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躍進”到大饑荒——————原文轉貼，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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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一)





◎丁抒

一、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人禍　
　
一九八四年，有幾位學者在英文《人口與發展通訊》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國的大饑饉是人類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１）對這一點，當代嚴肅的學者、曆史學家都已予以肯定。問題是，它的來龍去脈如何？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大躍進期間中國餓死了多少人？

毛澤東在世時，一直嫁禍於老天爺，將那場深重的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如今，當年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終於說出了真話：“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傾’後的繼續‘躍進’，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的。”（２）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說：“國家赤地千裏、餓殍遍野的慘像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３）另一位中共黨內有識之士、一九五九年時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麵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曆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４）

由於毛澤東在世時，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區，究竟多少中國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論。直到現在，這個數字仍然是個禁區。官方出版物對此含含糊糊，語焉不詳。如中國科學院一九八九年發表的國情報告這樣說：“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一千五百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５）即便是嚴肅的黨史專著，也或者籠統地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６），或者含糊其詞地說“人口非正常死亡數千萬人”（７），不願予深入探討。

迄今為止，認真研究這個數字的學者仍然不多。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學的學者金輝想清理那筆糊塗帳。在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對餓死的人數作了深入探討後，他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四十萬。”（８）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會》雜誌卻受到黨的幹預，金輝受到處分，該期雜誌被勒令停止發售，雜誌社遭“整頓”。大饑饉中的死亡人數再次成為學術討論的禁區。

本文作者以中國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對一九六○年前後的中國人口作了仔細的計算，結論是：非正常死亡數在三千五百萬左右。（９）除非中國政府更改一九六○年年代人口統計資料，這個數位將經得住曆史的檢驗。

縱觀中國曆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執政之前的“兩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多人。”（１０）而毛澤東一個“大躍進”，餓死的人就多於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數的總和，這是怎樣的一場浩劫！且讓我們看看它究竟是怎麽發生的吧。

注　釋

(1)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No.4　(December　1984)：Basil　Ashton，K.Hill，A.Piazza　&R.Zeitz，“Famine　in　China，1958—61”。第六一四頁。
(2)薄一波《若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八七三頁。
(3)美洲《世界日報》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胡績偉《報紙生涯五十年》。
(4)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第一六○頁。
(5)一九八九年科學出版社刊行，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生存與發展》第三十九頁。
(6)多卷本《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國》第二卷，叢進著《曲折發展的歲月》第二七二頁。
(7)一九九四年紅旗出版社，呂廷煜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第三十六頁。
(8)上海大學社會學係主辦《社會》雜誌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
(9)見本文附錄。
(10)《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十期，陳玉瓊、高健國《中國曆史上死亡一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的時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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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二)





◎丁抒

二、“大躍進”引發的災難

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三月發動“大躍進”運動，到年底時，中共中央發表公報，宣布糧食、鋼鐵的產量都翻了一番，實現了特大躍進。從此“大躍進”和“總路線”、人民公社一起，成為中共的看家法寶“三麵紅旗”，“大躍進萬歲”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躍進”，對於落後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國人來說，本是個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國又是窮國，不躍進行嗎？落後二百年，不躍進行嗎！”（１）毛澤東這樣說當然不錯。問題是他個人的功名欲壓倒一切，他企圖通過幾個運動、幾場人海戰役就改變中國二百年的落後，在他有生之年就超過英國、趕上美國。早在一九五七年，黨外人士張奚若（時任教育部部長）和陳銘樞（前國民黨政府廣東省省長）就曾批評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駁道：“什麽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還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他聲稱他就是“要好大喜功”。（２）

超英趕美，這並非不可能。可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３），卻是大謬。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軍隊總參謀長黃克誠說：毛澤東“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之內辦到”。（４）此評語可謂一針見血。

其實，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完全是虛假的。就工業而言，正如副總理薄一波所說：“一九五八年的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來這像是大躍進；但是如果分析一下這百分之六十六的內容就知道……國家花費了寶貴的原材料，製造出大量的廢品，現在都塞滿了倉庫，還要開支保管費。這能算大躍進麽？”至於一九五八年生產的“一○七○萬噸”鋼裏，有三百多萬噸是鄉下人砸鐵鍋，城裏人拆鋼窗、卸暖氣管，用“土高爐”煉出來的，什麽用處也沒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說的“一九五八年煉出來的三百萬噸土鋼，至今還埋在草裏”（５），正是大實話。

那一年剛好老天爺幫忙，農業豐收，但糧食產量比一九五七年僅增加百分之三點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點八還略少一些。（６）談不上是“躍進”，更沒有“大躍進”。可是誰都怕“反對三麵紅旗”，誰都怕當“大躍進消極分子”，全國上下虛誇吹牛成風，糧食產量層層加碼，匯總到中南海，就變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農業大躍進就是這麽來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煉鋼，農民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當在二百二十萬噸以上。”（７）河南省更為嚴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裏未收獲入倉。（８）又因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征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征購量隨產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購數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億斤，全國農民的人均口糧減少了二十一斤。（９）個別地方，如河北省張北縣，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被近四倍地虛誇”，“使國家征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征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糊口的隻是一些土豆。（１０）

虛報不那麽嚴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樣幹稀搭配、攙和蔬菜，也能勉強維持一年。可是八月間全國一窩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的口號風行南北，公社食堂在無計劃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飯比賽，“放”了幾個月後，糧倉也就空了。所以饑荒的到來隻比大躍進晚了半拍，從一九五八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靈壁縣的三個鄉餓死了五百多人。（１１）

一九五八年的“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成為奴隸、役工，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被驅不如犬與雞”。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有些許多地方竟然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九十九，紅旗不丟手！”（１２）許多人勞動過度、營養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國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超過了一百萬！（１３）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許多地方已處在饑饉的邊緣，發出了餓死人警報。按薄一波的說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五個縣統計，就有兩千五百萬人“無飯吃”。（１４）

在這種形勢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出頭“為人民鼓嚨胡”，在七月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大躍進提出質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澤東就勢發動“反右傾”，整肅了一千多萬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１５），形勢極度恐怖。正如當時的江蘇省省長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書記周惠是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所說：“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稍有點政治閱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蟬，或謹慎言行。”（１６）因此中共各級幹部唯恐“右傾”帽子落到自己頭上，誰也不敢為“無飯吃”的農民大聲疾呼。

中國這塊黃土地，曆來是豐、平、歉年交替。在連續兩年豐收後，一九五九年是個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麵積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九千萬畝，以致年產量隻有三千四百億斤（１７），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四百多億斤。然而，各地為了表示自己擁護大躍進，不惜再次吹牛虛報糧食產量。如廣西上林縣，秋收一結束縣委就將各公社、生產大隊的幹部集中開會，要下麵報告產量，凡虛報高產的得獎，如實報告的則扣以“右傾”、“反三麵紅旗”的帽子，報不到縣委要求的數字就不散會。基層小吏敵不過縣大人，隻好亂報產量。結果全縣本實收一點四四億斤，卻報了二點五七億斤。（１８）這樣，匯總到政府總理周恩來那裏，糧食總產量就多出整整兩千億斤，變成了五千四百億斤。又是個“特大躍進”！

於是繼續高征購。計劃分到各省，誰也逃不脫。農村沒那麽多糧食可交。征購計劃又必須完成，怎麽辦？

“反瞞產”！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澤東就曾擬檔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１９）此後，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一定是基層幹部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於是“反瞞產私分”，拚命從農民碗裏奪糧，全國一律，沒有例外。結果留給全國農民的的人均糧食（含口糧、種子糧、牲畜飼料糧）比一九五八年還少一百餘斤。（２０）

對擠了農民的口糧這一點，毛澤東十分清楚。他下達指示：“告訴農民，恢複糠菜半年糧。”（２１）“糠菜半年糧”餓不死人，但實際情況是，“反瞞產”、完成國家征購數之後，許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隻剩下菜，連糠都沒有了。從十一月尾起，人類曆史上空前的大饑饉就籠罩了全中國。

