京飯店請示北京新領導怎麽辦。沒有任何人發話叫她們住手。
八月十八日,掌權以來第一次穿上軍裝的毛,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數十萬紅衛兵。紅衛兵從此在全國、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獲得了派代表給毛戴紅衛兵袖章的“殊榮”。現場廣播說:叫匕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宋彬彬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主席問她:“你叫什麽名字?”她說:曠叫宋彬彬。”毛主席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主席說:“要武嘛!”]在,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的背景歡呼聲中,現場女播音員說:“敬愛的毛主席,您的話我們記住了。”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師大女附中改成“紅色要武中學”。北京紅衛兵被派去全國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陰陽頭”,女口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學的一名前紅衛兵回憶道:“北京紅衛兵南下,穿著軍裝,係著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裏怎麽這麽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什麽。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範怎麽抽人。
為了讓全國紅衛兵更好地學習北京的榜樣,為了讓他們明白毛是他們的靠山,毛鼓勵他們來北京“朝聖”,下令旅行、吃、住都不要錢。四個月內,總共一千一百萬青少年來到首都,毛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七次接見他們,每次的人群都女口山女口海,若癡若狂,而又井然有序。在紅衛兵暴行中受害的不光是老師。毛在八月一日給紅衛兵的信中格外稱讚了叫匕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這個組織已經在 做一件特別的事:把同學按家庭出身劃分為“紅五類”、“黑五類”,由“紅五類”對“黑五類,進行各種淩辱。《人民日報》報導毛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他們,稱他們為“以敢於衝鋒陷陣聞名的戰鬥組織”。在打死卞仲耘老師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強迫“黑五類,站在教室前麵挨鬥,拿一根長繩子繞過挨鬥者的脖子,把她們拴成一串,動手打她們,逼她們“交代反動思想”和父母的“罪行”,要她們不斷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在這些榜樣的帶動下,把無辜的孩子變成犧牲品的做法遍及全國學校。當時有個著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不少高幹子弟愛把這句話掛在嘴上。他們哪裏知道他們的“英雄”父親才是毛的真正目標。
讓小孩子做犧牲品,無疑得到毛的鼓勵。四川省負責人從北京開會回來後,對他做紅衛兵領袖的兒子講會議精神:“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跟國民黨鬥爭的繼續。原來我們跟他們鬥,現在我們的子女跟他們的子女鬥。”
毛接著把紅衛兵暴行從校園引向社會,首當其衝的是文化人和文化。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身旁的林彪,號召紅衛兵“大破”,舊文化”。最早被搗毀的是傳統的商店招牌、街道名稱。長發、裙子、高跟鞋成了那些在街頭揮舞剪刀的大孩子的犧牲品。從此以後多年,中國人隻能穿平底鞋和幹篇一律的外套褲子。
八月二十三日,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看北京亂的不厲害”,“北京太文明了”。當天下午,一群群紅衛兵,多是女中學生,來到北京市文聯的大院裏。那時候,紅衛兵有了自己的“製服”:綠軍裝(有的是父輩傳下來的,有的是染的)、紅袖章,手拿小紅書,腰上係著帶銅扣的寬皮帶。那天日頭特別毒,作家們被集中在文聯院子裏,在“XX站出來!”的喝聲下一個個出列,脖子上被掛上事先準備好的大木牌,上麵寫著各自的名字,冠以“牛鬼蛇神”、“反動權威”等罪名·紅衛兵用銅扣皮帶劈頭蓋腦地朝他們打去。
