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超麟回憶錄{上}——{上}篇基本與共運史黨史無關

鄭超麟回憶錄{上}

自 序

中國“改革開放”開始那一年，我本人恢複了公民權，各地方的政協也恢複了活動。我第一次知道，漳平縣也有一個政協，也開展了活動。於是，離家恰好六十年的我，可以堂而皇之，以上海市政協委員身份同故鄉父老聯係了。

我像中國古時神話中的丁令威化鶴歸鄉一樣，感到“城郭如故人民非”，過去從遊的師友差不多沒有一個在世了，現在在縣內活動的，幾乎都是我離鄉後才出生的人，其中也有我的師友的後人，他們未見過我的麵，隻聽到人談我這樣一個人，六十年前離家去了。現在我比丁令威的命運好得多，故鄉沒有人拿弓箭射我，而是歡迎我回家去看看。

漳平縣政協也出版《文史資料》期刊，主編者對於解放前後本縣發生的事情較熟悉，但對於“光複”前後的事情，則所知甚少，他要我每期寫一點當時所見所聞，我答應了。辛亥那年我十一歲(實足年齡隻有十歲)，離鄉那年，我十九歲(實齡十八歲)，尚是“垂髫”的年齡，不會知道很多的事情，但畢竟比今人多知道一些，譬如白頭宮女話開元天寶遺事，還是有人要聽的，於是我就同意了。

我本來打算如實地記載那時已經發生了的事情，而不必加以解釋。但寫下去漸漸成了“綜合的報道”，不但寫事實．本身，而且寫事實的前因後果；再進一步就寫成了自己的家庭和求學生活了。於是，我就不再寫，我不應當利用一縣的期刊來寫個人的事跡，前年寫成《我的中學生活》，並沒有拿到縣政協的期刊上發表。

故鄉父老對於我在《文史資料》上發表的幾篇文章感到興趣，主張出一個單行本，也收入《我的中學生活》一篇，我自然不敢推辭，因此趕寫《祖父和父親》一篇文章，完成了原定的寫作計劃。

我雖然活了九十六歲，但對於人類毫無貢獻可言，是不值得後人去研究的。但難免有人要借我做線索來研究我所處的時代，因之要知道我個人的性格是怎樣形成的，正如我已經出版的《回憶錄》一樣，那麽這本書也不妨留作史料，作為《回憶錄》的補充，此書的最後一章也恰好可以同《回憶錄》的第一章相銜接。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 場 民 變



據說，老年人喜歡回憶，年紀愈老，回憶得愈早。這說法能否成為普遍的規律，適用於一般老年人，我不知道；但就我個人來說，還是適用的。在抗日戰爭後期，應友人勸勉，寫了一本回憶錄，係從虛齡十九歲離開家鄉以後寫起的。當時的回憶隻追溯到離家時為止，離家以前的經曆和見聞就記不起來了，或者認為那些事情不值得去記，更不值得去寫。寫那本回憶錄時到今年恰好四十年，中遭變故，容易回憶往事，漸漸涉及離家以前的事情，尤其最近幾年回憶得更多，更遠。與四十年前不同，現在我覺得，這些五四運動以前(我恰好是五四運動那年離家的)的事情仍是值得回憶，值得寫下來的。因為那是一個久遠的時代(就我個人說)，社會結構和思想意識都同後來的時代有很大區別，既然回憶起來了，而且由於聯想的作用將有更多的事情回到意識中來，那麽把這些事情回憶清楚後記下來，不會全無意義的。因此，我決定，從現在起，抽出時間，不按先後，不分門類，把湧現到記憶中來的往事分條寫出，聊以自娛也好。

以下所記都是出於個人回憶，沒有或很少史料可供依據，因此，總有不符合事實的地方。好在我不會把所記當作信史，別人也不會把八旬老人回憶童年見聞視為信史。童年所見，容易記錯；童年所聞，除容易記錯之外，來源本身也不是完全可靠的。

漳平縣第一位“知事”，姓盧，是本省永定縣人。我忘其名。

今人不滿意於辛亥革命，認為革得不徹底。事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還不是照樣統治著中國?可是現在，七十多年以後，回顧看看，我們不能不說，辛亥革命是中國幾千年曆史發展上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以後徹底的革命，就是從那次不徹底的革命發展下來的。形式上、稱謂上的改變，孕育著後來實質上的改變。

例如，“知縣”改為“知事”，就是一個改變。明清時，縣官的正式稱謂是“知某縣事”，含有防止濫用職權之意，好像說：皇帝不過派你去搜集某縣的“情報”，知道當地的風土人情，以供朝廷施政之用而已，不是叫你騎在老百姓頭上。為了簡化，“知某縣事”便稱為“知縣”。同樣道理，我們也有“知州”、“知府”。日本官製仿自中國，但因日本似乎隻有縣一級行政單位，沒有州、府、省等級，同樣是“知某縣事”就可以簡稱為“知事”了。辛亥革命後，為了表示與專製朝代有所區別，便改變官製稱謂，“總督”改稱為“都督”，“知縣”改稱為“知事”，而州府二級也撤銷了。

又如，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縣官，打破了幾百年“回避省籍”的禁令，這也是一種改革。當時許多縣知事是本省人做的。各縣紳士以及革命前在福州讀法政學校的學生紛紛活動出來做官。龍岩縣就有好幾個人做了官，但漳平落後沒有人做官。以前本省人隻可以在本省做教官(教諭，訓導，俗稱“老師”)，但不能做縣官。廢除“回避省籍”的禁令，比改變縣官稱謂，更受人注意。

盧知事年紀不大，當時約三十歲，似乎不是永定縣大紳士，而是清末在福州學法政的，他顯然沒有做官的經驗。上任不久，人家就向他建議同本縣紳士合作，自然不是舊派紳士，而是新派即具有新學知識的紳士。於是養奇先生和少泉先生就受他聘任，每日進縣衙門辦公了。我不記得他們擔任什麽職務，是幕賓?是顧問?是秘書?總之，同過去的“老夫子”一樣。當時盧知事的許多措施，據說，就是養奇和少泉二先生出的點子。

老百姓起初還是把盧知事看得同以前的“老爹”(縣太爺)一樣，但漸漸地，辛亥革命那些非實質性的變化發生作用了。

首先，皇帝沒有了。這一點，漳平縣老百姓無論如何想不通。世界怎麽可以沒有皇帝呢?自從盤古開天地就有皇帝。短時間，真命天子沒有出來，群雄割據，爭做皇帝，但真命天子終會出來的。正當革命高潮期間，我家書房(今解放南路八十一號)東隔壁一個人家養的老母雞忽然變成了公雞，雞冠變大了，羽毛變紅了，天亮前也會高聲報曉。這本是生物學上容易解釋的事情，但漳平人不能理解，認為是一種災禍。幾天之內，這個人家的大門幾乎給人擠倒了，城裏的人看了之後鄉下的人也跑來看。最後一個測字先生買了去，裝在一隻木箱內，放在明倫堂前麵的大院子，多少錢看一次。老百姓把這件生物變易同當前國家大事聯係起來，成了歌謠，滿城傳唱：“雞母變雞翁(ang)，皇帝沒頭鬃(zong，‘頭鬃’辮子也)。”不說沒有皇帝，隻說皇帝沒有辮子，似乎不是因為當時溥儀尚未退位，而是以沒有辮子表示沒有皇帝之意。老百姓以為人生下來就有辮子的，當城裏剪辮子成為一種風氣之後，鄉下人表示反抗。一次，我在小船上聽一個趕集的鄉下人說：城裏人要強迫剪“頭鬃”，我們就不來趕集了。由此可見，鄉下農民並不擁護排滿興漢和民主共和。

但“老爹”背後沒有皇帝，畢竟減損了威風。以前的人怕“老爹”，不敢滯納錢糧，不敢反抗苛政，並非害怕衙裏幾個“親兵”，而是害怕皇帝支持“老爹”，要多少兵派多少兵。現在，這個客家人，住家離我們不遠，來我們縣裏做官，又沒有皇帝撐腰，我們怕他什麽?於是城裏的流氓膽子大起來了。中水門西邊幾處賭場整天開賭，一個北方人叫做張桂，判了流刑來漳平服刑的，娶妻生子，做了流氓頭子，便到遠郊一個鄉村去開“花會”①。過去，有時也有人開“花會”，但那是秘密的，城裏影響不大。最後，花會頭子多半會被捕判刑。所以流傳一句話：開花會穿半邊紅衣(據說重罪犯人是穿紅衣的)。此次張桂“花會”則是公開的。城裏也有不少的“桌子”公開收取賭注，以每日張張桂所開“字頭”為準。張桂一場興旺之後，還有李芳場，開設更近，在大菁鄉上去一個墓地上，我曾隨人去參觀。地下圍了一班人，中間有一隻竹籃，提柄上繩子拴著一個紙卷，幾個人收取賭注。半下午開彩，即打開那個紙卷，然後付給中彩人錢。

① 花會，舊社會在很多地區流行過的一種賭博方式。從三十七門中打一門，打中的贏得三十倍的錢。

盧知事在縣衙門裏也失去威風了。糧房收了錢糧不及時上交，拿去放利息，做生意，拖了很久，催了幾遍，才交上去，有時隻交一部分。文書房的職員，要求加薪，不遂則罷工。

但最使盧知事頭痛的是私鹽販子。中國的鹽向來是國家壟斷，售價高出成本好幾倍，以此作為政府財政的重要收入。名為“官鹽”，其實是由商人承包，規定每年繳納多少錢給國庫，官廳則保證鹽商的正當收入，主要是取締私鹽。販賣私鹽，判刑很重。漳平和寧洋二縣屬於一個叫做“平寧幫”的鹽商集團的地盤。鹽商本人很少露麵，主持其事的是一些“師爺”，即現在說的經理。漳平縣“鹽館”設在今天第一中學的地方，麵臨九龍江，下遊運來的鹽在此入庫，然後批發給鹽店。鹽店不是隨便可以開的，要走後門，花錢，買執照。鹽館的“師爺”(經理)和“大爺”(職員)多數是福州人，似乎鹽商股東多數是福州人。鹽館雖是商辦，但一派官氣，稱謂已是官氣了，那些“師爺”又同知縣平起平坐，不僅出入衙門，而且時常在館內宴請知縣、幕賓以及當地紳士。鹽館有個後花園，雖不大，卻有亭台、池塘、樹木花草。鹽館有很多的錢，義和團前後曾遭一夥強盜搶劫，強盜是從下遊坐船來的，搶完坐了船回去。

在清朝，私鹽還是有的，否則鹽館不需要勾結官府了，但官府辦得很嚴，敢於犯法的人不多。現在，知縣換成知事了，而且是本省人來做知事，沒有威風，於是許多人從下遊販私鹽在城裏大街上公開出賣。最盛時，中水門街上兩邊都是私鹽，不用說，官鹽沒有人買了。於是鹽館給盧知事施加壓力，盧知事也想振作起來。一天，殺什麽土匪，他親自去北門外草埔坪(今已建起房屋)監斬，返回城裏時就帶著殺人餘威，跟隨幾個親兵和差役，在大街上捉了一部分鹽販子，到衙門裏來。在四知堂過堂。剛審問幾句，被捉的鹽販子就在堂上鬧起來了。為首的是一個三十多歲，身強力壯的人。我認識此人，家住校場圩，不完全是流氓，但常出入賭場，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姓名。他帶著其餘的鹽販子向公案衝去，親兵和差役製止不住。盧知事看見形勢不好，便從堂後逃走了。他一個人從四知堂後逃入內宅，再由內宅逃出後門，一直逃到大夫家廟(今已拆建糧油加工廠)附近的養奇先生家裏，但養奇先生不在家。恰好一個經常在縣裏各大家族串門的清客李祖堯，此時也來找養奇先生。他和盧知事認識。他建議帶盧知事出東門，去離城五裏的東坑躲避，住在陳玉銀家。陳玉銀是東坑一個大地主的養子，是縣立小學甲班第二名畢業生，小學畢業後曾在福州讀法政學校，此時在家。玉銀是小名，我忘記了他的學名。

