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回憶錄》：江青野心極大器量很小

《王芳回憶錄》：江青野心極大器量很小
《王芳回憶錄》 王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江青野心極大器量很小　

　　"18號案"成為我的主要"罪狀"。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陳丕顯回憶錄》對此也有記載：
　　
　　1952年3月，我從蘇南區黨委書記任上調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書記。由於上海了解江青底細的人很多，所以有關她的浪漫生活傳聞又聽說不少。因此，我對她這個人是敬而遠之，心有想法，但表麵還是客客氣氣。"不看僧麵看佛麵"，畢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慶施、張春橋。柯慶施突然病故後，江青才和我來往較多。1965年的一天，江青請我和謝誌成（引者注：即陳丕顯夫人）以及張春橋到西郊賓館她的住處吃飯，大概是答謝我們對她搞革命現代戲的支持。
　　席間，我們隨便聊了起來。江青問我："阿丕同誌，你是什麽文化程度？"我13歲參加革命，在此之前隻是斷斷續續讀過七年書，便回答她："我隻上過小學。"
　　"我也是小學文化程度。"江青轉臉又問張春橋，"春橋，你呢？"
　　"我是中學畢業。"
　　"小謝呢？"
　　"我讀的是中專，也算中學吧。"
　　"我和丕顯都是小學程度。"接著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說，"有時書讀多了並不見得就有用。"江青顯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言語之中流露出對知識分子的鄙視和對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後話多，席間我們談起參加革命的往事，我說謝誌成參加革命受華家影響很大。
　　"什麽華家？"江青似是不經意地問。
　　謝誌成回答說，我在老家無錫讀書時，學校有一個很要好的同班同學叫華輝（又名華英），她的一家人思想進步，很早就參加和支持革命。二哥華斌、姐姐華萼都很早就入黨了，他們經常向華輝和我灌輸革命道理，啟發我們參加革命。1934年，華輝到上海參加"反帝大同盟"，回到無錫後送給我一條襯裙，說是一個和她有組織關係的同誌送給她的，而這裙子又是上海的藍蘋送給那個同誌的。華輝送我襯裙的意思是以此為"念物"，希望我早日加入革命組織。
　　哪知江青一聽此事，臉色大變，趕忙說："沒有這個事！沒有這個事！你曉得我當時叫什麽名字嗎？"
　　"藍蘋呀。我還聽說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誌成說。
　　"你那個同學叫什麽？"
　　"她對外叫華英，是華家小妹，後來在福建犧牲了。她的姐姐華萼當時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還聽說有一個叫陶方穀又名陶永的人，當時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誌成在新四軍時當過軍部速記員，為葉挺、項英、曾山等領導做速記，記憶力特別好，對這些親身經曆的事記憶猶新，聊天時隨便說了出來。哪想到這恰恰觸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隱痛！
　　"沒有這個事！根本沒有這個事！我沒有被捕過，我從來沒有送給別人襯裙......"江青厲聲說道，聲調都變了。
　　場麵頓時變得異常尷尬，張春橋頭都不抬，隻顧吃飯，一聲不吭。
　　但是，後來江青又承認她在上海時曾被敵人逮捕過，說是沒有暴露身份，更沒有"自首"、"動搖"之類的事。江青說："我是裝哭以後被放出來的。"
　　其實，當時誰也沒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隻是不經意地說說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賊心虛。
　　後來得知，江青對於她1934年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一事諱莫如深，成為一塊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長黃赤波曾向我匯報過，江青曾問過他：她1935（應為1934）年在上海接頭時被巡捕房"扣留"過，公安局有沒有她被扣留的指紋檔案（指她具結自首的手續）。這實際是要黃查找後送給她。就在那次談話之後，江青在杭州休息時也和當時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說過，她在上海時沒有被捕過。與此同時，她又要上海市警衛處處長王濟普到市局檔案處查她被捕的檔案材料。此後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釋說，她要王濟普查敵偽檔案是查浙江的一個壞人，所以才要這份檔案。江青所做這一切都是企圖銷毀罪證。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她卻反咬一口，捏造說上海公檢法的同誌搞了她的"黑材料"，並通過空軍的吳法憲將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書記梁國斌、公安局長黃赤波、警衛處長王濟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監獄；被牽連的還有浙江省公安廳的王芳、呂劍光等人。華家也因了解江青這段不光彩的曆史，在"文革"中備受迫害。大哥華渭臣、二哥華斌、姐姐華萼、三哥華祝以及他們的家屬先後被批、被鬥、被關，受盡淩辱和折磨。華萼被迫害致死。
