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注：本文中的廣電局領導“Ｍ”是“穆青”
溫濟澤的右派經曆及其反思
溫濟澤(１９１４·４·１８--１９９９· ４·１５)
□任捷／北京
由胡耀邦批示第一個被平反的右派，深知極左的危害而極力反“左”的鬥士
尋訪“春風第一燕”溫濟澤，他的善良，讓我想起丁一嵐
１９７８年，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之前的一次會議上，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說：“右派”的“糾正”問題我已經開了頭，這位被糾正的同誌叫溫濟澤，他的名字很好記，三個字旁邊都有三點水；經過了解，他的問題是冤錯案，我就批了，你們也可以照這樣辦。
可以說，中國５５萬右派的平反，就是從這裏悄然拉開了序幕。而這位在胡耀邦直接批示下第一個被平反的右派溫濟澤，也被人們稱為“春風第一燕 ”。
二十年後的１９９８年６月，我打電話找到了已經８４歲的溫濟澤，我聽說他患過心肌梗塞和腦血栓，身體一直很不好，不知道他能否同意接受我的采訪。我說明了自己的采訪意圖請他從一個親曆者的視角談談當年那場深入全國的反右運動，以及四十年後的理性思考。電話那端溫濟澤的聲音雖然有些虛弱，但言詞非常清晰準確，語氣也十分溫和可親，他坦率地拒絕了我的采訪約請：“ 這幾年，我也曾經接受過一些記者的采訪，大概是因為我的談話不符合媒體的口味，最後都不了了之。我已經開始寫一本自述，記錄自己這些年的所思所想。” 我就著這個話題問起他自述的內容，我也談了自己對反右運動的看法，我們談了將近２０分鍾，最後，他同意見我，並接受采訪。於是，在他去世之前，為我們留下了十分珍貴的兩個小時的談話錄音。
今天，當我再次聆聽溫老生前的這段訪談，打開錄音機，我聽到的第一句話就是：“你這樣一直舉著話筒不是很累嗎？”因為他坐的沙發比較低，話筒支架又不夠長，我就用手舉著話筒，細心的溫老是擔心我太辛苦了。溫老的細致入微，我是深有感觸的。去他家采訪的前一天，他打電話告訴我，他們樓門的電梯壞了，不通，得繞到隔壁樓門乘電梯。當我按照他詳盡告知我的線路，順利找到他家時，我想到了丁一嵐老人（鄧拓的夫人），也是這樣不厭其詳地告訴我找她家的路線，惟恐我走了冤枉路。我常常從一個十分簡單的角度來審度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這段曆史，像溫濟澤、丁一嵐這樣善良的人都要遭受不公正的待遇，經曆種種非人的磨難，那就難怪中國要遭遇一段不算短暫的曲折與黑暗了。
溫濟澤反對按比例劃右派，這源自他在延安搶救運動中的遭遇
反右運動開始時，溫濟澤時任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並主持對外廣播部的工作，有一天，他接到一個來自上級的指示，當時他並沒有意識到，這個指示和他對待這個指示的態度，將影響他的後半生。
反右鬥爭，當時我最反感的就是各個單位要按比例劃右派。我那時在對外部工作，黨委辦公室的同誌給了我一個通知，就是說：你這個地方要打出十幾個右派。我說打右派也要規定數目嗎？那個同誌就說是上麵這樣定的。我說我不管是上麵定的也好，還是誰定的，我不同意這樣做。那個同誌就進一步解釋，他說，你這裏有二百多人，按比例是要打出十幾個，粗算一下，大概打出十五個，上麵就很滿意了。我說，我按照標準來嚴格審查，有多少右派我就定多少。如果符合標準，我絕不放鬆一個；如果沒有，我也絕不硬打一個，這就是我的意見。
黨委辦公室的那個同誌也是從延安出來的，我說，咱們可不要忘記延安那個 “搶救運動”的教訓。當時在清涼山，《解放日報》和新華社這兩個單位是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錯打了多少好同誌，都打成特務，這個慘痛的教訓不能忘記。我說，延安那個時候我們還不是一個執政黨，但是我們現在變成執政黨了，全國再搞一次這樣的運動就大傷元氣了。我的這些意見被匯報上去，上麵就對我有一種特殊看法了。這個我也知道，但我不能昧著良心幹事情，黨性中也包含有良心，人性是黨性的基礎，人性黨性不是對立的。
溫濟澤之所以對反右運動有這樣清醒的認識，和他在延安時期親身經曆過“ 搶救運動”不無關係。那一次，他不僅目睹了與他同甘共苦的戰友如何遭到冤屈誣陷，而且，他本人也直接受到過衝擊。１９４３年４月３日，中央發出《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文章開頭就令人感覺觸目驚心：“特務之多，原不足怪”。接著又舉例說明國民黨和日本法西斯都有龐大的特務係統，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故特務是一個世界性、群眾性的問題”。所謂“搶救運動”，就是對全體幹部進行一次清理審查，搶救那些曾經當過特務的失足者。
溫濟澤當時在《解放日報》副刊部任副主任，有一天在報社召開的支部大會上，報社副總編餘光生很有煽動性地做了一次發言：“現在全邊區都在展開轟轟烈烈的搶救運動，至今還有一個‘白點’，一個特務也抓不出來，這個‘白點’ 就是我們編輯部的副刊部，這是因為有個大特務包庇小特務”。會場上先是一片沉默，後來就有人跳出來，揭發溫濟澤是隱藏在報社內部的大特務了。
溫濟澤在同事們眼裏一向都很溫文爾雅，這一次他發了火，一時間，會場也冷了場。餘光生隻好點名讓艾思奇發言，艾思奇的發言讓報社領導大為不滿，他幹咳了兩聲以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後慢吞吞地說：“我和溫濟澤相處多年，對他是了解的。他從來都是個很溫和的人，我想提個問題，請大家想想，為什麽他今天發這麽大的火？”後來還是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及時中止了這場運動，溫濟澤才得以幸免於難。從這段經曆，我們不難看出，溫濟澤在反右運動中的遭遇，其實和他在搶救運動中的際遇是一脈相承的：都是抵製上級指示之後的惹火燒身。
溫濟澤認為周揚關於“香花”“毒草”的觀點不適用對外宣傳，與溫有隙的Ｍ受命整溫的反黨材料
１９５７年６月，當時的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周揚在文藝界的座談上有一個發言，談到香花和毒草在分辨不清的時候，可以讓它們先放出來，讓大家來分辨。如果是毒草再把它鋤掉，還可以肥田。溫濟澤認為這個主張不適合對外宣傳工作，就在中聯部召開的工作例會上提了出來。這件事傳到了周揚那裏，當時也算是身居高位的周揚自然有些不快，但他並沒有直接找到溫濟澤來交流意見，而是打電話給當時的廣播局局長兼黨組書記Ｍ，周揚和Ｍ是３０年代在上海時的老朋友。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談了些什麽，但周揚的介入，無疑使溫濟澤的處境變得更加微妙起來。
