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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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中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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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2日09:37 東方網-文匯報

　　三聯書店新近出版的《紅軍(1934——1936)》一書以關注細節、散點式的記錄方式，涉及了此類書籍許多以往忽視的內容，諸如紅軍長征食譜、紅軍病曆、長征中的浪漫主義精神以及長征中流散各地的紅軍士兵的命運等。該書的編著者認為：當代人回望70年前的故事，不應沉迷於所謂的解密，實實在在的曆史的細節，卻很可能貫穿起真實的曆史。

　　誰命名紅軍

　　長征期間的紅軍並不是一支衣裝統一的隊伍。受條件所限，以及沿途不斷吸收各地的新兵，紅軍實際上是一支衣裝雜亂的隊伍。

　　紅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南昌領導武裝起義時，武裝部隊沿用了北伐戰爭時期國民革命軍這一番號。“八七”會議後秋收起義的部隊始稱為工農革命軍。而同年11月在湖北黃麻的起義，部隊則稱為農民自衛軍。

　　12月，廣州起義的部隊出現了工農紅軍的旗幟。1928年4月底，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湘南農民軍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成立了當時最強大的一支工農武裝，組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

　　而紅軍的正式名字，則在一個月後由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的《軍事工作大綱》明確做了“取消以前工農革命軍、命名為紅軍”的規定。毛澤東、朱德正式將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這是最早的一支正式命名為紅軍的隊伍。“工農”兩字具體顯示了中國紅軍戰士的主要政治成分。接著，全國各地的工農革命軍先後奉命改稱為紅軍。

　　多數觀點認為“紅軍”的稱呼乃是從蘇聯紅軍沿襲而來。亦有人考證出“紅軍”最早的說法是來自一副對聯：“痛恨綠林，假稱白日青天，黑夜沉沉埋赤子；光複黃安，試看碧雲紫氣，蒼生濟濟擁紅軍。”這副對聯是1927年11月毛澤東領導的農民自衛軍攻克黃安縣城，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黃安縣農民政府時，由當地著名書法家吳蘭階創作的，首次用“紅軍”兩字來形容這支部隊。這個說法一定程度上混亂了中國紅軍與蘇聯紅軍稱呼上的延續關係。

　　中國紅軍與蘇聯紅軍有著密切的聯係。1918年1月列寧和托洛茨基締造了蘇聯工農紅軍，當時的組成是工人、農民和沙俄舊軍隊中覺醒的革命士兵。10年後，中國共產黨把自己的武裝力量也稱為工農紅軍，當時的組成也是工人、農民和國民革命軍的士兵。在井岡山的中國紅軍高級將領不少是從蘇聯學習回來的，如蘇聯紅軍大學就專門設有中國班，而紅軍也同樣學習托洛茨基在蘇聯紅軍設置的從連一級到總司令的各級政治工作製度，政治委員主要由中國共產黨黨員骨幹擔任。

　　紅軍創建時期，無統一軍裝。當時的紅軍士兵具有代表性的服裝是灰色粗布的中式便衣褲，上衣不另接袖，有兩大兩小無袋蓋的口袋，也有的是對襟，兩個或三個口袋，五個扣子，用布結或用布包銅錢、麻團做扣子，褲子是沒有插手口袋的直筒長褲(紅四方麵軍曾穿短褲綁腿)，也有的戰士穿列寧式或中山式服裝。

　　紅軍的帽子也不盡相同，有的部隊戴八角帽，有的戴六角帽，還有的戴學生帽(紅四方麵軍的帽簷比較大)，但都綴有紅布做的五角星(象征著工、農、兵、學、商團結一心向革命)，衣領配兩塊紅布領章(象征紅旗普照全國)。這是當時從衣服上識別紅軍的唯一標誌。

　　當時紅軍軍服的用布，主要是窄幅粗布、細棉布，顏色有灰色、青色和藍色。

　　紅軍到1931年年底才有自己的統一軍裝。是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專門培養紅軍指揮員的第一所正規高等軍事院校也建立起來，但當時紅軍的著裝很不統——，有穿工農裝的；有穿從戰利品中獲得的白軍服裝的；也有的穿打土豪分來的各色服裝；受“十月革命”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頭戴列寧帽、身穿灰布紅軍服裝。時任中央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的趙品三接受劉伯承的命令開始設計新軍裝，劉伯承當時從蘇聯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和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回國，任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新服裝設計出來後，首先是紅軍學校裏的學員每人一套，並逐漸擴散到全軍。

