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羅瑞卿秘書回憶：文革中我怎樣離開公安部的

原羅瑞卿秘書回憶：文革中我怎樣離開公安部的
作者：王仲方（作者為原羅瑞卿秘書，青海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

　　晴天霹靂

　　1965年的春天，帶來一片晴朗和喜悅。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全國人民經過兩年多奮鬥，從三年困難陰影中走出來。農業兩年豐收，經濟經過調整，市場開始複蘇，生活有所改善。人們心情開朗，充滿了希望。青海省形勢也有明顯好轉，克服了曆年靠國家調撥糧食的局麵，第一次實現了糧食自給，畜牧業得到恢複，全省農牧民日子好過了。青海省委工
作受到人民的稱讚和中央的表揚。我也受到了有關方麵的重視。

　　當時我在青海省委擔任省委常委、秘書長，兼省委政法領導小組組長。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報中央批準，調我到西北局任辦公廳主任。青海省委要挽留我任西寧市委書記。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認為我是公安部借調去青海工作的，應該仍回公安部。正好我有病，在上海醫院治療，工作何去何從，隻得待病治好了再定。

　　當時我患的是浮腫病。1961年春季隨周恩來、謝富治在河北省邯鄲地區做農村調查。我在成安公社小堤西大隊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正趕上三年災難中最嚴重時刻，在農村一個月，就得了浮腫病。周恩來在伯延公社，謝富治在成安公社，同樣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有一次匯報會後午餐，炒了一小盤雞蛋。周恩來用刀劃成四份，周與鄧穎超、謝富治和我各分一小片，此情此景，留下深刻印象。此行雖苦，但是通過農民群眾無記名投票要求解散公共食堂，受到毛澤東的重視與肯定。我與大家同感不虛此行。調查結束，我到了青海，常在農村、牧區蹲點，顧不上治療休息，浮腫，特別是下肢腫得更厲害，神經功能和代謝功能紊亂。經領導安排，在上海廣慈醫院請專家鄺安昆教授治療。這一段，我日子過得很平靜。

　　在一片晴朗和喜悅中，天邊逐漸升起烏雲。在1962年夏季，中央“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大講階級鬥爭，提到很高的高度，這往往是發動黨內鬥爭的信號，卻被人們所忽略。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起草農村“四清”文件，毛澤東公開表示對劉少奇的不滿，引起了劉瀾濤等人為毛劉關係的憂心，而劉少奇仍未引起警覺。這個期間，林彪、江青暗地裏聲東擊西，興風作浪，直到1965年11月，江青組織姚文元拋出一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使烏雲更加密布，終於在“上海會議”上爆發出晴天霹靂。

　　1965年11月26日，羅瑞卿到上海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他的秘書來看過我，不久羅即離開上海去雲南省考察。12月6日，謝富治也到了上海，我去看他，問他開什麽會？他說清晨周總理通知他一起到上海，毛主席要召開中央會議，至於討論什麽問題，連周都不知道。我有些納悶。過了兩天，謝的秘書來說，這次會上秘書很輕鬆，文件由中央機要處處長直接交到與會者手中，不讓秘書參與。什麽事情這樣保密？我有些疑惑。接著我看到與會者住房名單，黨政軍領導人都有，惟獨沒有羅瑞卿。我有些憂心忡忡，擔心會不會出了什麽意想不到的事。12月12日，我突然收到一封信，是雲南省委書記周興約我到他那裏休養。我推測這封信是羅瑞卿的秘書從雲南帶來的，他為什麽不來看我？我估計羅瑞卿已到上海，一種神秘的氣氛，使我產生了不祥的預感。

　　會議結束後，大約在12月15日前後，上海市委副書記向我傳達：羅瑞卿犯了嚴重錯誤，反對林彪、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中央已批準他辭去軍隊一切職務，深刻檢討，接受批判。這不僅對羅瑞卿是一次突發事件，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也是一次突發事件。

　　根據我多年的了解，毛澤東與羅瑞卿的關係是深厚的、密切的，毛對羅應該是非常信任的。毛澤東從紅軍時代開始，親手培養提拔羅擔任黨政領導職務。羅有成績，毛澤東就加以肯定和表揚。羅有缺點，毛澤東當麵給予批評教育。聽到別人對羅有意見，毛澤東就給羅打招呼，讓羅加以注意。毛澤東對羅瑞卿可以說是信任有加，愛護備至。林彪與羅瑞卿的關係，從紅一軍團到抗大就結成了深厚的友誼，兩人、兩家往來也是密切的。羅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絕對不會反對林彪、反對毛澤東的軍事路線的。

　　這樣大的事情，事先毛澤東不同政治局常委商量，如此急促地背著羅瑞卿大搞突然襲擊，一定是到了非“揮淚斬馬謖”不可的地步。如果是這樣，問題就大了，羅的問題就不僅是他一個人的問題，可能還會發展下去，甚至會株連不少與他有過聯係的人。

　　我在公安部當過羅十年政治秘書，同羅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這次會不會連累到我？即使我已經離開六年，恐怕還是難以幸免的吧？我為自己的前景設想了多種可能：最好的可能是到西北局當我的辦公廳主任，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埋頭工作和讀書。再一種可能是把我掛起來，西北局不敢要我，隻有回青海停職閑居。最壞的可能是把我打入羅的圈子裏受審查，被隔離，如果被這個陰影籠罩，我的一切正常生活都將受到破壞。

