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猶豫不決、進退失據、首鼠兩端”的朱鎔基最終放棄了農民利益
在朱鎔基主管中國經濟期間,農民不堪承受的苛捐雜稅負擔引起人們的關注，從官方出版物到民間網頁，常有認真討論。農民──中國人主體──所處的困境，引起越來越多的有良知的、真正關心大多數中國人生存狀態的學者專家的關心。
與此成鮮明對比，朱鎔基政府除了年複一年發幾份大同小異的紅頭文件，聲稱,”提高農民收入,減少農民負擔”之外,在行動上正象著名農村問題專家程曉農先生所形容，“猶豫不決、進退失據、首鼠兩端”。僅舉一例：2001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剛發文，吹噓“費改稅”為“治本之策”，要在全國推廣實行，才到6月，便嘎然叫停，半途夭折。
為什麽會如此“猶豫不決、進退失據、首鼠兩端”？麵對強勢利益團體和弱勢的農民實在是難抉擇啊！
一方麵，農村──這裏指的是以務農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廣大農村──民生凋蔽，民怨沸騰，已經嚴重威脅了政權的“穩定”。李昌平的上國務院領導書、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白沙洲的《中國二等公民──當代農民考察報告》都是振聾發聵的銅鍾，向中國領導發出了警報。
而另一方麵，農民負擔過重是國家半個世紀政策的產物，積重難返，要切實解決問題，必定觸及統治最敏感的部位，觸動統治者的根本利益。
不管，怕不行；要管，又舍不得出錢。因此而“猶豫不決、進退失據、首鼠兩端”。
如真想減輕農民負擔，必須改變從五十年代初就形成的“剝奪農村發展城市”的既定政策。
從五十年代初，通過“統購統銷”、“合作化”和“戶籍製度”三大政策，農民實際上淪
為聽任剝削的農奴，從1952年至1986年運用價格剪刀差偷偷地從農民身上汲取近六千億人民幣，再加上“名正言順”的農業稅一千多億，共從農業巧取豪奪近七千億。(李茂嵐《中國農民負擔問題研究》)這真是駭人聽聞的天文數字！需知，在五六十年代，中國一年的國民經濟總值才一千億左右。農民做出了這麽巨大的貢獻，卻幾乎享受不到任何福利。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隻加惠與城市。公費醫療、勞保退休、免費教育、福利住房、物價補貼，一概與農民無緣。中國演變為“二元社會”，農民淪落為“二等公民”。
鄧小平推行新政，減輕了農民負擔，八十年代前半期被稱為農民的“黃金時代”，但“二元社會”、“二等公民”現象並未根本改變，農民仍然隻有交稅納糧的義務，而沒有與市民同等的公民權力。朱鎔基主管經濟以後，特別是1998年後,農產品價格下降，廉價的農產品使城市消費者受益，為“下崗”職工日多的城市“穩定”作出了貢獻。但是“穀賤傷農”，農民實際收入嚴重下降。
據北京大學教授的研究結果，從1996到1999，農民共受損一萬六千億元！(香港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2000年6月23日)與此同時，各種苛捐雜稅猛增，僅以農業稅為例，1993年為128億，1998年猛增到400億，平均年增40%(《讀書》2000年第五期陸學藝文)，農民為“欠款”被鄉村幹部捆打，甚至喪命，屢有所聞。一個降，一個升，本來就收益甚微的農業受益更加微薄，不少地方竟發生曠古未見的在和平時期農民棄耕現象。
要避免問題進一步惡化，僅從農村範圍來考慮，絕無根本解決的辦法。必須切實改變實行了五十多年的偏向城市的戰略定勢，國家必須適當讓利與農村，讓農民休養生息。
本應以征農業稅若幹年，並逐步改變國家基本不管農村中小學開支的不合理政策，在財政上對城鄉學校一視同仁(實際上，是對城鄉兒童一視同仁)。此舉可大幅度減輕農民負擔，因為維持農村學校是農村基層政府的最大開支，一般占70%。而且，朱鎔基政府不管農村教育本身就違反了九年義務教育製，是歧視農民最惡劣的、後果最嚴重的倒行逆施。不改，天理難容！
政府這筆錢從哪裏來？回答是“開源節流”。
“開源”的主要途徑是依法嚴格征稅。目前城市偷稅逃稅的嚴重程度令人發指。據北京市社科院統計的數字，從1989年到1998年，估計私營企業應交稅額3058億元，而實際納稅僅388億元，占應交數13%不到，偷逃稅率高達87%！(《新華文摘》2001年第六期戴建中文)中國真是奸商的樂園。除了私營企業，按法規凡月收入超過800元的公民都應交所得稅。(如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大部分農民根本不用交一分錢的稅。)當今城市中月收入超過800元的比比皆是，事實上，又有多少城市居民在交稅？農民因欠交“稅款”而被活活打死，對城裏人如此普遍的偷稅逃稅現象又為何如此寬容？