　　紅軍的軍裝一開始是仿照前蘇聯紅軍軍服樣式設計的，上衣是緊口套頭的，前蘇聯大部分地區與我國南方的氣候有差別，這個設計很不適合南方的氣候，於是改為開襟敞口的，並綴上紅領章；軍帽仍用大八角式列寧帽，後來發現帽角太大，不適合中國人的臉型，就又把軍帽改為“小八角”，帽中央綴一顆紅五角星。考慮到紅軍經常要在山地行軍作戰，選用了不容易暴露目標的灰布衣服。

　　如英國籍傳教土R·A·勃沙特所描繪的，長征期間的紅軍並不是一支衣裝統一的隊伍。受條件所限，以及沿途不斷吸收各地的新兵，紅軍實際上依然是一支衣裝雜亂的隊伍。

　　除了“紅軍”的命名值得探究以外，“長征”二字的起源也值得考證。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突圍、轉移時並未使用“長征”一詞，當時的說法是“轉移”、“突圍”、“西征”。“長征”一詞，首次出現於1935年5月，當時紅軍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大涼山彝族聚居地，朱德以紅軍總司令的名義發布《中國工農紅軍布告》，布告上寫道：“紅軍萬裏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彝人風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傳，將此廣播西蜀。”此六字“駢文”，乃是當時總政治部宣傳部擔任宣傳幹事的陸定一的手筆。紅軍“長征”的最早說法自此始有。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麵軍會師，紅四方麵軍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自稱“西征軍萬裏長征”。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吳起鎮召開會議，宣告“中央紅軍的長征任務已經完成”。11月，先後以中共中央委員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的兩個宣言中宣布：“中國工農紅軍主力為北上抗日，經過兩萬五千裏長征，曆盡艱難險阻，勝利到達中國西北地區。”12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完整地論述了長征的意義。“長征”一詞始成為具有特定內涵的曆史語匯而廣泛流傳開來。

　　紅軍食譜

　　各路部隊都派來了代表，帶來他們采摘的六十多種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將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養起來，整齊地排列在學校的操場上，舉辦了一場古今中外從未有過的野菜展覽……紅軍戰士們排著長長的隊伍，參觀他們未來一段時間的食物。

　　“麥麵疙瘩湯、野韭菜、野蒜、臭蒿子、豌豆苗、蘑菇湯、青稞、牛皮帶、舊牛皮鞋、犛牛肉、苞穀、小米、南瓜、蕨根……”

　　——這是從各種回憶紅軍長征的記載中找出來的部分食物單子。長征一路上從東南行軍到西北，沿途移風易俗，紅軍的胃口也在不斷地調整，而最重要的卻是紅軍的胃口不得不一再縮減，這是由於紅軍是一支非政府補給的部隊，並且長期在外行軍，給養完全跟不上，所以食不果腹地行軍作戰，成為經常的事情。

　　在長征中，“吃”，毫無疑義是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包括“吃什麽”和“如何吃”。幾萬人馬，糧食自籌。在不同的地區，還得入鄉隨俗，適應新的飲食環境，甚至還得親自動手收割糧食，采摘野菜。

　　在長征初期，紅軍將領蕭鋒聽到戰士們議論：在白區作戰，比在蘇區吃得還好一些，就是糧食無保障，老是飽幾頓餓幾頓。在紅軍的部隊進入西南地區之後，將士們的日記或回憶錄裏，關於缺糧少食的內容逐漸增多。可見食物已經越來越成為心頭大事。

　　當時擔任周恩來警衛員的顧玉平回憶說，長征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飯”，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來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種菜，一樣的分量。長征途中隻有李德有專配的炊事員，其他領導人與士兵吃的都一樣。

　　最有意思的細節是南方的廚子到了少數民族地區全都一籌莫展。長征中擔任炊事員的大多是江西出來的老戰士，在此之前他們從沒見過青稞麥，也沒做過玉米飯，於是隻好動腦筋、想辦法，學習新的做飯技術，於是炊事員每到宿營地，首先就忙著到處找碾子推磨。