其實周揚對我有看法，打個電話問我，我當麵說清楚就完了。我也是在會上講的，我講的時候，在場的同誌也沒認為我有錯。但是，周揚當時也的確有一點霸道樣子，讓Ｍ來追查我。雖然我和Ｍ同在一起辦公，但Ｍ也並不跟我麵對麵地談，而是背地裏開始查我起草的文件和審過的稿子。對外廣播有十四種語言，稿子很多，總會有這樣那樣的毛病，Ｍ就專門在我改過的稿子上挑毛病，一點一點記下來。我還蒙在鼓裏，而他們收集的這些所謂的反黨材料，直到１９５８年上半年批判我時才一一亮出來，這是我們黨裏有些人整人的一貫做法。當時有人悄悄關照我，說黨組背後在查你的東西。我說我沒什麽可怕的，讓他們查吧。後來呢，Ｍ召開黨組會議，要我把對周揚的這個事情在會上說清楚，我在會上說了一遍兩遍，一直說了兩個星期。中宣部也派了兩個處長來列席會議，聽來聽去覺得沒什麽問題，後來也就算了。
１９５７年，大部分右派已經定性下放之後，還有一個整改階段，一些“漏網分子”也就在這時候被一網打盡了。溫濟澤注定在劫難逃。
在整改期間Ｍ提出來，現在工作搞不好，主要是幹部少幹部弱，主張把對外廣播編通用稿的編輯抽調出來，跟中央台的編輯部合並為一個編輯部，國內國外統一發稿。我堅決反對這樣做，並不是我有什麽先見之明，能夠看出問題，而是我們在延安時搞宣傳就是“內外有別”的。那時“內”是解放區，“外”是國統區。對解放區廣播時，我們稱“同誌”，對國民黨你用這個口氣就不合適，你隻能稱“先生”。我們都是“大家大家怎麽樣”，對國統區，人家就聽不慣，你隻能稱“各位”，這些都是一些很微小的區別，但我的體會卻很深。比方說，下總攻擊令前夕，我們對國民黨軍官都是直呼其名的，稿子的語氣很凶，毛主席親自動手修改我們的稿子，稱大戰犯邱清泉為“貴將軍”，這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也舉了這個例子，說明對內對外廣播不能混為一談。現在看來，幾十年過去了，事實證明這個觀點是正確的，現在我們的廣播不就是走的這條路嗎？將來怎麽樣是另一回事，但在（１９）５７年當時的國際環境，你就得這麽樣做。
無論我怎樣論證，可在當時沒有人聽我的意見。我說，現在工作沒搞好，不是幹部少幹部弱的問題，而是領導同誌的官僚主義作風太甚，這一下子就觸著某些人了。其實我不過是說了真話，我就倒了黴了。我常常想，民主是這樣的嗎？誰提出不同意見，誰就成了反黨。
溫濟澤被打成了反黨小集團，反黨綱領竟是他總結出來的對外宣傳策略
執拗的溫濟澤此時還天真地以為，在對外宣傳這個重要的陣地上，沒有人敢輕率地並且是有違客觀實際地做出決斷，他執迷不悟地據理力爭，希望黨組能按照正確的方針和策略來辦好對外廣播。這時，他身邊的一些同事已經從蘇聯吹來的氣息中，聞到了一股異常的味道。
那個時候蘇聯也很糟糕，在黨裏揪出莫洛托夫反黨集團。也是黨組成員的張紀明就來找我，他後來和鄒曉青一起，都成了我這個反黨小集團的成員。張紀明就跟我說：“你看蘇聯又搞這一套了，整出來一個反黨小集團。你不要再堅持下去了，你再堅持，很可能就把我們也當成一個反黨小集團了，真要是這樣，你就是有口也難辯了。”聽了張紀明的話，我也意識到問題有些嚴重。我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找到Ｍ。我說，這樣爭論下去張紀明已經有這樣的擔心了，我承認並且服從黨組的決定，但我保留自己的意見，以後在工作中再說，我請你在黨組會上做結論，不要再爭論下去了。那時已經開大會鬥我了，在第二天召開的大會上，也是黨組成員的Ｊ跳上台發言：“我看溫濟澤他們是一個反黨小集團。”我一聽這話，就知道糟糕了。我還是很理智地說，我認為你們不會把我當成反黨小集團，我才跟你們談心交心的。這時會場也亂了，沒有人聽我說什麽。Ｊ在台上這麽一哄，底下就有人跟著一起喊反黨小集團了。哎呀，就是不講理，無限上綱了。１９７８年，我平反之後，Ｊ主動找我道了歉。
幾乎就在一夜之間，溫濟澤就成了中國的莫洛托夫，而他的反黨綱領就是他依據自己多年從事新聞工作的經驗，總結出來的對外宣傳策略，也是在黨組會議上提出來的對外廣播有別於對內廣播的“四個不同”。第一，對象不同；第二，任務不同；第三，內容不同；第四，方式方法不同。在我們今天看來，這“四個不同”無論如何都很難和“有計劃、有目的”的反黨綱領聯係起來。
在批鬥大會上，我還引用了毛主席說過的，要做好宣傳工作，一定要對聽眾有調查研究，要把話說到看你的文章、或者聽你的文章的人的心裏去，這樣才能有效果。我用毛主席的話為自己辯護，也無濟於事。說我這個是什麽反黨綱領，這個帽子太大了，當時我確實受不了啦。但那個時候你是能發脾氣，還是能跟他們吵架？我隻是希望他們多少能了解我不是反黨，而是從工作實際出發，為了搞好對外宣傳工作，但說也沒用了。那個大會批鬥呀，誣陷之詞令人難以置信。年輕人恐怕不懂得什麽叫作“無限上綱”，那就是你自己上了一個綱，他還覺得不夠，再給你上一個綱，你自己隻得又上一個，他就再上一個，最後不把你打成敵人不罷休。
後來扯到宣傳業務上的具體稿件，那就完全不講理了。指責我，“為什麽要播出北京街頭的叫賣聲？”“為什麽在我們的電台播出教堂鍾聲？”“為什麽把某地捉到特大烏龜也當成新聞？”還有，我說過對外廣播應該注意照顧到各階層的聽眾，要讓各階層的聽眾都能聽我們的節目。Ｍ就質問我說：“我們的聽眾主要是工農群眾和進步分子，你怎麽能把反動分子和上層人物都當作收聽對象呢？ ”
我那時候總是想，唉，不要鬧得太僵吧，我就檢討唄。我說，我定出這樣一個普遍聽眾群體，的確缺乏階級性。這是我做的不得已的讓步，我心裏非常痛苦，但這個痛苦的讓步也還是不能過關。我承認我缺乏階級性也不行，“不是你缺乏階級性，而是你的立場站到哪個階級去了，你是站在資產階級那一邊了。”我怎麽就站在資產階級那裏去了呢？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樣站過去的。後來就越提越高，越誇越大了，最後做了結論，說我是國際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就是這麽個結論，現在還在呢，一查就查到了。
當年種種荒謬絕倫的批判、整人，提示我們不能不對人性有所反省
在“國際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這頂大帽子下，揭批溫濟澤當然也就要提高到另一個更高的層次，不能老是簽發播出“活捉大烏龜”新聞的層麵了。