作家們接著被塞進大卡車,運到曾是孔廟的首都圖書館。那裏集中了北京各劇團的大量戲裝、道具,紅衛兵用它們點起一堆熊熊大火,把幾十位中國最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和演員按倒跪在火堆旁,對他們棍棒交加。挨打受辱的有年近七十的作家老舍,第二天,他投湖自盡。
打人的地點、火燒的道具、被打的人物,都經過事先策畫安排,用來代表“舊文化”。受害者們是中國家喻戶曉的人物,迄今為止被官方尊為“人民藝術家”,拿他們做毒打對象毫無疑問是最上層的決定,鬆散結合起來的少年紅衛兵隻是打手。
為了使這天的暴行順利進行,毛在八月二十一、二十二兩天,給軍隊和公安人員分別下令,不準他們製止學生:“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放空槍進行威嚇也絕對不允許”。
“八·二三,後,紅衛兵暴行在全國升級,“抄家”開始。當局把犧牲品的姓名、地址交給紅衛兵,讓他們去抄這些人的家。像四川的負責人,就要專管“民主黨派”的“統戰部”,把非黨知名人士的名單交給兒子做領袖的紅衛兵組織。
八月二十四日,公安部長謝富治要警察同紅衛兵“取得聯係”,“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中共統治下的“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幫助他們抄家。有人間:紅衛兵打死人怎麽辦?謝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針對心有疑慮的人,謝說:“連周總理都支持。”
有了上麵的引導,血腥的抄家席卷全國。紅衛兵超越名單的局限,到處破門而人。他們燒書、撕畫,砸唱片、毀樂器,凡是沾“文化”邊兒的東西都在掃蕩之列。貴重物品被沒收,主人遭受毒打。在《人民日報》
“好得很!”的歡呼聲中,不少人在自己家裏被打死。有的被拖到電影院、戲院、體育場,那裏如今是刑訊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八月,大街小巷到處是紅衛兵抄家的腳步聲,拷打審訊的怒喝聲,受刑者的痛苦呼叫聲。
八月三十日,周恩來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後來,人們常引用這張單子,說紅衛兵抄家打人是中央文革小組指使,周恩來插手進來保護受害者。事實上,單子上的人都是毛澤東要保護的,“中央文革”的事周恩來也部管。名單要保護的不過幾十個人,而據後來的官方統計,從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僅在北京就有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家被抄,打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毛也曾偽善地說:“要文鬥,不要武鬥”。不少紅衛兵得以用這句話作盾牌逃避打人,挨打的也希冀以此保護自己。可是,打人的、被打的,都看得很清楚,行凶的人完全不受懲處。暴力當然也就繼續了下去。
毛要紅衛兵抄家還有實際的目的:把民間尚存的財富挖出來送進國庫。據後來的官方數字,北京紅衛兵在一個月的時間內為毛政權增加了黃金十萬多兩、白銀近三十五萬兩,還有無數現金和名貴的書、畫、文物。有些文物用來出口換外匯。
抄家所得放在文物管理處,對毛、林、周、康生、陳伯達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庭開放。江青選中的有一隻十八K金的法國懷表,表上鑲有近百顆珍珠、寶石,在rn自們不白拿,給錢”的“原則,下,她付了人民幣七塊錢。類似的毛政權的所謂“不腐敗”的表現,還包括領導人開會喝茶付茶葉錢。至於眾多的別墅,成群的仆人,隨叫隨到的專用飛機、火車,還有無數其他特權好處,都是一分錢也不用付的。
愛文物的康生從抄家中所獲甚豐。管抄家物資的人說,康生經常自己來挑來選,r一鑽進庫房就是半天”,“在抄家的時候,康老還特意囑咐過我,說誰誰家的東西出來時,讓我告訴他。”
愛看書的毛澤東則開出長長的書單,把抄家得來的數幹冊古舊書據為已有。用紫外線照射消毒,這些書便堂而皇之地擺上偉大領袖會客室的一排排書架。以這些書為背景,毛會見了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同他們合影留念。他們無一不為這些書所顯示的毛的博學傾倒,基辛格(Henry Kissin肛r)感慨地說他好似身在“學者的書齋”。美國人有所不知的是,“書齋”倒像納粹元帥戈林(HermannG。ecng)用來陳列從猶太人那裏搶來的畫的畫廊,那裏的書留著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跡。