城裏沸騰起來了，好多人聚集在大街上，隻有一部分是鹽販子和流氓，大多數是普通市民。不知道誰傳出消息，說盧知事被李祖堯帶出城去了，於是一部分群眾到北門外去包圍李祖堯的家，揚言要放火燒掉李家。這件事終於和平解決了，沒有放火，沒有死人，也沒有傷人。隻有鹽館一個職員，人呼“柯大爺”的，被群眾從家裏綁出來遊街，隨後也就放掉了。

怎樣解決呢?說來滑稽，原來是前朝末任知縣，一個姓鍾的山東人，出來解決的。鍾知縣交卸給盧知事之後，尚未回山東去，在中憲第附近租了一個民房居住。不知是他自告奮勇，還是縣裏紳士請他出麵，總之他來到明倫堂門前的大院子，對聚集在那裏的群眾說幾句話，自然是有人翻譯的。那天我也擠在群眾中間看熱鬧。我聽不清楚這個山東老頭子說什麽話，隻覺得群眾還是尊重他。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現任的官，更有權威。我記得身邊有個人高聲說：“要把鹽價定下來，以後不準漲價。”另一個人說：“要在明倫堂門口立石碑，把鹽價刻在石碑上。”可見至今還是爭論鹽價問題，而未提出人民和政府相互對立的問題。群眾沒有組織，上層階級沒有野心家出來利用民變以達到自利的目的，更談不上有新的意義的革命家挺身而出把自發的群眾運動轉變為自覺的階級鬥爭了。

明倫堂門前大會以後，風潮終於平息了。盧知事從東坑回到城裏來，仍舊做他的官，好像未曾發生過這個風潮。幾日以後，李祖堯去衙門內宅看他，臨走時他帶李祖堯去簽押房，從那裏拿了十塊銀洋給李祖堯。

養奇先生事後評論說：“這個人太膿包了。你鎮靜坐在公案後，即使流氓衝到你麵前，他們敢對你怎樣?”

我未曾親睹公堂上一幕戲，上麵所記親兵差役鎮壓不住，群眾衝向公案，是聽人說的。但也有人說，群眾一起哄，尚未同差役衝突，盧知事就逃走了。

事後，似乎過了一段時間，廈門一家報紙登載了漳平縣發生的這件新聞。我沒有看到報紙，養奇先生說，大概是禮拜堂的什麽人寫的新聞。其實，當時漳平人以及在縣城開店的龍岩人時常往返於漳平和廈門之間，他們把這件事情當著故事來傳說，為記者所探知，寫成新聞的。福建省的檔案工作如果做得好，今天仍能找到登載這件新聞的廈門報紙。

以上所記幾次提到養奇先生，未曾一次提到少泉先生，我記不起少泉先生在這件事情上的作用和議論，似乎他那時已不在漳平縣了。

　

“匪亂”是農民反抗運動的一種方式

辛亥革命前後幾年，漳平縣沒有“匪亂”。那時習慣上不說“土匪”，隻說“賊”。那是傳說的稱謂。我少時常聽大人說“安溪賊”。搶劫鹽館的賊是安溪來的，從華崶上水的貨船有時也被攔劫，那也是安溪人幹的。感化裏(即今溪南)，緊鄰安溪，據說也有人去安溪合夥。清朝官廳懲治甚嚴，時常捕殺。在偵查中發現賊中有一頭頭竟是漳平城裏人，名陳茂芝，家住東門，父親是有身份的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陳茂豐，同我父親認識，我見過他幾次。家裏出了一個“賊”，不僅是一家人的恥辱，連全族人也覺得恥辱。太常陳家恰好是全縣最大的最顯赫的家族。於是，由他的父親出麵，設法把他騙回家來，縛送縣衙，不久就被押去北門外草埔坪殺了頭。此事轟動全縣。我那時年紀很小，沒有去看殺頭，但聽大人不斷地談論此事，所以至今記得。當時死刑隻有殺頭，槍斃是辛亥革命以後才有的。不錯，在鍾知縣任上，我還看見“站籠”①，”被執行的四個賊，也是安溪人。

① 站籠，即立枷，是晚清時代發明的一種處死人的刑具。一個方形木籠，一人多高，籠頂是個平枷，圓孔恰好套在犯人的頭上，初時，犯人腳下是墊著磚頭，口鼻可以呼吸。過了一個時期，磚頭就撤去了，於是犯人懸空吊著，無法呼吸，不久死去。那時殺頭是要刑部批準的，站籠則不需批準。犯人家屬寧願站籠，可得全屍。

地主階級是同“賊”對立的，即同農民階級采取的一種極端的鬥爭方式相對立的。武昌起義，各地響應之後，有遠見的地主倒不關心有無皇帝的問題，他們關心的是農民暴動。一天，我聽父親和客人談話，不知道怎樣談到了太平天國進攻漳平縣的故事。我的曾祖父是一個大地主，據說是城裏最大的地主，聽到風聲，便帶領全家逃到我們的老家和春鄉去了，好多鄉人是他的佃戶。他們夜間南望縣城，看見紅了半邊天。太平軍攻城失敗，逃遁走了，全家人平安無事地回到城裏來。我的父親感歎道：“那時的鄉民畢竟厚道，今天就不行了。”當時我不理解父親的感慨。我看見從和春鄉來的族親，對我的祖父和父親都很恭敬；每年我們去和春祭祖時住在族親家中，他們也好好款待我們。一旦有事，我們全家逃去和春，住在他們家中，他們難道會換一副麵孔麽?

不久之後，縣裏就得到情報，說有個大鄉村，農民殺豬會眾，商量如何挑空籮筐進城，把富家的東西挑回來。這個情報未必可信，但人心惶惶，大家不是害怕外國人派兵占領我們領土，不是害怕宣統皇帝登寶座，討伐叛亂，不是害怕北兵南下，騷擾居民，也不是害怕“安溪賊”遠來襲擊，害怕的是近郊和遠郊的農民。城裏辦起了團練，四門各成立一隊，每日操練。有一次在縣立小學門前的廣場上開大會，養奇先生演說。又有一次在教場練習實彈射擊，我們小孩子都跟隨著看熱鬧。經費是縣衙門拿出來的，教練是一個外鄉人，隊員則都是本地人，並非流氓賭棍，但有好多沾染了流氓習氣。有槍支，有時發了子彈，但武器如何管理，則我不知道。大約有二百個隊員。後來，因農民沒有什麽舉動，城裏治安沒有什麽惡化，以及我們不知道的其他原因，這個團練的隊伍就無形解散了。

民國四五年，我上中學的時候，漳平縣鄉村才又緊張起來，但農民不是采取群眾進城搶劫富家的方式，而是采取另一種方式。和睦裏(即今新橋)有個農民(或小地主)叫林智山，團結了周圍的農民，不知怎樣搞到了幾條槍，便拒絕交納錢糧，進而拒絕衙門派來的差役入境，起初隻保衛一二個鄉村，後來幾乎整個和睦裏都在縣政權統治之外了。那時的知事是湖北黃陂人鄧炳，前清秀才，很能幹，是福建督軍李厚基任命的，穿的雖是長袍馬褂，但威風不減於七品知縣。他派了兩個差役去和睦裏辦案，被林智山的部下打死了；他請來了一隊兵去進剿，自己坐轎子督戰，兵打了敗仗，自己駐在一個路亭內，幾乎被俘。那時我在龍岩中學讀書，這些事情是放假回家後才聽人說的。還有其他圍剿和反圍剿。總之，林智山在和睦裏站住了腳，而且一度占據了寧洋縣城。有人看見他在寧洋縣衙門發號施令，一個漳平人謝信友做他的秘書，聽他使喚。我認識謝信友，他是我的父親的同案秀才，家住江對麵，山下一座舊房子，我隨父親去過幾次。

林智山站住了腳，於是別的人起來仿效。他們都有槍，有隊伍。有些是獨立的，有些是依附林智山的。奇怪的是這些頭頭，每個人姓名的第三字都是“山”字。養奇先生愛說笑話，一天對陳壽山說：“你趕緊改一個名字吧，否則人家要把你當作土匪頭子!”那時不說“賊”而說“土匪”了。

“匪區”漸漸擴大，從和睦裏擴大到感化裏，甚至擴大到居仁裏(即今城區及附近各鄉)離城不遠的幾個鄉村。但我在家時，永福裏沒有“傳染”到。

林智山是否打家劫舍，綁票勒贖，我未聽說。但近城鄉村的“土匪”則是打家劫舍，綁票勒贖的。漳平北門外有個放高利貸的土財主，家住在觀音亭邊，屋子粉刷得雪白，一天夜裏被人破門進去綁走了，以後不知費了多少錢才贖回來。和春鄉有個地主，是陳壽山第三個媳婦的父親，也是夜裏被人破門綁走的。陳壽山打聽到這幫土匪的底細，於是設計在約定交付贖款的地方把人救出來，而且捉了土匪頭子，但這是例外。這類事情發生多起，連城裏的有錢人也恐慌起來了。我家一個族叔也是一個富人，家住小院子，此時特別開辟一個門通到多人聚居的大屋子來，以便半夜聽到大門響動時可以溜走。但城裏畢竟未曾發生破門綁人的事情。

又是養奇先生說的笑話。當時鄧炳知事嚴禁鴉片煙，常常派親兵衝人人家把吸鴉片的人帶走。街上的人知道是“捉烏煙”，就不管了。一天，養奇先生說，如果土匪扮作官兵二三個人，到同春店門口把見龍先生捉去，隻要說“捉烏煙”，就可以大搖大擺走出北門外去了。李見龍是同春南貨店大股東，本縣商會會長。但那時的土匪畢竟沒有這個膽量。

城裏的富人也搜集土匪的情報。我知道兩件事情。某村姓李的族人請了一個“軍師”來家，款待得很好，向軍師學習如何進行工作。某村迎接一個貴客，據說是廣東“孫仲山”派來的，農民不知道“孫仲山”是什麽人。我當然曉得，這不是“孫仲山”，而是孫中山，即孫文，辛亥革命的領袖，此時正在廣東活動，反對袁世凱死後的北洋軍閥政府的。由此可見，民國四年以後漳平遠郊的土匪活動頗不簡單。自然，不一定是孫文直接派人來組織的，多半是一些野心家利用孫文之名在北洋政府統治薄弱的地方組織武裝力量，從中獲利。

鄧炳知事看見武力進剿無效，便采用招撫的辦法。我不知道最大的林智山一股是否就撫，但畢竟有幾小股是就撫了的。有一股溪南土匪，匪首是當地一個戲班內唱花旦的戲子，招安後住在縣城，不知擔任什麽職務。他的名字叫做“烏騷貝”。一夜，我在中水門街上新開的麵店吃麵，一個三十歲上下的人也走進店裏來吃麵。有人偷偷告訴我：“這就是烏騷貝。”土匪頭子受人注意，唱過花旦的土匪頭子更加受人注意。我也接觸過另一股受招安的土匪，那是在一九一八年，我們幾個中學生要去龍岩上學，但去雁石的路不平安，衙門派幾個攜槍的兵護送我們。他們都是本地人，自言是新受招安的，其中一個還告訴我們，他進過新學堂，隨即唱了當時學生常唱的《湘江三賢》歌。我未曾接觸的還有幾股。寫到這裏，我想起了北宋時的歌謠：“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這些小股土匪，招安後“官”雖不大，但似乎也未曾被官方騙去殺死。

我一九一九年離家以後，就不知道林智山及其他幾股土匪的下落了。當時讓城裏的富人寢食不安的林智山，現在的漳平人連姓名都不知道，至少我看到的幾篇有關漳平縣現代史的材料都未提到林智山姓名。

農民在反抗地主的階級鬥爭中，采取了“股匪”的方式，如果不是迅速發展為廣大的群眾的運動，那就容易蛻化而為野心家所利用。所以我在家的最後幾年看見的幾股土匪接受招安，絕不是偶然的現象。那些小匪首並沒有做大官，但後來的盧興邦、陳國輝之流，還不是放大的“烏騷貝”?這些大匪首難道比北洋軍閥派來的和黃埔軍校出身的帶兵頭頭更能造福於農民大眾麽?