在批鬥會上，有人就說我不著重宣傳“東風壓倒西風”。我當時也沒那麽高的水平，對毛澤東的這些提法並不是認識得十分清楚，但是我覺得，帝國主義現在還很強大，我們還處在起步階段，都還有待發展，我們什麽地方壓倒了它呢？不能自欺欺人嘛。１９９７年，黨在十五大上估計，到建國１００年，才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更何況那是在五十年代。可毛澤東在五十年代是怎麽估計的？十二年趕超英國，十五年趕超美國。十幾年就變成世界上最大的超級大國，這可能嗎？當時，我也不好明說我不同意這些觀點，我隻能再三強調，我們新聞工作，主要是宣傳新聞事實，不是宣傳計劃，你想什麽東西，你就宣傳，不行的。後來就說我是反對“東風壓倒西風”。大躍進時，毛澤東不是說過全國人民“ 意氣風發”嗎？有人很反感，就說是“一起發瘋”。那個時候可不就是上上下下一起發瘋嗎？
我的另一大罪狀就是反對“興無滅資”。當時國內大力提倡興無滅資，溫濟澤你為什麽不對外進行宣傳？我說，“興無滅資”是對國內人民的教育呀，你現在革命成功了，你可以提倡興無滅資，我並不反對。但對外怎麽能宣傳呢？我們的宣傳對象中就包括資產階級，我對人家說我要滅你，人家還願意聽你的節目嗎？人家連節目都不聽了，你又能宣傳什麽，宣傳給誰聽呢？於是就說我是為“洋大人”服務，這岔到哪兒去了。聽著這樣的批鬥，我就想，糟了，黨走到這麽一個階段自己要毀自己了。
雖然在局裏遭到如此荒謬絕倫的批判，但溫濟澤始終沒有在親人麵前流露自己內心的痛楚，他怕母親和妻子為他的處境擔心。家裏的保姆已經被有關部門告知，監視溫濟澤的行動，以防他自殺。這時，從前溫馨和美的家也變得沉悶而冷寂。也仿佛在一夜之間，歡樂遠離了這個花香四季的小院。
一天晚上，溫濟澤發現放學回家的小女兒眼睛又紅又腫，顯然是哭過很長時間，他問女兒為什麽哭。女兒不說話，眼裏又盈滿了淚花。他就問妻子錢家楣，錢家楣一邊擦著女兒的小臉，自己一邊也在默默地掉淚。原來是在學校裏，好多孩子都罵她是臭右派大壞蛋的女兒，還孤立她，不和她玩。小女兒從小就十分懂事乖巧，心裏委屈，又不敢回家來哭，隻得躲在外麵哭完了再回家。
溫濟澤不知怎麽樣才能安慰小女兒的傷心，他幫女兒卸下書包，轉身回到自己的書房，把自己關了起來。是呀，女兒還太小，不到１０歲，讓她來承受她所不理解的這一切，的確是太沉重了。不過，小女兒也絕不會想到，她在為爸爸忍受委屈的同時，爸爸也在為她的快樂夢想而付出代價。在廣播局的批鬥會上，有人在批判溫濟澤這個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時，提出了一個最新證據，就是溫濟澤的女兒在玩遊戲時，扮演外國童話中的小公主。你看，連他的女兒都企圖變成資產階級的公主了，這還不夠說明問題嗎？還不足以證明他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嗎？
唉，中國人哪……
在極其難耐的煎熬中，溫濟澤等到了最後的判決。
那天，在開除我黨藉的會上，我說，我是１９２９年參加革命的，到現在參加黨也正好是２９年，我始終是忠實於黨，忠實於革命的，我沒有想到自己會犯這樣的錯誤。我那個意思是說，你們不能就這樣把一個老黨員踢出黨外，而且為了這些事，還不讓我說話嗎？Ｍ是這個會的主持人，聽我這樣講，他在一旁聲色俱厲地說：“你們大家看看，他到現在還不知改悔，還在擺他的老曆史。”那一個人怎麽能對人這樣子呀？！連人性都沒有哇。我覺得，當年執行了反右鬥爭的那些人，有的人的確是不自覺的，就是那個“左”深入到他的心裏去了，他隻是一味跟著走，但不一定有那麽壞的心。但是，這裏麵也往往有不少的人摻雜了個人意氣，公報私仇的都有。我們黨裏很複雜呀，有些人整人真是置於死地。
１９５９年的一天，Ｍ曾經見到廣播局最年輕的右派邵燕祥的妻子謝文秀，Ｍ向她詢問邵燕祥下放勞動的情況，然後，他有些感慨地說：“讓他好好勞動。這個話都說不好，沒準兒哪天我們也成了右派。”
今天，當我們回首往事，反思曆史，在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的同時，我們不可以忽略對人性的深刻檢省，像“反右運動”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為什麽會發生在中國？除了政治體製上的問題，許多參與其中的人又在扮演著什麽樣的角色？當真理接受著實踐的檢驗，我們的民族性又該受到怎樣的檢驗呢？
與同事話別。曆史的黑色幽默：蔣介石等人的一紙具名文書竟“救”了溫濟澤
我劃右派那天，有個從蘇聯回來的同誌來向我告別。他曾經在蘇聯幫助共產國際做軍事情報工作，後來在斯大林那兒坐了１８年的牢，流放到西伯利亞做苦力，手指也弄斷了。他回國以後，因為他的俄語好，就留在我們對外部搞俄語廣播。那一天，他來到我的辦公室說：“怎麽蘇聯那套東西又到中國來了？”我說我們本來就是跟著蘇聯走的。他接著說：“你要申訴呀。”我說，現在申訴不是罪加一等嗎？更不知怎麽整死我了，以後看情況再說吧。他聽了我的話，當時就哭了。我心裏也很難過，我們用力握了握對方的手。
後來又有幾個同誌來辦公室和我告別，看著大家臉上陰沉沉的表情，我說，你們大家都放心好了，我自己心裏有數，我沒犯什麽大錯，我也不跟任何人說什麽了，我怕牽連別人。我自己知道，我一直是忠實於黨，忠實於革命，你們放心吧。
溫濟澤握著那隻在西伯利亞做過苦工的手，那斷了的手指深深觸動著他的心。４０年後，當溫濟澤談起當年和同事話別的情形，依舊是心緒難平，我清楚地看見老人的眼中淚光瑩瑩。
溫濟澤補劃為右派之後，被下放到河北滄州的黃驊勞動。臨走之前，他們的家已經被勒令搬出從前的小院，搬到平房裏，原先公家配給的家具也都收走了，隻留下一張桌子和兩張單人木板床。直到１９９９年４月溫濟澤去世，他睡的還是這張窄窄的木板床。
以溫濟澤這樣的經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運是可想而知的。從滄州回到北京，已經是兩年之後，他被安置到北京廣播學院資料室工作。文革一開始，他就被紅衛兵揪了出來，遊街批鬥剃陰陽頭關牛棚，悉數盡嚐。在“走資派”、“ 修正主義分子”的罪名上又加了個“叛徒”的帽子。後來，還是當年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９名要員的一紙簽名文書不準保釋在押犯溫濟澤，才為他洗脫了叛徒的罪名。曆史有時候真是充滿了諷刺意味。
毛澤東一個人不會造成“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是大家一齊跟著走出來的
談到對反右運動的看法，溫濟澤坦言自己的觀點。
我也許就隻有這一次談話了，今天你來了，問我，我不會隱藏自己的思想。
