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蕭峰文想到的
蘆笛
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為標誌，中蘇關係進入了蜜月期，雖然內部裂痕早在５０年代後期出現了，但一直到６０年代初期，雙方衝突才公開暴露於國內外人民麵前。所以，將中蘇蜜月期定為１０年，亦即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大概比較準確。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說，兩個大國作為鄰國，彼此之間的衝突必然是千絲萬縷的，尤其中蘇曆史上有過許多恩怨，在二戰後冷戰雙方壁壘分明之際，這種強鄰實在不是結盟對象。
就連春秋戰國時代的古人都知道這點，提出原始的“遠交近攻”理論，而毛要一直到麵臨蘇聯的核打擊、在國際上四麵楚歌之時才明白這簡單道理，對李誌綏大夫承認，俄國過去從中國掠奪了大量領土和特權，而美國曆史上對中國從無惡意，雲雲。他不知道那其實是地緣政治決定的。曆史上侵害中國最烈的國家就是俄國和日本，那不過是因為兩國都是中國的鄰居而已。哪怕是沒有帝國主義傳統的美國，在曆史上對墨西哥又豈有善良可言？因此，在冷戰中和鄰國結成盟國，乃是隻有絲毫不懂地緣政治學的井蛙才會幹的蠢事。
從意識形態上來說，中蘇兩國同屬於一個教門，我黨過去乃是莫斯科建立領導的一個支部，黨的紀律規定，下級對上級隻能絕對服從。國際共運傳統決定了中共領導在執政後，一定會在有意無意之間把中國也當成蘇聯的部下，使得兩國關係沒有精神上的平等可言。這種把蘇聯政府當成中國政府上司的作法，在毛首次訪問蘇聯時業已暴露無遺，而不平等的關係遲早要引出麻煩來。
更麻煩的是，既是宗教，教徒們就必然會對教義理解產生歧異，由此導致不同教派產生，甚至引起宗教戰爭。在這種情況下，以蘇聯為盟國，就會使兩國關係毫無必要地受到意識形態因素幹擾，使得意識形態上的爭吵泛化升級為國家之間的衝突。正如文革期間許多夫婦因為派性不同而離婚一般，乃是極度可笑的白癡行為。
從蘇聯的現實情況來看，它也沒有能力作中國的恩公、庇護人（我這兒該用的名詞應為mentor，可惜中文無類似詞匯）和導師。究其本質，蘇聯乃是為了應付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包圍，解決緊迫的生存危機，由政府強製集中人力物力於某些領域，進行人為“催肥”，製造出來的一種“應急強國”，和西方那種自然形成的強國完全是兩回事。這種國家的特點其實就是軍國主義，它具有強大的國防科技、國防工業和武力，但國家的科技和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是極度畸形的。
蘇聯在西方包圍下，靠一國努力，獨立建立了特殊的科學技術體係，在個別領域中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與國防有關的學科畸形發達，諸如數學、物理學的某些分支，但多數領域則還在第三世界水平，諸如化學、生物學、醫學等等就一塌糊塗。在工業上也如此，最發達的是重工業，但輕工業、化工、農業、第三產業等就曆來被忽視。最嚴重的弊病還是，蘇聯的技術水平一直很低下，特別是工藝水平一直不過關，例如電子工業、冶金技術等等從來就是落後的，從未擁有西方的高技術，而是靠“低技術＋數量＋臨機應變”來補償。
二戰期間蘇聯飽受戰禍，國民經濟遭受了極大摧殘，冷戰發生、衛星國的出現使得蘇聯承擔了超出它的國力的國防負擔。用鬼話來說，該國早已overstretched，它的戰略野心和對盟友承擔的軍事經濟義務早就超出了自己的國力。這泥足巨人一直苦撐到８０年代末才轟然倒地，堪稱人類奇跡。
總而言之，和許多同誌的想像相反，５０年代的蘇聯根本不是什麽發達國家，而是一個經濟畸形、重工業產量很高、但技術落後的窮國。即使是幾十年後的今天，俄國大概也算不得發達國家。指望這種國家長期無私援助中國這樣的大國根本就不現實。
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和蘇聯結盟實屬不智之舉。早說過了，當時中國應該采取不結盟政策，和蘇美實行等距離外交。非要結盟不可，那也該去與和中國沒有領土糾紛和其他利害衝突的美國結盟。老美有的是錢，從來是一擲千金，而且科學特別是技術非常發達，要去找mentor，也隻有這種國家能勝任愉快。