“拆城，玉鳴兄!”



這裏，不僅是八十老人回憶他的童年，而且是一個生活在新的社會結構的人回憶另一個社會結構，舊的，過去了的，不會再來的一種社會結構。上麵寫的“民變”和“匪亂”二事，深深帶著舊結構的烙印，在新結構中是不會發生的，——即使發生，也不會表現為那種方式。

我長大了，讀曆史，讀筆記，讀戲曲和小說，覺得宋元及以前的社會生活，有好多事情不大理解，但明清兩代的社會生活則完全可以理解，尤其是人情小說，如三言二拍，如《醒世姻緣傳》，如《儒林外史》，其中所寫小城市和鄉村的社會生活和人事關係，幾乎像我小時所生活的社會一樣，我完全能夠理解。就是這樣的一種社會結構，就在我的眼皮下漸漸消逝了，一去不複返了。可能在國內落後而偏僻的地方今天還能發現它的遺跡；在漳平縣內今天也可能找到若幹殘存物，特別是意識形態上的事物殘存於老年人的頭腦中，但像我離鄉時那樣年紀的青年人今天是不會理解那樣的社會生活的。他們會覺得我寫的回憶發生於遙遠的古代，好像我少時讀漢魏六朝的曆史一樣，但是今天的新社會結構畢竟是從那個舊社會結構演變出來的。今天的人應當認識那個舊社會結構。

那時，至少與我所接觸的漳平縣而論，社會基本上分成地主和農民兩個階級。財富基本上以土地計算。評價某人的財產，總是說他有多少土地，——漳平人習慣不是說他有多少畝的田地，而是說他每年收多少鬥的稻穀。漳平的鬥，大小與江浙一帶的鬥不同。例如，上海一鬥大米舊製十六斤六兩，比漳平的鬥小得多。漳平的鬥有兩種：一種是量米的鬥，一鬥米三十市斤；一種是量稻穀的鬥，一鬥稻穀舊製二十二斤，折合市秤是二十五點八七五斤。不僅私人財產以土地計算，而且所有社會基金，如祠堂、廟宇、團體、事業、學產等等，也都以土地計算。收租穀的和交租穀的，明顯分成兩個不同的社會階級，即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客觀上這是互相對立的階級，但主觀上有種種現象掩蓋著這種對立的形勢。

首先是宗族製度。從社會意義上說，地主剝削農民的社會結構，屬於封建社會，但保存在漳平縣內的那種社會結構應當稱為宗族製度下的封建社會。宗族製度其實是原始社會的氏族製度的殘存。在世界其他地方，社會經過幾個階段發展之後，氏族製度便消滅了，惟有我們中國保存其殘餘直到現代。氏族製度隨著社會發展而改變形式，使之同新的社會結構相適應而繼續保持其特性。我們在中國古代和中國曆史上可以找到許多有關宗族製度的材料。但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發展下去，宗族製度漸漸不能適應了，以致鴉片戰爭以後惟有像漳平縣那樣的內地偏僻地方還能保持相當的活力。

即以本縣最大的宗族“太常陳”為例。據《漳平文史資料》第五輯一篇文章所說，他們的先人是從吳興遷來本省永安縣，然後由永安縣遷來居仁裏和平鄉(本地人叫做“羅坪”)。他們在和平鄉繁衍生息，並以此為基地發展至東坑鄉、小菁鄉，以及其他的鄉村。他們是聚族而居的，似乎和平鄉沒有或很少雜姓。他們聚居的鄉村，地主姓陳，農民也姓陳，他們同登一個祠堂，他們之間是兄弟叔侄的關係，是一家人，他們必須團結起來同外族人鬥爭。如此一來，對抗的關係便淡化了。宗族間的關係掩蓋了階級間的矛盾。

最大的宗族“太常陳”如此，其他的宗族亦然。居仁裏，以縣城為中心，以二十華裏為半徑的範圍內，大的宗族有四個：太常陳、丁阪劉、阪尾劉、藍田陳。丁阪劉以丁阪頭為基地；阪尾劉以阪尾為基地；藍田陳則是後起的，陸續從永福裏搬來縣城居住的，沒有集中的居住區，如果有基地，那是在永福裏。太常陳的祠堂在他們聚居的城東區，即有名的“大夫家廟”，不僅是各姓祠堂中規模最大、建築最好的祠堂，而且是全縣最好的房屋。我這話也許誇大了。總之，應當除去公共建築物如縣衙門、孔子廟等等以外，也許還要除去永福裏陳家祠堂以外。大夫家廟又是最新的祠堂，陳玉鳴時代建築的。我不知道，以前太常陳祠堂在什麽地方。可能，新祠堂是在舊祠堂地基上新建的。丁阪劉的祠堂和阪尾劉的祠堂都在城南區，在上水門和中水門之間；前者叫做“上劉”，後者叫做“下劉”，相距不遠，中間隻有一些矮小民房分隔著。藍田陳在城裏沒有祠堂，他們去永福裏祭祖。陳桂芳中了進士榮歸後計劃在“上劉”的西邊建築一個藍田陳的祠堂，沒有成功。祠堂之於宗族，類似於西方教堂之於教徒。每年祭祖，聚眾議事，自然是本族幾個頭麵人物說了算。以前大概也有臨時開祠堂，商議大事，如處理子孫中違反族規的事件。小說中還寫了族長懲治不肖子孫的故事，我未聽說漳平縣祠堂發生了這種故事的。

正式的大祠堂有一定的格式：一個大廳，兩帝有正房，降階而下是一個長方形的中庭，中庭兩旁有走廊，中庭盡處是大門，有很大的門廳，門廳兩旁可設房間，大門外是一個很大的空場，也是長方形，空場盡處是一個大照壁，照壁背後則是大路，那就不屬於祠堂範圍了。城南區兩個劉家祠堂的建築格式完全相同。空場常用來搭戲台演戲，看戲的人幾乎站滿了空場。那是居民集資借空場來演戲的，不是劉家祭祖時演戲。大夫家廟係新建築，中庭小些，大門外的空場也小得多，不作長方形，沒有大照壁，而是一個圍牆，隔開大路。

城內還有幾個破破爛爛的舊祠堂，格式差不多，規模也很大。一個在城北區，堀兒尾，名太史第，姓朱；一個在城西區，大坪頭，姓陳，但非太常陳，亦非藍田陳，據說是感化裏陳姓的；一個在城南區，洪厝坪，也姓陳，藍田陳，有時永福裏來人祭祖，但縣城內外的藍田陳並不以為是他們的祠堂；一個在城西區，名三牧第，姓劉，既非丁阪劉，亦非阪尾劉，從未見祭祖的。這個祠堂規模較小，多年作私塾，也曾辦過初等小學(求是小學)。關於這個祠堂，流行一種傳說，說它本來是我們鄭家的祠堂，明清之交混亂中不知怎樣變成劉家的了。因為明朝，我們和春鄭家同時出了三個知縣，他們來城裏合建一個祠堂，叫做“三牧第”，當時劉家沒有同時出三個知縣的。我這裏不過寫出“傳說”，並非替鄭家爭這個“產權”。

正式的祠堂是不用來住家的，故正屋之外沒有輔屋。以上所說的祠堂都是如此。

太常陳、丁阪劉、阪尾劉、藍田陳四大宗族之外，還有三個小宗族：丁阪黃、和春鄭、北郊李。他們也參加了宗族間的鬥爭。黃家居住在丁阪尾，出了幾個大地主，勾結官府，生活闊綽，連龍岩縣的鐵石洋也有他們的土地。關於黃家的傳說很多。據說，他們蓋了好幾幢“土樓”(什麽叫做“土樓”，我想今天還有人知道)用“赤米春牆，白米抹壁”，“在室女”兩臂戴滿了金鐲子，等等。黃家在城裏雖無祠堂，但有一個時期壟斷了全縣的權力。不幸，一八四二年壬寅的特大洪水把黃家幾幢土樓衝毀了，人和財產遭受很大損失，從此衰落下來。

鄭家以和春鄉為基地，十七世祖才遷入縣城，在城西南和西北先後建築了三座大宅，全族人基本上居住在這三座大宅之中，很少幾家住於若幹小屋。三座大宅的構造界於祠堂和住宅之間：正屋構造如祠堂，但有輔屋，有的還有外輔屋，正屋也是住家的。鄭家在城裏沒有正式的不住人的祠堂，遠遜於太常陳、丁阪劉、阪尾劉。這是表明力量不及這三家雄厚，——也不及藍田陳家雄厚，藍田陳家雖然城裏沒有專用祠堂，而且居住分散，但有永福裏大族支持。鄭家十八世祖也曾計劃在城裏建立一個正式祠堂，結果沒有實現。

李家聚居於西北郊，我不知道以哪個鄉村為基地，城裏也沒有祠堂，但占有一定的勢力。

以上所舉四大姓和三小姓以外，並非沒有其他的姓，亦非說其他的姓在縣內政治鬥爭中不起作用。我不過說，就我小時所聞的縣內政治鬥爭一般進行於四大姓和三小姓之間而已。

舊中國，至少明清時期的中國，縣一級不是官的統治，而是官紳的共同統治。最後的決定權自然在官的方麵。官是皇帝派來的，是代表皇帝的，掌握著行政和司法的大權。但沒有地方紳士合作，官不能順利統治。官要回避省籍，不僅本縣人不能做本縣的官，本省人也不能在省內他縣做官。教官不回避省籍，但要回避縣籍，即本縣人不能在本縣做教官。因此，外省的人來做官，即使帶幕賓來，也是人生地不熟的，沒有本地的頭麵紳士合作，就做不下去。官紳交惡，往往是官的方麵失敗。至於官權和紳權所占比分，則隨具體情況而變異。

一縣之內，夠得上做紳士的人並不多，但頭麵紳士、大紳士，可以進出衙門同縣官來往密切的，則須具備一定的條件，而且需要經過鬥爭。一般是在他處做了官(京官或地方官)退歸林下的人，最適宜做大紳士；其次是有功名的人，舉人或貢生，一般秀才還不夠格，秀才有條件做大紳士的，可以用錢捐一個貢生頭銜，叫做“附貢”。①大紳士，出入衙門，包攬詞訟，管理公產，魚肉鄉裏，由此發財，所以競爭很激烈。這種政治鬥爭宛如唐宋的宰相大臣之間的鬥爭。但小縣的政治鬥爭，就我所聞來說，則往往歸結為宗族之間的鬥爭。大紳士背後總有宗族支持。幾個大宗族相持不下的時候，則小宗族乘虛而入，作為緩衝。