反右運動有它的偶然性，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必然性，發生在那個年代一點也不奇怪。首先是當時的國際環境，那時斯大林被否定以後，其實這是打破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的一種進步。但在這個時候，中國就覺得一個大的風潮來了，連斯大林都不承認，這還得了嗎？接著“波匈事件”又出來了。毛澤東很怕中國也跟著走，他認為仍然要堅持馬列主義，但是已經看到世界的潮流變了，毛澤東怕中國也變修了，所以才做了這樣一個反右的決定。其次一個原因就是，毛澤東的封建根子太深了。他發展起來以後，受這個根子的影響，很容易就自我膨脹起來。再就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了解也不是真正地全麵地係統地掌握了，他打仗打了那麽多年，主要了解階級鬥爭這方麵，並且片麵地誇大了階級鬥爭，對馬列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論述了解得過火了。階級是有，鬥爭是有，殘酷得很呀！我被捕了三次，我能活到現在已經很僥幸了，我還不知道這個殘酷的階級鬥爭嗎？真是你死我活。而毛澤東要來的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今天看來是應該很好地總結過去，得出經驗教訓。不要去埋怨哪個人。曆史的發展不是一個人造成的，毛澤東一個人不會造成這麽個“反右運動”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是大家一起跟著走，走出來的這條路。我們有過總結，不是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嗎？我參加過決議的討論，當時我們的頭腦都解放不了，覺得毛澤東三七開吧，或者二八開。但是後來決議明確地說，毛澤東晚年犯的錯誤是長期的、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就不開了，不開不就是十足的錯誤嗎？在當時總結成這個樣子是相當不錯了。但是我對這個決議還不感到滿足，因為深入的總結沒有。為什麽會犯這個錯誤？怎麽樣才能避免再犯這個錯誤？它給全黨全國人民一個什麽樣的教訓？要真正地科學地總結曆史，不要留什麽尾巴。
你就說反右擴大化吧，恐怕不是什麽擴大化的問題。曾經有一個從省裏來的同誌和我談：“我們省裏的右派全部都平反了，右派最後的數字是零，還擴大什麽呢？”我也問了廣播局：“我們局擴大了多少？”回答是：劃成右派的有７２人，平反了７０個。另外兩個人，其中一個後來又犯了刑事罪，另一個是他先殺死自己的妻子孩子，然後再自殺的，就這兩個人沒有平反。實際上，廣播局的右派也是零。按公布的數目算，平反的右派一共有五十五萬人，占當年劃右派人數的９７％，如果還有３％是打對了的，那麽，９７和３相比，多了多少倍，你擴大化總不能擴大成１００％吧？那還能叫擴大化嗎？
從反右到文革，我們黨的一個很深刻的教訓就是左啊左，“左”到家了。到現在好一點，有了那麽一點覺悟，但是還有那麽一些極左的人，不讓總結過去，不讓年輕人了解過去，總是瞞著，這是非常令人著急的事情。像我們這輩子的人，是挨敵人殺，沒把我殺掉，但是又被黨整，我們是這樣過來的。不經過這些，可能我也沒有今天這個覺悟。我既然有了這樣的感觸，我現在就不能不說。
采訪溫濟澤的那天，忽然下起了暴雨，夏日的暴雨急促地敲打在窗戶的玻璃上，劈啪作響，他的聲音顯得更加微弱了，但我能夠很真切地感受到他心中奔湧的激情。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作者還是個權威。今年是《共產黨宣言》發表１５０周年，他在文章裏說：現在重讀《共產黨宣言》，覺得我們過去的理解都有偏差。《共產黨宣言》裏麵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當成一個手段，而不是當成一個目的。最後共產主義要達到一個什麽樣的社會呢？《共產黨宣言》中說得很明確，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共產黨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全人類，這個解放就是要使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揮他的個性，是這樣一個“人”的聯合體。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為著消除那種不好的製度和影響而建立的。這樣一看，我們雖然學了那麽多年的《共產黨宣言》都了解錯了。所以馬列主義要重新學，馬克思主義１５０年了，你還能死抱著從前書本上的那幾條不變嗎？我覺得我們黨裏沒有一本很好的講哲學的書。曾經把斯大林當神，把毛澤東當神，現在再不能造神了。鄧小平理論是今天適合中國發展的理論，但不要把它當成最高峰，它本身也還是要發展。過去在工業經濟時代，馬克思依據那個經濟基礎，得出那套理論，階級鬥爭呀等等。但是現在已經變成知識經濟時代了，馬克思主義者應該走在前麵。知識經濟的生產力，是不是還是在生產資料、勞動力構成的基礎上發展呢？這些都有待重新思考和研究。再有，列寧說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垂死階段，那帝國主義不是就要快死了嗎？說了這麽多年，它不但沒死，而且還走在咱們的前頭，將來誰最先進入沒有階級的社會還很難說。因為這個不是靠誰怎麽想的，而是靠生產力的發展。我覺得將來的社會，馬克思的理想一定會實現，也不一定就是馬克思書上規定的那幾條，但城鄉差別消滅了，工農差別消滅了，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要什麽有什麽。我這樣說，要是在從前，又要把我打成右派了，說我不但沒改，而且還發展了，“修正”到了極點。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運動，使知識分子隊伍受到重創，也使中國與建設發展的良好時機失之交臂。而人們並不知道，經過瘋狂的大躍進和饑餓的三年“自然災害”，中國還將經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
溫濟澤平反之後，Ｍ曾經對人說過：“當時我不劃溫濟澤，就得劃我自己。 ”據說在前兩年，Ｍ還提出過要去曾經是溫濟澤反黨小集團成員的張紀明家坐坐，被婉言謝絕。值得一提的是，Ｍ和溫濟澤住在北京木樨地的同一幢樓上將近２０年，因為住同一個樓門，他們有時會在院子裏或者電梯裏相遇，他們也打招呼，也客氣寒暄，但期待中的道歉卻一次也沒有發生。
1999年10月29日南方周末
溫濟澤(１９１４·４·１８--１９９９· ４·１５)
１９２９年加入到中共的革命行列，一生飽受“左”害，也成為反“左”的一個鬥士，有《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第１版）為證。臨終他自認“我是個好黨員”
溫濟澤的右派經曆及其反思