毛政權用紅衛兵抄家還解決了其他實際問題。其中之一是住房的極度匱乏。中共掌權多年,基本上沒為一般城市居民造過新房子。如今,被抄的人家被迫擠進一兩間小屋子,把其他房間騰給趁火打劫的鄰居。同一個屋頂下住著的人們,就像仇敵一樣彼此痛恨。
許多家庭在抄家後被趕出北京,下放到農村。毛政權一直在想辦法減少城市人口,因為他們得為城市人提供基本生存條件,而放到農村就不管了。在北京,不到一個月的抄家浪潮中,將近十萬人被趕下鄉去。據作家鄭義描述,在北京火車站的大廳裏,一群隨父母被驅逐出京,即將登車起程的孩子們被勒令在大廳裏跪成一片,一夥身著黃綠軍衣,臂帶紅袖章的紅衛兵用皮帶抽打他們,甚至有人拎起開水壺,朝著孩子們淋去,大廳裏一片慘號。
在抄家狂潮中,凡是家裏有書、有藝術品的人,都日夜提心吊膽,生怕紅衛兵闖進來看見,全家遭殃。嚇壞了的人們或者自己動手燒書,或把心愛的書拉到廢品店當廢紙賣,或把珍藏的藝術品藏來藏去最後還是在恐懼中毀掉。毛澤東幾乎把“文化”從中國人的家庭裏一掃而光。家庭之外,一大批古跡,中華文明的標誌,也被紅衛兵掃蕩破壞。僅北京一地,一九五八年保存下來的六千八百四十三處文物古跡,有四千九百二十二處在一個月中全部毀掉。
古跡中的佼佼者受到保護。單子上自然有天安門城樓,毛還需要站在上麵受大眾歡呼。它們由軍隊進駐,有的關了門,人民也就無緣涉足。
中國最著名的建築師梁思成,曾反對毛要“從天安門城樓望出去,看到處處都是煙囪”的“城市建設指示”,認為“那情景實在太可怕了”。他被抄家批鬥,寶貴的藏書大部分被毀,一家大小被趕到一間二十四平方公尺的小屋裏。在攝氏零下十度的嚴寒裏,小屋的牆上、地上結著厚厚的冰霜,窗上的玻璃被外麵的小孩一塊塊打碎。梁思成不斷在病中,幾年後默默去世。
人們一般認為紅衛兵對文化的摧殘是“亂打、亂砸”中心是一個“亂”字。事實上,大部分行動並非自發,而是毛政權指使的。在“八·二三”毛說“北京太文明了”之前,紅衛兵沒有破壞文物古跡。毛發話的那天,第一處古跡才被砸:頤和園佛香閣的釋迦牟尼塑像。之後破壞重要古跡時,上邊常派有專家到場,把最寶貴值錢的文物挑出來送進國庫,其他的拉到工廠作廢銅爛鐵熔掉,或到造紙廠化作紙漿。:在破壞文化上,毛政權是導演。這突出表現在對孔子故居孔府的大破壞上。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他的家也是文物蒼萃的寶庫,曆代帝王,來這裏朝拜,修建了宏大的古建築群,留下了大量碑刻和無數藝術品。文革開始,當地人接到命令砸孔府。人們不忍心下手,於是“中央文革”專門把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派來。出發之前,紅衛兵到天安門廣場,舉起拳頭,用當時特有的語言,“向最最敬愛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莊嚴宣誓”,誓詞說孔子“是毛澤東思想的死對頭”。砸碑時,“中央文革”的指示具體到可砸什麽,不可砸什麽,“以明清劃線”。山東省博物館的文物專家到場告訴紅衛兵該保留哪塊碑,紅衛兵便在上麵寫一個“留”字。
江青是毛毀滅文化的主要助手。在她的嚴厲管製下,文革十年,直到毛去世,書絕大多數被禁,隻出了幾本所謂小說,差不多每頁都有黑字體的毛語錄。畫倒是有幾幅,歌倒是有幾首,無一不是歌頌毛的。
舞台被江青的八個“樣板戲”獨霸,銀幕上也隻有寥寥幾部欽準電影。數千年文明的中國,成了名符其實的文化沙漠。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毛感到他在共產黨內上上下下搞大清洗的時機成熟了。他簡稱“走資派”。讓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向紅衛兵宣布:“這次運動的重點,是鬥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但究竟誰是“走資派”毛沒說明。他也不知道全國眾多的幹部誰反對過他,誰對他忠誠。
毛的辦法是先把他們全部打倒,換上新的人後,再一個個審查他們。至於忠實於他的人受冤枉、受委屈,毛是不在乎的。
毛的工具此時不再以高幹子弟為主體,而是遍地開花的、專整“走資派,的“造反派”組織。一九六七年一月,憑著造反派的衝鋒陷陣,毛推翻了全國走資派。
共產黨的控製一點也沒有放鬆。一份份中央文件明文規定:不許搶檔案(中共給人人都立了檔案),不許為以往政治運動迫害的人翻案,不許“階級敵人”“混入革命群眾組織”“更不準他們自己建立組織”。把矛頭指向毛澤東或中共的人,不是被監禁,就是被槍斃,其中知名的有林昭、遇羅克。