依法嚴格征稅，當然阻力重重。但我相信隻要朱鎔基政府拿出地方政府向農民證稅的力量,定會大見成效。但朱熔基政策締造的富翁們依然偷稅逃稅，逍遙法外。可以這樣說，隻要中國政府擔當起國際公認的現代政府的職責，依法嚴格征稅，就完全有條件讓利與農村，讓農民稍微休養生息一下。那個農村“稅改費”的“治本之策”，也不會因中央政府一年要花200億元，而自食其言，半途而廢了。
“開源”的同時是“節流”。
“節流”第一要壓縮城市的基建投資。北京、上海的豪華大樓已經建得夠多了，國家的門麵裝得夠美奐美侖了。北京、上海果真先進繁華，超過巴黎、直逼紐約，也隻是1%的中國人居住的地方，也不過是兩塊陳列櫥窗，還真能改變“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這一基本國情？有些事情做得實在太可笑，如北京市政府竟然撥二億四千萬的巨款，建造“四星級”公共廁所。也是在北京，為申奧改善市容，竟耗資2000億元，夠辦“稅改費”十年了。現在申奧如願以償，籌辦這個運動會要花多少錢？幾千億、幾萬億民脂民膏扔進無底黑洞，將在北京產生多少百萬、千萬富翁？又跟占人口70%的農民有何關係？中共所以熱衷於此，當然不是為了體育，據說是為了“增強民族凝聚力”。但設想如將這千萬億元用在發展農業、振興農村、改善農民生活，豈不能真正地、實實在在地“增強民族凝聚力”，提升綜合國力？
“節流”第二方麵是壓縮行政開支。這裏暫不談日益臃腫的行政機構，特別是農村基層機構。也不談官場的奢侈排場，光是在小轎車一項，一年就要花費3500億。一年節下幾百億是完全可以辦到的。我要說的是“公務員”加工資。就是在農民實際收入下降、被苛捐雜稅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公務員”們在1999、2000年連續兩年加薪，1999年加薪高達30%，2000年一年竟又兩次加薪！
朱容基2000年六月八日在清華大學“告別演說”中，一方麵毫不留情地對能稍微減輕農民負擔的“費改稅”叫停，另一方麵得意洋洋地宣布，“我們去年長了公務員工資的30%，今年還要長，不長他們怎麽出去旅遊呢？……去年(1999年)我拿出600億來個公務員漲工資，今年不能象去年有那麽多錢，……但是我們還是要漲，除了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外，還能提高他們的自尊，提高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
與農民相比，公務員本來就養尊處優，生活水平不知比農民高出多少倍，還要連續地、大幅度地長工資，朱總理說，“不長他們怎麽出去旅遊呢？”真是關心到家了。那麽，八億農民呢？八億農民中的絕大多數僅能溫飽而已，幾千萬農民連溫飽都難求。政府為他們做了些甚麽？朱總理為什麽不能說“去年我拿出600億來給農民減負”？難道農民不是中國的公民？在朱鎔基的心目中，八億多農民占什麽分量？他“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呸！無恥!
http://jbzx.zhibo.cctv.com/html/Auditing.php?d_id=5259&authenticate=0
起軒評:
朱鎔基上任後曾承諾解決三個問題,國企脫困,公務員收入太低和農民負擔過重.他的 “三年國企脫困”,在花費了幾萬億中國百姓血汗錢之後,徹底失敗了.與此同時,朱鎔基造就了全世界最龐大的下崗工人隊伍和最喝血的股票市場.
朱鎔基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期,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高估了人民幣幣值,坑苦了中國農民,在國際市場廉價農產品的打擊下,國內市場農產品價格大跌30%,把億萬中國農民推向"萬丈深淵".對於廣大農民的悲慘生活,朱鎔基視而不見,麵對絕對強勢的公務員階層和最弱勢卻最淒慘的農民,以”殺貧濟富”著稱的朱老板毫不遲疑的選擇了前者.寧可花幾千億為公務員加薪,也不肯花幾百億為農民減負!這哪裏是什麽人民的總理?