① 附貢即例貢，清代科舉製度中貢入國子監的生員之一種。因為不由考選而由生員援例捐納，故稱例貢，不算正途。

太平天國失敗後，漳平縣有名的大紳士是李學惠、劉攀龍等人，他們都因辦團練防“賊”有功，出去做了縣官的。以後，十九世紀最後幾年，太常陳崛起壟斷了紳權。陳舜明、陳玉鳴兄弟同時中了舉人，前者是文舉人，後者是武舉人，他們做了太常陳的族長，很快積累了財產，成為本縣的巨富。曆任知縣都要巴結他們。特別是陳玉鳴，成了本縣的霸王，飲食起居都是官派。他沒有親生兒子，六個兒子都是買來的，過的都是官少爺的生活。大夫家廟，本縣最好的建築物，就是陳玉鳴建成的。我不知道，這是新地建成的，還是在舊祠堂的基礎上重建的。環繞著大夫家廟，民間有許多傳說。原來，進東門，沿城牆向北走，可以看到一長排的舊屋子，從屋內鋪地的長石條石板看來，這是很講究的建築物，據說是好久以前一個武官的宅第，主人衰敗了，住戶都是窮人，外姓人或主人的後裔。門前是池塘，狹而長，對麵就是城牆。全城惟有這一段城牆無路可走。大家叫這個池塘做“槍刀池”，形狀像一條槍，槍尖直刺著太常陳的祠堂。為了解除這個“威脅”，大夫家廟前麵特別挖了一口池塘，挖成關老爺大刀頭的形式，刀刃正對槍尖，並取名為“關刀池”。為了積蓄池水，特別在下水門通來的路上，萬壽宮附近的道路，用土墊高。使得兩旁雨水不會流出下水門，而流入“關刀池”。人家稱為“四水歸池”，這大概是一句成語，我說不出其他“三水”是哪裏。雖然如此，關刀池水常常幹涸，槍刀池水終年飽滿。城內要由南門走到北門，向來必須經過大夫家廟一條路。大夫家廟每年祭祖，比城區其他祠堂都更豐盛。有一次，我隨父親去參觀，夜裏燈燭輝煌，大廳裏擺滿供桌，在祖宗神位麵前供兩隻大肥豬，分別扮成獅和象。大廳內或大廳外有一處專設陳玉鳴的祭案，牆上掛著陳玉鳴的遺像。

陳玉鳴和太常陳全盛時，自然惹起其他宗族的反對。我隻知道兩次，一次是同陳桂芳的鬥爭，一次是同丁阪劉的鬥爭。同陳桂芳一次，我隻知道也是整個太常陳和整個藍田陳相鬥的，但不知其詳。同丁阪劉一次，則流傳很廣。我雖未及見，但聽好多人傳說，現在還記得這些傳說的大意。

太常陳人多，家富，但那時文化不及丁阪劉高。太平天國以後，丁阪劉的地主衰落了，但文化仍舊是高的。劉攀龍死後，仍有幾個舉人，秀才也不少，富於藏書讀書，人人不僅努力作八股文，而且學習乾嘉學派的考證。他們同太常陳不知為什麽發生了鬥爭。丁阪劉舉人也常常出入衙門，但總不如陳玉鳴那樣同知縣密切，也沒有太常陳那種財力，屢得知縣歡心，以致鬥爭中常常失敗。最後，丁阪劉抓到了陳玉鳴的一條“辮子”。

陳家住在“學邊”，即文廟西邊(或學宮衙門的西邊)，陳玉鳴要建新屋，不知怎樣選在西城區，三牧第背後，城牆近旁一個地方，那裏是很偏僻的。建築新屋，要去城外取土，但那裏離北門和西北都很遠，取土費事，於是這個霸王決定拆去工地附近的一段城牆，通過缺口去取土。這自然省事，又節省時間。丁阪劉抓到這條“辮子”，就控告他圖謀不軌，皇帝的城牆怎麽可以拆去呢?縣裏告了無效，就告到省裏去，省裏派委員來查辦此案。此時陳玉鳴才慌了手腳。他求救於縣太爺幕賓。一個人替他出主意，叫他連夜把拆去的城牆重新砌好，而且用鬆明燒煙把新砌的牆磚熏黑；一麵用錢去收買省裏派來的委員。

這段城牆，我少時看得很熟，常在城上經過，更常在城下經過，站在城下看得更清楚；那個煙熏的部分同其他部分對比非常明顯，其他的部分沒有煙熏的那般黑。

到了正式踏勘那一天，原告來了，被告來了，知縣來了，省裏委員也來了，自然還有很多看熱鬧的群眾。委員踏勘之後宣布他的結論說：城牆完好，沒有拆毀的痕跡。於是陳玉鳴勝訴了。原告劉舉人便從懷裏取出尖刀奔向陳玉鳴去。自然沒有刺著。官司雖然結束，但太常陳和丁阪劉兩家結下的冤仇長久沒有解開。

此事發生於哪一年，我說不出來。總是在我出世以前。但我少時常常聽大人說起此事，在以後好多年，漳平縣口語中也留下了此事的痕跡。無論小孩子遊戲時或大人間說笑時，每逢其人闖了禍，陷於窘境的時候，旁人就要說：“拆城，玉鳴兄!”在漳平縣的口語中，“城”和“兄”兩字是諧音的。

此事之後不久，丁阪劉幾個舉人都死了，幾家地主都衰敗了。太常陳還是想方設法打擊他們，使之不得翻身。

我這裏再記敘這場宗族鬥爭的兩件餘波。

丁阪劉有個窮秀才劉誌和來城裏教私塾，學堂就開在自己的祠堂。他教書很有名，學生之中出了一個舉人，即阪尾劉萬裏。但更加引起人注意的，還是他的“道德”。當時，陳玉鳴已死，大兒子陳齊旋(鶴汀)繼承他做了本縣大紳士。這個“學邊陳家”，有錢，有勢，生活奢侈，態度驕傲，道德敗壞。劉誌和恰好同他們相反，態度謙虛，生活儉樸，立身處世遵循程朱道學遺教。陳家和劉家成了兩個極端。不滿意陳家的人就稱讚劉家。有一個知縣尊敬劉誌和，打算向上級推薦劉誌和為“孝廉方正”。①此事被陳齊旋知道了，陳齊旋立即進衙門去，打消知縣這個計劃。知縣隻好聽這位大紳士的話。直到陳齊旋死後，劉誌和才漸漸地由私塾先生做了大紳士。

① 清科舉名。自雍正時起，新帝嗣位，由督撫舉薦孝廉方正，授以六品頂戴。乾隆以後，由地方官保舉，經送吏部考察得任用為州縣與教職等官。

丁阪劉另有一個秀才劉雲紀也遷居城內。他是一個歲貢②，有學問，受人尊敬。一九一三年選舉時，他也是一個代表去漳州投票選國會議員和省議員。當時，劉家已經能夠同陳家抗衡了。劉萬裏和陳齊雲競選國會議員。劉雲紀是看不起劉萬裏的，可能還有別的嫌隙，但他不得不投劉萬裏的票。他非常痛心。事後，他對人說：“一個字害了他。”這意思是說：“他如不投劉萬裏的票，陳齊雲就會當選了。”

② 歲貢，清朝科舉製度中五種貢生之一。其他四種為：恩貢、拔貢、副貢、優貢，統稱五貢，都算正途出身資格。

這就是說，一直到民國初年，漳平縣的政治鬥爭都采取宗族鬥爭的形式。那時沒有什麽“個人”，個人不過是宗族的一個成員，以宗族的利益為自己的利益。養奇先生和少泉先生是好朋友，都是我的父親的座上客，可是到了政治鬥爭時，兩個人就各站一邊了。民國二年，養奇先生組織國民黨，少泉先生組織共和黨。

民國以後，漳平縣的政治鬥爭終於衝破了宗族鬥爭的框架，同國內其他比較進步的地方一樣了。宗族的封建主義在漳平縣保持到民國以後，也是漳平縣落後的一個證據。

從曆史上看，漳平縣的名人並不限於居仁裏。曾汝檀是和睦裏人，陳六袷（韋合）是感化裏人。但居仁裏定為縣治之後，漸漸地大地主遷移到城裏來了。儒學考試都在城裏，居仁裏遂成為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和睦裏和感化裏都落後了，惟有永福裏勉強跟得上居仁裏。永福裏土地似乎多於居仁裏。但大地主陸續遷居居仁裏。而文化也落後於居仁裏。政治鬥爭，充當大紳士，勾結官府等等，必須住在城廂內外才行。永福裏的人無此條件。

太常陳是本縣第一個宗族，人口最多，土地最富，文化最高（我少時，太常陳的秀才無論絕對數或按人口比率，都是最多的），定居城廂內外也最長久。從“太常陳”、“大夫家廟”、“中憲第”等名稱看來，先世是做了大官的。應當研究他們的族譜。

民國以來，這個顯赫一時的宗族就衰落了，為什麽?原因當然是複雜的，內部矛盾是其中之一。



漳平縣的商業資本



我說，我少時所見的本縣的封建製度，是一種“宗族”的封建製度。但這是就上層建築說的。就經濟基礎說，我們這裏早已越過宗族的封建製度階段了。重要的鄉村仍是聚族而居，一個大鄉村仍隻有一個大姓，但本村大地主已不限於剝削本族農民，本族農民也不限於受本族地主剝削。最大的地主亦非都是本族族長。幾個鄉村，土地產權交互錯雜，基礎已經改變了，但由於曆史惰性，上層還保持著宗族的性質。全族還以祠堂為中心團結起來，解決族內糾紛和處理族外鬥爭。這種失去基礎的上層建築是不會支持長久的。一般說來，一九一三年選舉表現太常陳和丁阪劉的宗族鬥爭以後，就沒有什麽嚴重的表現了。以後的政治鬥爭就不帶著宗族的性質，族內的團結也鬆弛了。

漳平縣剩下來的，還是簡單的封建製度。我的意思是說：“社會的階級劃分還是以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為主，財富還是以田地計算的，農民交納的還是實物地租。”宗族團結多少起了緩和階級矛盾和遮掩階級剝削的作用，如今連這個作用也沒有了。

我少時常常聽到上輩感歎今不如昔，特別是懷念太平天國以前的社會，那時有多少大地主，地主家裏如何富庶，如何有家教，他們的子弟又如何知書識禮等等。從各方麵看起來，漳平縣社會確實是衰敗了的。一般人隻知道以太平天國來劃線，好像一切都是“長毛賊”的罪過。他們不知道應當以鴉片戰爭來劃線，太平天國本身也是鴉片戰爭的後果。鴉片戰爭以前隨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入開始逐步破壞中國千百年的封建經濟基礎了；鴉片戰爭以後，五口通商起了加速破壞這一基礎的作用。鴉片煙及其他洋貨一船一船的運進來，白銀及其他財物一船一船運出去。封建製度的基礎因之加速瓦解。不僅農民、手工業者、小商販陷於貧困，連地主階級也日益衰落。不過，小地方人隻聯想到太平天國而已。

聽說，在太平天國以前，漳平縣城和四鄉之間的差異沒有後來那麽大。小菁社作了縣城，有皇帝派來的父母官駐紮，有城牆包圍，有大小店鋪，比起四鄉自然熱鬧得多，但那些大鄉村從前也是熱鬧的。並非所有大地主都往城裏搬。例如，丁阪黃家，壬寅年(一八四二年)大水以前，就是全縣最富庶的鄉村。那裏的大地主，連龍岩州的鐵石洋也有他們的地產，他們在丁阪建了多座土樓，他們在物質享受之外還發展精神文明，即聘請名師教育他們的子弟。有個名黃起鳳的青年以其聰明和學識震動了全縣。那時知縣反而常去丁阪拜訪他們。丁阪黃家不需要在縣城裏設立根據地，我們和春鄭家，雖然在縣城裏有了根據地，但仍把和春看作自己的家。有個同族的伯父，比我父親大好幾歲，但也不是太平天國以前的人。他幾次告訴我們小孩子說：“你們為什麽把和春看作鄉下，把和春人看作鄉下人呢?”他少時並不把和春看作鄉下。那時，他說，我的祖父一輩人三日兩頭騎馬往和春跑。可見，太平天國之後不久，城鄉差別還是不大的。在我少時，無疑，我們都把和春人看作鄉下人。這個變化，無疑同太平天國有關。一八六四年，南京陷落後，太平天國殘餘力量一部分進入福建省。某日，從永福裏來到縣城對岸，準備攻城。一個軍官從上三公廟旁的小巷騎馬衝出來，恰好被守城清軍火槍擊中，落馬而死。聽說這人是“二顯”，即第二個指揮官，他一死，太平軍就撤退了。於是，四鄉富人紛紛移居城內，城鄉地位差異頓然懸殊。

