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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話中蘇恩仇之二十
蘆笛
【說明】
那天老克建議，文字不宜寫得太長。有鑒於此，《中蘇恩仇》長文現改為專題係列，以便讀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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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朝鮮戰爭是中共執政史上一個頗為獨特的重大曆史事件，在半世紀後的今天，用真正的民族主義眼光來看，它完全是中共外交領域裏的重大災難，由此為國家民族造成的重大災難性後果並不亞於內政中的“大躍進”。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哪怕是再死硬的摩登紅衛兵，也不敢為毛的“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辯護，但韓戰卻作為最濃重的一筆油彩，大概永遠不會從中共這個“民族英雄”的臉上洗掉。不但愛黨人士將永遠把這看成是毛領導的中共的光輝業績，就連對中共內政持嚴厲批判態度的許多所謂“自由知識分子”，也都將此作為中華民族在世界上揚眉吐氣的輝煌時刻。記得聶華苓曾說，海外華人贏得白人的尊重的轉折點就是韓戰。在此之前，中國人隻有讓人看不起的份。哪怕是我這老反革命，都還常在閱讀共軍入韓早期取得大捷的史實時難以壓下強烈的自豪感。
這其實說起來是民族的悲劇：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列強眼中一直是毫無好轉跡象的東亞病夫，對外作戰多是以恥辱告終。一係列屈辱，讓我們變成了一個心理素質極度脆弱的民族，有著超常的自我肯定的心理需要。咱們是太需要外戰的光輝勝利來為自己打氣了。因此，中共介入韓戰並一度獲得大勝，最終和聯合國軍打成平手，激起國人自豪感是非常自然的，這其實也是我黨贏得老一輩知識分子們擁護認同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也就是在此暴露了中國人作為一個現代民族的致命缺陷：時至今日，咱們基本還不知道什麽是愛國，什麽是值得自豪的民族成就，隻知道尋求感官的膚淺滿足，不知道評價一位國務家時，不是看他是否敢於和強國翻臉，而是看他是否盡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捍衛了國家利益，也不知道battle（戰役）和war（戰爭）的區別，因而不知道中國或許贏得了朝鮮戰爭這個戰役，卻在整個外交戰線上全軍盡墨。
為讓大眾明白這點，我曾反複將斯大林和毛澤東作過比較。斯大林雖然是個曆史上罕見的屠民暴君，但從蘇聯的國家利益上來看，他不愧為出色的民族主義國務家，處處為國家利益著想，千方百計避免和強國決鬥，極度謹慎，從不把國家無必要地帶到危險邊緣。蘇聯對外作戰，從來是欺軟怕硬，專揀軟柿子捏，先後對中國外蒙、波蘭（內戰時期）、中國東北、新疆、芬蘭、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波蘭（二戰初期）用武，與此同時卻千方百計避免和德國、日本等強國決戰，隻是迫不得已時才和日本打了旨在求和的諾門坎戰役，直到二戰快結束時才參加合力痛打日本那死老虎，為此使蘇聯版圖擴大到了空前的地步。
哪怕就是在韓戰一事上也充分顯示了他的傳統作派。韓戰本是他秉承沙皇傳統擴大帝國勢力範圍的努力。當這種努力遭到挫敗後，他立刻就成功地把中國拉下水做替死鬼，替他去打代理戰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和北韓都是民族主義者，隻有中國純粹是為了宗教信仰毫不猶豫地犧牲人民生命財產和國家利益。
因此，用真正的民族主義眼光來考量，根據我作出的“賣國就是向外國出讓放棄國家利益，包括民族尊嚴、國家主權、領土、資源、國民財富等一切全民財產，以及毫無必要地為外國犧牲本國人民生命財產和福利的行為”的定義，韓戰不是什麽“民族光榮”，而應被視為大規模的賣國行為。這就是我為何把它開列在毛犯下的九項賣國大罪中。