在朱鎔基主管中國經濟期間,農民不堪承受的苛捐雜稅負擔引起人們的關注，從官方出版物到民間網頁，常有認真討論。農民──中國人主體──所處的困境，引起越來越多的有良知的、真正關心大多數中國人生存狀態的學者專家的關心。
與此成鮮明對比，朱鎔基政府除了年複一年發幾份大同小異的紅頭文件，聲稱,”提高農民收入,減少農民負擔”之外,在行動上正象著名農村問題專家程曉農先生所形容，“猶豫不決、進退失據、首鼠兩端”。僅舉一例：2001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剛發文，吹噓“費改稅”為“治本之策”，要在全國推廣實行，才到6月，便嘎然叫停，半途夭折。
為什麽會如此“猶豫不決、進退失據、首鼠兩端”？麵對強勢利益團體和弱勢的農民實在是難抉擇啊！
一方麵，農村──這裏指的是以務農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廣大農村──民生凋蔽，民怨沸騰，已經嚴重威脅了政權的“穩定”。李昌平的上國務院領導書、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白沙洲的《中國二等公民──當代農民考察報告》都是振聾發聵的銅鍾，向中國領導發出了警報。
而另一方麵，農民負擔過重是國家半個世紀政策的產物，積重難返，要切實解決問題，必定觸及統治最敏感的部位，觸動統治者的根本利益。
不管，怕不行；要管，又舍不得出錢。因此而“猶豫不決、進退失據、首鼠兩端”。
如真想減輕農民負擔，必須改變從五十年代初就形成的“剝奪農村發展城市”的既定政策。
從五十年代初，通過“統購統銷”、“合作化”和“戶籍製度”三大政策，農民實際上淪
為聽任剝削的農奴，從1952年至1986年運用價格剪刀差偷偷地從農民身上汲取近六千億人民幣，再加上“名正言順”的農業稅一千多億，共從農業巧取豪奪近七千億。(李茂嵐《中國農民負擔問題研究》)這真是駭人聽聞的天文數字！需知，在五六十年代，中國一年的國民經濟總值才一千億左右。農民做出了這麽巨大的貢獻，卻幾乎享受不到任何福利。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隻加惠與城市。公費醫療、勞保退休、免費教育、福利住房、物價補貼，一概與農民無緣。中國演變為“二元社會”，農民淪落為“二等公民”。
鄧小平推行新政，減輕了農民負擔，八十年代前半期被稱為農民的“黃金時代”，但“二元社會”、“二等公民”現象並未根本改變，農民仍然隻有交稅納糧的義務，而沒有與市民同等的公民權力。朱鎔基主管經濟以後，特別是1998年後,農產品價格下降，廉價的農產品使城市消費者受益，為“下崗”職工日多的城市“穩定”作出了貢獻。但是“穀賤傷農”，農民實際收入嚴重下降。
據北京大學教授的研究結果，從1996到1999，農民共受損一萬六千億元！(香港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2000年6月23日)與此同時，各種苛捐雜稅猛增，僅以農業稅為例，1993年為128億，1998年猛增到400億，平均年增40%(《讀書》2000年第五期陸學藝文)，農民為“欠款”被鄉村幹部捆打，甚至喪命，屢有所聞。一個降，一個升，本來就收益甚微的農業受益更加微薄，不少地方竟發生曠古未見的在和平時期農民棄耕現象。
要避免問題進一步惡化，僅從農村範圍來考慮，絕無根本解決的辦法。必須切實改變實行了五十多年的偏向城市的戰略定勢，國家必須適當讓利與農村，讓農民休養生息。
本應以征農業稅若幹年，並逐步改變國家基本不管農村中小學開支的不合理政策，在財政上對城鄉學校一視同仁(實際上，是對城鄉兒童一視同仁)。此舉可大幅度減輕農民負擔，因為維持農村學校是農村基層政府的最大開支，一般占70%。而且，朱鎔基政府不管農村教育本身就違反了九年義務教育製，是歧視農民最惡劣的、後果最嚴重的倒行逆施。不改，天理難容！
政府這筆錢從哪裏來？回答是“開源節流”。
“開源”的主要途徑是依法嚴格征稅。目前城市偷稅逃稅的嚴重程度令人發指。據北京市社科院統計的數字，從1989年到1998年，估計私營企業應交稅額3058億元，而實際納稅僅388億元，占應交數13%不到，偷逃稅率高達87%！(《新華文摘》2001年第六期戴建中文)中國真是奸商的樂園。除了私營企業，按法規凡月收入超過800元的公民都應交所得稅。(如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大部分農民根本不用交一分錢的稅。)當今城市中月收入超過800元的比比皆是，事實上，又有多少城市居民在交稅？農民因欠交“稅款”而被活活打死，對城裏人如此普遍的偷稅逃稅現象又為何如此寬容？