溫濟澤(１９１４·４·１８--１９９９· ４·１５)
□任捷／北京
由胡耀邦批示第一個被平反的右派，深知極左的危害而極力反“左”的鬥士
尋訪“春風第一燕”溫濟澤，他的善良，讓我想起丁一嵐
１９７８年，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之前的一次會議上，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說：“右派”的“糾正”問題我已經開了頭，這位被糾正的同誌叫溫濟澤，他的名字很好記，三個字旁邊都有三點水；經過了解，他的問題是冤錯案，我就批了，你們也可以照這樣辦。
可以說，中國５５萬右派的平反，就是從這裏悄然拉開了序幕。而這位在胡耀邦直接批示下第一個被平反的右派溫濟澤，也被人們稱為“春風第一燕 ”。
二十年後的１９９８年６月，我打電話找到了已經８４歲的溫濟澤，我聽說他患過心肌梗塞和腦血栓，身體一直很不好，不知道他能否同意接受我的采訪。我說明了自己的采訪意圖請他從一個親曆者的視角談談當年那場深入全國的反右運動，以及四十年後的理性思考。電話那端溫濟澤的聲音雖然有些虛弱，但言詞非常清晰準確，語氣也十分溫和可親，他坦率地拒絕了我的采訪約請：“ 這幾年，我也曾經接受過一些記者的采訪，大概是因為我的談話不符合媒體的口味，最後都不了了之。我已經開始寫一本自述，記錄自己這些年的所思所想。” 我就著這個話題問起他自述的內容，我也談了自己對反右運動的看法，我們談了將近２０分鍾，最後，他同意見我，並接受采訪。於是，在他去世之前，為我們留下了十分珍貴的兩個小時的談話錄音。
今天，當我再次聆聽溫老生前的這段訪談，打開錄音機，我聽到的第一句話就是：“你這樣一直舉著話筒不是很累嗎？”因為他坐的沙發比較低，話筒支架又不夠長，我就用手舉著話筒，細心的溫老是擔心我太辛苦了。溫老的細致入微，我是深有感觸的。去他家采訪的前一天，他打電話告訴我，他們樓門的電梯壞了，不通，得繞到隔壁樓門乘電梯。當我按照他詳盡告知我的線路，順利找到他家時，我想到了丁一嵐老人（鄧拓的夫人），也是這樣不厭其詳地告訴我找她家的路線，惟恐我走了冤枉路。我常常從一個十分簡單的角度來審度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這段曆史，像溫濟澤、丁一嵐這樣善良的人都要遭受不公正的待遇，經曆種種非人的磨難，那就難怪中國要遭遇一段不算短暫的曲折與黑暗了。
溫濟澤反對按比例劃右派，這源自他在延安搶救運動中的遭遇
反右運動開始時，溫濟澤時任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並主持對外廣播部的工作，有一天，他接到一個來自上級的指示，當時他並沒有意識到，這個指示和他對待這個指示的態度，將影響他的後半生。
反右鬥爭，當時我最反感的就是各個單位要按比例劃右派。我那時在對外部工作，黨委辦公室的同誌給了我一個通知，就是說：你這個地方要打出十幾個右派。我說打右派也要規定數目嗎？那個同誌就說是上麵這樣定的。我說我不管是上麵定的也好，還是誰定的，我不同意這樣做。那個同誌就進一步解釋，他說，你這裏有二百多人，按比例是要打出十幾個，粗算一下，大概打出十五個，上麵就很滿意了。我說，我按照標準來嚴格審查，有多少右派我就定多少。如果符合標準，我絕不放鬆一個；如果沒有，我也絕不硬打一個，這就是我的意見。
黨委辦公室的那個同誌也是從延安出來的，我說，咱們可不要忘記延安那個 “搶救運動”的教訓。當時在清涼山，《解放日報》和新華社這兩個單位是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錯打了多少好同誌，都打成特務，這個慘痛的教訓不能忘記。我說，延安那個時候我們還不是一個執政黨，但是我們現在變成執政黨了，全國再搞一次這樣的運動就大傷元氣了。我的這些意見被匯報上去，上麵就對我有一種特殊看法了。這個我也知道，但我不能昧著良心幹事情，黨性中也包含有良心，人性是黨性的基礎，人性黨性不是對立的。
溫濟澤之所以對反右運動有這樣清醒的認識，和他在延安時期親身經曆過“ 搶救運動”不無關係。那一次，他不僅目睹了與他同甘共苦的戰友如何遭到冤屈誣陷，而且，他本人也直接受到過衝擊。１９４３年４月３日，中央發出《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文章開頭就令人感覺觸目驚心：“特務之多，原不足怪”。接著又舉例說明國民黨和日本法西斯都有龐大的特務係統，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故特務是一個世界性、群眾性的問題”。所謂“搶救運動”，就是對全體幹部進行一次清理審查，搶救那些曾經當過特務的失足者。
溫濟澤當時在《解放日報》副刊部任副主任，有一天在報社召開的支部大會上，報社副總編餘光生很有煽動性地做了一次發言：“現在全邊區都在展開轟轟烈烈的搶救運動，至今還有一個‘白點’，一個特務也抓不出來，這個‘白點’ 就是我們編輯部的副刊部，這是因為有個大特務包庇小特務”。會場上先是一片沉默，後來就有人跳出來，揭發溫濟澤是隱藏在報社內部的大特務了。
溫濟澤在同事們眼裏一向都很溫文爾雅，這一次他發了火，一時間，會場也冷了場。餘光生隻好點名讓艾思奇發言，艾思奇的發言讓報社領導大為不滿，他幹咳了兩聲以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後慢吞吞地說：“我和溫濟澤相處多年，對他是了解的。他從來都是個很溫和的人，我想提個問題，請大家想想，為什麽他今天發這麽大的火？”後來還是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及時中止了這場運動，溫濟澤才得以幸免於難。從這段經曆，我們不難看出，溫濟澤在反右運動中的遭遇，其實和他在搶救運動中的際遇是一脈相承的：都是抵製上級指示之後的惹火燒身。
溫濟澤認為周揚關於“香花”“毒草”的觀點不適用對外宣傳，與溫有隙的Ｍ受命整溫的反黨材料
１９５７年６月，當時的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周揚在文藝界的座談上有一個發言，談到香花和毒草在分辨不清的時候，可以讓它們先放出來，讓大家來分辨。如果是毒草再把它鋤掉，還可以肥田。溫濟澤認為這個主張不適合對外宣傳工作，就在中聯部召開的工作例會上提了出來。這件事傳到了周揚那裏，當時也算是身居高位的周揚自然有些不快，但他並沒有直接找到溫濟澤來交流意見，而是打電話給當時的廣播局局長兼黨組書記Ｍ，周揚和Ｍ是３０年代在上海時的老朋友。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談了些什麽，但周揚的介入，無疑使溫濟澤的處境變得更加微妙起來。