　　
　　想不到過去的這些事情，成了今天專案組審查我的主要問題。我清楚，所謂我"搜集江青黑材料"的罪名，在那種形勢下，再坐多少年監牢，也清洗不了了。但是，在專案組麵前，我對過去看了江青匿名信的內容，參加偵破匿名信案件的有關情況，始終閉口不談。否則，我不是又在擴散"黑材料"了？
　　江青是一個野心極大、器量很小的女人。"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樹為"旗手"，權力大到可以一手遮天，為所欲為。在極度膨脹的政治野心支配下，做起了女皇夢。她一方麵極力吹噓和標榜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完美的革命家，另一方麵又忘不了那塊心病。她竭力掩蓋自己的醜惡曆史，不能容忍有人知道她過去的醜事，誰知道她過去的醜事，對她來說就是大逆不道，絕不輕易放過。就連在上海時給江青的二房東當過保姆的秦桂貞，由於知道她20世紀30年代的醜事，也被打成"特務"，長期監禁。為了徹底抹去她３０年代的劣跡，"文化大革命"中她指令張春橋、王洪文，抄了上海文藝界有關人士的家，把當年與她有關的電影片、報紙、雜誌、圖片等各種資料，包括當年公安部組織偵破匿名信案件的材料統統燒毀。為了達到政治目的，她是不擇手段的。
　　1987年11月，我去秦城監獄視察，從閉路電視上看在押案犯的情況，也看到江青。聽管教幹部說，江青知道我當公安部長後，對監管幹部說，我和王芳很熟，他當了部長也不來看我。想當年，"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很熟"的人整得我失去了7年人身自由和工作權利，現在居然還好意思指責別人的寡情。對這樣厚顏無恥的人，還能說什麽呢？
　　不久，專案組對我的審查升級了。參加專案組的人是空軍部隊的，這幾個幹部的思想表現得很左，調子唱得很高，反複聲明自己永遠忠於無產階級司令部，誓死捍衛江青同誌，誰反對江青同誌，就堅決打倒誰。他們厲聲道：王芳你搜集江青黑材料，鐵證如山，抵賴不了。你不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還親自參加破案。你比朱明還明。你必須老實交代，你到底搜集了江青同誌多少黑材料？還向什麽人擴散了這些內容？

雖然對專案組人員的盛氣淩人和武斷作風，心中十分反感和氣憤，但我沒有和他們爭辯，因為那是無益的，隻會遭到一頓毒打。最好的辦法是保持沉默，表示實在無可奉告。專案組顯然對我很不滿意。"你王芳是羅瑞卿線上的人，是羅瑞卿死黨，是羅瑞卿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你必須徹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對抗到底，死路一條。"
　　對於死，我早有思想準備。但我絕對不會自殺。死對我們這些從戰場上屍堆中滾爬出來的人算不了什麽。在戰爭年代，幾乎每天都要做好死的準備，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至於今天，如果死在監獄裏，雖然死得不明不白，但我問心無愧。比起在戰鬥年代中犧牲的無數戰友，我已多活了二三十年，還算是幸運的。
　　在專案組的高壓下，我的心態反而變得更加平靜了。我做好了長期坐牢的精神準備。每天照常吃飯睡覺。飯後就在監房裏踱步，每天在10來平方米的監房裏踱幾千步，放風時我大口地呼吸室外空氣，享受寶貴的陽光，利用僅有的條件鍛煉肌體，不讓身體垮下去。我確信，隻有堅持下去才會有新的希望。
　　專案組看我這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就惱怒地罵我："你王芳是準備和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抗到底了。你這個死硬分子，你是準備帶著花崗岩石腦袋去見馬克思了。"
　　我依舊沉默，無言以答。