我也知道，要讓大眾普遍認識到這一點，或許在我有生之年是沒有希望了。如果有一天國人普遍明白了我這個係列講述的簡單道理，那麽，中華民族或許就可以算成是成熟了罷。
二、韓戰爆發前中國麵臨的外交選擇
我已經講過多次，二戰結束後，社會主義陣營形成，嚇壞了以美國為首的文明世界。美國和西方盟國圍堵布爾什特主義在全球的擴張，與社會主義陣營形成了敵對的兩大陣營。南斯拉夫因為民族利益和蘇聯發生爭吵，立刻就被美國視為寶貝，予以大量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其龐大的塊頭和在東亞的重要戰略位置，本身就決定了它在冷戰中是可居奇貨，具有其他共黨國家無從取代的收買拉攏價值。
這一點最能在毛訪問蘇聯中看出來。斯大林原來隻想維持和國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根本不想另訂新約，頂多隻願意從旅順撤軍。為此把毛晾在別墅裏不理睬，形成了中國無力打破的外交僵局。恰在此時英國宣布準備和中國建交，艾奇遜又在演說中造謠說蘇聯吞並了中國三北地區，立刻就讓斯大林改變了態度，同意讓周恩來前去談判簽約。
因此，哪怕毛什麽都不用作，效法中央帝國的傳統君主們穩坐中南海，也一定會有人上門來爭相拉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難得的曆史機遇，以後是再沒這種好事了。如果把握這寶貴機遇，哪怕是庸主也能在美蘇爭鬥中坐獲無窮漁利。
不幸的是因為南斯拉夫事件，斯大林對毛滿腹狐疑，懷疑他是“半個鐵托”，不是馬列主義者而是民族主義者，這恰好打在毛那個“庶出”的疼處。為了證明他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是斯大林忠實的學生和信徒，毛便在建國前夕毅然宣布“一邊倒”，接著又迫不及待地跑到莫斯科去和蘇聯結成盟國。在蘇聯期間，他為了向斯大林表白對世界革命的赤膽忠心，不但下令征用美國兵營，接收征用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留滬物資，以此擠走美國所有在華領館，而且特地向此事通報蘇方，說明他的目的就是要驅逐美國領事代表，並在與斯大林會談時表明他要“努力拖延美國承認中國的時間”，因為“美國在中國得到合法權利越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越有益處。”
即使如此，事情並非就此不可挽回。客觀局麵明擺在那裏：中國和美國沒有什麽戰略利益衝突，更無領土糾紛，中美建交是必然的事，唯一剩下來的曆史糾葛就是台灣問題，但就連這其實也不是什麽問題，因為美國政府已經準備拋棄台灣並向世界明確無誤地宣布了這一點。
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機構是國務院和五角大樓，前者常為鴿派，後者常為鷹派，最終拍板定調的則是總統，這傳統一直沿襲到今天。例如在侵伊戰爭中，鮑威爾和拉姆費爾德的態度就明顯不同，而小布什基本是在後者的影響之下。
“新”中國建立前後，美國也是這個樣子，５毛大樓主張通過經濟和外交手段防止台灣落在中共手裏，而國務院則傾向拋棄台灣，杜魯門總統則同意國務院的意見。這其間最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乃是國務卿艾奇遜，他為美國製定的對華政策，今日讀來倍感英明睿智。從某個角度上來看，一部中國的近現代史乃是民族意識在中國的覺醒史，而艾奇遜乃是看到了這個曆史過程的少數外國政治家。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９日，國務院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官員就台灣問題進行政策辯論。參謀長聯席會議此前曾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備忘錄，認為協助國府防衛台灣符合美國安全利益，建議立即派人去調查保住台灣所需要的軍事援助的性質和程度。
