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困難時期農村整社記實
作者：惠文
前 言
1958年，在中國大地上喧囂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高高飄揚”的時候，在廣大農村刮起了“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生產風、打人罵人風、幹部多吃多占風）。其勢異常洶猛，所到之處，田土荒蕪，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生靈塗炭。這種人為的災難造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三年特大困難時期，是共和國曆史上空前的一次浩劫。
為了扭轉農村生產大幅度下降、人畜大量死亡的局麵，1960年下半年，黨中央、國務院先後組建了約一萬人的整社工作團，分赴河南、山東、安徽、貴州、四川、青海、新疆等重災省區進行整風整社。要求在穩定局勢的基礎上，迅速改變農村形勢，向著好的方向轉化。
整社工作團的成員，要求立場堅定、不怕困難、思想作風好、有吃大苦耐大勞的精神，有為黨和國家分憂解難的決心。中央直屬機關根據這一精神進行了動員、挑選。
中國科學院屬於中直機關，指定要組建一個工作團到四川。我當時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現代史研究所工作才半年（中國人民大學應屆本科畢業生根據“先中央後地方、先重點後一般”的分配原則，分配到這個研究所的有五人，其中除我和易顯石是黨員外，其餘三人是團員。報到後，所領導向我們進行個別談話，明確我們這批新調去的年輕人是所裏後備骨幹力量，對我們寄予了很大希望，勉勵我們要安心工作），由於所裏把我們當作培養的後備骨幹力量，剛組建工作團時，組織上沒有把我列入名單，報上去的是一些年紀偏大、身體不太好、政治條件差的。
中央組織部在審查名單時，發現了這個問題，向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及周總理作了情況匯報。周總理和安部長聽了匯報後，對中科院提出了批評，指出“這是在甩包袱，不是從工作出發”等等。
於是，我們所領導公開檢討了思想認識不足、工作有缺點錯誤，表示接受批評並立即改正。在全所又重新動員、學習，堅持走群眾路線來確定名單。這樣，便把我物色上了。
在當時，我被物色上是很自然的：
一是，工作團是到四川，我是四川人，熟悉四川風土人情，當時正需要這樣的人；
二是，我人年輕，身體條件好，可以堅持農村的艱苦生活；
三是，我生活簡樸，能吃苦耐勞，會幹農活，知曉農事，易於和群眾打成一片；四是，我也願意回四川，準備將來就在四川工作，便於照顧家庭。
新名單確定後，所裏沸騰起來，熱鬧了好幾天，牆壁上貼了不少詩詞之類大字報祝賀、勉勵，以表歡送之意。
我也忙得不亦樂乎：領導找談話、設宴歡送，照相留影，接連到人民大會堂去聽周總理、李富春、陳毅、安子文、李先念、陳正人、譚震林等七、八位中央首長的報告，到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大禮堂聽郭沫若院長的講話，準備行裝，等等。對牆壁上貼出的那些詩詞之類，我一個字也來不及抄下作紀念就匆匆離京了。
1960年12月20日上午，中科院組建的工作團200多人，編成4個中隊從北京出發到四川。臨行前，所領導張維漢書記、劉述之主任，以及人事組劉明遠同誌等到前門車站送行。
在車站他們同我們合影，並贈送以劉大年、張維漢、黎澍三位所領導署名的小說《百煉成鋼》和精裝《電影日記》。待車起動，他們才與我們揮手告別。
到四川成都後，我們在民族事務委員會招待所住了四天，聽了省委書記廖誌高的報告、省農業廳廳長對農村困難情況的介紹，然後我們被分配到簡陽整社。