“反瞞產私分”是導致大饑饉、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一步。農民成百成千萬地餓死的慘劇與“反瞞產私分”同步發生。當時人口七千萬的全國第一大省四川是個典型。本來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一五八二萬噸，可是在“反瞞產”過程中“撤換了大批堅持實報糧食產量的幹部……‘查’出大量並不存在的糧食”，於是省委公布說產了三千五百萬噸，結果國家征購數高達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年僅征購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給每個農民的糧食隻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國農民平均留糧數低四分之一以上。（２２）去掉種子、飼料糧後，口糧已所剩無幾。餓死人是注定的了！

宜賓市委在“反瞞產”運動中鬥爭、捆打了兩千五百多名基層幹部，將該市所屬農村的十六萬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隻剩一百餘斤。結果三萬八千人農民冤死，差不多每四個農民中就有一個成了大躍進的犧牲品。（２３）

仁壽縣，縣委書記把全縣的公社幹部召去開大會。會上將公社幹部一個個輪流叫上台，讓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裏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隻得胡亂報個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農民僅剩的一點糧食交出去後，便隻有餓死了。四川省委書記閻紅彥帶領工作組前去處理，並發放了五百萬斤救濟糧，可是一百一十萬人按人頭分，一人不足五斤，製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壽縣人口比大躍進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萬，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個人民公社六萬餘人劃給威遠縣以及少數外流者不算，多數餓死了。（２４）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灌縣都江堰參觀，感歎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就在這自古以來從不曾被饑饉光顧的好地方，餓死了四萬多人。同在成都平原，與灌縣為鄰的崇慶縣，也死了約三萬五千人。（２５）

從重慶沿長江而下，行不多遠就是以“鬼城”著稱的豐都縣。那裏八點七萬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成了名符其實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聞名的巫山縣，因“大煉鋼鐵”使“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裏”，從一九五八年就開始餓死人；先後餓死了五萬七千人，每六個半人中死了一個。（２７）

大邑縣，死亡率更高，每五個人裏就死了一個！井研縣，每八個人裏死了一個。新編《井研縣誌》說，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過曆史最高水準”，正是實話。（２８）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遠超過任何一省。如今官方發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統計數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數分別為一零三萬、二五八萬、三百萬、一二五萬、二十六萬。整個大躍進期間，四川餓死的人數高達八百十一萬，每九個人就死了一個！（２９）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毛澤東的秘書、成都人田家英聞說成都郊區放了顆“畝產稻穀二萬四千斤”的大衛星後，曾於一九五九年初率領一個工作組到那個公社去調查，弄清了真相：糧食畝產隻有幾百斤，上報時吹了牛，上級要征糧，公社將本應用作農民口糧的稻穀拿去湊數，公社食堂隻有清湯稀飯給農民填肚子。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前，從武漢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對李井泉說：“現在可是有的地方餓死了人。”李井泉卻滿不在乎地答道：“中國這麽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３０）

如今，四川死了那麽多人，李井泉應負全責。但他成功地用幾個替罪羊頂了罪。譬如雅安地區死人太多，不處理不行了，李井泉放過地委第一書記何允夫，下令將榮縣縣委書記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該縣科、局長全部撤換；並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幹部。李井泉的老上級、一手提拔了李的鄧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川時，在全省縣委書記會上說：“四川的工作，中央認為滿意，是全國工作做得比較好的（省）。”同樣餓死了成百萬人的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第一書記都被撤了職，唯獨餓死了八百萬子民的李井泉是個例外，不僅安然無恙，而且當餓死人的災難還在繼續時，李井泉就官升一級，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掌管雲、貴、川三省。這也算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奇跡罷！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四川省的工作部曾就餓死人的嚴重問題向李井泉發難，李不得不在四川組的小會上作檢查。檢討通不過，鄧小平兩次到四川組去為他開脫：“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麽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鄧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個人的責任，說“會議再不能這樣的繼續開下去了”，李再次輕易地混過了關。（３１）四川餓死八百萬人的事就成了一筆糊塗帳。

廣西壯族自治區在第一書記韋國清領導下，於一九五九年九月開始“反瞞產”。他親自坐鎮桂林地區臨桂縣指揮，一場令人發指的搜糧運動遂遍布廣西。

韋國清的“反瞞產”成績巨大，譬如龍勝縣，一九五九年糧食征購數竟然高達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給農民的口糧甚至一天不到四兩糧，結果當然是把人活活餓死。（３２）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廣西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特號新聞，是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一手導演炮製的。到了一九五九年，為了搜刮糧食上交，賀亦然聲稱：“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區也要爭個第一！”結果“反瞞產”搞得如此徹底，有的農民家裏僅剩幾把米，不得不藏進尿罐裏以免被搜走。為讓“私藏”了糧食的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環江縣馴樂區委甚至下令“滅火封鍋”，逐門逐戶將爐灶貼上封條，連取暖的火也一律滅掉。在寒冬臘月裏，區委派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許多農民挖得野菜、剝得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為餓死鬼。（３３）

餓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饑民外逃。環江縣水源區委甚至追捕到相鄰的河池縣，將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繩索捆成一長串，押送回鄉。當忍無可忍的饑民到水源區糧管所搶糧時，區委書記韓祖文不僅不開倉放糧，反下令開槍鎮壓，事後還誣稱被槍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３４）

從一九六○年初開始，環江縣餓死了三萬多人。“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賀亦然的豪言壯語沒有白說，柳州地區真的得了全廣西第一：死人十六萬！（３５）

但是，“反瞞產”運動是韋國清直接指揮的，他親自坐鎮的桂林地區臨桂縣五通鎮，七、八千人口也餓死了三分之一，死絕了一百多戶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州地委開會討論對賀亦然的處分時，韋國清為賀開脫，“建議中央、中南局對賀不作組織處分。”（３６）這樣，賀雖丟了地委第一書記的職，卻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賀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後說是受四人幫迫害，平反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區區委書記。）而升任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不久的原環江縣委書記洪華則被當做替罪羊拋出，判處五年徒刑，並死在了勞改農場。奉命槍殺搶糧的農民的環江縣水源區委書記韓祖文則判了十五年。

廣西共死了多少人！據一九六七年“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發表的《給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韋國清自己承認的數字”是三十多萬，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鍾楓揭發，起碼有五十萬。”（３７）

死人嚴重的另一個省是安徽。鳳陽縣是個典型。鳳陽縣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是一點五億斤，但縣委宣布“我們在總路線的照耀下，奪得了農業生產的全麵大豐收。糧食總產四點○五億斤……”報了高產就得多交糧食，縣委擠社員的口糧。擠不出來，便“反右傾”、“反瞞產私分”。鳳陽縣委在十月間召開全縣幹部大會，開始了空前野蠻、殘酷的“反瞞產私分”運動。社隊幹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櫃，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一個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殘廢，還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３８）

一個月後，便開始餓死人。該縣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在化名“石求明”給毛澤東寫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極為驚人的。一個死亡占百分之五，一個占百分之十一強，一個占百分之十五，一個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萬鳳陽農民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饑饉中。（３９）

餓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鬆、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布，該縣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萬餘人。”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４０）

安徽死人如此嚴重，震驚了北京。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當局力圖封鎖消息封鎖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但最後中南海還是知道了。但問題究竟到什麽程度，中共中央卻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處理安徽問題時，劉少奇曾在安徽大組會上說：“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隻有第一書記和公安局長知道，其他書記和常委都不知道。這種態度是不行的。”“我問你們死了多少人，你們說向中央報告過了，一百一十幾萬，誰相信？你們心中有數，可就是不說老實話。……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說出來，再隱瞞要開除黨籍。”（４１）但很可能他始終沒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實，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連安徽省委也說不出準確的數字。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三百多萬，四百多萬，五百多萬。三百多萬是個下限。（４２）

貴州山區地勢偏遠，貧窮落後，俗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裏平，人無三分銀。”一九五九年僅生產了七十億斤糧食，可是省委上報說產了一百五十億斤，並要在十月前完成征購任務三十八億斤。（４３）農村嚴重缺糧，糧食收不上來，省委認為基層幹部一定隱瞞了產量。為逼迫他們認為隱瞞了糧食的基層幹部就範，省委通知各縣“先吃自己的，後吃國家的”，規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不得發糧食給公社食堂。同時提出一條別出新裁的口號“捉鬼拿糧”，對基層幹部審訊拷打，逼迫他們交出糧食。結果造成“貴州死人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遵義地區、畢節地區和銅仁地區。