以艾奇遜為首的國務院強烈反對這一主張。他認為即使按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援助國府，也守不住台灣，反倒會激起中國人民的仇恨，而且台灣對美國安全防務並無戰略意義。最重要的還是，他指出，中國不受蘇聯支配是美國在華的一項重要資產，美國不應代替蘇聯變成威脅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人當然是馬克思主義者，把蘇聯當做唯一的偉大盟友。但是，他強調指出：“我們的眼光要放遠些，要從６年到１２年而不要從６ 個月到１２個月來看問題。”
這政策主張得到了杜魯門的讚同，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３０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美國在亞洲的地位”文件，製定了美國對華戰略原則，那就是使用政治、心理和經濟手段，去利用中共和蘇聯之間，以及中國斯大林主義者和其他分子之間的分歧，同時謹慎地避免給人以幹涉的印象。因為台灣並未重要到足以為之采取軍事行動，因此，美國應盡一切努力以加強美國在菲律賓、琉球群島和日本的總體地位。
本著這一原則，杜魯門總統於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發表對台灣問題的聲明。保證遵守《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關於台灣歸還中國的規定，說美國和其它盟國尊重中國對該島行使主權已有４年了，並明確保證：
“美國對台灣和其他任何中國領土沒有掠奪性意向。美國目前無意
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力和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無意使用武
裝力量幹預現在局勢。美國政府將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國內爭的
方針。同樣地，美國將不對在台灣的中國提供軍事援助或軍事上的
意見。”
基於同一原則，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艾奇遜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長篇演講，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蘇關係的實質：
“俄國人對華北和其他這些地區的態度和興趣早在共產主義化以前
就是如此的。這決不是共產主義的結果，俄國早已有此打算。但是
共產主義製度為俄國帝國主義的入侵增加了新的方法，新的技巧和
新的概念。這種共產主義的概念和技術使俄國帝國主義裝備了一種
新的和很陰險的武器─這就是滲入。裝備了這些新的武器之後，在
中國發生的事情是：蘇聯正在把中國的北部省分從中國分離出去，
使它們附屬於蘇聯。這種過程在外蒙古已經完成，在滿州已接近完
成。我可以肯定地說，在內蒙古和新疆的蘇聯代理人已向莫斯科提
出了樂觀的報告。這就是正在發生的情況，整個整個中國人居住的
地區正從中國分離出去而附屬於蘇聯。”
關於蘇聯吞並中國三北地區當然是造謠，但斯大林乃是奉行帝國主義政策的新沙皇則一點都不錯。而且，從客觀效果來說，老艾造的謠威懾了蘇聯的領土野心，不但嚇得斯大林趕快下令讓中蘇兩國外長同時發聲明辟謠，因毛未忠實執行命令而批評了毛，而且使得他軟化了原來的強硬態度，在和周恩來談判時作了重大讓步，使中國得以爭回了部分喪失權益。因此，它其實是有利於中國國家利益的。如果毛是個稱職的國家領袖，就該從此事中得到啟發，“以夷製夷”，巧妙地利用美國來增強中國在對蘇外交中的地位。
艾奇遜還指出：
“如果人們說我們的利益僅在於阻止共產主義蔓延那是比任何其他
說法都會造成更多的損害，並在遠東引起更多的曲解的。我們真正
的利益是在於這些人民本身。我們所以要阻止共產主義是由於共產
主義敵視這個利益。但恰巧這個雙管齊下的最好辦法，是在於去做
正是亞洲各國人民所願做的，也是我們願幫助他們做的，就是：發
展這些國家新政府的健全的行政，開發他們的資源和發展他們的技
術的技巧，以使他們不致因愚昧無知，或因他們相信這些假的諾言，
或因他們的地區有真正的災禍，而受到侵入。倘若我們能幫助這個
發展，倘若我們能和它一起前進，那末，我們就得到了任何人所知
道的關於阻止共產主義蔓延的最好辦法。”