對毛來說,造反派的用場是幫他懲罰失去權力的走資派,方式是寫大字報攻擊,開批鬥會,打罵侮辱,遊街示眾等等。這也挺對不少造反派的胃口。他們有的恨領導,乘機報複。有的想往上爬,看到這是一條捷徑。那些早就手癢癢以打人為快事的,那些虐待狂們,現在是過癮的時候了。
第一個被打死的高級幹部是煤炭部長張霖之,時間是一月二十一日。他曾對毛和毛的大躍進表示不滿。兩年前毛開始說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劉少奇間他誰是這樣的當權派,毛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如今,在江青親自導演下,張霖之被多次殘酷批鬥,一位目擊者偷偷在日記中寫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張部長被送至台上,強行按倒跪下。他使勁抬頭,李XX,載X猛撲上前,用力壓。接著,又有四個人一齊踩在他的小腿上,讓他無法再站。又有些人拿著一根釘著木牌的棍子插進衣領,張部長拚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臉、鼻子都劃破,順著脖子淌血。會剛開完,李X X和一群人扭著張的胳膊串過大、小禮堂遊鬥,後又到院裏鬥,大門口鬥。張部長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嚴寒裏凍著。他遍體鱗傷,雙手舉著木牌,又氣又凍,全身哆嗦。有幾個家夥說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汾西礦務局的李XX來京,還帶來一個特製的六十多斤重的鐵帽子。……鬥爭會一開始,幾個小子就拎著鐵帽子往張部長頭上扣。他雙腿打戰、臉色蠟黃,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鍾,鐵帽子就把他壓趴在台上,口吐鮮血。這麽折騰了三四次,張部長已奄奄一息,昏死過去。
最後,打手們把一個大鐵爐掛在他的脖子上,用皮帶鐵頭打裂他的後腦骨,他就這樣死去。有專人拍照,照片送到了周恩來手裏--毫無疑問,也到了毛澤東的眼前。
毛並不喜歡為後世留下紀錄,也不想張揚他統治的殘暴,為什麽照相?答案最可能是他要看這些照片,看他的敵人受罪心裏痛快解氣。一些批鬥大會還拍了電影,毛在他的別墅裏看錄像。有的批鬥大會的影片也在電視上放映,配的音樂是樣板戲。當時很少私人有電視,造反派被組織起來觀看。
毛很清楚他從前的同事、部下們在受什麽樣的罪。紀登奎副總理曾回憶,毛問他挨了多少決鬥,紀說他挨了幾百決鬥,坐了“噴氣式飛機”。“毛主席聽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還親自學做噴氣式的樣子,低頭、彎腰、並把兩手朝後高高舉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這樣的日子中過了兩三年,百萬幹部被流放到鄉下的“五七幹校”,待遇僅比勞改犯好一些。被放逐到五七幹校的還有文化人:作家、藝術家、學者、演員、記者,在毛的新社會裏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
取代各級幹部的是軍隊。一九六七年一月,官兵們受命進駐全國每個單位。此後幾年中,成為新當權者的有近兩百八十萬人次,其中五萬成為縣以上中高級負責人。在這批人的領導下參與管理的有造反派代表,還有留用的老幹部,以保持政權的運作照常進行。如今的軍隊什麽都管,國防倒成了其次。當擔任海防任務的李德生部被調去安徽接管內政時,李請示周恩來:“萬一有情況怎麽辦?”周答道:“仗,恐怕十年打不起來”。毛不相信蔣介石會打進來。
三月間,學生們被召回學校,盡管在那裏他們什麽也學不到。以往的教學秩序、方式、內容不複存在。教育恢複正常,是毛死後的事了。
社會上,人們照常上班,商店照常開門,銀行照常營業,醫院照常看病,工廠、礦山、郵政、交通,大體上都在運轉。軍工企業比以往抓得更緊,給了更多的投資。農業生產不比往年差。中國沒有失控。
然而,人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變化。變化主要在業餘時間。娛樂如今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學不完的“紅寶書”,念不完的《人民日報》社論,開不完的使人頭腦麻木、情緒緊張的會議,參加不完的批鬥大會,看不完的對“走資派”和其他“階級敵人,的“噴氣式”。殘忍的暴力成了公眾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每個單位都設有自己的牢房,稱作“牛棚”,折磨著自己單位的人。無書可讀,無雜誌可看,無電影可觀,無戲劇可欣賞,收音機裏也絕無輕音樂可讓人放鬆。唯一的歌舞來自“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當當響的樂聲中揮舞著小紅書,唱著語錄歌,雄赳赳、氣昂昂地蹦跳著。就連江青的八個樣板戲,老百姓也難以看到。
