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中成熟覺醒了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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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的在文革中成熟覺醒了
作者：王家治

文革開始的1966年我22歲，是黑龍江省綏化市一個較大的國企裏的一位青年。那個年代正是上進心強，勤奮好學的時候。

工廠剛成立造反團，頭頭們都是平時吊兒浪當的工人與幾名極左鑽營向上爬的小幹部。按照毛主席在天安門上講的“要武嘛！”造反派頭頭讓把倉庫裏所有的珍貴鍍鋅鐵管截斷，製作成一千多支鐵紮槍，扛著到大街上遊行。

出差到省城哈爾濱，在招待所裏碰見了單位的政工、人事科長等人；他們議論哈爾濱話劇院內貼有省裏領導人的大字報，想去看一看。但是不對外，不接待個人。就策劃寫一個表示聲援的大字報，前去觀看。他們寫好了，我們五個人一同前往。老謀深算的政工科長決定我這個地位最低的年輕人在前麵手拿大字報。話劇院門前黑壓壓的一大堆人，列隊夾道歡迎各單位的聲援者。平時沒有上過台、上過場的我，手裏拿著大字報走在前麵。隻聽到後邊的科長們喊“小王，別晃，別晃！”才知道自己哆嗦得不知道該怎樣邁步了。

進去以後，第一次看到一些揭發省長的大字報。才吃了一驚：“大領導也與普通人一樣的有錯誤有私心雜念？”

後來出差到了北京，看到了寫小說《紅岩》的作者羅廣斌跳樓自殺摔碎了一半頭顱的照片和海報。納悶的是他寫的“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那麽殘酷地拷打革命者，他們都能挺過來；怎麽在新社會，他謳歌的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治病救人”的運動，刑訊逼供超過了美蔣？作者的這一部小說，當時在社會上影響甚大。那時一般人不懂得是拔高共產黨人、醜化國民黨，以為都是真人真事。

不久，在北京看到了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的《群醜圖》，劉、鄧、陶都在揪之列，也對劉少奇產生壞的印象：寫了《論共產黨員修養》，都是要求別人做的？自己卻不幹淨，沒有修養？大領導都應該神聖無瑕，怎麽揭發出來的都有這麽多大問題？像現在還沒有死去的，著名的61人叛徒集團頭子薄一波，原來是大壞蛋哪？

文革前，所有的人對中央領導，都崇拜得不得了。認為這些層次高的人，都是真理的化身，團結的似鐵板一塊。文革搞亂套了，才知道他們甚至於不如普通人。（當然一開始製造迷信，讓人們隻崇拜毛自己，到後來終於認識清楚：毛澤東才是中國的最大敗類、禍害和罪犯。他製造動亂，就是為了自己全家人上台，專人民的政。隻是代名詞叫做“四人幫”而已！這是後話。）

但是僅一年，我就對文革產生了強烈的反感。因為我意識到，口裏喊著別人篡黨奪權的毛，自己才是真正的篡權者！黨變成他一個人的黨；軍隊變成他一個人的軍隊；國家變成他一個人的國家；他一個人淩駕於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之上啊！

文革我總結的第一個道理：豎得過高，必然引起來人們的懷疑和反感；批判得過分，必然引起來人民的憐憫和同情。

毛要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世界各國反動派”。我當即認識到，美國不是帝國主義；蘇聯也不是修正主義，倒是中國毛的政策反複修正！所謂的打倒各國反動派，無非是與全世界人民為敵而已！也就是在國內喊一喊，愚弄全國老百姓罷了。

但是也捏著一把汗的慶幸：虧了中國沒有美國和蘇聯那樣的實力，否則毛澤東必然趁機會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就像拿破侖當年如果有了機帆船、希特勒擁有了原子彈；文革時中國有了美國蘇聯那樣的實力，世界該是什麽樣子……