我在簡陽兩年，頭一年在農村輾轉了幾個地方，第二年在縣商業局和供銷社（由商業局分離出來的，專管生產資料的供應和農產品的購銷）工作。開初搞“新三反”，以後搞社會調查和理論學習等工作。
1962年12月5日，經組織照顧夫妻關係，由簡陽調重慶市委黨校工作。
在簡陽的兩年，是在極艱難困苦中度過的。
1961年上半年青黃不接之時，生活上每月隻供應19斤原糧。就這19斤原糧，首先得留出1斤用作到上麵開會之用，其餘18斤，平均每天隻有6兩，而這6兩還得交出4兩，用於搶救生命垂危的得浮腫病的勞動力（集中醫治），自己每天隻能吃2兩原糧，折合成大米，僅有一兩多。
在這種情況下，差點斷送了性命。全靠吃牛皮菜，才保住了我，我怎麽能忘記牛皮菜的救命之恩啊！我在農村同社員一起度過特大困難的日子裏，除了跟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外，還要經常開會、熬夜、做大量社會工作。
工作之餘，別人在休息、睡覺，我便提起筆來，在山坡上、在草堆旁、在階簷邊、在油燈下，含淚記下目睹耳聞之事。
人生是短暫的。在這短暫之間，個人有這樣那樣的不幸與困窮，然而，哪樣能與國家民族的不幸相比！我在簡陽的兩年，個人雖有困難與辛酸，但這比起國家民族的命運危急是算不了什麽的。
每當憶及簡陽兩年所見所聞，不禁潸然淚下，尤其退休賦閑，曆史的責任感促使我清理昔日積累的資料，以資後來者。
遍翻所記，由於個人生活動蕩、曆史原因，丟失不少，隻能將劫後殘存，進行抄錄整理，編為是冊，名曰《困難時期農村整社紀實》，以作我的曆史回顧與見證。
記述中，為了照顧內容上的聯係，便打破了時間的順序。但，它記下的絕不是我個人的艱苦與辛酸，而是我與之息息相關的簡陽人民的災難的寫實。
我僅以此獻給為改變極大困難而堅持真理的同誌，獻給忍受極大艱辛而為共和國作出貢獻的廣大社員與農村基層幹部，慰藉跟我同滾草窠，與我切切話語的同誌和農民朋友。
掛一失萬，衷腸天鑒地證，從中記取教訓，杜絕悲劇重演，是所夙願。
惠文
1993年8月10日
作者：惠文
前 言
1958年，在中國大地上喧囂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高高飄揚”的時候，在廣大農村刮起了“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生產風、打人罵人風、幹部多吃多占風）。其勢異常洶猛，所到之處，田土荒蕪，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生靈塗炭。這種人為的災難造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三年特大困難時期，是共和國曆史上空前的一次浩劫。
為了扭轉農村生產大幅度下降、人畜大量死亡的局麵，1960年下半年，黨中央、國務院先後組建了約一萬人的整社工作團，分赴河南、山東、安徽、貴州、四川、青海、新疆等重災省區進行整風整社。要求在穩定局勢的基礎上，迅速改變農村形勢，向著好的方向轉化。
整社工作團的成員，要求立場堅定、不怕困難、思想作風好、有吃大苦耐大勞的精神，有為黨和國家分憂解難的決心。中央直屬機關根據這一精神進行了動員、挑選。
中國科學院屬於中直機關，指定要組建一個工作團到四川。我當時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現代史研究所工作才半年（中國人民大學應屆本科畢業生根據“先中央後地方、先重點後一般”的分配原則，分配到這個研究所的有五人，其中除我和易顯石是黨員外，其餘三人是團員。報到後，所領導向我們進行個別談話，明確我們這批新調去的年輕人是所裏後備骨幹力量，對我們寄予了很大希望，勉勵我們要安心工作），由於所裏把我們當作培養的後備骨幹力量，剛組建工作團時，組織上沒有把我列入名單，報上去的是一些年紀偏大、身體不太好、政治條件差的。