遵義是所謂“革命聖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開會、毛澤東奪得領導權而聞名。但毛澤東革命成功十年後，遵義卻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本書作者朋友的一位親戚，全家八、九口僅一人活了下來。一九六○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省委聞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北京還是知道了“遵義事件”。四月間，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打電話要貴州省委監委匯報遵義死人的情況。可是省委書記李景膺卻將監委寫的報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李親去遵義處理事件時，隻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地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裏當了計委副主任。

畢節地區也成了活地獄。“地委書記孟子明是個土皇帝……一九五九年在畢節地區大搞所謂‘捉鬼拿糧’……，製造了全省聞名的‘金沙事件’（金沙縣嚴重死人事件），使無數貧、下中農家破人亡。”（４４）一九六八年，本書作者的一位朋友到金沙縣工作，當地人告訴他：一九六○年幾乎家家死人，全縣死了大約四分之一。一九六○年六月，李景膺親自到金沙縣，把六個區委書記逮捕了五個。其中一個楊金倫原是縣委書記，因堅持向上級說本縣缺糧而被撤職下去當區委書記的；如今也成為壞人被捕。但孟子明卻因禍得福，丟掉地委書記職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年初，銅仁地區思南、餘慶、印江三縣相繼斷糧，農民成萬成萬地死去。活下來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當年天旱，夏收無著，更多的饑民死去了。一九七○年，筆者一位朋友到那裏一家工廠工作，車間黨支部書記告訴他：書記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數家，都是全家死於那場饑饉，無人幸存！和遵義、畢節地區一樣，省委丟車保帥，僅處理了幾個縣委書記，而被老百姓稱為“製造銅仁嚴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禍首”的地委書記周國璽卻升到省裏，當了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一九六○年六月，國務院民政部召開全國民政廳、局長會議前，省民政廳統計了貴州的死人數字，準備向北京報告。省委書記李景膺見了大發雷霆，說“誰叫你們報的？這麽大的數字還得了！”“你們把這些數字反映出去，被台灣、香港特務機關得到，就等於給台灣、香港的特務機關送了情報。你們趕快把這些材料燒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一百零幾萬，省委未及製止，貴州的真實情況才得以外傳，中央政府特派謝富治率檢查團前去檢查。（４５）但那些“革命聖地”的冤魂卻再也不能複生了！

自然條件本不算好、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一九五八年國家征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處處有農民餓死。六月初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自國外訪問歸來，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介紹國內情況時，就曾特別提到過甘肅的問題。八月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省委搜刮糧食變本加厲，收走了占當年產量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糧食。“再扣除種籽和飼料等留糧，農民所剩無幾，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據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４６）（僅折合四兩食用糧）整個甘肅一下子掉進了曆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中。

一九八六年時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李子奇說：“在三年困難時期，甘肅有很多人死於饑餓，主要集中在隴中地區。”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後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饑饉餓死近百萬居民”。（４７）

隴中大自然條件較差，但自然條件好的地區也沒能逃脫大躍進人禍。武山縣位於蘭州和天水之間的鐵路線上，渭河從中穿過，渭河兩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間，是幾十裏寬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澆灌土地，在飽受幹旱威脅的甘肅省，屬於豐饒地帶。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肅省委表彰的“紅旗縣”，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餓殍的鬼域。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為例，從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開肚子隨便吃飯。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開始限量，不能放開肚子吃飯了。大家開始勒緊褲腰帶。開頭每人每天六兩糧食，一周後改為五兩；十一月上旬改為四兩，下旬改為二兩。

到了五九年底，糧食沒有了，僅剩下大白菜充饑。隊裏死了驢，肉被隊長們瓜分了，社員們沒份。社員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糧食全部沒收歸食堂。大年初一，食堂裏隻有大白菜和爛土豆。社員雖然多少還藏了一些糧，但堅持到六○年二、三月間，就完全沒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隊勞動改造的蘭州大學右派學生何之明這時已被調到縣辦工廠，有“城鎮居民”的口糧，無餓死之虞，回村看望老鄉時還能接濟他們一點。可惜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老鄉成批餓死。百泉大隊（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餓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東。（４８）

甘肅餓死人的嚴重情形傳到北京，震動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鍈親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了解到真實情況後，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於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蘭州召開會議，改組甘肅省委，並號召全省“緊急行動起來搶救人命”。（４９）賑濟饑民的糧食是運去了，駐軍也則配合地方，挨家挨戶送救濟糧。雖說“來遲了”，許多農民已經死去，死亡潮終於停止蔓延。

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萬至二百萬之間，一百三十萬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對此從沒有人提出過異議。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間，對甘肅餓死人應負主要責任的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江蘇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甘肅的造反組織派代表到江蘇，要求將張揪回甘肅，理由就是“張仲良欠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當時，由於劉瀾濤被打倒，張仲良的個別老部下想為他翻案，找到當時主掌甘肅的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請他支持張仲良複出。冼恒漢回答說：“我要是為張仲良翻案，我對不起一千多萬甘肅人民。”結果張仲良的案終於未能翻成。

青海同甘肅差不多。由於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幹”（劉瀾濤語），青海發生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劉瀾濤向鄧小平點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據劉回憶：“王昭同誌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到黃河兩岸，地裏看不到人跡，村裏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蕭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５０）但在救濟糧送到之前，許多農民已經死去了。

青海當局公布的死亡數僅為十二萬多，因為打了“外流”的埋伏，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萬。（５１）而實際上全國各處都在挨餓，外流者很難討到吃食活下去，哪怕隻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於他鄉，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數就是四十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五了。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範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該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莊稼爛在地裏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一百九十五億斤，他卻按四百五十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征購，完不成任務的幹部就是“小彭德懷”。各地隻好靠搜刮農民的口糧來證明大躍進之偉大，將當七十五億斤交了國家。（５２）結果弄出了幾個“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信陽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說法是：“‘信陽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群眾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十八個縣（市），有十五個縣（市）出現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５３）