　　紅軍自從進入黔藏地區，吃大米的機會就越來越少，紅三軍團四師政治部科長謝扶民在日記裏寫到與苗民購買糯米的事：“買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單位不願意要，一來因為米好花錢多，二來有人說吃了糯米腿發軟，走不動路。但經過了解，原來這裏隻產糯米，別無他糧。大家隻好說，‘好吧，就算過一個年節吧！’”籍貫來自東南地區的戰士，隻有在過年過節的時候才會吃糯米。紅軍這段路程多以苞穀、青稞麥為主食，一直到了渭河南岸，才吃到久違了的大米。

　　有一個用行政命令解決水土不服的故事：長征剛進到藏區時，部隊裏主要吃的是酥油糌粑，這是一種把青稞麥炒熟後磨成粉，用酥油拌和，盛在木碗裏用手抓著吃的食物。開始，來自江西、湖南等外省的紅軍戰士都吃不慣那股腥味，不願吃，各部隊政治機關隻好專門發了材料，解釋說藏民的這種食物其實對身體健壯是很有好處的，鼓勵大家吃下去。

　　除了沿途打土豪接濟部隊之外，紅軍還從打敗的敵人那裏獲取食物。有則關於食物的笑話在路上流傳：紅三軍團在渡金沙江前繳獲了一些鐵桶餅幹和罐頭，時任11團政治部主任的王平不知道罐頭是何物，就隨手扔掉了。結果被懂得一些外文的政委張愛萍揀到，辨認出是果子醬就打開來吃，而王平怕上當，怎麽也不敢吃。

　　還有一個關於組織起來學習就地取食的故事：1936年四五月間，紅軍行軍至西康爐霍縣境，準備三過草地。但此地人煙稀少，連部隊眼前的供應都很困難，如何籌備糧食？富有野戰經驗的朱德請來了當地的通司和老百姓，詢問清楚這一帶有哪些可吃的野菜，獲知了許多野菜的形狀和名稱。朱德甚至借來鏟刀、提簍和口袋，親自率領一個由炊事員、警衛員共十餘人組成的小組去采野菜。一個沒有食物的部隊，食物與打戰都是將領的頭等大事。

　　朱德的野菜小組很快就識別出了十幾種野菜，裝在口袋裏帶回到宿營地。翌日，朱德就把辨別野菜知識在直屬隊和附近部隊推廣起來。各路部隊都派來了代表，帶來他們采摘的六十多種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將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養起來，整齊地排列在學校的操場上，舉辦了一場古今中外從未有過的野菜展覽。它們有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黃等等各種奇形怪狀的野菜，紅軍戰士們排著長長的隊伍，參觀他們未來一段時間的食物。

　　指揮作戰的朱德對食物事必躬親。在《紅星照耀中國》作者斯諾的記述裏，朱德還是一個在行軍中親自下廚的紅軍總司令。書中有一個情節很有趣：一個紅軍戰士拿來一些豬下水(一個豬肝和一個豬肚子)，大聲地問戰友：“這些東西怎麽做呀？”正在和戰士們講太平軍故事的朱德，停了下來，轉身答道：“切一切，等一會兒我來炒。這個我會。下次你要再搞到豬肚子，找點醋和辣椒，我幫你炒。”這些如同一個農民家庭廚房裏的溫馨對話，讓現場的戰士印象深刻。這也是從側麵反映了在長征期間，能吃到一頓好的食物，在所有將士心目中是多麽的重要。

　　1936年6月20日，在懋功勝利會師後，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專門為食物的問題通電各個軍團，電報講了如何節省及攜帶糧食的辦法，規定了各軍團的籌糧地區，以及每人每天的食量，攜帶幹糧數量，宣傳節糧，嚴懲浪費糧食的現象。規定每人每天食量為：1.麥子1斤4兩；2.苞穀、什糧1斤2兩；3.牛羊豬等不作菜，應烤成肉幹代替糧食，每1斤鮮肉按半斤算。還要求部隊“每天改成兩餐，一稀一幹”。

　　從爬雪山開始，糧食的情況日趨惡化。

　　在藏區，紅軍本來還是想按照沿途打土豪分田地的辦法，取得藏民的擁護，然後籌糧，準備北上的物資。然而現實卻令紅軍一籌莫展，藏民要麽逃得不知去向，家裏的糧食物品都藏匿一空，要麽就不斷地進行騷擾，國民黨的宣傳更加劇了少數民族和紅軍之間心理上的隔閡，並對賣糧食給紅軍的當地人處以死刑，以示懲戒。紅軍雖然有買糧食的錢，但當地沒有人賣糧，也沒有糧可賣。