　　我早就得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羅瑞卿同誌被迫跳樓自殺的確切消息。我為他感到無比痛惜。新中國第一任公安部長，為了保衛新中國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為了保衛毛主席的安全，他嘔心瀝血、廢寢忘食地工作，不說功勞，也有苦勞。今天卻落得如此悲慘下場。由於長期在公安戰線工作，屬上下級關係，我對他的工作和為人十分了解。他思維敏銳、團結同誌、嚴謹務實、以身作則的領導作風，他個性直率、光明磊落、心胸坦蕩的高尚人格力量，贏得了周圍同誌的敬佩。就是這樣一位在公安戰線、軍內、黨內具有崇高威望的領導幹部，卻被林彪和江青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遭到了誣陷和監禁，身心受到了無情的摧殘。他被扣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其中一條就是包庇"潘揚反革命集團"。誰能想象，一個剛直不阿、寧折不屈的人，在自己被迫走上絕路之時，內心痛苦到了何等程度！
　　那時，我腦子裏常常閃過這樣一句話--"物極必反"。任何事情做到極端，也就是到了盡頭，它就要走向反麵了。
　　我被關押期間，夥食分兩個標準。正部級的一天吃三餐，副部級的一天吃兩餐。我是副省長，按副部級待遇，一天吃兩餐。一餐兩個窩窩頭，每個隻有雞蛋大小。每餐我把窩窩頭掰成兩半，一半分兩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十六口。早上有一碗米湯，很難見到米粒。晚上有一碗大白菜是不洗的。這種菜隻給我們吃，連看管我們的戰士也不吃。我的牙齒就是那個時候嗑壞的。這樣的夥食，連半饑半飽也達不到，每天餓得要命。每年隻有到國慶節的時候才能吃上一次肉，一頓飽餐。
　　還有一些監規，例如每半個月洗一次澡。每天上午半小時放風，就是輪流出來，在天井裏走動。規定關在這裏的人，誰也不能麵對麵見到誰。就是上廁所也一樣，先敲門報告看管的戰士，戰士再報告班長，允許了，亮起紅燈，才可以去，看管的戰士就在廁所門口守著。便後解除警報，方可返回房間。
　　除那本紅皮書《毛主席語錄》外，連報紙都沒得看。白天要麽坐在凳子上，要麽坐在木床上，麵向牆壁，不準躺下。床頭上有一個大燈泡，白天黑夜都亮著，門口看管的戰士通過窗戶時刻監視著裏邊的一舉一動。如果違反監規，輕則訓斥，重則拷打。幾乎每天都有人被打，從門外走廊裏傳來嗷嗷叫的聲音。
　　關在我對麵的是中央國家機關的一位部級幹部，年紀有些大了。大概是他冬天怕晚上起來小便，一次晚餐沒有把菜湯喝完，倒在痰盂裏了。就為這事，看管的戰士打他。我不曉得打得多厲害，但從雙方發出激憤的聲音來判斷，打得肯定不輕。
　　關在我隔壁的是一位公安部隊的領導幹部。不知什麽原因，一次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我每天看到他把被子曬在外邊。後來又似乎神經失常了，怕他自殺，又增派了3個戰士日夜雙崗看管他。
　　我最早聽到被打的，是浙江公安廳技偵處的一位女同誌，叫李梅，她是我被抓到北京不久，與處長陳明等幾個人一起被弄到北京關起來的。不知道什麽原因，一次被打得很凶。這位女同誌大聲地爭辯著、呼喊著。幾個看管人員顯然很惱火，扯著嗓子邊罵邊打，從走廊的一頭拖向另一頭。後來再也沒有聽到她的聲音，不知被關到什麽地方去了。
　　在裏邊我還算運氣，沒有挨過打。隻是一次倒開水時不小心把熱水壺炸了，看管人員兩天不讓我喝開水。我隻好乘上廁所的時候喝自來水解渴。後來是我自己掏錢買的熱水壺。
　　這種法西斯式的折磨人的生活，一直持續到林彪自我爆炸後，毛主席對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夫人劉淑清反映情況的信作了批示，這才有所好轉。
　　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是1926年加入中共的老黨員。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遭"四人幫"殘酷迫害，於1968年2月被捕入獄，在獄中遭受殘酷迫害。他要夫人劉淑清向毛主席反映情況。劉淑清想到了自己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女兒劉潤芬，讓她把信交給能經常接觸到毛主席的外交部王海容、唐聞生。毛澤東看過劉淑清的來信後，很快便找王、唐去詢問。她們便趁著這個機會，將老幹部們的悲慘狀況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澤東震怒了，在劉淑清的信上作了如下重要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周恩來總理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後，很快予以具體落實，於1972年12月18日向時任公安部、交通部以及國務院辦公廳負責人的李震、楊傑、吳慶彤等人，作了有關的進一步指示："請公安部會同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當麵提出過的要清查北京監獄待遇問題，再在年內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並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
　　此後，我在獄中的生活待遇有所改變，允許吃三餐飯，一菜一湯，總算能吃飽了。允許家屬探望。但在政治上的迫害，絲毫也沒有放鬆。我們被關押在這裏的人仍然被當作犯人一樣，沒有任何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