然而毛卻在“建國”之前就已決定“一邊倒”，此後又和蘇聯結盟，更愚不可及地趟進韓戰渾水中去，從此自絕於文明世界。這當然是合九州之鐵不能為此錯，但從共產黨的教義來說也還是可以理解的。
早說過了，毛從來不是民族主義者，信奉的乃是馬列的“國際主義”，而這玩意乃是該教最大的智力錯誤，由此導致了無數毫無必要的糾紛和衝突。
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設想的無產階級革命乃是世界革命，沒有什麽“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之說。在他們的簡單想像中，全世界無產階級同時一哄而起，推翻了世界資產階級，就此實現“世界大同”，國家、民族等等就此消失。他們從來沒有設想過“社會主義革命”會隻在一部分國家中成功，根本就沒有預見到“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
由此便留下了無從填補的兩大漏洞：第一，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準則是什麽？支配這些國家之間的外交原則，到底是不講究民族利益的國際主義，還是強調維護國家利益的民族主義？第二，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應該如何處理？到底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敵人關係，還是以民族主義為指導的常態外交，亦即可以謀求和平共處，平等互利？
中蘇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完全不同。斯大林從來奉行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搞的其實是帝國主義外交，赫魯曉夫則對兄弟國家實行國際主義，在處理西方關係時則尊重現實，謀求與西方和平共處。
毛提供的則完全是正統回答。無論對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西方國家，他堅持的都是國際主義原則，即把前者看成是沒有根本利害衝突的階級兄弟，把後者看成是不共戴天的死敵。
中蘇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不僅是原教旨留下的理論漏洞造成的，也是國際現實政治的結果。隨著蘇聯在二戰中的崛起，西方不得不將其接納入強國俱樂部，而中國因為極不明智地介入韓戰，被排除在國際政治遊戲之外。因此，當時的蘇聯和如今的中國的位置頗類似，而當時中國的處境與如今的痞子國家北韓差不多，同樣都是不得入局的國際孤兒。
這就決定了中蘇的外交政策必然不同：已入局者希望按規矩辦事，不要在國際上亂打超限戰製造難題，而未能入局者總是心懷不平，動輒靠亂出牌來吸引眼球，以此提醒強國注意自己存在，希望對方就此把自己當回事。這其實是“指望靠哭鬧得到糖果的孩子心理”。
不明白這一點，就無法理解後來的中蘇衝突是如何發生的，那其實是“首著一錯，滿盤皆輸”的瀑布過程（cascade）：毛不顧美國放出的一係列信號，出於意識形態原因，急於顯示其世界革命堅定立場，刻意和美國為敵，先與蘇聯結成軍事同盟，後又愚不可及地介入韓戰，親手把自己造成了西方的仇敵，被人家關在國際社會門外，由此導致毛的“哭鬧爭糖”戰術，這又給企圖和西方緩和關係、建立常態外交的老大哥出了難題，導致兩者衝突，最終淪入四麵楚歌的困境。
這些當然是後話，當在論述中蘇破裂時詳加討論，下麵回顧中蘇蜜月期的重大曆史事件。
Ａ、我黨按蘇聯模式建國，並以鐵腕強製推行殖民地的奴化宣傳教育
和本文其他章節不同，本段不是介紹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並加以評論，完全根據自己親身經曆寫出。但我深信，凡是５０年代的過來人都能為我作證。
這不是為思雲攻擊的“隧道眼”。隻有他那種隧道眼才看不出來，我黨實行的乃是“全國一盤棋”，建立的乃是空前均一（homogeneous），徹底扼殺了多元化的社會，因此局部經驗和全局經驗常常也就是一回事，正如溶液的濃度到處都是一樣的，並不需要把一鍋湯全喝下去，才能知道那湯有多鹹。