注　釋

(1)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卷一第一五七頁。
(2)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引自筆者保存的一九六八年清華大學刊印的《學習資料（續一）》。
(3)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七○二頁。
(4)《黃克誠回憶錄》第三八五頁。
(5)薄一波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對薛暮橋等人的談話，一九六七年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薄一波》大字報選第二輯；一九六七年五月“鬥爭薄一波批判餘秋裏批判穀牧聯絡委員會”編印的《憤怒聲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薄一波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滔天罪行》。
(6)史柏年《試析一九五八年我國的糧食生產》，《黨史通訊》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一九五七年產糧三千七百億斤，一九五八年三八二六點六億斤。
(7)《當代中國的四川》（上）第九十三頁。
(8)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羅榮桓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的講話，《羅榮桓元帥》第九○一頁。
(9)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一○三頁。
(10)胡開明《難忘的三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九集。
(1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集第四三六頁。
(12)《安徽文學》第五期。
(13)參見(29)。
(14)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七一四頁。
(15)《黨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二十一頁。
(16)《鍾山》雜誌一九八九年第五期第一四○頁。
(17)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二十八集第五頁；中國國家統計局《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一○三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　-1965)》第三十四頁。
(18)《上林縣誌》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五頁。
(1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集第五十二頁。
(20)《黨史通訊》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第十七至二十頁；中國國家統計局《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一○三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第三十四頁。
(21)同(19)，第三三六頁。
(22)《當代中國的四川（上）》第一○○頁。
(23)一九九二年版《宜賓市誌》第十七、十八、八十四、八十八頁。
(24)四川人民出版社《閻紅彥傳略》第一七四頁；一九九○年版《仁壽縣誌》第九十六、九十七、一○六頁。
(25)吳曉梅、劉蓬《毛澤東走出紅牆》第六十四頁。一九九一年版《灌縣誌》第七十四、一三○頁。
(26)一九八九年版《夾江縣誌》第八十二頁。江北縣死人事件見《重慶黨史研究資料》一九九三年第二期第四十二頁。
(27)一九九一年版《豐都縣誌》第九十四頁。一九九一年版《巫山縣誌》第二十二、九十一頁
(28)一九九九二年版《大邑縣誌》第一四二至一四三頁。一九九○年版《井研縣誌》第九十九、九十八、一五○頁。
(2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國人口年鑒》第五二二、五二三頁：四川省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平均死亡率為千分之十點五五，此為正常死亡率。四川省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人口數為七○八一萬、七○七八萬、六八九七萬、六六二○萬、六四五九萬。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死亡率為千分之25.13、46.97、53.97、29.42、14.62。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數分別為7081x(25.13-10.55)/1000=103.2萬、7078x(46.97-10.55)/1000=257.7萬、6897x(53.97-10.55)/1000=299.5萬、6620x(29.42-10.55)/1000=124.9萬、6459x(14.62-10.55)/1000=26.3萬，共811.6萬。若按全國平均正常死亡率千分之十點八○計算，則非正常死亡數為803.2萬。
(30)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光明日報》；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二九四頁。(31)一九六七年六月，四川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刊印的《打倒李井泉》第七十七、七十八頁。
(32)《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第十六頁。
(33)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廣西紅衛兵總部《南疆烈火》報。
(34)美洲《民主中國》第二十九期第九十一頁。
(35)同(33)。
(36)同(33)。
(37)同(33)。
(38)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卷三第五十九、六十四頁。
(39)同上，第六十五頁。郭書田、劉純彬《失衡的中國》(第一部)第十九頁；《中國作家》一九八九年第四期第九十一頁，霍達《民以食為天》。一九五八年人口約三十九萬。
(40)一九九○年版《宿鬆縣誌》第八十九、八十三、三十二頁。一九八九年版《濉溪縣誌》第四八二、七六二頁。一九九一年版《靈壁縣誌》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頁。一九八九年版《渦陽縣誌》第四八二、四十二頁。一九八八年版《全椒縣誌》第二十三、七十一頁。
(41)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央擴大會議上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二次講話，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紅代會“北京工業學院紅旗公社編印的《劉少奇瘋狂複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頁。
(42)一九七九年時的安徽省委秘書長與本文作者的談話。
(43)一九六七年七月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反聯絡站”印發的材料《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景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頁。李景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為貴州省委書記，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為內務部副部長。
(44)一九六七年七月，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反聯絡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當權派李景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頁。
(45)同(43)，第三十五頁。
(46)一九八九年《甘肅省誌•概述》第一四三頁。一九九二年二月張天珩《回憶霍維德同誌二、三事—在與霍老共患難的日子裏》未刊稿。霍維德，前甘肅省委第二書記、副省長，一九五九年被定為“反黨集團頭子”。
(47)《了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期第十七至十八頁；一九八七年“中國潮”報告文學獎一等獎獲得者，麥天樞《西部在移民》，《人民文學》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48)何之明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49)解放軍出版社《憶錢瑛》第四頁；一九八九年版《甘肅省誌•概述》第一四五頁。
(50)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51)一九九○年版《青海省社會經濟統計年鑒》第八十八頁，一九八九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中國人口•青海分冊》第八十一頁。
(52)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曆》第二六○頁；《當代中國的河南（上）》第一三六頁。
(53)《當代中國的河南》(上)第一三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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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三)





◎丁抒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

信陽地區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三十二億斤，以第一書記路憲文為首的信陽地委卻估產為六十四億斤。省裏要征購九點六億斤，已屬過頭，地委卻自報奮勇，要為大躍進多作貢獻，交了十點四億斤。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多被劫掠而去，平均隻剩下一百多斤口糧，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還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斷糧停夥了。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５４）各縣派民兵封鎖村莊，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隻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萬。（５５）但這與目前已披露的各縣的死亡數不符：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多人，新蔡縣死亡近十萬。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僅在一九六○年一年裏就餓死九萬八千人，每四個人中死了一個！在那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餓殍！（５６）而“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縣（市）“有十五個”！

實際上，內部還有一本帳未公開：“第一次統計是八十三萬人……第二次統計查出九十七萬；上級估計在百萬人以上。”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率領工作組到達信陽。調查了五個月後，工作組組長陶鑄在一次講話中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５７）作家白樺是信陽人。他說當時“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正是事實。僅息縣就有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五六四七戶，息縣五一三三戶，固始縣三四二四戶。”（５８）

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張文才曾說當時“有些地方甚至餓殍遍野，總理為此憂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陽。對信陽事件，毛澤東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毛澤東指定他身邊的幾位元工作人員到信陽地區去調查研究。不過，當這一行人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達河南時，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卻不讓他們去信陽，把他們安排到了許昌地區的鄢靈縣。雖然他們也看到了“農民大量挨餓、生病、死亡的淒涼後果”，畢竟沒有看到信陽地區餓殍遍野的慘況。（５９）

河南省的問題剛暴露時，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想從下麵找替死鬼，挑上了禹縣縣委書記刁文。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時，禹縣出過一陣風頭，每當中央要員前去參觀，吳芝圃必定風光滿麵地陪同。到餓死了人，事情鬧大了，吳臉一變，下令槍斃刁文。但被中央發現製止，刁文才揀了一條命。南陽地區唐河縣一九五八年曾創造全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和“保證畝產籽棉一萬二千斤，爭取一萬五千斤”的棉花高產奇跡。結果該縣的糧食被大量外調，供上級領導觀看的糧囤僅表麵一層是糧食，下麵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斷糧的農民成批餓死，萬戶蕭疏、餓殍遍野，路上隨時可見倒斃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該縣人口銳減了十一萬四千。在相鄰的淅川等縣的三個縣委書記、縣長被捕，上報中央等候批準槍決時，唐河縣委第一書記畢可旦風聞自己將被解押南陽，“很可能槍斃”，便先領著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婦及三名女兒死去。

（文革後，畢被平反，官方為他遷墓重葬。可是官修墓碑敘述他的生平時，隻說他一九五七年任唐河縣委第一書記，一九六○年十一月逝世，對大躍進和他的死因隻字不提，好象根本就沒有那回事。倒是與他一起跳井時年方十四歲、被母親頂上水麵逃生的兒子畢劍增說了實話：“唐河當時餓死人多，我父親身為父母官，他是有責任的。他既是浮誇風的執行者，也是一個受害者。”）（６０）

河南餓死人的慘劇被揭開後，大躍進的積極分子吳芝圃終於不得不認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６１）不過，他的官運並沒到此結束。不僅中共中央委員的頭銜卻沒丟，而且不久就又調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隻比原職低了半級。他死後，中共為他作的傳是這樣寫的：“一九五六年……被選為中央委員。一九六二年以後，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一九六七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去世”。（６２）同畢可旦的墓碑一樣，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間，吳芝圃的經曆也是空白，似乎什麽事也沒有做；一個欠了老百姓二百萬條生命”的人物，竟成了受迫害而死的大好人。中共為吳芝圃開追悼會時，河南省委機關報《河南日報》甚至發了篇強奸民意的大塊文章《河南人民一直懷念他》。那一天，在河南省會鄭州的一處公共報欄，有人在這篇文章旁批了幾個字：“河南人民永遠不會原諒這個人！”

山東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青壯勞力都去煉鋼、修水庫去了，全省秋播麵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老天爺幫忙，風調雨順，夏糧長勢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沒有播種，老天爺白幫了忙，應該豐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幾億斤。八月開了廬山會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於是又“大辦水利”。“從十月下旬開始，全省七百萬青壯勞力開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達到八百八十七萬人。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農村經濟麵臨崩潰、嚴重糧荒籠罩全省時，仍有數百萬農村勞力不搞春耕春種、夏收夏種，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隻好拋荒，“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兩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萬畝。”（６３）