其實周揚對我有看法，打個電話問我，我當麵說清楚就完了。我也是在會上講的，我講的時候，在場的同誌也沒認為我有錯。但是，周揚當時也的確有一點霸道樣子，讓Ｍ來追查我。雖然我和Ｍ同在一起辦公，但Ｍ也並不跟我麵對麵地談，而是背地裏開始查我起草的文件和審過的稿子。對外廣播有十四種語言，稿子很多，總會有這樣那樣的毛病，Ｍ就專門在我改過的稿子上挑毛病，一點一點記下來。我還蒙在鼓裏，而他們收集的這些所謂的反黨材料，直到１９５８年上半年批判我時才一一亮出來，這是我們黨裏有些人整人的一貫做法。當時有人悄悄關照我，說黨組背後在查你的東西。我說我沒什麽可怕的，讓他們查吧。後來呢，Ｍ召開黨組會議，要我把對周揚的這個事情在會上說清楚，我在會上說了一遍兩遍，一直說了兩個星期。中宣部也派了兩個處長來列席會議，聽來聽去覺得沒什麽問題，後來也就算了。
１９５７年，大部分右派已經定性下放之後，還有一個整改階段，一些“漏網分子”也就在這時候被一網打盡了。溫濟澤注定在劫難逃。
在整改期間Ｍ提出來，現在工作搞不好，主要是幹部少幹部弱，主張把對外廣播編通用稿的編輯抽調出來，跟中央台的編輯部合並為一個編輯部，國內國外統一發稿。我堅決反對這樣做，並不是我有什麽先見之明，能夠看出問題，而是我們在延安時搞宣傳就是“內外有別”的。那時“內”是解放區，“外”是國統區。對解放區廣播時，我們稱“同誌”，對國民黨你用這個口氣就不合適，你隻能稱“先生”。我們都是“大家大家怎麽樣”，對國統區，人家就聽不慣，你隻能稱“各位”，這些都是一些很微小的區別，但我的體會卻很深。比方說，下總攻擊令前夕，我們對國民黨軍官都是直呼其名的，稿子的語氣很凶，毛主席親自動手修改我們的稿子，稱大戰犯邱清泉為“貴將軍”，這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也舉了這個例子，說明對內對外廣播不能混為一談。現在看來，幾十年過去了，事實證明這個觀點是正確的，現在我們的廣播不就是走的這條路嗎？將來怎麽樣是另一回事，但在（１９）５７年當時的國際環境，你就得這麽樣做。
無論我怎樣論證，可在當時沒有人聽我的意見。我說，現在工作沒搞好，不是幹部少幹部弱的問題，而是領導同誌的官僚主義作風太甚，這一下子就觸著某些人了。其實我不過是說了真話，我就倒了黴了。我常常想，民主是這樣的嗎？誰提出不同意見，誰就成了反黨。
溫濟澤被打成了反黨小集團，反黨綱領竟是他總結出來的對外宣傳策略
執拗的溫濟澤此時還天真地以為，在對外宣傳這個重要的陣地上，沒有人敢輕率地並且是有違客觀實際地做出決斷，他執迷不悟地據理力爭，希望黨組能按照正確的方針和策略來辦好對外廣播。這時，他身邊的一些同事已經從蘇聯吹來的氣息中，聞到了一股異常的味道。
那個時候蘇聯也很糟糕，在黨裏揪出莫洛托夫反黨集團。也是黨組成員的張紀明就來找我，他後來和鄒曉青一起，都成了我這個反黨小集團的成員。張紀明就跟我說：“你看蘇聯又搞這一套了，整出來一個反黨小集團。你不要再堅持下去了，你再堅持，很可能就把我們也當成一個反黨小集團了，真要是這樣，你就是有口也難辯了。”聽了張紀明的話，我也意識到問題有些嚴重。我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找到Ｍ。我說，這樣爭論下去張紀明已經有這樣的擔心了，我承認並且服從黨組的決定，但我保留自己的意見，以後在工作中再說，我請你在黨組會上做結論，不要再爭論下去了。那時已經開大會鬥我了，在第二天召開的大會上，也是黨組成員的Ｊ跳上台發言：“我看溫濟澤他們是一個反黨小集團。”我一聽這話，就知道糟糕了。我還是很理智地說，我認為你們不會把我當成反黨小集團，我才跟你們談心交心的。這時會場也亂了，沒有人聽我說什麽。Ｊ在台上這麽一哄，底下就有人跟著一起喊反黨小集團了。哎呀，就是不講理，無限上綱了。１９７８年，我平反之後，Ｊ主動找我道了歉。
幾乎就在一夜之間，溫濟澤就成了中國的莫洛托夫，而他的反黨綱領就是他依據自己多年從事新聞工作的經驗，總結出來的對外宣傳策略，也是在黨組會議上提出來的對外廣播有別於對內廣播的“四個不同”。第一，對象不同；第二，任務不同；第三，內容不同；第四，方式方法不同。在我們今天看來，這“四個不同”無論如何都很難和“有計劃、有目的”的反黨綱領聯係起來。
在批鬥大會上，我還引用了毛主席說過的，要做好宣傳工作，一定要對聽眾有調查研究，要把話說到看你的文章、或者聽你的文章的人的心裏去，這樣才能有效果。我用毛主席的話為自己辯護，也無濟於事。說我這個是什麽反黨綱領，這個帽子太大了，當時我確實受不了啦。但那個時候你是能發脾氣，還是能跟他們吵架？我隻是希望他們多少能了解我不是反黨，而是從工作實際出發，為了搞好對外宣傳工作，但說也沒用了。那個大會批鬥呀，誣陷之詞令人難以置信。年輕人恐怕不懂得什麽叫作“無限上綱”，那就是你自己上了一個綱，他還覺得不夠，再給你上一個綱，你自己隻得又上一個，他就再上一個，最後不把你打成敵人不罷休。
後來扯到宣傳業務上的具體稿件，那就完全不講理了。指責我，“為什麽要播出北京街頭的叫賣聲？”“為什麽在我們的電台播出教堂鍾聲？”“為什麽把某地捉到特大烏龜也當成新聞？”還有，我說過對外廣播應該注意照顧到各階層的聽眾，要讓各階層的聽眾都能聽我們的節目。Ｍ就質問我說：“我們的聽眾主要是工農群眾和進步分子，你怎麽能把反動分子和上層人物都當作收聽對象呢？ ”
我那時候總是想，唉，不要鬧得太僵吧，我就檢討唄。我說，我定出這樣一個普遍聽眾群體，的確缺乏階級性。這是我做的不得已的讓步，我心裏非常痛苦，但這個痛苦的讓步也還是不能過關。我承認我缺乏階級性也不行，“不是你缺乏階級性，而是你的立場站到哪個階級去了，你是站在資產階級那一邊了。”我怎麽就站在資產階級那裏去了呢？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樣站過去的。後來就越提越高，越誇越大了，最後做了結論，說我是國際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就是這麽個結論，現在還在呢，一查就查到了。
當年種種荒謬絕倫的批判、整人，提示我們不能不對人性有所反省
在“國際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這頂大帽子下，揭批溫濟澤當然也就要提高到另一個更高的層次，不能老是簽發播出“活捉大烏龜”新聞的層麵了。
在批鬥會上，有人就說我不著重宣傳“東風壓倒西風”。我當時也沒那麽高的水平，對毛澤東的這些提法並不是認識得十分清楚，但是我覺得，帝國主義現在還很強大，我們還處在起步階段，都還有待發展，我們什麽地方壓倒了它呢？不能自欺欺人嘛。１９９７年，黨在十五大上估計，到建國１００年，才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更何況那是在五十年代。可毛澤東在五十年代是怎麽估計的？十二年趕超英國，十五年趕超美國。十幾年就變成世界上最大的超級大國，這可能嗎？當時，我也不好明說我不同意這些觀點，我隻能再三強調，我們新聞工作，主要是宣傳新聞事實，不是宣傳計劃，你想什麽東西，你就宣傳，不行的。後來就說我是反對“東風壓倒西風”。大躍進時，毛澤東不是說過全國人民“ 意氣風發”嗎？有人很反感，就說是“一起發瘋”。那個時候可不就是上上下下一起發瘋嗎？