　　此時已近年關，是在上海過年還是回北京過年？我知道公安部肯定會受到“上海會議”的衝擊。羅瑞卿離開公安部已經六年了，他的問題又主要出在軍隊，照常理公安部不會有過分的反應。

　　但是黨內鬥爭的經曆使我預感到公安部會要同羅瑞卿“劃清界限”，以至清除他在公安部工作十年留下的“影響”。這樣就必然會牽連到我的頭上。我還是應該回去看看，同八十多歲的老父親，同全家老小在風暴前夕一起過個年，也許是最後一個團聚年。我就是懷著忐忑不安、充滿憂慮的心情離開上海回到北京家裏的。

　　山雨欲來風滿樓

　　離開上海前，胡耀邦同誌從北京到上海治病，我向他談了心中的憂慮。胡寬慰我說：羅在軍隊職務雖免，但還保留副總理和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以羅同毛主席的關係，事態不會壞到哪裏去的。可是一到北京，我就感覺到空氣顯得異乎尋常地緊張和神秘。

　　所有熟悉的同誌，過去一聽說我回來，就會趕來看望，這次一個人都不來了。熟人遇見了，也都盡量躲避。麵對麵無法躲避時，竟然兩眼瞪著，滿臉憋得通紅，有話不能說。有一位熟識的同誌是無錫人，見我時笑了笑，我請她到家裏吃她喜歡的麵筋燒肉，她答應了。第二天，卻又告訴我說她不能來了。過去回家，電話不斷，這次也無人來電話了。家中顯得極為冷清，我也不出門，在家中陪我老父親拉拉家常。

　　我父親王肖山是孫中山的老同盟會會員，一直讚成和支持共產黨，是一位為民主和進步而鬥爭的教育家，他擔任新中國教育部參事多年，是懂得政治的老人。我卻無法向他說清楚當前發生的事，因為我自己也不清楚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我隻是覺得遇到了一股特大的寒流，把一切都凍結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凍結了，人和周圍的聯係也凍結了。太陽不再溫暖，照在身上也是冷冰冰的。我所生活的這艘巨輪好像碰上了冰山，正在漸漸地沉沒。

　　我給羅的秘書郭樹元打電話，說去看他們，他連忙說你千萬別來，我也不便來你家。我們隻能像做地下工作那樣約好在什刹海碰頭。我到約定地點，見他推著自行車過來，他對別人托詞說是出來治牙。

　　郭樹元同我邊散步邊談話。他告訴我，羅在雲南考察邊防，接到通知到上海開會，開什麽會不知道，在飛機上羅像往常一樣看文件，處理公務。

　　下了飛機，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來接，路上一句話也不說，羅很詫異，問陳丕顯開什麽會，陳隻回答說到了住處，周總理、鄧小平會同你談。果然，一進門，周、鄧在樓下會客室等他，同羅談了“上海會議”的情況。

　　羅在突然襲擊麵前極度震驚，接受不了，要求麵見毛主席。周恩來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還批評羅太天真了。秘書們一到住處，按慣例要接通多種電話，這次被告知，所有電話已被切斷。羅的夫人郝治平由鄧小平夫人卓琳陪同上樓，兩人抱頭大哭。

　　“上海會議”結束，羅就隨周恩來回到北京。與外界聯係也切斷了，隻有與彭真還能通電話。羅整天在家中，沉默不語，考慮怎樣寫檢討。郝治平也是悶聲不響。郭樹元是公安部研究室培養出來的優秀幹部，是我介紹他入了黨。如今他滿臉疑惑地說：我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該怎麽辦？翻了幾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還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勸我還是早些離開北京這塊是非之地為好。

　　我的妻子史洛明，當時是公安部政治部幹部訓練部副部長，曆來列席公安部黨組會。她告訴我最近黨組開會不叫她參加了，換了同她一起工作的另一位同誌出席。這位同誌開會回來，什麽也不跟她說。她也覺得氣候驟變，但還是每天去上班。

　　春節來了。除夕之夜，中南海懷仁堂有晚會。政治部主任尹肇之(真是一位好同誌)給史洛明兩張票，讓她陪我去看戲，舒舒心。

　　當我們跨進懷仁堂大門，正巧遇見了公安部一位平時很熟悉的副部長也帶著孩子來看戲，見到我們，他的表情一反常態，冷若冰霜。在會場上還看到了羅瑞卿的幾個孩子，我同他們招手示意。這場晚會是空軍文工團排演的，表現抗美鬥爭的戲，當時空軍司令員吳法憲陪周恩來看戲，我的座位恰好離周很近。

　　會後第二天，洛明下班回來說，公安部那位副部長很生氣，責問是誰給王仲方送票，還同周總理離得很近。我知道在公安部宿舍大院不能久呆了。

　　正在這個時候，史洛明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去沈陽出差。我明白，公安部是要趕我走了。於是我們全家團聚，吃了一頓“最後的晚餐”。

　　第二天，告別了老父親，同洛明一起上火車站，她去沈陽，我去西安。北京正遇沙塵暴，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我就是在這樣的自然氣候與政治氣候都十分惡劣的情況下，淒涼地離開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