本來據山東省委估計，二百億斤是“最低限度的糧食自給目標”，但為了大躍進而土地拋荒，老天爺不肯再幫忙。饑餓的農民無力操持農活，一九六○年僅產了一百六十六億斤。這樣，國家應當支援山東三十四億斤糧食才行。可是為向中央邀功，山東省委反而報告說“大豐收”，農民“踴躍賣餘糧”，從農民那裏搜刮了七十億斤“餘糧”交給國家，即從每個山東農民口裏奪走了一百多斤糧食。結果有一千六百萬農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糧隻有一百四十二點七斤”。（６４）每人每天不足四兩原糧，還不夠兩隻雞吃的。人焉能不餓死！

臨朐縣有個大峪大隊，一九五九年秋收，四十多萬斤糧食被征購，剩下人均口糧僅一百多斤。從十一月起，每人每天隻配給四兩原糧。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糧：“蘿卜四斤頂一斤，菜葉子五斤頂一斤，南瓜二點五斤頂一斤。”玉米秸、剝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殼、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農民的口糧。實在湊不出了，又假設每人偷了四十斤糧食，強行加到每個人的頭上，算起來每人的口糧又多了四十斤。最後向上級報告說每人口糧三百五十七斤。但一天四兩糧食維持不了生命，農民就這樣活活餓死。死的人多了趕不及埋，許多人暴屍路旁。臨沂地區一位元當時的中學生後來這樣回憶道：“大概是（一九）六○年，……那時大食堂已經把許多人餓死了。（上學的路上）常見有被狗撕得亂七八糟的死孩子，我怕極了。”（６５）

一九六○年十月，羅榮桓元帥曾在一次講話中說：“在山東，農村勞動力減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萬降到二百萬，許多土地荒掉了。”羅沒細談山東農民餓死的詳情，因在廬山會議上直言批評毛澤東而被打倒的彭德懷元帥卻多少知道一些。當時他正被軟禁在北京西郊吳家花園（今清華大學與頤和園之間）。有一天，一老一少母女倆到了彭蝸居的地方，她們是步行乞討一個多月從山東來到京城的。那母親一見到彭的一位警衛戰士就哭喊道：“兒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餓死了。全村人把樹葉都吃光了，都逃出來了……”（６６）

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部長張北華是山東人。一九六○年，在通渭縣大批餓死人後，他被派到通渭縣去處理。就在這時，他的侄兒從山東老家去甘肅找他，告訴他山東家鄉的情況與通渭縣差不多，他的父親也是餓死的。連這位高級幹部的父親都餓死了，山東死了多少普通農民就可想而知了。（６７）

闖下大禍的舒同，省委書記當不成了。一九六○年十月，舒同下台，“下放”去當縣委第一書記，而活活餓死的幾百萬山東老百姓卻再也沒人提起。此時北京朝廷還不知道安徽死的人一樣多，曾希聖便光榮地兼了山東的第一書記。為了支持曾希聖，中央於十一、十二月間給山東調撥了十億斤糧食。不過其中有四億斤是“返還”的糧食，即本來就是山東農民的口糧，被前省委搜刮了交給北京政府的。（６８）換句話說，要是山東的各級幹部當初不曾搜刮農民的口糧去向上邀功，許多農民是不會餓死的。

北京四圍的河北省，並沒有因為靠近偉大領袖毛主席而沾光。從北京往北，過了八達嶺長城不遠就是張家口地區。一九六○年春，張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到下屬蔚縣調查。在蔚縣西合營村，他看到“春播時，前邊播上種，後邊有人就把種扒出來吃掉。隊裏沒辦法，把種籽通通拌上毒藥，並通告全體社員。可是……種籽照樣被扒出來吃掉，隻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糧食在土裏邊搓搓，然後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裏……”（６９）

在那樣嚴重的情況下，河北省委的書記們既不敢向中央開口討糧食，又不敢開放儲備糧倉。他們隻懂得一條：卡農民的脖子。省委在一九六○年十月決定全省農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兩的指標配給糧食。口號是“吃四兩，曬太陽。”因為太陽光裏有熱量，可彌補食物之不足。

胡開明跑到省裏找省長：“請你們下來看一看，一天四兩糧食怎麽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沒要到一點糧食。而他手下的蔚縣縣委書記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範，竟決定再壓低農民的口糧，規定全縣農民日吃三兩糧。按胡開明的說法，“這個標準降到了一隻雞所需食物以下。”結果僅僅在實行此標準的頭四個月裏，蔚縣就餓死了百分之二點八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兩後，宣化市的死人數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春節初一，河北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省委書記指著宣化市委書記盧起責問：“宣化為什麽死那麽多人，原因是什麽？”盧起回答：“四兩不行，就是五兩也不行，至少需要六兩。”會議這才決定將農民的口糧增加到六兩。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問題才因而逐步緩解。（７０）

湖南也沒因是毛澤東的老家而免禍。漵浦縣本是個除了鹽之外什麽都可以自給的好地方，此時人們也沒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樹葉可采，有獮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設法找點東西充饑。四周山上無野果可采的，就沒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周圍都是禿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餓死了一大半，青年、壯年幾乎死光。本文作者的一位黃姓朋友的同學，一九四九年參軍，當上了軍官。他一九六○年回向家□探親，發現父母都已餓死，村裏沒剩下幾個活人，當即憤而自殺。（７１）

湖南的另一個縣──寧鄉，是劉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聽說劉要回鄉搞調查，當地幹部怕他發現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機關路旁的梧桐樹的樹皮已被饑民剝了吃掉，趕緊做了手腳：將樹幹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劉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個山坡上看到一堆風幹的人糞，用小棍子撩開，隻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來也聞不到臭味。農民告訴他，很多人已經餓死，枯木衝（村名，劉的老家叫炭子衝）餓死了“一、二十個”，“跑了”十幾個。劉的姐姐劉少白家中在一個月裏接連死了兩口。她的兒子因用米糠充饑，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７２）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統計數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僅八十六萬。但陪同劉少奇去湖南調查的夫人王光美說：當時“基層黨組織……連人口死亡數字統計出來了，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可見官方統計的死亡數字必定是縮過水的，不可置信。實際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數至少在一百五十萬以上。（７３）

既然是人禍而不是天災，既然各個省都服膺北京中南海裏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毛指揮的大躍進也就人人有份。所以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周惠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曾說：“各省第一書記都該打一百板屁股。”（７４）為此，以緊跟毛澤東為首務的周恩來專門開過一次會批判他。周惠也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下了台。可是隻過了幾個月，周惠的話就被證實了。所有的省都餓死了人。“一九六○年春天，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回到福建長汀老家，看到當時說假話之風盛行，名義上是保證每人每月吃三十斤稻穀（折糧二十一斤），但實際上沒有做到，大食堂都無米下鍋，吃的多是煮青菜。”一九六一年初，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帶領工作組到閩西，也發現“大片土地荒蕪，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非常嚴重。”（７５）

魚米之鄉普遍餓死人。湖北各縣死人的情況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餓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譬如鬆滋縣一九五九年餓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餓死一萬六。宜都縣有一萬四千餘人非正常死亡。（７６）

由於一九六○年上半年嚴重缺糧，農民顧不上農田管理，天氣也不幫忙，一九六○年的夏收極差。不僅沒有“餘糧”上交北京邀功，反而要向上伸手了。一九六○年底，湖北省省長張體學打電話到北京，對他的紅安縣老鄉、副總理李先念說：“李副總理，你就是砍了我腦殼，也要給我兩億斤糧食！百姓們沒法活了。”可是國庫空虛，李先念也沒有辦法。他沉默了半晌才開口：“你就是砍了我腦殼，我也拿不出兩億斤糧食……”（７７）李拿不出糧食給故鄉，他的許多湖北鄉親自然沒能熬過那場饑荒。

既是人禍，江蘇省富庶的江南水鄉也就逃不脫。溧水縣，近一萬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縣本應“常熟”，卻也死了一萬一千多。武進縣東安鄉，僅兩萬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７８）從省會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裏，石臼湖與固城湖之間，有個原本很富庶的高淳縣（淳溪）。（題外話：石臼湖是筆者當年“接受再教育”、並萌發寫作《人禍》願望之處。）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已發生嚴重的的餓死人事件。省委調查後，寫了報告正要送中央時，在廬山開會的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打電話回去說：“現在氣候不對了，要反右傾了，你們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況。”於是省委將報告壓下，僅將高淳縣委書記劉元撤職了事。廬山會議後，反右傾是首務，無人敢為民請命，糧荒不得舒解，形勢日益嚴重。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親赴高淳調查後，談起高淳的情況，說：“農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莊死得差不多了，還剩幾個人。何等慘啊！”（７９）