這是何等的真知灼見！這兒的意思是說，美國之所以要阻止共產主義蔓延，根本原因是共產主義敵視被侵略國家人民的利益。所以，完成這個使命的最好辦法，還是讓那些受害國家人民自己認識到這一點。正如我在前文中反複指出的，因為奉行國際主義（＝蘇聯的民族主義），否認民族主義，國際共運對蘇聯之外所有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都造成了巨大損害，唯一受益的隻有蘇聯一國。
他最後警告那些主張武力支持台獨的右派：
“我懇請所有正在考慮這種愚蠢冒險的人要記住：我們決不可奪取
俄國人為自己安排下的這個不值得羨慕的地位。我們不可把中國人
民對俄國人的正義憤怒和憎恨──它們一定會發展的──招引到我
們自己頭上來，這樣做是愚蠢的。”
“我們必須采取我們一貫的立場，那就是：任何破壞中國完整的人
都是中國的敵人，也是違反我們自己的利益的。今天下午我願向你
們提出這個看法，我認為這一點是美國製訂對亞洲政策中的第一個
和最重要的規則。”
這個演說犯了個致命錯誤，就是提出了美國在亞洲的“環形防禦帶”，把日本劃作第一線，未將台灣和南韓包括在內。放棄台灣已經是美國政府的既定方針，但南韓卻是美國絕不會放棄的防線，艾奇遜本人就力主放棄台灣堅守南韓，奇怪的是他居然會忽略了這一點，由此導致了斯大林的誤讀。這裏按下不表。
以上這一係列政策聲明，都是在毛訪問蘇聯期間中作出的。任何一個智力正常的人，都不難從中讀出以下明確信息：
１、美國已經決定拋棄台灣，公開承認了中共對台灣的主權，等於放手讓中共去“解放”台灣。中美之間既無影響邦交的國家利益衝突，又從此去除了曆史原因形成的改善雙邊關係障礙。
２、美國看出了蘇聯的帝國主義政策遲早要引起中國的民族主義反彈，決定避免扮演傳統帝國主義列強的角色，幹預中國內政，傷害中國主權，而是讓蘇聯去幹這種背時事。
３、美國寄大的希望於中蘇破裂，以形成反蘇統一戰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流露出來的最微不足道的善意姿態，都會讓華盛頓欣喜若狂。哪怕不投木瓜，人家也會報以瓊瑤。
正因為此，盡管美國國內政治濁流翻卷，麥卡錫（徐水良的前身？）主義甚囂塵上，而且毛還刻意配合美國右派，采取了一係列旨在觸怒美國的措施，諸如沒收美國舊兵營和其他財產、驅趕美國使館人員等等，在國會山引起了右派風暴，但民主黨政府還是把住了舵輪，堅持了既定方針，目睹蔣溺而拒絕援之以手。
1950年4月30日，共軍攻陷海南島。5月18日，共軍攻陷舟山群島。至此，共軍已在華南各地修建軍用機場30個，400架戰鬥機已進入戰鬥狀態；在福州、廈門、汕頭等港口，大量登陸艇及船隻已進入起航準備。台灣危如累卵，而美國國務院則處變不驚，準備按原計劃撤離台灣。
1950年5 月17日美國駐國府臨時代辦斯特朗從台北報告說： “我和使館的人員都認為，台灣的命運已經注定，共產黨可能在6 月15日至7 月底之間發動進攻”，建議開始撤僑並準備撤館。5 月26日，國務院回電批準其建議，令其盡早采取有關措施，準備撤離。
老美撒手，老蔣也就失去了最後的希望。5月27日，台灣《中央日報》發表社論，承認台灣“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險時期。”蔣介石立誌和寶島共存亡，已對手下將領明言：“如果台灣不保，我是決意不會走的。”據蔣經國回憶，當時蔣介石已下定“殺身成仁”的決心，並勉勵其將領“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候，選擇最有意義的死。”
這不是危言聳聽，據我黨後來披露，當時確已萬事俱備，隻待７月間台灣海峽氣象條件合適時，千軍萬馬就要跨過海洋。大軍過海，國府作鳥獸散，死的死，亡的亡，從此“漫江碧透，層林盡染”，中國再無尺寸淨土留下來。就算毛澤東立誌以開罪美國顯示他的革命堅定性，老美也找不到一個反對政權去扶持，更沒有理由讓國府繼續作安理會常理國，把中國關在聯合國門外。中美遲早要建交，而遠東的曆史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
但上天注定了老蔣將獲善終，６月２５日，北韓軍隊在３０００多名蘇聯顧問指揮下，大舉越過三八線向南進犯。一夜之間，整個遠東的外交格局就此改鑄。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