毛的新當權者們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審查被打倒的幹部們,看他們是否反對過毛,抵製過毛的指示。
這些幹部們每人都有一個“專案組”。在最上層的是“中央專案組”。這個極端秘密的機構由周恩來任組長,康生為副,組員是陸海空三軍調來的中級軍官,專門審查毛想審查的人。毛特別關注的是中共上層有沒有人同蘇聯合謀想推翻他。因為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曾對賀龍說要他“搞掉毛”所以軍隊係統的第一要案是賀龍專案。案子株連整個賀龍從前的部下,賀本人死在監禁中。
中央專案組權力極大,決定抓誰、審誰、拷打誰,也對誰該受什麽處置向毛提出建議。組長周恩來的簽字落在許多逮捕證,處理報告上,包括建議判處死刑的報告書上。
在同事、部下備受苦難時,毛的日子過得是依然故我。中南海的舞會仍舊為他舉辦,伴舞女郎用大汽車運進運出,有的也上了他的大床。在被斥為“淫穢”而早就禁止的“遊龍戲鳳”之類樂曲中,毛依然踱步似的跳著舞。隨著時間的流逝,同事們一個個從舞廳裏消失,有的被清洗,有的失掉了作樂的興趣,漸漸地,舞池裏的領導人隻剩下毛一個。
在沒被打倒的政治局成員中,一九六七年二月爆發了一場反抗,反對文革給他們的黨和幹部造成的災難。對毛一直忠心耿耿的譚震林,在大饑荒時管農業,對毛也沒有怨言,這次忍不住了,對中央文革小組發作道:“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個打掉。幾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第二天,他給林彪寫信說他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外交部長陳毅說:“文化大革命是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可是,這批人畢竟跟毛多年,對毛誠惶誠恐。毛對他們發了一通雷霆之怒,他們就像霜打的小草一樣蔫了下來,向毛作了檢討。毛左有林彪,右有周恩來,顯然是無往而不勝。對這些反抗了他的人,毛用造反派懲罰他們,懲罰夠了又給他們些甜頭吃吃。反抗被毛輕易地壓了下去。不那麽容易壓倒的幹部中有一位蔡鐵根大校。他不僅在日記裏譴責毛,甚至還在流放之地和幾個朋友談論上山打遊擊。他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是文革中被槍斃的最高級軍官。行刑前,他向獄中的難友道別,然後從容赴死。
在一般老百姓中更有許多壯麗的英雄。其中一位是個十九歲的姑娘、德語學生王容芬。在參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門廣場上的紅衛兵集會後,她的反應遠遠超過了時代局限--她覺得這“和當年的希特勒簡直沒什麽區別”。她給毛寄出這樣一封抗議書:
請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什麽?
請您以黨的名義想一想:眼前發生的一切意味著什麽?
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杆子運動群眾。
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同樣內容的一封信她用德文寫出。把這封信帶在身上,她到藥店買了四瓶DDT殺蟲劑,然後走到蘇聯大使館附近,把毒藥一瓶瓶暍下。她想讓蘇聯人發現她的屍體,把她以死來反抗文革的事傳向世界。可是,她醒來是在公安醫院裏。她被判處無期徒刑,在監獄裏受到非人的磨難。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擰在背後,上了半年的“背銬”,吃飯是滾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進來的窩窩頭。當背銬終於取下來時,鎖已經鏽住,用鋼鋸才鋸開,手已經動不了。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來了,活到了毛澤東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絲毫不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