長江北邊的高郵縣是又一個典型。該縣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萬六千多人。一九六○年二月，縣委第一書記夏雨和第二書記洪堅一並成為反右傾的靶子，被定為“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而撤職。新上任的縣委忙著召開萬人大會批判“右傾機會主義”，顧不得救人命。結果一九六○年又死了一萬七千多。饑荒持續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郵縣餓死的三萬七千多人中，一萬七千多是兒童。（８０）

高郵北邊的興化縣，死的人數差不多，縣委書記郭玉漢被撤了職。興化北邊的寶應縣，情況更嚴重。因為忙於各種“大幹”，顧不上農活，一九五九年一半以上的稻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還有的稻田幹脆拋荒，結果大減產。“當年糧食實產十七萬噸，而縣委主要負責人卻堅持核定產量二十七點五萬噸，以至征購過頭，社員口糧全年人均隻有七十六點五公斤，造成農民非正常死亡的嚴重問題。”四萬人餓死，事情鬧大。江渭清親自出馬，逮捕了縣委書記徐向東。江雖自我檢討說“寶應事件，省委要負一定的責任”，（８１）但“死者長已矣”，再也不能複生了。

當年副總理陳毅路過南京時，曾將江蘇省長惠浴宇找去問：“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們江蘇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蘇省委事先已統一了口徑，惠浴宇也就沒有對他的老首長說實話。陳毅回到北京，歎道：“在下麵跑了幾個省，誰也不敢說老實話……”（８２）

全國二十六省，全都餓死了人，無一例外。前麵未提及的省份，今列舉一二實例，且為周惠的話作證：

遼寧台安縣，一九五九年就開始餓死人，到了一九六□年，每人每天的口糧僅四兩至七兩毛糧。吃七兩的可勉強活下來，吃四兩的便難逃一劫。那兩年間，人口減少了六萬，除去“外流二萬多人”，非正常死亡當在二萬以上。雲南鎮雄縣，一九五九、六○年兩年內有一萬人“非正常死亡”。陝西安康縣，一九六□年“大部分社隊人均口糧不足十公斤……全國兩千餘縣，沒人餓死的很少，有些地方隻是情況稍好、死亡數相對較低而已。如江西寧都縣和豐城縣，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兩千人上下。廣西橫縣，一九六○年“春夏間……因缺糧餓死一千四百人。”連地廣人稀的糧倉黑龍江省也不例外。譬如望奎縣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二年，黑龍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糧食定量減到二十四斤……。農村……糧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災地區，入春以後幾乎沒有糧食吃，人們主要靠野菜、野果、樹葉、植物的根莖充饑……”（８４）

偉大領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糧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區農民就不行了，他們是被犧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區農村共有三點六萬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鄰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數為三萬五千多。東北重鎮沈陽的情況就更差一些，三年內共有六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萬五左右是歸沈陽市管轄的新民縣的農民，幾千人屬沈陽市管轄的遼中縣。（８５）

在有些城市，居民因營養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加也十分明顯。若將這也算作“非正常死亡”，則河南南陽市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就每年有幾百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年非正常死亡數達一千以上。縣屬小城鎮的居民，凡與農民一樣無“商品糧”可買的，都是被犧牲的一群。譬如四川新津縣武陽鎮，僅一萬多居民，一九六○年竟死了一千一百多人。（８６）

還有一批人是不該不提的。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補進網裏的右派，以及因“攻擊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而獲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學院你夜的回族青年沙雲青，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以後又因與朋友議論大躍進而成了“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在青海某地的監獄裏，“和他關在一起的‘政治犯’們，大多是專家、學者、教授，憂國憂民而因言獲罪。他在那裏拜了許多老師，跟著學文學、學科學、學馬克思主義。後來，他的老師一個又一個悲慘地死去。二十五個人的大牢裏，隻剩下兩個人，餓得皮包骨……”沙雲青是其中之一。（８７）

蕭複興的《柴達木傳說》記載了在青海的另一所勞改農場裏右派們的遭遇：“缺糧，嚴重的缺糧。勞動，依然是繁重的勞動。許多犯人先後餓死了。”“新來了一個大學講師，也是右派。斯文白晰……沒過幾天，人不見了。怎麽找，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師黃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灘上。他餓死了。瘦瘦的身軀緊貼在沙灘上。”（８８）

“胡風分子”任敏，一九五五年與丈夫、複旦大學教授賈植芳一起入獄，一年後獲釋，被發配青海，旋又因“攻擊毛主席”而再度坐牢。大饑饉時，她在牢房裏的任務是搬死屍，每天都有餓死的囚犯往外搬。在北大荒勞改的右派、電影《智取華山》的導演巴鴻，及另外幾位演員的勞動任務稍有不同：挖墳坑，定額每人每天挖三個。男高音歌唱家兼音樂指揮莫桂新（女高音獨唱家張權的丈夫）葬身的墳穴，就是他們幾位電影工作者挖的。勞改犯死得太多，連做墓牌的木板都不夠用了。興凱湖邊埋葬他們的的小丘崗上，所謂墓牌隻是一塊紅磚，用粉筆書寫著那些右派分子的名字。“一場大雨浸過，粉筆筆跡消失，那死鬼就成了無名野鬼。”（８９）

那時，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右派作家張賢亮，也是個勞改犯。他後來這樣回憶那段日子：“數百名工程師、農學家、會計師、教員……還有在國外留過學的學士、碩士、博士或舊軍官”，與刑事犯關在一起勞改。“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每月每人的口糧標準從二十斤降到十五斤，再降到九斤！”“勞改隊開始大批死人……接二連三地死人。假如你早上爬起來，發現身旁的人死了，應該向組長報告：‘組長，某某人死了。’千萬不能說：‘啊，組長，又死了一個！’”“勞改隊的領導經常‘報告’社會上人民群眾的生活比勞改犯人還困難，吃的比犯人還糟糕（這樣勸導犯人不要逃跑）”。（９０）

甘肅酒泉附近有個名叫夾邊溝的地方，“一九六○年……有兩千多名因各種原因挨整的幹部在夾邊溝勞改農場餓死。”該農場由於人犯基本死光而變成了荒涼的丘墟。（９１）

離北京不遠的河北清河勞改農場死的人更多。僅其中的“五八三”分場就死了三百多。他們大多是北京西郊學院區送去的學生：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航空學院、鋼鐵學院、工業學院……（９２）

這批死者中，沒有名人。除了筆者的校友、清華大學電機係學生張心濤、劉雪峰外，能追尋出名字的不多。以下是當年稍有名聲、平反後被人提及，在人世間留下了一點痕跡的幾位右派分子：自日本歸來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費明君，死於青海；自台灣赴大陸的美學家呂熒，死於河北清河；自香港歸來的作曲家陳歌辛，死於安徽；自美國歸來的化學家、蘭州大學副校長陳時偉，死於甘肅武威黃羊河勞改農場。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一個如今青年學子們所不知詳的時代。