這些看法和觀點，我曾冒當反革命的危險，與三位朋友（其中兩人是被打倒；靠邊兒站的當權派）說過。他們吃驚地聽著，但是沒有一個人敢回答表態的。

平時秘密開會，匯報整群眾的黨員們，這時候紛紛扔掉焚燒了他們引以自豪的聖經：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我卻偷偷地撿起來一本藏匿至今天。（被人知道要坐牢甚至殺頭的）全國隻有兩人這樣做了。另一位文革後拿出來見報，我至今天才披露此情。

林彪上台不久，心理就反感反對。一個人怎麽能夠這樣拍馬屁呢？！每次坐火車始發站開車前，大家都得站起來，痛苦不情願舉著毛的小紅書，齊聲喊叫敬祝毛萬壽無疆；敬祝林永遠健康。很快的我就討厭和抵製起來。每一次喊毛主席的時候，我就在嗓子眼裏發出聲音“劉”—然後大聲“主席”，“萬壽無疆”。實際上那時候並不了解劉少奇，就是對超皇帝的毛神話，倒行逆施痛惡反感而已。

各單位都要組織職工反複觀看八個所謂的“樣板戲”，隻有我逃跑躲避掉了七次，隻看了一個《紅燈記》。不買帳，痛恨文革的心理已經完整形成了。

許多人改掉自己的名字：例如早年出生的人，名字喚作福、財、壽、祥、泰的，大多數改為“新”；出生的孩子，家長極左的，男孩叫“文革”，保守一點的，名字叫“軍”，女孩子叫“紅”。因為都想參加解放軍，“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類”。軍人可以支左整人，自己和自己家不挨整。現在三四十歲的人，令人尷尬的叫“軍”的不少。例如張軍、王軍、李軍比比皆是。

我在文革中期出生的兒子，大膽破例的使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第一個字母：USA、USAR“UU”，諧音悠悠（超級的意思）。那時候別人都直伸舌頭。

單位一名叫李海發的流氓工人，文革前差一點開除掉，混上了單位革命委員會的一把手，開始公開的整人，公開的玩弄婦女和青年姑娘（文革後被以“奸汙女知青”判刑）。一名叫劉連玉的扒手，是走後門進來的林區政工幹部，整人，製造冤假錯案，那是爐火純青，康生的高徒。他專門溜須拍馬造反派頭頭，狼狽為奸的製造冤案，整了很多好人，破壞了很多家庭。終於爬上了一名副科長。一位叫呂其周的老實趕車勤雜工人，被安上逃亡地主的罪名批鬥；跳樓自殺，摔斷了雙腿，第二天才送醫院途中死亡。我對文革的印象更壞了！

各科室，車間工人，上班天天要念一段語錄，叫“早請示”；每天下班以後要開會四五個小時，說不定誰又被揪出來了！還得搞所謂的“鬥批改”。人們每天都在緊張，驚恐萬狀中生活，餓得頭腦昏沉地回家。文革的苦難更深重了！那時候真懷念文革前的1965年，在城裏的工人每個星期可以看一場電影，農民一個月也能看到一次露天電影。那時候的星期六真美好，星期天多自由啊！這些都變成了珍貴的回憶了！

那個年代一兩千名職工的大工廠，有電子管收音機的人不超過5%。一打開收音機就能聽到強大的莫斯科廣播電台，雜音大的BBC，但沒有人敢聽，因為那強噪音幹擾，鄰居家一定能夠聽到，報告上去就完蛋了。聽中央的挑唆造反廣播，每天強行灌輸的“革命歌曲”。有收音機的這些富人家都拔下電源，佯稱壞了而放起來，避免惹事生非。

人們從心裏痛恨那些馬屁文人：哈爾濱的王雙印，投機取巧炮製一個《大海航行靠舵手》，多少人在悲痛欲絕的時候也得跟著唱；沈陽的敗類李劫夫，炮製了那麽多的“語錄歌曲”，讓人們在痛苦中呻吟。這些罪人、敗類紅極一時，都爬上了高位。使國家和人民塗炭。