從某個意義上來說，５０年代乃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屈辱的時代，在其間我黨全麵“以俄為師”，不但按蘇聯模式建立國家政權，建立軍隊，改造國民經濟結構，而且使用鎮壓暴力，強迫對全民洗腦，實施中國曆史上從未見過的殖民地式奴化宣傳教育。前者倒不足為恥，後者則是中華民族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隻怕是當年的“滿洲國”也不曾搞過這套。
如所周知，我黨完全是按照列寧的建黨方式、由莫斯科控製的第三國際特使建立起來的。在執政之後，我黨便將蘇聯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模式全盤照搬過來，實行相當徹底的“全盤蘇化”。
在政體建設上，我黨仿照蘇聯模式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蘇維埃）那個橡皮圖章，以及掌握實際權力的黨政兩大班子，效法蘇聯實行一黨專製，設立了和蘇聯基本一致的各種部門。黨組織就不必說了，至今也是蘇共那套。政府各部委都能找出蘇聯的等價物，例如外貿部、各種工業部、經委、計委、體委、國防工委等等都是西方國家沒有，隻有蘇聯專有的部門。
地方政權也是蘇聯那套，由省委和省人委（人民委員會）控製，後者連名稱都是蘇聯搬來的。唯一的變革乃是沒有效法蘇聯搞虛假的“聯邦製”，未成立“加盟共和國”而是代之以換湯不換藥的“民族自治區”。
軍隊也按蘇軍模式“正規化”，成立了三總部、國防部以及下屬各大軍區。並把蘇聯的軍銜製度原模原樣地搬進來。可笑的是，我黨永遠拎無清總參和國防部到底是什麽關係，以致兩家無限扯皮，扯到後來總長粟裕受不了，想去請教老大哥這問題，卻被國防部長彭總打為“告洋狀”，被老毛指使打手７鬥８鬥，鬥得死去活來，就此蒙冤下台。
文化科學教育事業也完全按蘇聯模式改建。在文化事業上，中共效法蘇聯，成立被中宣部控製的文化部，成立作協、美協、音協等衙門，消滅了作家和藝術家這種自由職業，將其統統變成吃皇糧的國家幹部。
在科學界則根據老大哥的榜樣，取消了私立研究所和私立大學，在全國成立科學院及各地分院，將科研和教育分開，成立各級國立研究所。科研主要由這些研究所承擔，除了幾個重點大學外，地方大學都不開展科研。
在教育界則實行所謂“院係調整”，將按英美模式建立的綜合大學統統解散，關閉了所有的法學院和商學院，把工、醫、農從大學裏分出來變成單獨的學院；廢除了西方的跨學科選課和學分製，甚至廢除了學銜（最後一條連蘇聯都沒這麽做，完全是我黨獨創）；並廢除了各大學原來使用的由教授自己編寫的教材，將蘇聯的教科書翻譯過來，作為全國統一教材。我本人用過的中學數理化教科書就是蘇聯教科書的忠實譯本，連插圖都和原本一模一樣。
此外，我黨還高薪聘請了蘇聯專家在各行各業中充當顧問，指導科研文化教育事業的開展。並一度仿效蘇聯在內戰後把幹部送入“紅色教授學院”的榜樣，成立了鬼大一類爛學校（也就是馬悲鳴和隨便的母校），並向各大學輸送了大量的“調幹生”。可惜這明智舉措後來便中途放棄了。蘇聯通過這措施將革命痞子們基本改造成了知識分子，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出色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而我黨似乎沒有什麽成功例子。
這些措施如今應該怎麽評價？我認為，如果是國民黨繼續執政就毫無必要，但我黨既然當國，那就完全是必要的，因為我黨自偉大領袖以下，除了個別同誌如周、鄧算是低級知青外，統統是缺乏最起碼的現代知識亦即西洋知識的痞子，絕大多數黨員包括高幹在內，連粗淺的文化都沒有，完全是個大老粗文盲黨，又死也不肯效法曆代奪權成功的痞子，將管理國家的權力讓給儒生，實行學者治國，而是要堅持“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這種無知群體，豈會有建立現代國家、領導全國經濟建設、發展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能力？
舉個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吧。５０年代任蘇聯外貿部主管的科瓦利曾在回憶錄中說：