我的另一大罪狀就是反對“興無滅資”。當時國內大力提倡興無滅資，溫濟澤你為什麽不對外進行宣傳？我說，“興無滅資”是對國內人民的教育呀，你現在革命成功了，你可以提倡興無滅資，我並不反對。但對外怎麽能宣傳呢？我們的宣傳對象中就包括資產階級，我對人家說我要滅你，人家還願意聽你的節目嗎？人家連節目都不聽了，你又能宣傳什麽，宣傳給誰聽呢？於是就說我是為“洋大人”服務，這岔到哪兒去了。聽著這樣的批鬥，我就想，糟了，黨走到這麽一個階段自己要毀自己了。
雖然在局裏遭到如此荒謬絕倫的批判，但溫濟澤始終沒有在親人麵前流露自己內心的痛楚，他怕母親和妻子為他的處境擔心。家裏的保姆已經被有關部門告知，監視溫濟澤的行動，以防他自殺。這時，從前溫馨和美的家也變得沉悶而冷寂。也仿佛在一夜之間，歡樂遠離了這個花香四季的小院。
一天晚上，溫濟澤發現放學回家的小女兒眼睛又紅又腫，顯然是哭過很長時間，他問女兒為什麽哭。女兒不說話，眼裏又盈滿了淚花。他就問妻子錢家楣，錢家楣一邊擦著女兒的小臉，自己一邊也在默默地掉淚。原來是在學校裏，好多孩子都罵她是臭右派大壞蛋的女兒，還孤立她，不和她玩。小女兒從小就十分懂事乖巧，心裏委屈，又不敢回家來哭，隻得躲在外麵哭完了再回家。
溫濟澤不知怎麽樣才能安慰小女兒的傷心，他幫女兒卸下書包，轉身回到自己的書房，把自己關了起來。是呀，女兒還太小，不到１０歲，讓她來承受她所不理解的這一切，的確是太沉重了。不過，小女兒也絕不會想到，她在為爸爸忍受委屈的同時，爸爸也在為她的快樂夢想而付出代價。在廣播局的批鬥會上，有人在批判溫濟澤這個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時，提出了一個最新證據，就是溫濟澤的女兒在玩遊戲時，扮演外國童話中的小公主。你看，連他的女兒都企圖變成資產階級的公主了，這還不夠說明問題嗎？還不足以證明他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嗎？
唉，中國人哪……
在極其難耐的煎熬中，溫濟澤等到了最後的判決。
那天，在開除我黨藉的會上，我說，我是１９２９年參加革命的，到現在參加黨也正好是２９年，我始終是忠實於黨，忠實於革命的，我沒有想到自己會犯這樣的錯誤。我那個意思是說，你們不能就這樣把一個老黨員踢出黨外，而且為了這些事，還不讓我說話嗎？Ｍ是這個會的主持人，聽我這樣講，他在一旁聲色俱厲地說：“你們大家看看，他到現在還不知改悔，還在擺他的老曆史。”那一個人怎麽能對人這樣子呀？！連人性都沒有哇。我覺得，當年執行了反右鬥爭的那些人，有的人的確是不自覺的，就是那個“左”深入到他的心裏去了，他隻是一味跟著走，但不一定有那麽壞的心。但是，這裏麵也往往有不少的人摻雜了個人意氣，公報私仇的都有。我們黨裏很複雜呀，有些人整人真是置於死地。
１９５９年的一天，Ｍ曾經見到廣播局最年輕的右派邵燕祥的妻子謝文秀，Ｍ向她詢問邵燕祥下放勞動的情況，然後，他有些感慨地說：“讓他好好勞動。這個話都說不好，沒準兒哪天我們也成了右派。”
今天，當我們回首往事，反思曆史，在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的同時，我們不可以忽略對人性的深刻檢省，像“反右運動”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為什麽會發生在中國？除了政治體製上的問題，許多參與其中的人又在扮演著什麽樣的角色？當真理接受著實踐的檢驗，我們的民族性又該受到怎樣的檢驗呢？
與同事話別。曆史的黑色幽默：蔣介石等人的一紙具名文書竟“救”了溫濟澤
我劃右派那天，有個從蘇聯回來的同誌來向我告別。他曾經在蘇聯幫助共產國際做軍事情報工作，後來在斯大林那兒坐了１８年的牢，流放到西伯利亞做苦力，手指也弄斷了。他回國以後，因為他的俄語好，就留在我們對外部搞俄語廣播。那一天，他來到我的辦公室說：“怎麽蘇聯那套東西又到中國來了？”我說我們本來就是跟著蘇聯走的。他接著說：“你要申訴呀。”我說，現在申訴不是罪加一等嗎？更不知怎麽整死我了，以後看情況再說吧。他聽了我的話，當時就哭了。我心裏也很難過，我們用力握了握對方的手。
後來又有幾個同誌來辦公室和我告別，看著大家臉上陰沉沉的表情，我說，你們大家都放心好了，我自己心裏有數，我沒犯什麽大錯，我也不跟任何人說什麽了，我怕牽連別人。我自己知道，我一直是忠實於黨，忠實於革命，你們放心吧。
溫濟澤握著那隻在西伯利亞做過苦工的手，那斷了的手指深深觸動著他的心。４０年後，當溫濟澤談起當年和同事話別的情形，依舊是心緒難平，我清楚地看見老人的眼中淚光瑩瑩。
溫濟澤補劃為右派之後，被下放到河北滄州的黃驊勞動。臨走之前，他們的家已經被勒令搬出從前的小院，搬到平房裏，原先公家配給的家具也都收走了，隻留下一張桌子和兩張單人木板床。直到１９９９年４月溫濟澤去世，他睡的還是這張窄窄的木板床。
以溫濟澤這樣的經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運是可想而知的。從滄州回到北京，已經是兩年之後，他被安置到北京廣播學院資料室工作。文革一開始，他就被紅衛兵揪了出來，遊街批鬥剃陰陽頭關牛棚，悉數盡嚐。在“走資派”、“ 修正主義分子”的罪名上又加了個“叛徒”的帽子。後來，還是當年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９名要員的一紙簽名文書不準保釋在押犯溫濟澤，才為他洗脫了叛徒的罪名。曆史有時候真是充滿了諷刺意味。
毛澤東一個人不會造成“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是大家一齊跟著走出來的
談到對反右運動的看法，溫濟澤坦言自己的觀點。
我也許就隻有這一次談話了，今天你來了，問我，我不會隱藏自己的思想。