中央組織部在審查名單時，發現了這個問題，向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及周總理作了情況匯報。周總理和安部長聽了匯報後，對中科院提出了批評，指出“這是在甩包袱，不是從工作出發”等等。
於是，我們所領導公開檢討了思想認識不足、工作有缺點錯誤，表示接受批評並立即改正。在全所又重新動員、學習，堅持走群眾路線來確定名單。這樣，便把我物色上了。
在當時，我被物色上是很自然的：
一是，工作團是到四川，我是四川人，熟悉四川風土人情，當時正需要這樣的人；
二是，我人年輕，身體條件好，可以堅持農村的艱苦生活；
三是，我生活簡樸，能吃苦耐勞，會幹農活，知曉農事，易於和群眾打成一片；四是，我也願意回四川，準備將來就在四川工作，便於照顧家庭。
新名單確定後，所裏沸騰起來，熱鬧了好幾天，牆壁上貼了不少詩詞之類大字報祝賀、勉勵，以表歡送之意。
我也忙得不亦樂乎：領導找談話、設宴歡送，照相留影，接連到人民大會堂去聽周總理、李富春、陳毅、安子文、李先念、陳正人、譚震林等七、八位中央首長的報告，到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大禮堂聽郭沫若院長的講話，準備行裝，等等。對牆壁上貼出的那些詩詞之類，我一個字也來不及抄下作紀念就匆匆離京了。
1960年12月20日上午，中科院組建的工作團200多人，編成4個中隊從北京出發到四川。臨行前，所領導張維漢書記、劉述之主任，以及人事組劉明遠同誌等到前門車站送行。
在車站他們同我們合影，並贈送以劉大年、張維漢、黎澍三位所領導署名的小說《百煉成鋼》和精裝《電影日記》。待車起動，他們才與我們揮手告別。
到四川成都後，我們在民族事務委員會招待所住了四天，聽了省委書記廖誌高的報告、省農業廳廳長對農村困難情況的介紹，然後我們被分配到簡陽整社。
我在簡陽兩年，頭一年在農村輾轉了幾個地方，第二年在縣商業局和供銷社（由商業局分離出來的，專管生產資料的供應和農產品的購銷）工作。開初搞“新三反”，以後搞社會調查和理論學習等工作。
1962年12月5日，經組織照顧夫妻關係，由簡陽調重慶市委黨校工作。
在簡陽的兩年，是在極艱難困苦中度過的。
1961年上半年青黃不接之時，生活上每月隻供應19斤原糧。就這19斤原糧，首先得留出1斤用作到上麵開會之用，其餘18斤，平均每天隻有6兩，而這6兩還得交出4兩，用於搶救生命垂危的得浮腫病的勞動力（集中醫治），自己每天隻能吃2兩原糧，折合成大米，僅有一兩多。
在這種情況下，差點斷送了性命。全靠吃牛皮菜，才保住了我，我怎麽能忘記牛皮菜的救命之恩啊！我在農村同社員一起度過特大困難的日子裏，除了跟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外，還要經常開會、熬夜、做大量社會工作。
工作之餘，別人在休息、睡覺，我便提起筆來，在山坡上、在草堆旁、在階簷邊、在油燈下，含淚記下目睹耳聞之事。
人生是短暫的。在這短暫之間，個人有這樣那樣的不幸與困窮，然而，哪樣能與國家民族的不幸相比！我在簡陽的兩年，個人雖有困難與辛酸，但這比起國家民族的命運危急是算不了什麽的。
每當憶及簡陽兩年所見所聞，不禁潸然淚下，尤其退休賦閑，曆史的責任感促使我清理昔日積累的資料，以資後來者。
遍翻所記，由於個人生活動蕩、曆史原因，丟失不少，隻能將劫後殘存，進行抄錄整理，編為是冊，名曰《困難時期農村整社紀實》，以作我的曆史回顧與見證。
記述中，為了照顧內容上的聯係，便打破了時間的順序。但，它記下的絕不是我個人的艱苦與辛酸，而是我與之息息相關的簡陽人民的災難的寫實。
我僅以此獻給為改變極大困難而堅持真理的同誌，獻給忍受極大艱辛而為共和國作出貢獻的廣大社員與農村基層幹部，慰藉跟我同滾草窠，與我切切話語的同誌和農民朋友。
掛一失萬，衷腸天鑒地證，從中記取教訓，杜絕悲劇重演，是所夙願。
惠文
1993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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