依法嚴格征稅，當然阻力重重。但我相信隻要朱鎔基政府拿出地方政府向農民證稅的力量,定會大見成效。但朱熔基政策締造的富翁們依然偷稅逃稅，逍遙法外。可以這樣說，隻要中國政府擔當起國際公認的現代政府的職責，依法嚴格征稅，就完全有條件讓利與農村，讓農民稍微休養生息一下。那個農村“稅改費”的“治本之策”，也不會因中央政府一年要花200億元，而自食其言，半途而廢了。
“開源”的同時是“節流”。
“節流”第一要壓縮城市的基建投資。北京、上海的豪華大樓已經建得夠多了，國家的門麵裝得夠美奐美侖了。北京、上海果真先進繁華，超過巴黎、直逼紐約，也隻是1%的中國人居住的地方，也不過是兩塊陳列櫥窗，還真能改變“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這一基本國情？有些事情做得實在太可笑，如北京市政府竟然撥二億四千萬的巨款，建造“四星級”公共廁所。也是在北京，為申奧改善市容，竟耗資2000億元，夠辦“稅改費”十年了。現在申奧如願以償，籌辦這個運動會要花多少錢？幾千億、幾萬億民脂民膏扔進無底黑洞，將在北京產生多少百萬、千萬富翁？又跟占人口70%的農民有何關係？中共所以熱衷於此，當然不是為了體育，據說是為了“增強民族凝聚力”。但設想如將這千萬億元用在發展農業、振興農村、改善農民生活，豈不能真正地、實實在在地“增強民族凝聚力”，提升綜合國力？
“節流”第二方麵是壓縮行政開支。這裏暫不談日益臃腫的行政機構，特別是農村基層機構。也不談官場的奢侈排場，光是在小轎車一項，一年就要花費3500億。一年節下幾百億是完全可以辦到的。我要說的是“公務員”加工資。就是在農民實際收入下降、被苛捐雜稅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公務員”們在1999、2000年連續兩年加薪，1999年加薪高達30%，2000年一年竟又兩次加薪！
朱容基2000年六月八日在清華大學“告別演說”中，一方麵毫不留情地對能稍微減輕農民負擔的“費改稅”叫停，另一方麵得意洋洋地宣布，“我們去年長了公務員工資的30%，今年還要長，不長他們怎麽出去旅遊呢？……去年(1999年)我拿出600億來個公務員漲工資，今年不能象去年有那麽多錢，……但是我們還是要漲，除了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外，還能提高他們的自尊，提高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
與農民相比，公務員本來就養尊處優，生活水平不知比農民高出多少倍，還要連續地、大幅度地長工資，朱總理說，“不長他們怎麽出去旅遊呢？”真是關心到家了。那麽，八億農民呢？八億農民中的絕大多數僅能溫飽而已，幾千萬農民連溫飽都難求。政府為他們做了些甚麽？朱總理為什麽不能說“去年我拿出600億來給農民減負”？難道農民不是中國的公民？在朱鎔基的心目中，八億多農民占什麽分量？他“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呸！無恥!
http://jbzx.zhibo.cctv.com/html/Auditing.php?d_id=5259&authenticate=0
起軒評:
朱鎔基上任後曾承諾解決三個問題,國企脫困,公務員收入太低和農民負擔過重.他的 “三年國企脫困”,在花費了幾萬億中國百姓血汗錢之後,徹底失敗了.與此同時,朱鎔基造就了全世界最龐大的下崗工人隊伍和最喝血的股票市場.
朱鎔基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期,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高估了人民幣幣值,坑苦了中國農民,在國際市場廉價農產品的打擊下,國內市場農產品價格大跌30%,把億萬中國農民推向"萬丈深淵".對於廣大農民的悲慘生活,朱鎔基視而不見,麵對絕對強勢的公務員階層和最弱勢卻最淒慘的農民,以”殺貧濟富”著稱的朱老板毫不遲疑的選擇了前者.寧可花幾千億為公務員加薪,也不肯花幾百億為農民減負!這哪裏是什麽人民的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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