反右運動有它的偶然性，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必然性，發生在那個年代一點也不奇怪。首先是當時的國際環境，那時斯大林被否定以後，其實這是打破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的一種進步。但在這個時候，中國就覺得一個大的風潮來了，連斯大林都不承認，這還得了嗎？接著“波匈事件”又出來了。毛澤東很怕中國也跟著走，他認為仍然要堅持馬列主義，但是已經看到世界的潮流變了，毛澤東怕中國也變修了，所以才做了這樣一個反右的決定。其次一個原因就是，毛澤東的封建根子太深了。他發展起來以後，受這個根子的影響，很容易就自我膨脹起來。再就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了解也不是真正地全麵地係統地掌握了，他打仗打了那麽多年，主要了解階級鬥爭這方麵，並且片麵地誇大了階級鬥爭，對馬列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論述了解得過火了。階級是有，鬥爭是有，殘酷得很呀！我被捕了三次，我能活到現在已經很僥幸了，我還不知道這個殘酷的階級鬥爭嗎？真是你死我活。而毛澤東要來的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今天看來是應該很好地總結過去，得出經驗教訓。不要去埋怨哪個人。曆史的發展不是一個人造成的，毛澤東一個人不會造成這麽個“反右運動”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是大家一起跟著走，走出來的這條路。我們有過總結，不是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嗎？我參加過決議的討論，當時我們的頭腦都解放不了，覺得毛澤東三七開吧，或者二八開。但是後來決議明確地說，毛澤東晚年犯的錯誤是長期的、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就不開了，不開不就是十足的錯誤嗎？在當時總結成這個樣子是相當不錯了。但是我對這個決議還不感到滿足，因為深入的總結沒有。為什麽會犯這個錯誤？怎麽樣才能避免再犯這個錯誤？它給全黨全國人民一個什麽樣的教訓？要真正地科學地總結曆史，不要留什麽尾巴。
你就說反右擴大化吧，恐怕不是什麽擴大化的問題。曾經有一個從省裏來的同誌和我談：“我們省裏的右派全部都平反了，右派最後的數字是零，還擴大什麽呢？”我也問了廣播局：“我們局擴大了多少？”回答是：劃成右派的有７２人，平反了７０個。另外兩個人，其中一個後來又犯了刑事罪，另一個是他先殺死自己的妻子孩子，然後再自殺的，就這兩個人沒有平反。實際上，廣播局的右派也是零。按公布的數目算，平反的右派一共有五十五萬人，占當年劃右派人數的９７％，如果還有３％是打對了的，那麽，９７和３相比，多了多少倍，你擴大化總不能擴大成１００％吧？那還能叫擴大化嗎？
從反右到文革，我們黨的一個很深刻的教訓就是左啊左，“左”到家了。到現在好一點，有了那麽一點覺悟，但是還有那麽一些極左的人，不讓總結過去，不讓年輕人了解過去，總是瞞著，這是非常令人著急的事情。像我們這輩子的人，是挨敵人殺，沒把我殺掉，但是又被黨整，我們是這樣過來的。不經過這些，可能我也沒有今天這個覺悟。我既然有了這樣的感觸，我現在就不能不說。
采訪溫濟澤的那天，忽然下起了暴雨，夏日的暴雨急促地敲打在窗戶的玻璃上，劈啪作響，他的聲音顯得更加微弱了，但我能夠很真切地感受到他心中奔湧的激情。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作者還是個權威。今年是《共產黨宣言》發表１５０周年，他在文章裏說：現在重讀《共產黨宣言》，覺得我們過去的理解都有偏差。《共產黨宣言》裏麵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當成一個手段，而不是當成一個目的。最後共產主義要達到一個什麽樣的社會呢？《共產黨宣言》中說得很明確，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共產黨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全人類，這個解放就是要使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揮他的個性，是這樣一個“人”的聯合體。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為著消除那種不好的製度和影響而建立的。這樣一看，我們雖然學了那麽多年的《共產黨宣言》都了解錯了。所以馬列主義要重新學，馬克思主義１５０年了，你還能死抱著從前書本上的那幾條不變嗎？我覺得我們黨裏沒有一本很好的講哲學的書。曾經把斯大林當神，把毛澤東當神，現在再不能造神了。鄧小平理論是今天適合中國發展的理論，但不要把它當成最高峰，它本身也還是要發展。過去在工業經濟時代，馬克思依據那個經濟基礎，得出那套理論，階級鬥爭呀等等。但是現在已經變成知識經濟時代了，馬克思主義者應該走在前麵。知識經濟的生產力，是不是還是在生產資料、勞動力構成的基礎上發展呢？這些都有待重新思考和研究。再有，列寧說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垂死階段，那帝國主義不是就要快死了嗎？說了這麽多年，它不但沒死，而且還走在咱們的前頭，將來誰最先進入沒有階級的社會還很難說。因為這個不是靠誰怎麽想的，而是靠生產力的發展。我覺得將來的社會，馬克思的理想一定會實現，也不一定就是馬克思書上規定的那幾條，但城鄉差別消滅了，工農差別消滅了，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要什麽有什麽。我這樣說，要是在從前，又要把我打成右派了，說我不但沒改，而且還發展了，“修正”到了極點。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運動，使知識分子隊伍受到重創，也使中國與建設發展的良好時機失之交臂。而人們並不知道，經過瘋狂的大躍進和饑餓的三年“自然災害”，中國還將經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
溫濟澤平反之後，Ｍ曾經對人說過：“當時我不劃溫濟澤，就得劃我自己。 ”據說在前兩年，Ｍ還提出過要去曾經是溫濟澤反黨小集團成員的張紀明家坐坐，被婉言謝絕。值得一提的是，Ｍ和溫濟澤住在北京木樨地的同一幢樓上將近２０年，因為住同一個樓門，他們有時會在院子裏或者電梯裏相遇，他們也打招呼，也客氣寒暄，但期待中的道歉卻一次也沒有發生。
1999年10月29日南方周末
溫濟澤(１９１４·４·１８--１９９９· ４·１５)
１９２９年加入到中共的革命行列，一生飽受“左”害，也成為反“左”的一個鬥士，有《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第１版）為證。臨終他自認“我是個好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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