高高的磚牆，厚厚的城門，就近代的戰爭來看，它的防禦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當時還能頂事，尤其足以防禦“土寇”(即反抗的農民)的攻擊。城門每天二更關閉，五更開放，城外的人探親訪友，很不方便。有幾處，磚有缺損，可以爬上爬下，但頗危險。城內外演夜戲時，也有人設下長梯以便進出，但須付費。城裏的人往往傲視城外的人。近郊的人白天進出城門，同城裏人沒有區別，他們也傲視“鄉下人”，即遠鄉的人。城裏人問近郊人：“你們聽得到更鼓麽?”縣衙門每夜在門樓上打更鼓，城裏的人聽得到，城外靠近城牆的人也聽得到，但稍遠就聽不到了。漳平縣衙門門樓特別高，更鼓特別響，相傳是後阪洋一個大地主出錢添置的，以免被人譏誚為聽不到更鼓。但城牆和城門的作用主要還在於防禦。這類小縣城本來不是為了抵製外族侵略而設置的。漳平縣的建製和築城，誌書明言，正是為了抵禦“土寇”的。

縣城除了作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之外，還是商業中心。我們有一條“大路街”，從縣衙門起朝西直到三角坪，都是店鋪；兩條支街(“南門街”和“中水門街”)也都是店鋪。到三角坪後，大街分成兩支：朝西北的叫做“江西街”，也都是店鋪，朝東北的叫做“下巷”，也有店鋪，但不如江西街熱鬧。江西街盡處是“三公前街”，也有店鋪，不熱鬧。此外，出西門又有一條“打鐵街”，除幾家鐵匠鋪外也有商店，盡頭處向左轉彎到江邊就是鬆明嶺，那裏沿街也有店鋪，直至鹽館為止。不過西門外的街道，“朝圩日”才熱鬧，“圩後日”很少生意可做。

全縣，除縣城外，永福、新橋、溪南三處也有商業(“溪仔內”也有商業)，但都不及縣城。縣城裏，有幾家布店，有幾家南貨店，生意比較大；此外，有藥店、米店、雜貨店、水煙店、豆腐店、紙燭店、裁縫店、棺材店、肉攤、菜攤、剃頭店等等。但沒有當店，也沒有浴室。除一家麵店之外沒有菜館、茶樓及一般飲食店。我少時還看到一家鴉片煙店。

這還不是資本主義，這是商業資本，是封建經濟的補充物。中國很早就有了商業資本，我們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的時期，商人為“四民”之末由來已久。在中國曆史上，商人一般是受輕視的。在我少時，地主階級，尤其其中的士大夫，仍舊輕視商人。土大夫可以放高利貸，即使人家知道了也無所謂，但不可以經商，至多可以拿錢出來給別人去經商，自己是絕不動手的。

縣城的商業，每年營業額有多少，我算不出來，大概不會很少。總之，當時除了土地的剝削之外也有資本的剝削。不過財產還是以土地計算的。漳平本地的商人，賺了錢，往往拿去買田，以為田可靠，銀子不可靠。商人賺了錢，還是培養子弟去讀書，考秀才，做官，至多叫第二個或第三個兒子去接替自己做生意。我不記得漳平縣有什麽以商業起家的富翁，有什麽商業世家。

這裏有個特點必須指出來，即漳平縣城的商業一向不是操縱在漳平本地人手裏，而是操縱在“外麵人”手裏。恐怕縣城從開始出現商業以來就是外麵人操縱商業的。最早的是江西人。我們城裏有一條熱鬧的街道叫做“江西街”可以為證。民間還流傳了一些有關江西商人和漳平本地人互相鬥爭的故事。但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少時，全城裏沒有一家店是江西人開的。江西人走後，縣城的商業也不是漳平本地人操縱的。在我出生以前一段長時期，操縱縣城商業的是“下麵人”，即九龍江下遊的人。我少時還看到街上有幾家下麵人開的店。比較大的有一家南貨店開在中水門街，店主據說是石井人(今屬華安縣)，那時已經虧損瀕臨倒閉了，不得已向本縣北門外一個土名叫“杜鴣捷”的高利貸財主借債維持。一直延續到民國後才倒閉。另有一家賣洋貨的，開在明倫堂對麵，店主姓張，長泰人，家住洪厝坪。他的大兒子張澄清，小學與我同一班畢業，考第一名，不久病死。二兒子在江中遊泳溺死，店終於倒閉了。我少時常常聽說：“陳太和”，有名的大店，開在江西街來安堂附近，可能就是來安堂舊址。主人是下麵人，但已幾代在漳平開店，子弟都在漳平讀書，而且應考。可是，本地童生群起反對陳太和子弟考秀才，認為“冒籍”。秀才名額是有限定的，漳平縣每科十九人。外籍人考得一名秀才，本地人就要失去一個秀才名額。這家人住在江對岸，每日擺渡。我少時，陳太和店早已倒閉了，也沒有子弟遺留下來，但關於這個店鋪和這一家人，我還是常常聽到議論的。

奇怪的是《漳平文史資料》第五輯有一篇文章也提到“陳太和”，說“陳太和”是本縣太常陳家的一個支派，就與我所知道的相反。究竟如何，需要查考。

我少時，直到我離開家鄉為止，操縱縣城商業的已經不是下麵人，而是龍岩州人了。據說，龍岩幫代替下麵幫操縱縣城商業的，其轉折點是一九00年庚子近年終時發生的一場大火災。“大路街”幾乎完全燒毀。大概下麵幫由此喪失元氣而讓位於龍岩幫了。

我少時所見，縣城所有大店，即本錢較多的店，都是龍岩人開的，其中包含所有的布店和南貨店。我想不起有漳平本地人開的布店。大約在我進中學時候，即大約一九一五年以後，阪頭頂人李見龍才開了“同春”南貨店，其他所有南貨店都是龍岩人開的。一切紙燭店都是龍岩人開的。這類店鋪，本錢不大，但漳平人沒有貨源，香、燭、紙、鞭炮是龍岩人的手工業產品。條絲煙也是龍岩人經營的。尚有其他幾類店鋪也屬於龍岩人所有。反之，一切米店、藥店、糕餅店、豆腐店、肉攤、菜攤等等，則是漳平人開的。街上大概有二三家是客家人開的店，我不記得他們賣什麽貨，店不大。

縣城的商業為什麽操縱在外地人手裏，本地人為什麽不能賺本地商業的利潤呢?這不是偶然的，這也是漳平社會落後的表現。潭平本地商人一般是兼職的，某些地主拿出一部分地租交給別人去經商或自己經商，由此賺來的錢仍舊拿去買田；小本經商的人賺錢不多，如果某年賺了更多的錢，也是用來買田。大家隻認為土地才是財富，天火燒不掉，強盜劫不走。大小商人沒有一個全心撲在商業上。龍岩人則不然。龍岩有專職的商人。龍岩人是微型的“徽州人”。在明清兩代，徽州府屬各縣的人是以出產專職商人著名的。所謂“無徽不成鎮”，就是說：全中國，凡是城鎮即有商業的地方，都有徽州人。這話自然有點誇大。漳平縣城從明代起就有商業了，但我未聽說有徽州人開的店。但這話一般說，還是符合事實的：全國大的和中等的城市確實都有徽州人立足。明清小說中常常寫到徽州商人。已經有人說出了物質的原因，即是徽州府各縣山多田少，人口增加了無法存活，非出外謀生不可。由此產生了專職的商人，積累了經商的經驗，建立了全國的關係網等等。這個特質的原因也可以借用來說明龍岩的商人。龍岩也是山區，雖不能說龍岩的田比漳平少，但龍岩的人確實比漳平多，所受的人口壓力比漳平大，多餘的人口也不得不出外謀生。所以福建省內許多城鎮都有龍岩人經商，他們的足跡甚至越出省外很遠的地方去。我認識一個龍岩人，他的家在湖北雲夢縣開店賣水煙絲。大革命時代，我在漢口遇著省立九中一個老同學，他請我去一個店裏吃飯，這個店相當大，是龍岩人開的，但那時的店主人已經不能說龍岩話，隻說一口漢口話了。

山多田少，自然隻是產生專職商人的一個原因，並非凡山多田少，人口壓力大的地區，都會產生像徽州人、龍岩人等專職商人。我們漳平縣便是沒有產生這樣的人。

正是為了這個緣故，漳平沒有形成相當規模的商業資本，足以同地主經濟相抗衡的，更談不上由商業資本發展為工業資本了。那些龍岩人、“下麵人”以及好久以前的江西人，他們在漳平經商賺了錢，就把錢送回自己的家鄉去，不拿或隻拿一小部分錢在漳平擴大營業。

漳平本地商人隻開米店、藥店、糕餅店、豆腐店、肉攤、菜攤，以及小手工業。縣城沒有一家書店。私塾學生用的四書五經以及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詩、昔時賢文等書，都是向紙燭店買來的，那裏也賣筆墨紙硯，而紙燭店是龍岩人開的。城裏直至五四運動那年都買不到一本新書。四書五經以外的古書以及木刻的或石印的舊小說，則有行商，定期地挑著擔子，到街上賣。有時也挑到幾家私塾裏麵去賣，或借用某家鋪麵擺出來賣。我總是圍著這些書擔團團轉，把那些小字石印的舊小說當作可望而不可及的寶貝。祖父和父親舍不得出錢給我買“閑書”看。縣裏的新書則是幾個在福州讀書的學生帶回來的。沒有《新民叢報》《民報》《甲寅》《新青年》一類的東西，但有“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我看了一本梁啟超的書。那是袁世凱死後出版的幾篇他潛赴西南進行反袁活動的日記和文章。

民國初年，縣城也成立“商會”。這是漳平縣第一個“群眾團體”，由官廳示意組織，經過官廳批準的。沒有“工會”，沒有“農會”，也沒有“士會”，即使地主階級也沒有合法的組織。手工業工人有“行會”，木匠、泥匠、船夫等等，都有組織，供奉各行的祖師，快過舊曆年的時候要“做牙”，即各自燒香，拜祖師，聚餐，放鞭炮。但這是民間工匠自己的組織，未經官廳承認的。商人組織商會是一種權利，就全國來說，是當時新興的商業資本家、工業資本家，向封建政府爭取來的。但就漳平縣來說，則不用爭取，而由官廳示意去組織的。凡是商人，無論大的小的，無論本地的外地的，都可以參加商會。商會設在考棚前麵西邊一所兩進的屋子。那是舊時學官的衙門，官廳撥給商會使用的。商會的秘書是縣立小學教員林有聲，他是本地人，一切事務性的工作都歸他主持。當時的同春店主李見龍是商會會長，也是本地人。他當會長頗奇怪，論資本，同春沒有龍岩人開的幾個南貨店那樣大，更沒有全屬龍岩資本的幾個布店那樣大，可是商會會長不是龍岩人。據說這是龍岩商人有意讓給本地人的。但商會議事，龍岩商人的意見還是占上風的。

商會會長地位很高。一九一九年夏初，陳炯明帶領粵軍攻入閩南快到漳平縣時，北洋軍閥放的知事鄧炳逃走了，縣政權便由商會會長李見龍執掌，粵軍當夜進城後才交給陳炯明放的姓熊的知事。