　　當時曾專門發了《總政治部關於糧食問題的訓令》，要求在征集糧食時，“嚴禁侵犯群眾尤其是番人、回人的一點利益，絕對禁止強買糧食、買糧食不給錢、群眾不在家不給錢”。

　　為了生存，紅軍被迫違犯自己的紀律。他們搗碎了寺廟裏的泥菩薩，因為在這些偶像裏裝滿了善男信女多年來貢奉的糧食，他們把這些多年陳糧麥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味同嚼蠟，但畢竟是糧食。

　　紅軍也不得不收割了藏民耕種的青稞，但他們留下了金錢或借據。楊定華在《雪山草地行軍記》中對這段割麥經曆有這樣的描述：“此時真有‘不割麥不得食’之勢，除了少數擔任勤務部隊和傷病員之外，上自朱德總司令，下至炊事員，都一起動手參加割麥的運動。”

　　對此毛澤東在1936年曾對埃德加·斯諾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將來我們一定要把這筆我們不得不從他們這裏搶奪過來的給養償還給苗人和番人。”

　　關於紅軍飲食最慘的一幕發生在草地。由於先頭部隊的戰士們飲用了草地上有毒的水，大都患上腹瀉和痢疾，粗糙的整顆的穀粒和麥粒通過腸道排泄出來時仍帶著血汙。麵臨著饑餓威脅的後衛部隊，挑揀著這些穀粒，把穀粒洗淨煮沸後再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紅軍病曆

　　長征途中，紅軍許多高級軍官都有負傷或患病的記錄，毛澤東、王稼祥在長征一開始就是帶病出發，周恩來更是差點兒命喪草地。長征快要結束時，鄧小平也得了很嚴重的傷寒。這些人因為患的病比較嚴重，才得以記載下來。更多的小病小痛以及因戰鬥負傷的則不計其數。

　　陳伯鈞的腸胃不舒服，他在日記裏記下了治療的方法，由於還是長征初期，醫藥充足，他注射了兩針預防瘧疾的藥，吃了6個瀉丸，還有一盒百合粉和牛乳。不過到了後來，再犯病的紅軍戰士就沒有這麽幸運了。

　　在艱苦的行軍、頻繁的戰事中，紅軍的傷員不斷增加。1934年11月3日，陳伯鈞在日記裏記下“途中敵機兩架大肆騷擾，並擲彈十餘枚，我傷四人……這幾日因久治不愈，而致命故不下十人”。他還提到“行軍衛生太差，沿途糞便狼藉，汙穢不堪，對我之健康實有很大妨礙，這的確是需要即起糾正的一件大事”。

　　長征越是行進到後期，紅軍的藥品、醫護用品就越是匱乏：沒有紗布，隻好用厚紙代替，裁成窄窄的小條；僅有的繃帶剪成大小方塊，隻夠包在傷口處，外麵用紙裹好；戰士們、護士們腿上裹的綁腿都變成了繃帶。

　　陳伯鈞的腳因為過去負過傷，到1934年12月已經不能著地了，兩個月的劇烈行軍，被醫生診斷為骨膜炎，隻能坐擔架。他在擔架隊裏遇見了聶榮臻，後者因為爬山腳被刺破而感染化膿。

　　長征開始後的第三天，胡耀邦便患了瘧疾，一個多月才康複。他後來回憶說，自己能夠活下來應歸功於擔架隊和良好的醫療。

　　1935年5月，胡耀邦在遵義被國民黨的飛機炸傷，被送到設在天主教堂的野戰醫院，在那裏，一位叫王彬的醫生給他動了手術。胡耀邦認為王彬是紅軍中最好的外科醫生，王彬曾是國民黨部隊裏的一位少校軍醫。這樣的人在紅軍部隊裏非常稀少。

　　長征途中，紅軍許多高級軍官都有負傷或患病的記錄，除了上麵的幾個名字外，還有羅明、鍾赤兵、張雲逸、張宗遜、文年生、李壽軒、白誌文等等，包括長征途中紅軍總醫院院長傅連暲自己也是經常咳血、胃痛。而毛澤東、王稼祥在長征一開始就是帶病出發，周恩來更是差點兒命喪草地。長征快要結束時，鄧小平也得了很嚴重的傷寒。這些人因為患的病比較嚴重，才得以記載下來。更多的小病小痛以及因戰鬥負傷的則不計其數。

