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四人幫”——毛遠新不主動交鑰匙和手槍

逮捕“四人幫”——毛遠新不主動交鑰匙和手槍
作者 : 王凡

　　筆者在幫助原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撰寫回憶錄時，因為也涉及到１０月６日的逮捕“四人幫”一事，曾參考了張耀祠寫的《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一書。

　　在張耀祠的回憶錄中，他說對江青實施拘禁審查的任務時，是他和當時的中央警衛團副政委武健華一起去的。因為有關這段史實，幾個人的追溯卻有些差異，故而有加以廓清的必要，我們暫且將張耀祠回憶的原文摘錄如下：

　　“時間到了，我同武健華和一中隊指導員李連慶十幾個幹部出發了。江青當時住在中南海２０１號樓，這個地方我過去經常去，每個角落我都很熟悉。晚上８時，我們先到毛遠新住所，進到他的辦公室，他們正在看電視。毛遠新見我們這些‘不速之客’，立即站起來，關了電視機。

　　“我宣布：‘毛遠新，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保護審查，為了你的安全，還住這裏（中南海），但要換一個房間。現在你把文件櫃鑰匙和手槍交出來。文件和材料由中央辦公廳派人來接收。你的生活、安全由李連慶指導員負責。不準向外打電話，要遵守紀律。你寫的材料，交李連慶同誌轉送中央。’

　　“我宣布完後，毛遠新驕橫地說?‘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沒有再說了。他不主動交鑰匙和手槍，我們一位幹部上去繳了他的手槍、鑰匙。

　　“江青離毛遠新住地很近，我和武健華同誌在２０點３０分來到她的住所……”

　　然而，在鄔吉成回憶對“四人幫”采取拘捕行動時，卻告訴筆者，武健華是在懷仁堂這邊參加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三人的拘捕行動的。因為鄔吉成當時就在懷仁堂外麵，負責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的隨行人員的安置。一方麵，他親眼看見武健華進了懷仁堂；另一方麵，當懷仁堂內的行動結束後，武健華從懷仁堂出來，還要鄔吉成給張耀祠打電話，問江青那邊的行動結束了沒有，接著他倆一同到王、張、姚等隨行人員的休息處，向他們宣布了有關情況。

　　在張耀祠的回憶中，隻說是武健華和他一起執行了對江青的拘禁審查任務，但在行動中武健華說了什麽，做了什麽，都沒有細節的交待。而在鄔吉成的回憶中，則許多細節都有敘述，而且一些事情是他和武健華兩人一起做的，在做的過程中還有對話交談。

　　筆者在看了張耀祠的回憶錄又聽了鄔吉成的敘述後，最初的推測是：如果張耀祠、鄔吉成兩人追憶的主要事實都是比較準確的話，那隻有一種可能，就是武健華參加了兩邊的行動，因此兩邊的行動應該不是在同一時間發生的。但這其中又有一個矛盾之處，即如果武健華參加了拘禁江青的行動，就沒有必要讓鄔吉成給張耀祠打電話，詢問江青那邊的行動是否結束。而在懷仁堂這邊行動之後，武健華要鄔吉成打電話問張耀祠那邊行動是否結束，又恰恰說明兩邊的行動是在同一時間進行的。

　　那麽，他們兩個人的回憶，必有一人出現了偏差。但究竟是誰記憶錯了呢？就當時張耀祠、鄔吉成兩人的地位而言，張耀祠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副處長；鄔吉成是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副處長，同時兼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耀祠應該是拘禁“四人幫”具體行動的領導者之一，鄔吉成則隻是整個行動某局部的負責人。按說應該是張耀祠掌握的情況更全麵、他說的似乎更權威一些，故而筆者當時對他倆的說法究竟該采信哪一種，曾經很費斟酌。最後，隻是在鄔吉成的回憶錄中，采用了鄔吉成自己的說法，而未對兩種說法作如何取舍的分析判斷。

　　大約是２００３年初夏，《中華兒女》雜誌發表了武健華親身經曆粉碎“四人幫”行動的回憶文章。他本人的回憶，證實了他參加的是在懷仁堂這邊的行動，並披露還是由他本人向姚文元宣布的中央有關決定。而且他還追憶了在懷仁堂內的行動完畢後，他出來和鄔吉成一起向王、張、姚等隨行人員傳達有關事項的情節。

　　可是在武健華的回憶文章裏，雖然他沒有講他自己參加了拘禁江青的行動，卻也用了和張耀祠差不多的筆墨，敘述了拘禁江青的過程。因此又讓人感覺他對江青這邊的行動也相當知情。

　　因此，當筆者在聽了馬曉先對那天晚上的行動追溯後，隨即向她求證武健華究竟有沒有參加江青這邊的拘禁行動？馬曉先說：“我清楚地記得，武健華當時並沒有到江青這兒來，當時在現場的領導隻有張耀祠。”

　　“那怎麽我在不久前看到武健華的回憶文章，其中還比較詳細地敘述了拘禁江青這邊的行動？他怎麽會了解得那麽清楚呢？”筆者問道。“哦，在武健華寫回憶文章期間，曾向有關的人員詢問過我們這邊行動的情況，他還向我詢問了相關的問題，如果他當時在場的話，就沒有必要向我詢問這些了。”馬曉先回答。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