應該承認，漳平並非沒有專職商人，也不是沒有商業資本，不過其中比較有能力的，資本比較多的，並不在縣城活動，而在外地，即漳州附近的浦南活動。浦南有幾家漳平人開的店——不是零售的店，而是一種棧房，接待本縣山鄉運到九龍江下遊來的土產，而代替那些鄉民備辦海貨和洋貨的。總之，漳平商人在浦南經營的就是這一類業務。我是外行，說不清楚。他們都賺了錢。我隻記得三家：陳獻丹、李熙順、陳麻標，錢賺得最多的是陳獻丹。他是陳桂芳的堂弟。縣城內外頭麵人物路過浦南多數住在他的棧房。這些“浦南客”也積累了商業資本。

我離家前，縣城已經有人議論辦工廠了，即要由商業資本過渡到工業資本。中國最早使用機器的，據考證，是上海一家米店裝備了來自外國的碾米機器。漳平縣第一家機器工廠也是碾米廠，設立在下水門內一幢房子，發動機燃燒火油，皮帶傳動，響聲很大，我去看過。廠長或經理就是陳玉鳴的兒子陳子丹。資本顯然不是陳子丹的，那時他的家私已經敗光了，不過別人利用他的地位和聲名而已。開業不久就維持不下去，盤給了李見龍。李見龍就是李熙順的父親，結果這個工廠還是浦南客開的。另一個浦南客陳獻丹，一九一九年也在籌備開一個製筍的罐頭廠，利用山鄉多竹的資源。這個工廠是否建成，我不知道。

縣城，除了龍岩人、客家人、“下麵人”活動之外，還有一類外縣人活動，這就是永春人。人數可不少，但他們不是靠經商，而是靠做工謀生的。縣城所有的剃頭店都是永春人開的，所有棺材店也都是永春人開的。剃頭店分散於城內各地，租賃偏僻的店麵營業；棺材店則集中在江邊，城牆下。從上水門外稍西直至天主堂，越過天主堂，在禮拜堂前麵，還有一二家。本地人稱為“永春店”。剃頭店和棺材店，從店主直至學徒，都是永春人。所謂“永春人”大概不是指永春一縣的人，而是指永春直隸州所屬永春、德化、大田三縣的人。他們不包含在“下麵人”之內，因為他們不是從九龍江下遊上來的，而是從漳平縣背後走路來的。當時，剃頭被視為賤役，而做棺材也是不祥的事情，所以本地人看永春人有幾分像上海人看“江北人”一樣。其實那幾家棺材店也兼做其他的木工，如桌、椅、櫃、床之類，後來還為新學堂製造黑板、課桌、講台；我還見過他們替鄉村農民雕刻佛像，製造佛亭，油漆得很好看。

有特別的一家永春人，則簡直是藝術家。他們不住在“永春店”，而單獨租賃中水門街一座小祠堂。他們是多才多藝的。他們能雕木版、印木版，大地主家裏死了人，要發訃告，就找他們雕印。他們能在紅羅緞上貼金字，有個知縣任滿去職，地方父老送“萬民傘”，就找他們貼金字。他們正月間“迎佛”時拿出戲衣把一些窮孩子扮成戲文裏的角色，坐在木板上，幾個壯漢抬著走在隊伍中間，——漳平人叫做“戲坪兒”。他們秋天做“祈禳”時布置道場，用五顏六色的紙把古老祠堂的破房間裝飾得富麗堂皇等等。我在少時，他們之中老一輩已經死了，隻有一個中年人當家。有如許本事，卻未發財，亦未受到本地人的特別尊敬，人家還是把他們看作“永春人”。

其實，永春人同其他的外麵人不一樣。同樣是開店的，其他的外麵人是來賺錢，賺了錢送回老家去，永春人則是為了糊口，以手藝替漳平人服務，他們的貢獻超過於他們的微薄收入。與其說他們是商人，寧可說他們是手工業者，是工人。在他們當中是積累不出商業資本的。

舊時城鎮還有幾種行業，漳平縣城都沒有，或早已衰落了。沒有當店。據說，很久以前有個當店，開在北門外，新天主堂附近，是一個大地主開的，被天火燒毀了。沒有酒菜館，隻有一家麵店，開在孔子廟邊門對麵。有人在另一地方再開一個麵店，但不久就關門了。有幾家居民承辦酒席，但須預先約好，屆時到你家或你指定的地方現炒。其中有一家人一九一八年在下巷開了一個菜館，但沒有生意，不久就關門了。有一家打製金銀首飾的，開在江西街上，但後來倒閉了。有一家裱書的和一家刻圖章的，開在“下巷兒”，沒有生意，終於倒閉。

縣城商業最大的主顧，還是四鄉的農民。這裏順便談談縣城的集市。

集市，漳平話叫做“圩場”，趕集叫“朝圩”。這是最古老的商品交換方式。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交易，不通過中間商人。漳平建縣以前，大概小菁社就有了圩場，附近各鄉都來此朝圩，以致居民點更加擴大，才會被選為縣城。最早的圩場不知設在哪裏，但建城之後顯然就設在西門外一片高地上了。漳平人叫做“校場圩”。這片高地相當大，本是官地，沒有私人房屋，供給官兵操練之用的。舊時，每個縣城，城外都有一大片空地，以為練兵、閱兵、集會之用，一般稱為“校場”。考試武秀才，也在這個地方。漳平的校場那片土地比周圍高出二三尺，大概是人工填高的。校場西部，我少時還看見一個圓形的壕溝，相當深，人家說是以前的兵騎馬持弓箭在溝內奔馳，向靶子射箭的。民國初年辦團練，也曾在這裏操練和實彈射擊。校場東邊，鹽館背後的空地上，則是圩場，所以叫做“較場圩”。

縣城的圩場是每五日舉行一次。舊曆的初二、初七、十二、十七、二十二、二十七為“朝圩日”，其餘稱“圩後日”。舊曆逢小月，則由二十七至初二隻有四日。這個時間，不知何人所定，何時所定，但得到人人遵守。本縣，除縣城外，尚有四個圩場，即藍田圩、新橋圩、溪南圩、拱橋圩。各場圩日不相重複，卻都是五日一次。來縣城朝圩的並不限於附近的鄉村，也不限於本縣的人，有從安溪縣遠來朝圩的；反之，縣城的人也常去別地朝圩，特別是去藍田圩和拱橋圩。

圩場內一片嘈雜，聲聞數裏。場上賣的是農產品和手工業品。有禽蛋，有蔬菜，有筍，有柴，有炭，有田螺和石螺，有竹竿和竹編，有木桶和各種木製品，有雜糧和茶葉，有魚和其他水產品，有各種小動物，等等。一般說來，是鄉下人送物資到圩場來賣給城裏人，但在圩場上鄉下人也是互相買賣的。例如，一個人燒了一擔木炭，挑到圩場賣，得了錢買二頂箬笠帶回家去。城裏人也有拿自己生產的物品去圩場賣的。但鄉下人賣去自己帶的產品之後，並不能完全在圩場上買到自己需要的物品。他們在圩場上買不到布匹、海貨、鐵製農具，以及其他來自外地的物品。這與上海的龍華寺廟會和靜安寺廟會不同。在上海廟會上，許多店鋪設了攤，把農民需要的工業品擺在那裏叫賣。我不記得漳平商店曾在圩場設攤賣貨。即使有，也是例外的。鄉下人朝圩日照例是要進城買外來商品的，除非鬆明嶺一帶的店鋪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要買鐵製農具，也需到西門外打鐵街上來。

縣城那些店鋪，朝圩日的生意比平時好得多了。可以說，商店的最大主顧就是這些五日一次來朝圩的鄉下人。城裏人的購買力還是有限的。

叫做“校場”的那一大片高地，本來是完全空的，官有的，私人不能在上麵建築房屋。操練兵卒，考校武生，機會本來不多，東部一部分作為圩場也不過每隔五日熱鬧一次。漸漸地，出現了一些建築物。不知何時，西部靠北造了一個關帝廟，靠南造了一個郭聖王廟。寺廟占用官地，不發生主權問題。造廟之後，西部還是空闊的，不妨礙操練、檢校之用。東部，圩場南邊，後來也造了一個鹽館，占地相當多，“平寧幫”鹽商是私人資本，但得到官廳特許，具有半官方性質，占用官地建築房屋，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鹽館背後，這塊官地的東緣，竟有幾家私人住宅，不知怎樣會得到許可的。

圩場上是農民和手工業者自產自銷的，這是資本主義以前的小生產。小生產是不會直接產生資本主義的，它可以產生專業的商人，再由商人產生資本家。圩場上的商品是自產自銷的，但不能排除其中有少數人，向小生產者買來產品，然後拿到圩場去賣。





教育與文化



在縣城內外，街上走走，很容易從行人中判別哪些是讀書人，哪些不是讀書人。從他們的服裝、言談、舉止，就可以看得出來。言談和舉止，須多觀察；服裝則一眼可以判別的。讀書人穿長衫，非讀書人則穿短衫。這種有形的或無形的規定，到我少時已不十分嚴格了，但一般還是遵守的。夏天，穿長衫出門，出了汗就把長衫脫下，掛在左手彎上。出門前，天已很熱了，怎麽辦?漳平的讀書人比較隨便，不穿長衫出門，但他的短衫也可顯示與別人不一樣。龍岩的讀書人，甚至在我讀中學的時候，則連熱天出門也要把長衫掛在左手彎上。

那種社會有兩種分化：富人與窮人的分化，讀書人與非讀書人的分化。這兩種分化，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讀書人一般是富人家庭出身的，但財富和文化不一定形成正比，也有目不識丁的富人，又有家無隔宿之糧的寒士。這是規律之下的例外，而例外也可以用規律來解釋的。

偶然也有貧農勤儉發家成了富農，富農再靠剝削和放債，成了地主。但他的財產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超過了就保存不住，許多方麵的人都要向他伸手，敲詐勒索，他無法保存他的財產。但若他有個兒子，讀了書，進了學，即考取了秀才，形勢就不同了。他的家一下子躋身於斯文的家庭，同案的秀才，以及一般的秀才，都會來保護他。所以富人必須培養子弟讀書，不是為了子弟能知書識禮，主要的是為了保護財產。

窮人是不會培養子弟去讀書的，至多送去私塾讀一二年書，識得幾個字，便出來種田或作其他的勞動。窮人也不會培養子弟去應考，因為沒有什麽財產值得保護。所謂“寒士”、窮秀才，一般都是地主世家的破落子弟，他們的先世曾是富人。

“讀書人”，就是有“功名”的，至少是一名秀才。可能有例外，例如，“老童生”，考到老仍不能青一衿，隻好在鄉村教幾個蒙童，聊以糊口。這種人沒有“功名”，但不能否認他是“讀書人”，他出門在家也都可以穿長衫。不第秀才，或根本不去應考的讀書人，曆史上的處士或隱士，書讀得好，讀的比那些秀才、舉人、進士、翰林更多，是常常有的。但漳平縣沒有。我未見過一個這樣的人。本縣建製以來是否出過這樣的讀書人，我也未曾聽說。

讀書，就是進私塾就學於塾師。最原始的形式是“家塾”，即地主聘請塾師到家裏來教育子弟，有時附帶教育鄰居子弟。地主大宅一般都附有書齊，供給塾師居住和教書。塾師同時也是東家的秘書，替東家辦理各種文墨。這種形式的私塾，我少時還見過，不在縣城內外，也不在大鄉村，而在小鄉村。大鄉村則辦“村塾”，一村的人合聘一個塾師，在本村的祠堂裏教書，費用由各家分攤。塾師或自炊自濯，或各自輪流供飯。縣城內外則采取學生交納束修的形式。“學堂開，束修在”，哪怕你家的子弟隻讀一天書，你仍要交納全年的束修。束修之外，每年還有幾次“節敬”，三大節以及清明、重九、冬至，都要送紅包給塾師。每個較大的鄉村都有一個私塾，設有圩場的大鄉村，則不止一個私塾。最多的是縣城內外的私塾，四門都有一個或幾個，後阪洋、阪頭頂、阪尾都有一個。