注　釋

(54)同(53)，第一三七、一三八頁。
(55)一九八六年版《信陽綜覽》第二七八頁。
(56)謝春濤》大躍進狂瀾》第二○三頁，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一九八六年版《淮濱縣誌》第六十九頁。
(57)史川《“反瞞產”是導致人口大批死亡的主要原因—從中共內部文件看毛澤東怎樣把農民推向絕境》未刊稿；美洲《民主中國》一九九三年七月月號第二十二頁，河洛《漫說中原》。
(58)一九八九年香港存真社版蘇曉康《烏托邦祭》第三○一頁；。
(59)《紀實文學》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張文才口述、周之德執筆《周恩來軼聞》；王學仁《毛澤東和他的機要秘書》，見《湖北日報》社主辦的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楚天周末》。
(60)香港存真社版蘇曉康《烏托邦祭》第二九九至三○一頁。
(61)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首都經濟信息》報，《數字裏的悲哀—追記一個縣委書記的死》。
(62)裘之倬《中共黨史人名錄》第一八○頁。
(63)一九八九年版《當代中國的山東》(上)第一九四頁。
(64)同上，第一九三、二○一頁。
(65)《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第十八頁；《當代》雜誌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二三九頁。
(66)《羅榮桓元帥》第九三九頁；馬輅等著《國防部長浮沉記》第一六二頁。
(67)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報》，段君毅《深切懷念張北華同誌》。
(68)一九八九年版《當代中國的山東》(上)第一九六頁。
(69)同(10)，第八十五頁。
(70)同(10)，第八十九、九十三頁。
(71)該黃姓朋友與本文作者的談話。
(72)陳峰《啊！父老鄉親……劉少奇一九六一年還鄉記實》，《記者文學》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73)《湖南省誌》一九八二年版第二卷(上冊)第二五三、二五六頁。
(74)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第一四二頁。
(75)中央文獻出版社《不盡的思念》第二三○至二三一頁；《人物》雜誌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第十四、十五頁。
(76)一九八六年版《鬆滋縣誌》第二十七、六十、六十二頁。一九九○年版《宜都縣誌》第一三?頁。
(77)《解放軍文藝》一九八五年第四期，所國心、董濱《兩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
(78)一九九○年版《溧水縣誌》第九十四頁。一九九○年版《常熟市誌》第一○三○頁。一九八一年版《東安誌》第三十五頁。
(79)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江蘇省革命造反派炮轟省委聯合會、江蘇省省級機關革命造反總部、江蘇省省級機關革命造反總部省委辦公廳分部編印的《打倒江蘇地區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江渭清》第十三頁；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江蘇省公安廳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編印的《打倒洪沛霖！搗毀洪家店！》第十頁。
(80)一九九○年版《高郵縣誌》第六十一、一六二頁。
(81)《當代中國的江蘇》（上）第九十八頁；《新華文摘》一九八五年十一月號第一六八頁。一九六六年十月，華東一批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高級幹部到其老上級陳毅元帥家中做客。眾人聊天時，談到了一九六○年餓死人的的事。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說：“我在江蘇工作十七年了，十七年間，我就撤過一個縣委書記，因為他死官僚主義，省裏撥給他糧食他不要。全縣餓死四萬人。”江渭清指的是寶應縣，見下文。江所說僅撤過一個縣委書記的職不確。
(82)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報》。
(83)一九八一年版《台安縣誌》第一二六、三十七、一三?頁。一九八七年版《鎮雄縣誌》，《全縣戶籍人口情況一覽表》。一九八九年版《安康縣誌》第二十四頁。
(84)一九八六年版《寧都縣誌》第七十頁；一九八九年版《豐城縣誌》第三十二頁；一九八九年版《橫縣誌》第十六頁；一九八九年版《望奎縣誌》第九十頁；《黑龍江四十年》第三○三頁。
(85)一九八六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中國人口年鑒》第三九九頁。一九九一年版《天津簡誌》第一一七六頁。《沈陽市誌》第四三五、四三一頁。
(86)《南陽市誌》一九八九年版第一二七至一二八頁。一九八三年版《武陽鎮誌》第十九頁。
(87)翟禹鍾、梁勝明著《絲路潮》。
(88)蕭複興《柴達木傳說》。
(89)叢維熙《走向混沌：反右回憶錄，勞改隊紀事》第二二○頁。
(90)《中篇小說選刊》一九九二年第五期，張賢亮《煩惱就是智慧》。該文不是小說。
(91)張天珩《回憶霍維德同誌二、三事—在與霍老共患難的日子裏》未刊稿；高爾泰《待查的數字》，一九九五年一月六日美洲《新聞自由導報》。
(92)當年從“五八三”幸存的北京大學的講師與本文作者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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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四)





◎丁抒

三、是人禍，不是天災

一九六○年一、二月間，全國各地餓死的農民以成百成千萬計，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不顧全國人民、包括該報編輯記者都在餓肚子的事實，日複一日地朦騙世人、粉飾太平。人民從《人民日報》上隻看到《從長江到黃河流域揭開夏季大豐收的序幕》的喜訊，字裏行間找不出一絲一毫餓死人的跡象。甘肅和四川都餓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人民日報》上宣告：“人民公社的鞏固和發展，促進了農業的大躍進。”四川省委辦的《上遊》雜誌也在吹噓“農業戰線上仍然是連戰連捷，情況良好，是持續大躍進的形勢……”（１）

不過，十月一日國慶節那天，《人民日報》突然一反常態，強調起天災來：“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特別荒誕的是，此時各地餓死的農民至少已達兩千萬，《人民日報》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饑餓、逃荒和死亡的曆史命運。”好象農村中什麽事情都不曾發生似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布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宣稱“在一九五九年的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後，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正式將國民經濟的“困難”歸諸於“兩年嚴重的自然災害所造成的”。（２）到一九六二年，“兩年”變為“三年”，從此“三年自然災害”就成了對“困難”的官方解釋。官家成功地用謊言蒙住了城裏人，許多中國人居然至今一開口還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如何如何……

中國這塊黃土地，自然條件不算好。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就是豐、平、歉年交替，豐、平、歉大致相當。天災在所難免，翻開《中國曆代天災人禍表》（３），天災幾乎年年都有，但總是地區性的，根本沒有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遍布全國的天災，更不要說“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了。偌大一個中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一省或數省遭災，絕不至造成全國大饑荒。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霸縣王五房村的一位老農對縣委派去的工作組說：“舊社會再不好，這麽大個國家，也不可能全國水洗了一樣的挨餓，總會有個地方你能去逃荒要飯吃。這可好，六○年一到，全國都一樣，無處躲藏。許多人幹瞪著眼睛餓死……”（４）

鄧小平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說：“三年來……天災不是主要的，人禍是主要的。”（５）所謂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完全是編造出來。就全國而言，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有不少天災；一九五八年則是個難得的好年頭。一九五九年有自然災害，但成災麵積（丁注：中國國家統計局將因災減產百分之三十以上定為“成災”）低於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６）而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都沒有發生饑饉。可見一九五九年並無卻無影響全局、足以引致全國大饑荒的天災。當全國範圍的饑饉從一九五九年秋收後兩個月開始、農民成百萬成百萬地餓死時，中國並沒有嚴重的天災。

譬如，“湖南發生糧荒並出現人口非正常死亡是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一年春劉少奇前往調查時曾詢問農民天災的情形，得到的回答是“天災有，但是小。”隨劉一起調查的夫人王光美也說：“湖南那兩年，雖不是風調雨順，但並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７）又如甘肅，黃土高原曆來的問題是幹旱，而一九五九年並沒有可引致全省饑饉的天災。陝西、甘肅兩省自一九二九年以來最嚴重的幹旱是在一九九二年，（８）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甚至還比不上一九七一、七二年，可見甘肅的非正常死亡也與老天爺無關。

四川省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都風調雨順，氣候出奇地好，全省範圍基本沒有天災。可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別高達一百○三萬、二百五十七萬，可見餓死人與老天爺毫無關係。特別隻得一提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糧倉——都江堰灌區所在的灌縣，餓死四萬多人，這是兩千年來從未出現過的。而造成此大規模饑饉的唯一原因，說來也很簡單：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國家分別征購了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五十的糧食，而以往僅征購百分之三十。（９）

四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旱災，這正是豐、平、歉年交替的規律，決不至餓死人，更不至成百萬成百萬地死人。縱觀四川曆史，人口曾兩次銳減。一次是十三世紀宋末元初，蒙古軍隊幾次攻破成都等數十城，大肆擄掠，“搜殺不遺”。川人長達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終被入侵的元軍打垮後，許多縣“宋代遺民慘遭殺戮，或徙或逃，無複存者”，全川六百萬人隻剩下不到一百萬。又一次是十七世紀明末清初，張獻忠造反、清兵入侵，兵禍綿延幾十年，人口由三百多萬銳減至五十萬。（１０）政府不得不組織往四川移民，謂之“湖廣填四川”。那兩次災難雖也屬人禍，與一九六○年的災難畢竟不同。一九六○年的中國，既無內亂、又無外患，卻餓死了那麽多人，真是中外古今曆史上絕無僅有之事！