　　據在長征期間擔任紅四方麵軍總醫院護士的張雲回憶：行軍當中，醫院、衛生所沒有敷傷口的軟膏，就隻好熬開豬油代替；好多傷員的傷口發炎潰爛、化膿生蛆。由於缺醫少藥，一些傷員不能得到及時的救治。限於條件，當時對病患的治療用的都是簡單的方法，例如患感冒就是喝辣椒湯，外傷則是用鹽水清洗，得了痢疾就研點鴉片內服。

　　紅四方麵軍總醫院的醫療條件簡陋，缺乏醫術熟練的外科醫生和化驗儀器、藥品，無法用輸液、輸血的方法搶救失血過多的危重傷員。於是隻好到鄉村山間尋找老中醫來醫院治病救人，這是經常的事。

　　李耀宇當年曾在巴山腹地王坪的臨時紅軍總醫院參加過護士訓練班，他在自己撰寫的《一個中國革命親曆者的私人記錄》的文章裏這樣描寫過醫院裏的場景——

　　當時，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藥治療。有傷病員發作腹痛，渾身大汗，呼天搶地地叫喚。老中醫讓護士趕緊研磨墨汁，又找來一顆步槍子彈，拔去彈頭，把彈殼裏的火藥倒進墨汁，馬上給病人灌服。一會兒，鬧病的傷員就從竹床上爬起來，抹一把臉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紅軍總醫院裏二百多名十多歲的小護士，身穿五顏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軀，每天承擔繁重的醫護任務，為傷病員打水打飯，洗衣擦澡，采藥製藥，運柴運糧。醫院裏唯一的白顏色是晾曬在竹竿上的白紗布。紗布條上的血痕斑斑點點。

　　為了解決藥品和醫療器械缺乏的困難，紅軍總醫院通過幾種渠道開辟來源。一部分依靠白區地下黨組織購買，秘密地運進根據地，但由於敵人封鎖嚴密，交通阻塞，數量較少；另一部分藥品和器械要依靠紅軍在戰場上的繳獲，但數量也是較少；主要的來源是靠總醫院醫務人員自力更生，試製急需的藥品和醫療器械。最初，麻藥奇缺，給傷員開刀時，幾乎沒有麻藥，隻能憑傷員的忍耐來強行實施手術，後來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過蒸餾製成一種麻醉劑，效果較好。紅軍總醫院還用大煙土為原料，製成鎮痛片、“救急水”等藥品。

　　醫院不僅缺乏藥品和醫療器械，就連一般用的衛生用具也沒有，沒有尿壺，醫務人員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壺”，給傷病員當尿壺。每天早晨護士們把傷病員用過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衝洗幹淨。……當時的醫護條件很原始，醫院裏每天都有傷病員死亡，山坡上柏樹和楓樹下，天天堆起十幾座土墳。

　　而另一種死亡則更讓人心酸。由於長征途中部隊規定不能多吃，紅軍戰土長期過著饑餓生活，沒吃沒喝，胃已萎縮了，在宿營地裏一下子吃硬飯，或者吃得過多，都有可能被撐死。就有不少紅軍因為吃多了，疼得在地上打滾，那場麵很嚇人。

　　長征途中，有幾個女同誌還經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難。周子昆的愛人曾玉是第一個遭受這種不幸的女性。她在江西蘇區時就已懷孕，長征出發時本沒有她，她是懷著身孕偷著追上紅軍長征隊伍的。爬過老山界後，曾玉就生產了。當時沒有吃的，隻能喝碗豌豆苗湯。

　　在長征路上生產分娩的還有賀子珍、陳慧清。賀子珍產後不久即遇到了一次空襲，一顆炸彈正好落在她身邊爆炸了，她身上中了17塊彈片，一直到去世，腦顱裏仍殘留著幾塊彈片。

　　流散的紅星

　　他們當中，或許本來就是農民，但是隻要有了那段或短或長的紅色革命武裝部隊生涯之後，他們已經脫胎換骨，永遠不再是那個普通的農民了。

　　除了勝利到達陝北的紅軍之外，還有一些特殊的參加過長征的紅軍也應載入史冊。如在長征中擔任一方麵軍一團團長的趙基訓，用機槍把國民黨的飛機從天上打了下來，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鼓舞了軍心。在雁門關戰役中與日軍作戰時，他的頭部被子彈打了個大洞，經白求恩大夫搶救才轉危為安。周恩來親自動員這位著名的傷員回鄉養傷。回到鄉下老家，直到解放後，趙基訓也沒有暴露身份，住著祖上留下來的老土坯房，過著簡樸而清淡的生活，從來沒有向國家提過什麽要求，以普通農民的身份平靜地走完了一生。