普通的私塾隻是教小孩子讀書識字，讀的第一本書是《三字經》，以後順次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進一步就要讀《詩經》《尚書》《易經》？《禮記》《左傳》了。那些送子弟進學堂，隻為識幾個字的人，子弟讀完《孟子》之後，就不再讀了。普通的私塾也隻教小孩子識字，而不教做文章。做文章則是另一種私塾的事。地主子弟讀書不僅為了識字，而且為了“進學”，即考秀才。商人、工匠，以及足夠衣食的家庭，也有要子弟考秀才的，那就要進另一種私塾了。以前稱為“大學堂”，那裏的學生稱為“大學生”。鄉村，讀了私塾的人，如果要考秀才，就須到城裏來進大學堂，住在大學堂裏，自己燒飯吃。也有小學堂的塾師兼教“大學生”的，但那是例外。大學堂的塾師必須是秀才，而且是比較有名的秀才。縣城內外的小學堂，偶然也有非秀才做塾師的。所有塾師都是貧寒之士，所謂“十條黃狗九條雄，十個先生九個窮”是也。

“大學生”一般都要住宿在“大學堂”裏，白天晚上都要讀書，早晨要練字。他們不僅要熟讀四書白文，而且要熟讀四書朱注，要能按照朱注解釋白文的意義。除塾師講解外還可參考一部大書，我忘記書名，內容是每段白文和朱注之後都有長篇的解釋，塾師的講解就是由此而來的。同時，塾師教學生“做文章”。那時所謂“文章”，就是八股文。塾師先教“破題”，學生會做之後再順次教其他七股。子弟進“大學堂”之後，親戚朋友見麵就問：破題會做了麽?全篇會做了麽?八股文之外還要學做試帖詩，即五言律詩。會做全篇八股文和試帖詩，就可以去考“童生”了。“宗師”(朝廷派來的提學使，亦稱學政，俗稱“學院”)案臨府城(或直隸州城)那一年(三年一次)，知縣就要把治下的“大學生”預考一次，及格的稱為“童生”，第一名“童生”稱為“案首”。富人可以賄賂知縣或幕賓給子弟買得“案首”，院試時“案首”一般都能錄取的。漳平縣童生要去龍岩直隸州院試，每榜取中十九名秀才。舉行院試的這一年，不僅童生要去州城考試，而且全縣所有的秀才都要去州城複試，文章做得不好的還要受罰，輕則訓斥，重則開革，即取消秀才資格。所以秀才們到這一年大都提心吊膽。不赴考是不行的。生病也要其他的秀才具結、擔保。考童生也要秀才擔保，保證家世清白；那些操賤役的人家是不能赴考的。做擔保的，不是一般的秀才，而是地位較高的秀才，即廩膳生員，每縣也有定額，由宗師複試時選擇文章做得較好的生員遞補。

漳平縣每榜隻取十九名秀才的規定，是否從開縣時定的還是以後定的，我不知道。因錄取名額少而競爭非常激烈。有些外籍人久居漳平縣，他們的子弟也要求參加考試，童生們不答應，便群起攻擊“冒籍”，這種風潮常有發生。

考取秀才，進了學，便超人一等了。勞動人民的子弟，從此躋身於統治階級；同時富家子弟，進了學與不進學的人，地位也是兩樣的。秀才娘子，公婆要另眼相看。大的宗族、祠堂都有學田(本地人叫做“書香”)，每年租穀要給秀才一份。秀才有自己的製服，一件無領的長衫，一頂紅纓帽，祭祖、參加慶典或參拜官吏時就穿起來。犯了罪，是不會在公堂上打屁股的，除非事先通過學官，革去生員功名。

每縣都有學官，正的稱“教諭”，副的稱“訓導”，各有衙門。漳平縣孔子廟背後，考棚前麵，左右兩個學官衙門，各分前後兩進，後進供“老師”及其家人居住之用，前進用來辦公。辛亥革命以後，學官廢除了，兩邊的衙門後來做了本縣商會會所；東邊的衙門一度辦“去毒社”，即禁煙機關，掛了“奉旨禁煙”招牌，找幾個鴉片煙鬼住在那裏，不久就解散了。

學官，被秀才稱為“老師”，考得秀才稱為“進學”，秀才相互間稱為“學中人”。——好像有一個“學校”供給全縣秀才學習，而由學官教課的。事實上沒有這回事。學官，事實上不是教秀才學習，而是管秀才的。秀才行為不檢時，學官可以差遣“門鬥”(即學官衙門的差役)召來訓斥，可以打手心，可以革除。秀才還是害怕他的。

那時，私塾以外確實另有學校，供給秀才和童生集體學習，卻不歸學官管轄。這就是書院。書院本來是民間的組織，不是政府機關，可是到了晚期，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後，事實上也成為官辦的了。所謂“山長”，不過是退休的大官或者著名的文人，他們掛名，領幹薪，很少給學生上課。漳平縣也有書院，但早已名存實亡了，我少時從未聽人說起書院事情，隻知道而且看過北門外佛兒架下的“菁城書院”和東山上朱文公廟背後的“東山書院”。前者房屋尚完好，但無人看管；後者則大部分倒塌了。東門內還有個“紫雲書院”，那是太常陳家的私產，民國初年曾在這裏辦小學，隻一年就停辦，但仍有人看管。

由此可見，那時漳平縣的教育就是私塾的教育，教的是四書五經，學生做的是八股文，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秀才。縣城內外私塾甚多，最著名的是城南上劉祠堂辦的私塾，塾師是丁阪的一個貧寒秀才劉誌和。他道德端方，生活儉樸，管教嚴肅。他的學生中出了一個舉人，即劉萬裏；出了一個拔貢，即他的大兒子劉子瞻。受了當時潮流的影響，他也組織學生和邀集秀才研究西學，如數學、力學之類，自然是很淺的。我少時，他好像還在那裏教書，但以後作了紳士，漸漸地成為大紳士，就不教書了。上劉祠堂換了一個塾師，也姓劉，名晃，字日光，秀才，他隻教學生識字。上劉祠堂之外，著名的私塾是城西的三牧第，塾師是溫讚堯。那時他還是個秀才，年輕，有學問，教學嚴格，學生都怕他，家長則尊敬他。己酉年恩科他赴考，得到優貢(我少時知道他是優貢，但現在人家說他是拔貢，他自己也說是拔貢)，就不再教書了。其他教八股文的私塾也還有幾個，但我說不出來。此時科舉已經廢了，考試也不做八股文了。

幸而我少時未曾學做八股文，連“破題”也不會。並非因為我未出世，就已廢除科舉和八股文了。當時那些書香世家，大多數以為科舉終會恢複，朝廷終會以八股取士的。我的一個從堂兄，不過比我大二三歲，他的秀才父親仍舊教他做八股文，他也能成篇做出了。我的父親的朋友有時也談論八股文，說得非常深奧。我長大了，為了獵奇，也曾在名人文集中讀過幾篇八股文。我很佩服我的父親一輩的秀才居然會做出這樣困難的文章，運用這樣複雜的四書白文和朱注，而且全篇文章是首尾一貫的。這該耗費多少精神勞動!因此，我能夠原諒他們的無知，原諒他們除了四書五經，朱注，幾部《學案》等等，總之與做八股文有關的學問以外，缺乏其他常識，連古學的常識也缺乏。我離家後才讀《儒林外史》，其中寫八股先生範進，做了鄉試主考，還不知道蘇軾是什麽朝代的人!我覺得吳敬梓寫的簡直就是我少時所見的秀才。

但我這話不能理解得太絕對了。我說的是一般的秀才，並非所有的秀才。漳平縣的秀才中還有少數人以學問淵博著稱的。在我少時，漳平全縣隻有一個舉人，即劉萬裏，但全縣最有學問的並不是劉萬裏，即使以做八股文，以熟讀經書而論，也不能推劉萬裏；以新學而論，更不能推他。己酉科兩個貢生，溫讚堯和劉子瞻，都比劉萬裏強，即以老一輩而論，劉雲紀、陳華、謝步瀛，都比劉萬裏更受人尊敬。這些人，除經書和《學案》之外，也精通古文辭，熟悉曆代史事。

讀書人家裏，除了經書和八股文書以外，一般都有《綱鑒易知錄》或袁王合注《綱鑒》，也都有一部古文。最常見的是林雲銘評選的《古文析義》。我學古文時，塾師就是從《古文析義》選出文章給我們讀的。但並非家藏《古文析義》的人都讀過《古文析義》。我遇著一個老童生，他告訴我，他有一部《古文析義》，讀得很熟。

論文化，漳平遠遠不如龍岩。這是客觀造成的，也是曆史造成的。龍岩是直隸州，耕地比漳平多，人口比漳平多，曆史比漳平長久，秀才定額也高於漳平好多。即以古文而論，我去龍岩上中學時，教師是從《古文辭類纂》選出文章給我們讀的，龍岩同學好多人都有《古文辭類纂》，漳平同學不僅沒有此書，而且沒有聽說過此書。漳平那些老先生也不知道有此書。他們不知道有什麽“桐城振古文”，他們學的是唐宋八大家。我記得，我們一批漳平同學初至龍岩中學時，不知“古文辭類纂”五個字怎麽讀，有一個同學讀成了“古文，辭類纂”。

住在縣城內外的秀才還有一個光榮的任務，即祭孔。春秋兩次祭孔之日，天未亮，所有的秀才都來到孔廟了。大多數是徹夜不眠的。五更開始儀式。主祭是知縣，陪祭是學官、典史及其他官員。他們有人引導，先到大成殿祭孔子、四配、十哲，再去兩廡祭七十二賢人以及曆代名儒。古代學者得人文廟受祭是不容易的，須經朝臣評議，再由皇帝宣布，各地孔廟才能在兩廡設立木主。每一個祭壇前麵都站立兩個秀才接送祭物，讚禮。在大成殿內侍候的則是資格較老的秀才或廩生。祭畢，分胙肉。每個秀才分得一張紙條，憑條次日可以到孔廟前麵“大路街”旁的肉攤上領到一定分量的肉。祭孔之次日，不限於秀才，任何人都可以到孔廟門口買到牛肉。殺牛是犯罪的，漳平城裏人要吃牛肉隻能在冬天托人去鄉下偷買。漳平惟有每年兩次祭孔之日可以公開買到牛肉。先一日，孔廟殺牛，我們小孩子每次都去看熱鬧。殺牛和殺豬不同。孔廟泮池邊，空地上一群殺牛的人都準備好了，然後有人牽來了一隻牛(都是水牛，我在家未見過黃牛)。牛站定後，一個人拿著大錘對著牛頭打下去，牛立刻倒地，一群人立刻湧上來，用尖刀剖開牛的胸膛。有時牛掙紮起來，近旁的人嚇得奔逃，站在外圍的小孩子往往被人擠倒。牛隻殺一隻，但次日在門口賣出的牛肉決不止一隻。那是暗中有人殺別的牛，混在這裏出賣的，即使被人告發，此時也不會辦罪。老太婆知道殺牛，就要念一聲“阿彌陀佛”，連稱“罪過”；但祭孔殺牛，老太婆就不敢反對了。

秀才進入孔廟讚禮，一般市民視為榮耀。辛亥革命以前，沒有人敢作非分之想。辛亥革命之後有幾年停止祭孔。鄧炳來作知事，才恢複祭孔。那時學官沒有了，縣立小學校長劉誌和主持其事。秀才人數雖然減少，小學畢業生可以填補上去。一九一五年春季祭孔，我也列了名，但睡過了頭，沒有去參加。次日，我的弟弟去縣立小學領胙肉，劉校長還是給了我紙條，但對我的弟弟教訓了幾句。有些老秀才也不去參加，我的父親就沒有去。