“我和他（米高揚）發現，中方的談判方式是，讓蘇方提出蘇聯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化的方麵和範圍的決定，並由蘇方承擔這些決定的責任。按照我的請求，米高揚就談判進程兩次會見了李富春，並對中方沒有提出書麵建議表示困惑不解，但這種口頭方式的談判經曆有增無減。 ”
他倆不知道，這其實不是中方想推卸責任，而是高幹們根本就沒有能力、甚至也不知道要提供書麵建議。他們隻會想起來，要在哪兒哪兒建個大項目（工廠、水庫、大橋等），然後就向蘇聯提出這請求，此後萬能的老大哥就會從魔術口袋裏掏出那大項目來，根本就不知道先得作充分調查研究，作一係列學術論證，查明哪些是中方可以自己解決的，哪些是必須靠蘇聯幫忙的，而哪些連蘇聯都做不到，然後再提出書麵建議來，具體指明希望蘇聯幫助解決什麽問題。
正因為連這種起碼的知識都沒有，中方才會和蘇聯進行“口頭方式的談判”，隻知道籠統地提要求：幫我在哪兒哪兒建個大工廠，至於上麵說的那些必要工作則一律留給蘇聯去做，於是連這位貴為部長的科瓦利，都不得不飛到中國來，親自參加選址等預備性工作。說句良心話，痞子治國弄到這種地步，蘇聯弄上咱們做夥伴，也當真是晦氣。
請蘇聯派專家也是如此。後來叛逃到加拿大去的蘇聯化學家Klochko曾在１９５７年被派往中國，根據他的回憶，中方隻知道對蘇聯說：“給我派個物理學家或化學家來”，卻從來不知道點名要誰。蘇聯當然舍不得派出第一流的專家來，一般科學家又不願到中國去，以免時間呆長了失去自己在本國的實驗室，於是最後派出的常常是那種勇敢同誌，他們之所以敢來，乃是在本國沒有什麽搞頭，又以為中國和非洲差不多，沒什麽科學。這位Ｋ教授算是例外，他本人曾經獲得斯大林獎金，可惜是落後分子，被派到中國乃是被積極分子排擠的結果。到中國不久後他就發現這個毛病，於是向中國建議，需要某個行業的專家時，最好點名索要該行業的出色專家。但這建議根本就未被中方采納，那原因很簡單：領導內行的外行們根本就不懂行情，提得出什麽名單來？
因此，我個人認為，在那種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特別是在堅決自絕於西方文明世界之後，中國別無選擇，隻有實行“以俄為師”，實行“全盤蘇化”，此乃在大錯鑄成之後唯一剩下來的補救措施，不幸的是，我黨連這都沒堅持下去。
如果說“以俄為師，全盤蘇化”算是萬般無奈之下必要的彌補措施，那麽，以鐵腕推行的殖民地式奴化教育就不但毫無必要，而且是對全體中國人民的嚴重侮辱。
５０年代初期的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一樣，其實頗像古代的諸侯國家，效忠於斯大林那個天子，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相當於一個大帝國。我黨不但認斯大林為領袖和導師，而且逼迫全國人民去認同並效忠那偉大領袖和導師，為此，我黨不但開足了全部宣傳機器的馬力，而且多次發動政治運動，無情整肅敢對蘇聯不敬的人士。
在政治宣傳上，我黨使用中國曆史上從未見過的肉麻無恥話語去吹捧斯大林以及蘇聯。斯大林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是中國人民的“父親領袖”，蘇聯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燈塔”，是“馬列主義智慧的來源”，是“蘇聯老大哥”，是“社會主義天堂”，“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向蘇聯學習”成了最重大的根本國策之一。
國慶遊行時，斯大林的畫像是最大的，比其他人的畫像幾乎大出兩倍去，走在最前麵。此後才是朱毛和蘇共政治局其他大員的畫像，尺寸規格一般大，都比斯大林的小得多。在東北各地更是常有隻掛斯大林畫像，不掛本國領袖畫像的怪事。
斯大林逝世時，中共如喪考妣，不但發了令後世子孫蒙羞的諛詞萬端的唁電，並派出周恩來去奔喪，而且將其定為國喪，在全國各地舉行大規模追悼會，許多群眾如同後來在毛的追悼會上一般，痛哭昏倒在現場。