　　——這個著名的戰士，隻不過是很多的流散在民間的紅軍中的一位。

　　他們因為各種原因不得不流落到民間，每個人的身上都有曲折而苦難的故事。他們昔日的戰友、下級或上級均功成名就，成為將軍、部長、省長，而他們卻仍在鄉村過著清貧的生活。

　　在長征途中，他們也曾經是紅軍戰士，也經曆過一次次的衝鋒拚殺、行軍跋涉。由於戰爭的偶然因素，他們在與敵人遭遇時或被打散，或是受傷，或是因病掉隊，與戰友們失去了聯係。他們形單影隻，萍蹤浪跡，在村頭寨尾、野嶺荒山間東躲西藏，逃過了軍閥和民團的搜捕，僥幸地回到了家鄉或托跡在某一處偏遠的異鄉，隱姓埋名，安頓和生存下來。

　　他們在心底裏牢記著這樣的信念：“永不叛黨。密藏證件。等全國解放，成立了聯合政府，黨和國家把你們接回來養起來。”他們把這些遣散證明書、黨組織的介紹信和殘廢證密藏在米缸裏、牆板的夾壁層裏、牲畜槽下被填埋起來的酒甕裏。然後，他們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娶妻生子，春播秋種，與那些牽牛的、耕地的、挑擔的、收割的農民並無二致。

　　他們當中，或許本來就是農民，但是隻要有了那段或短或長的紅色革命武裝部隊生涯之後，他們已經脫胎換骨，永遠不再是那個普通的農民了。

　　這些紅軍流散人員在紅色中國誕生的前夜，已經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解放後，這些“掉隊者”被認定為“紅軍流散人員”，簡稱“紅流”。

　　這些人包括西路紅軍在河西走廊失散的人員、正規紅軍失散人員、遊擊隊、赤衛隊失散人員和地方革命人員等。國家及省民政部門曾專門發文規定，“紅流”的範圍是：“凡1937年7月6日以前正式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及在上述時間參加我黨領導的脫產遊擊隊，其成員因傷、因病、因戰鬥失利離隊失散，經組織動員分散隱蔽或被捕、被俘，在離隊後表現較好，沒有投敵叛變行為者。”

　　如今這些流落民間的昔日紅軍戰士，已經極少有人能知道他們當年的故事，紅色的青春激情。他們中的多數人，後半輩子都是默默地住在鄉村，過著清淡甚至家徒四壁的生活。

　　他們當中曾經有一位擔任過蘇維埃政府的區委副書記。當年，他打著綁腿，穿著洗得幹幹淨淨的灰布軍裝，站在祠堂前的桌子上，手臂忽上忽下，給鄉親們說“擴紅”，說“平債分田”。年輕、精幹、滿腔熱情，姑娘們向他投去傾慕的眼神。

　　他們當中曾經有一位是列寧小學的校長，他手把手地教窮人的孩子們寫“田、土、屋、衣”。每天，學校窗扇後都傳出孩子們的吼唱：“什麽是黑的？土中的烏金，富人的貪心！什麽是紅的？清晨的日，工農的血！什麽是黃的？窮人的臉和身，富人的穀和金！”

　　他們當中曾經有一位是西路軍某部的連長，在甘肅與青海的交界處被馬步芳的部隊堵截，負傷被俘，逃脫後，輾轉於甘肅、寧夏，打長工二十餘年，其間幾次想回家鄉，可聽說自己參軍後國民黨殺了他全家，1954年才回老家。

　　他們中曾經有一位是小腳姑娘，參加紅軍時才十來歲，加入了童子團，因為小腳走不動，跟不上部隊，失散後再找到部隊卻發現已經沒有女兵了，於是在當地嫁了人，做農民，種莊稼……

　　1979年國家進行優撫大普查後，對“紅流”人員給予定期定量補助，最初的生活補助費為每月6元，以後逐年提高。根據民政部門多次對紅軍流落失散人員進行普查登記，目前尚有接近八萬的“紅流”人員(在鄉退伍紅軍老戰士，截至2004年10月)。

　　(寧遠摘編)

　　(《紅軍(1934——1936)》師永剛等編著三聯書店2006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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