那時，一般市民還是把祭孔看作榮耀的。有一個人姓陳，太常陳，住在堀兒尾附近，平時常在街上東串西聊，愛發議論。不知道為了什麽，他那幾年特別賣力鼓吹祭孔榮耀論，好像一個人能入廟祭孔，家中雞犬也得升天。這話傳遍了全城。人家慫恿他：“不久之後又要祭孔了，你何不活動一下?現在沒有‘老師’，誰能去祭，誰不能去祭，隻憑‘揚官’一句話，你備一份厚禮去求‘揚官’罷。”劉誌和校長，人稱殿膺先生，但一般的市民稱其小名為“劉揚”。我那時尚未畢業，親見這個人手裏捧著一隻大月餅及其他節禮，穿過我們的課堂進入校長室去，過了一段時間校長送他出來，自然不會派他去祭孔的。

但那時，漳平確實有人沾著這個榮耀。我的同班同學劉奎光的父親劉捷登是個讀書人，但未考得秀才。他在本縣衙門做“傳供”，即口頭翻譯，——縣官審案時，他站在公案旁邊，戴著沒有頂的紅纓帽，把縣官的話翻譯給跪在地下的訴訟當事人聽，又把當事人的漳平話翻譯給縣官聽。這是一個肥缺，訴訟雙方都要塞錢給他，但上層社會的人是看他不起的。他沒有資格進入孔廟讚禮。可是，在鄧炳任上，他被委任為本縣典獄官，管監獄和看守所，一年祭孔時候，鄧炳做主祭，他做了陪祭，比讚禮的秀才更加榮耀了。

秀才高人一等。但富家子弟考不到秀才，仍有補救辦法，即出錢捐一個“監生”，所謂“納粟人監”是也。監生，本是在京師國子監畢業的學生，又稱“太學生”，但後來名不副實了。朝廷要錢，隻要交上錢去(美其名曰“納粟”)，便可以給你執照，承認你為“監生”，哪怕你從未去國子監讀一日書，哪怕你目不識丁，哪怕你隻是五六歲的小男孩。起初隻有巨富之家才能捐納監生，據說每人要交上一百零八兩紋銀；以後價格漸漸降低下來了，小康之家也能捐監生了：到辛亥革命前幾年，捐一個監生隻須出十幾個大洋。監生照樣可以戴紅纓帽，照樣不會給縣官打屁股，但不能參加祭孔，似乎隻是因為他不是本縣生員，而是國子監生員。

秀才可以去省城鄉試，即考舉人(似乎監生也可以鄉試)。考得舉人，就不參加祭孔了。“出貢”之後也不參加祭孔。所謂“出貢”，就是學政從各縣秀才中挑選幾個較有學問的，推薦給國子監，猶如地方官把本地良產向朝廷進貢一樣，故稱“貢生”。一般有“五貢”，據我少時所知，就是：優貢、拔貢、恩貢、歲貢、附貢。前四貢都須經過考試，附貢，則是富家秀才援例納粟取得貢生資格的。鄉試時，有些人成績夠不上列入正榜做舉人，但可列入“副榜”稱“副舉人”，待遇同貢生一樣，亦可稱為“副貢”。漳平，凡貢生(附貢除外)都可以在祠堂門外豎立一根石旗杆。優貢溫讚堯就曾在他住家的門外豎立一根石旗杆。豎立那天，他夫婦還設香案跪拜天地祖宗。劉子瞻沒有豎立旗杆。

我以上所記就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教育製度，由此製度產生的知識分子，以及這些知識分子達到的文化高度。

但我所記的時代，帝國主義已經侵入中國，改變了沿海城市的社會基礎，同時也就動搖了上層建築。新的思想向經書八股文所載的孔孟之道進行挑戰。舊時的教育，傳統的文化，已經麵臨非改革不可的局勢了。百日維新廢除了科舉；至於八股文，則科舉廢除以前就已廢除而改為策論了。最後一科鄉試，主要試題是《漢唐宋開國用人論》。

在漳平，絕大多數的人是抵製這種改革的。但因為改革是從上而下的，是朝廷要的，不能不一麵照辦，一麵不以為然。

就在我進入私塾讀四書五經那幾年，漳平縣開辦了第一個“官立小學堂”。



新 學 堂



似乎在庚子亂後，慈禧太後不得不接受百日維新的部分改革的時候，省裏依照朝廷的指示決定在各縣開辦新學堂。辦法是：挑選幾個年齡較輕的秀才去省城學習如何開辦新學堂，如何教授新功課。漳平縣派了陳祖光、劉子瞻、林有聲三個人去，都是公費的。另有幾個秀才以後也去省城學習，似乎是自費的。我隻記得三個人：陳莪賓、陳玉芝、陳禹言，都是太常陳。陳祖光也是太常陳。林有聲是太常陳的女婿或外甥，學習回來後還乘坐四人大轎拜客，據說是太常陳布置的，為顯示他是太常陳家的人。漳平話叫做“裝猴”。惟有劉子瞻是丁阪劉家的人，可見那時兩個宗族的敵對仍然明顯存在。但養奇先生(陳祖光)和少泉先生(劉子瞻)兩人的交誼還是很好的。那些自費的學生，據說去以前是互相保密的，到了福州見麵互相問道：“你也來了。”永福裏似乎也有人去省城，我知道鄧國楨是其中一個。

官費去省城學習回來，全縣的人把他們當作新科舉人來議論。知縣要縣裏紳士同他們一起籌備新學堂，地址設在“考棚”。漳平的考棚是太平天國以後才建立的。據說李學蕙去河南某縣做知縣，給某縣建了一個考棚。以後此縣的一個人來漳平做知縣也給漳平建了一個考棚。漳平的考棚，後麵兩進，前麵是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子兩邊排列幾十排長桌、長凳，每排以千字文的文字為名，再分號碼。童生就是在這裏考試的。改成新學堂之後，這些長桌、長凳都沒有用處了，惟有最後兩進的大廳可以作課堂，隻能容納兩班學生上課。因此高等小學堂，隻招收高等小學生。

甲班學生都是科舉未廢以前的童生。如果不廢科舉，則下次宗師案臨時可能考得秀才的。其中多數是縣城內外的人，也有幾個是永福裏人。永福裏人居住在學堂內。學堂後進，大廳兩旁延伸出去，有幾個房間可供住宿。高等小學堂似是學兩年畢業。課程有算術、曆史、地理、音樂、圖畫、體操、國語(即官話)，最重要的還是漢文，當時沒設英文課。我不知道這些功課是誰教的。但除了漢文以外，隻能由那幾個從福州學習回來的秀才去教。我隻記得靜居先生(林有聲)教體操和國語。陳禹言曾教算術，這個秀才一向是以善打算盤著名的。一次，我去學堂看我的父親，他當會計兼庶務。他叫我去課堂旁聽禹言先生教授阿拉伯數字。我以前沒有見過阿拉伯數字。教漢文的是一個老先生，姓陳，我忘其名，家住在浮橋頭。

甲班畢業了，似乎隻有十一人。我記得，一天，姓鍾的知縣坐在衙門大堂上，畢業生身穿公服，頭戴紅纓帽，列隊經過公案麵前，分別從知縣手中領取畢業文憑。

漳平官立高等小學堂甲班學生，我還記得幾個姓名。第一名是李誌勳(我記得是“勳”，而不是“塤”)，他是李學蕙之孫。其他的是陳玉銀、林舜居(我忘記此兩人的學名)、鄭宗選、劉時雍、陳維馨、陳螽詵以及幾個永福人。

這第一批漳平縣高等小學堂畢業生，從此便同舊日的秀才一起參加祭孔典禮了。那時宣傳說：小學畢業生就是秀才，中學畢業生就是舉人，大學畢業生就是進士，外國留學生學成歸國，就是翰林。

可是，漳平縣的上層社會是反對洋學堂的。他們根本反對廢止科舉。認為廢科舉辦學堂，是“逆賊”康有為、梁啟超戊戌那年變出的花樣，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應當恢複科舉，停辦學堂了，然而八國聯軍又迫得慈禧太後實行這項新政。漳平的學堂是八國聯軍以後才辦起來的。不僅守舊派反對洋學堂，連創辦洋學堂的人也反對洋學堂，留戀舊科舉。己酉年(一九0九年)為慶賀新皇帝登基，舉行一次考試，不是考試秀才，而是選拔秀才，從各縣秀才中選取優貢和拔貢。陳祖光、劉子瞻、林有聲三人都去福州赴考了，劉子瞻就在此科考得拔貢。這些創辦新學堂的人，不過辦理知縣交辦的差使而已，能夠替知縣辦差又是一項光榮的任務，求之不得的。

我的祖父是當時的紅紳士，學堂辦成後他掛了一名“董事”(其他幾個頭麵人物也掛名“董事”)，我的父親則擔任學堂的會計兼庶務，管理學產。我家應當是屬於新派的人物了，可是祖父和父親寧可叫我們兄弟進私塾讀書，不願讓我們進新學堂。

大家都把新學堂看作官樣文章，官辦的事業，虎頭蛇尾的，大家期待著不久恢複科舉。

所以甲班畢業以後，縣立高等小學堂便無形停頓了。名稱還在，房子還在，大門外仍舊掛著那兩麵“虎頭牌”，牌上都畫著虎頭，下部一麵寫著“學堂重地”，一麵寫著“閑人勿進”，——但既無人在那裏讀書，也無人居住，那些永福學生都搬走了。我忘記了究竟是辛亥革命造成學堂停頓的局麵，還是學堂先停頓再發生辛亥革命的。一直到幾年之後鄧炳來做縣知事，這具死屍才還魂，以後才有丙班和丁班畢業。關於丙班和丁班，我還能夠說些情況。關於乙班，則我毫無所知，是否有乙班，我也說不出來，不僅現在說不出來，當時我就不知道，不知道哪些人是乙班畢業的。但在敘說民國初年的高等小學堂以前，我要回頭說說縣城的初等小學堂。

設在考棚的，是漳平縣官立高等小學堂，不僅縣城隻有這一個，而且全縣四裏也隻有這一個。按照規定，學生先讀完初等小學堂，才能升人高等小學堂的。但當時不能先辦初等小學堂，候學生畢業之後再辦高等小學堂。漳平縣是先把高等小學堂辦起來，招收當時準備去考秀才的一批童生為第一班學生，然後去辦四個初等小學堂。居仁裏隻辦四個，似乎永福裏也開始辦，和睦裏和感化裏似乎辛亥革命以後才辦。居仁裏四個初等小學堂都辦在縣城是虛構的。大姓的學生多幾個，小姓的學生少幾個，縣裏有的姓一般都照顧到了。例如，戊班學生中留下兩個姓鄭的位置，一個叫做“鄭紹康”，一個叫做“鄭紹蘭”。

鄧知事和劉校長商定學校恢複的辦法如下：辦好丙班學生的畢業手續，丙班學生不上課了，兩個課堂給丁班學生和新招的戊班學生上課。

丙班學生和丁班學生，此時多數在三牧第，就教於岑仲先生。少泉先生那時尚未去北京應文官考試，每日過足鴉片煙癮之後也到三牧第來，主要是辦理丙班畢業的手續。

這手續很別致。這班畢業生既不上課，也不考試，隻在三牧第，在少泉先生指導下，填畢業表格。表格隻有一張樣張，必須照式畫若幹張，每個學生一份；上麵有姓名、年齡、家長、籍貫，又有每學期考試成績以及畢業考試成績，分數都是少泉先生定出來的，叫各人抄錄在表格上。少泉先生熟悉每個待畢業的學生的水平，所定分數大致適合，總之沒有人表示異議。畫表格、填表格很費事，忙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完成。可是，完成後，少泉先生發現表格填錯了，全部作廢，又要重新畫表、填表，為什麽填好了的不能用呢?我過去知道，今天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