我恰恰在這個時候，花巨資買了一個新產品，袖珍型晶體管短波收音機。這需要兩年的工資積攢。所以敢買它，因為它可以插上耳塞機一個人收聽；即使來了人也不用害怕，手指頭輕輕地擰動一點，頻率就變了。

文革期間那麽緊張，開始寫作的我，每天堅持偷著自學八個小時。加上能夠聽收音機，聽到外電報道評論真實情況，深深地痛恨毛澤東。這是文革剛進行三四年的時候。

那一年抓到槍斃了一位“反革命”。這個人是縣五金商店的黨總支書記，名字叫郝文英。據說他給毛寫了一封匿名信，（筆跡鑒別說是他，不知道準確與否）。其中有這麽幾句：“人間萬惡你為首，男人長了個女人頭……”一定對他嚴刑逼供和誘供了。因為召開萬人大會槍斃他的時候，我們排站在前麵的人，看到宣判死刑立即執行的時候，他痛苦蒼白的臉上，有氣無力抽動了一下，說“不是說坦白從寬嗎？”這時背後的解放軍勒緊了脖子上的套索，讓他發不出聲音來。後來思想這位黨代表，如果不是冤案的話，就是英雄！

1976年是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偉大年份，禍國殃民的毛澤東終於死掉了，心裏別提多高興了。各單位到處掛著毛死的相片，逼迫人人都必須去吊唁。我多次躲避過去。後來一位與我關係不錯的主管科長怕我出事，特別召喚我“小王，你還沒去悼念吧？今天別的工作不要幹了，一定去！”這才知道有人盯著了。

在大俱樂部裏麵掛著毛像，職工們排著大隊緩慢向前；人人都得如喪考妣，不情願地垂著頭彎腰，等待一個小時才能進去。隻有我頭微低，不時地四處張望。看到在我前麵的一位30多歲的中年工人，因為全禿，睡覺也不摘帽子，這時候不得不痛苦地完全光禿暴露在外，排在隊伍中。毛活的時候給中國帶來無窮的災禍，死了以後還要遺害人民。

幾天以後的下午三點鍾，全國舉行追悼大會。那是必須人人參加。這一次我下決心逃逸，絕不給這個禍害人民的王八蛋默哀。在單位混到了兩點半，讓大家都看清了我在這兒，然後悄悄騎上自行車回家。

3.5公裏的路程，萬巷皆空，在大小廣場，在學校的操場，都排滿了黑壓壓的人群。在城中心十字路口四麵環顧，一個走動的車輛和人影也沒有！一個十幾萬人口的大城鎮，晝夜能看到道路上人頭攢動，熙熙攘攘，今天真是萬籟俱寂。戰爭洗劫後的城市，也沒有這樣吧？人們永遠看不到的光景，隻有這一天，這一刻讓我看到了、享受了！

排隊的人們都奇怪地打量我這個單車行人；這是誰？這麽大膽子？什麽任務？不怕抓起來現行反革命？現在還敢動彈？我知道人們有無限問號？但是這是其他單位的，弄不明白。我幸運地回到家中，為自己的大膽成功，不向死有餘辜的害人精進行追悼，終生感到自豪和光榮。

由於晝夜聽外國廣播，北京發生政變的消息我連夜得到了。按捺不住心情的興奮，清晨早早起來出發，告訴我最信賴的幾位朋友。上班的時候，科長正在給站排的幾十人講話，剛剛解散，我就讓他到辦公室，向他宣布北京發生了政變。我現在還能記得他嚇得蒼白的臉色，吃驚地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的神情。他迅速打開抽屜，掏出“十大”政治局名單，查數一下政治局：“這不是也沒剩下幾個人啦……”

我在當天的台曆上大膽的寫上：苦心經營整十年，垮台不過30天，反對人民該萬死，中國革命有新篇！而普通人十天以後才逐級傳達了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