在文藝宣傳上，中共全麵禁止了西方現代文學藝術流入，俄國文學和蘇聯文學壟斷了中國的出版業，在數量上全麵壓倒西方經典文學作品甚至中國文學作品。中蘇１０年蜜月期間，唯一翻譯過來的外國文學作品大概隻有蘇聯、東歐文學以及寥若晨星的西方共黨作家或左傾作家的作品，就連歌頌日俄戰爭的《旅順口》都給翻譯過來並大量發行。除了國產片，５０年代後中國人便隻有看蘇聯和東歐電影的可能，偶然能看到的西方電影也隻能是人家的經典名著或左派作品。從西方學來的繪畫、雕塑、音樂等等流派被全麵禁止，藝術家們被迫放棄從西方學來的技巧，學習“巡回展覽畫派”、“四大司機”等一係列俄國和蘇聯名堂。斯大林製定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奉為官定文藝方針。
在科研教育上，中共不顧事實，將蘇聯吹捧為世界上科學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在“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口號聲中，禁止學者們學習西方，並緊跟蘇聯的榜樣，將學術問題化為政治鬥爭，狠批“孟德爾－摩爾根唯心主義”，禁止中國科學家進行真正的遺傳學研究，以致“米丘林－李森科學說”那種偽科學竟然成了生物學研究和教育的主要內容。哪怕在蘇聯人自己拋棄了那偽科學之後，中國還要堅持不改，直到１９６３年，中學生物教科書中才首次同時介紹了兩種學說。
中共的奴化教育甚至到了禁止中學英語教育地步。全國所有的英語教師都被迫改行去學俄語，以致全國大學的外語係除了幾個重點大學外，統統成了俄語係。這種野蠻作法延續到中蘇破裂之後才突然改變過來。我上高一時學的還是俄語，但後來的高中生就突然改學英語了，讓我慨歎早上了一年學。
中共甚至向入關的滿族皇帝學習，強行改變人民的發式和服裝。中共執政前，中國的時髦服裝是兩種，一曰傳統服裝如旗袍，二曰模仿西方特別是美國電影流傳進來的時尚。中共上台後便禁止了這兩者，女性統統改穿所謂的“列寧裝”、“布拉吉”（蘇式連衣裙），發型也改為蘇聯電影上那種土發型，或是從頭發根部編起的土到極點的大辮子。
中共還在全國規模內引進了蘇聯的集體舞，學會那種舞蹈乃是國家工作人員的義務。那時的節日之夜，整個街道或廣場常常改成舞場。男男女女穿著蘇式服裝，在蘇聯音樂下跳起蘇式舞蹈，那情景和蘇聯的亞洲加盟共和國也沒什麽區別。
這些其實也算不了什麽，最混帳的還是，中共竟然把效忠蘇聯當成了國民義務，將“反蘇”當成了叛國一類大罪，為此鐵腕鎮壓對蘇聯膽敢心懷不敬的一切人士。
５０年代初，全國知識分子即被我黨投入所謂的“思想改造運動”，其目的是清除知識界“親美崇美恐美”的“反動思想”，承認蘇聯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文化強國。所有留學英美的“高知”們都得無情侮辱自己並侮辱他們的外國師長，痛罵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歌頌蘇聯的偉大，這才得以過關。
此後毛澤東更在中央會議上指示：凡是和蘇聯專家有衝突的，無論曲在何方，中方一律要“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前麵已經說過，若幹被派到中國的蘇聯專家並不是該行的翹楚，有的甚至不過是技術工人而已。這些人當然瞞不了中國同行，但如果中國同行“不識做”，不幸和蘇聯專家發生工作上的爭執，則立刻就要禍從天降，背上“反蘇”的重大罪名，就此毀了一生。
整肅知識分子在５７年的反右鬥爭中達到最高潮。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的六條劃右標準中，“反蘇”就是重要的一條。許多知識分子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都沒說，隻不過是說了句“蘇聯搶走了我們的江東６４屯，霸占了我們的唐古烏梁海”，甚至隻是說了句把“蘇聯的科學技術不如美國”，“蘇聯造的機器太笨重”，就被定成右派分子，從此斷送前途，在地獄裏煎熬了幾十年。
中國曆史上還從未見過這種以國家暴力手段強迫進行的殖民地奴化教育。這種事，連入侵中國的蒙古人和女真族都沒幹過──起碼人家沒有逼迫漢族去學習他們的文字，認同他們的遠祖，更沒有廢除中國的傳統文化。光是用暴力強加給全體中國人的這一奇恥大辱，我黨便永遠沒有資格冒充“民族英雄”。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