魚米之鄉湖北也一樣，“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真可以說是風調雨順。”但是，“一九五九年春節之後……開始發現餓死人的事情。”（１１）這顯然也與天災毫無關係。

一九五八年大放糧食“高產衛星”時，河南省偃師縣嶽灘大隊負責人劉應祥怕當“白旗”，不得不虛報產量，宣布全大隊平均“小麥畝產千斤”。可是他和幾位大隊幹部同時做了個手腳，壓縮了該隊的耕地麵積，這樣總產量就沒有誇大，於是也不用把口糧拿去充“餘糧”上交了。結果是：“隨後兩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時，嶽灘大隊沒有餓死一個人。”（１２）這個例子從反麵證明了災難非由天災所致。

非正常死亡與天災無關，若以縣為單位來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以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的安徽全椒縣為例，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六○年都沒有天災，僅一九五九年有輕度旱災，旱情比一九六六年、六七年兩個夏天都輕得多。“人口死亡率超過曆史最高水平”的四川井研縣也是這樣，一九五八年沒有天災，五九年僅有輕度水災。一九六○年的夏旱與一九四三年程度相同，遠不如一九三七年的旱情嚴重，也是不該死人的輕災。可是每八個人就餓死了一個。（１３）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甘肅武山縣，那幾年什麽天災也沒有。從一九五八年起，公社食堂就“吃飯不要錢”，放開肚子吃飯，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底。直到糧食吃光、發現要不要錢都沒飯吃的時候，已為時太晚。三分之一社員死去，與老天爺毫無關係。雲南昆明郊區撒梅族人集居的阿拉人民公社也是這樣。二十年後一位學者前去調查時，人們告訴他，那幾年氣候好得很，四季如春象往常一樣，可是該公社也死了數百人。（１４）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貴州省委書記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大批人餓死“主要責任在於縣、市委。”“第一，他們……以粗暴的辦法扣發口糧，大搞反瞞產運動。第二，他們報喜不報憂……第三，對人民生命漠不關心。第四，混進幹部隊伍裏的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乘機進行破壞，殘害人民。此外，從遵義地委來說，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１５）他完全沒有提到天災。可見貴州一九六○年春嚴重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天災造成的。

全國普遍餓死人的災難始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許多地方秋收甫結束、糧食被“國家征購”後不久就開始了。廣西扶綏縣是個典型的例子。“素稱魚米之鄉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隊……秋收後口糧標準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降到二十市斤穀……死亡率達百分之八點七”。（１６）

從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幾個月間餓死的農民不是天災的受害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災害”，與這場災難無關。一九六○年的天災隻是使饑饉持續而已。一九六○年，整個華北幹旱，山東亦幹旱少雨，一九六一年夏收因而大幅減產，比一九六○年減產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山東的農民已成百萬地餓死，與老天爺的確無關。河北省的天災也是在一九六○年，位於北京西北方一百公裏處的官廳水庫，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１７）但在那幹旱發生之前，大批河北農民已經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曾在筆記裏抨擊毛澤東的政策：“出口過多，並且一度在國外采取傾銷政策。”“為了完成豬肉出口任務，規定農村三個月不殺豬”（１８）（三個月內禁止農民殺豬自己吃）。彭抓住了問題的症結。大量出口搞征購得來的糧食，正是一係列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錯誤中極重要的一環。

與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一千五百萬噸，出口卻增加了二百二十三萬噸，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１９）這完全超出了當時中國的國力。出口的糧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農民的口糧。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三萬噸糧食就夠四千萬人吃幾個月，足以從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然而，這些糧食都被地方幹部當做大躍進的偉大成果交給了國家，轉而被政府運到國外去換硬通貨了。

進入一九六○年，各地農民正成百萬成百萬地餓死，中國的糧食卻在一船船地運往國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萬噸！（２０）

要是留下出口的糧食，哪怕隻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萬噸糧食留下一半（六十八億斤），送到缺糧最嚴重的地區，瀕臨餓死的農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這不可能。因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來對糧食情況兩眼一摸黑。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餓死人的最高峰時期，中共中央竟發出了這樣一個樂觀的文件：“當前糧食形勢好得很。國家糧食庫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億斤的基礎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將達到五百億斤……”而實際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國的糧食庫存僅一百二十七億斤，少得甚至不敷糧庫的鋪底和正常周轉。正是在對糧食不摸底的情況下，周恩來作出了一個極其荒誕的決定。當時外貿部有人主張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換取外匯購買糧食，可是周恩來卻認為黃金價格正低，是買進的好機會。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結果非但不賣，反而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２１）

當時，隻要十斤糧就能救濟一個人不死，若周恩來將那筆購買黃金的錢用去購買幾十萬噸糧食，一九六○年絕不會有那麽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殘酷的事實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間，中國出口了六百八十萬噸糧食，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農民則餓死了三千五百萬。

以安徽為例，該省死了那麽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億斤糧食就很有關係。（２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說一九五九年糧食可以“搞到一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糧食多了吃不完”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跟腔說“我們擔心農作物的出路問題”，好象安徽的糧食多得成了災。當時若留著那四億斤糧食不出口，用於接濟缺糧最嚴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們完全可以挺幾個月熬到夏收而活下來的。

當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國家糧庫有的是糧食，並不在乎賣了那四億斤糧，問題就是沒有及時開倉放糧。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劉少奇處理安徽問題時曾說：“（一九）五九年調（安徽的）糧食是中央叫調的，死人同調糧食有關係，但不完全是糧食問題，其他政策不當也有關係，例如：收回自留地、幹部作風不好，水利搞那麽多。”（２３）

甘肅餓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後，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率領的工作組就發現甘肅餓死那麽多人完全是由於省委“肆意弄虛作假，騙取榮譽，不關心群眾疾苦，征收過頭糧所造成的。”當年征購入庫的糧食後來有百分之四十又返銷給了甘肅農民，但那是餓死人之後的事了。（２４）

全國各省大同小異，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反瞞產”，橫征暴斂之殘酷、之普遍，使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望塵莫及。一九六一年五月，劉少奇在他老家湖南老家對鄉親們說：“中央隻曉得多征糧，搞得下麵沒飯吃，家破人亡。”（２５）真是一語中的！

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開始，無數農民成為餓殍，僥幸活下來的農民也因饑餓而無力操持農活，荒廢了農作物，有的幹脆就沒有種上。正如當時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所說，春耕季節，“地裏看不見人跡，村裏看不見炊煙”。這是第二年大幅減產的根本原因。恰好一九六○年風不調雨不順，而饑餓的農民無以對付天災，抗旱、排澇都談不上。河南省一九六○年農業產值下降三分之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２６）一九六○年是有天災，但這不是當年大幅度減產的首要原因，更與死人無關。

一九六○年春天，國家倉庫裏還有糧食，問題是縣委書記怕不怕戴“右傾”帽子。譬如作家趙樹理當時在山西陽城縣任兼職縣委書記，在“反右傾”的聲浪中，他堅請上級撥給糧食，及時分發，救了不少人。趙在幾年後的文化革命中被鬥爭、整死前，有人到陽城縣去收集趙的“罪行”，老百姓不予合作，說：“要不是趙樹理，我們早餓死了。”（２７）可見，當時隻要縣委書記們如實向上報告，還是可以得到“返銷糧”的。

當然，也有縣委書記向上伸手而要不到糧食的情況。河南省唐河縣陷入大饑饉時，縣委書記畢可旦曾五次要求上級撥給五百萬斤糧食救急，可是南陽地委無動於衷。畢可旦一粒糧食都沒要到，反被點名批評為“反瞞產私分”不積極。結果他隻好眼睜睜地看著子民一批批地活活餓死。後來畢可旦全家跳井自殺，還能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也在於此。

據當時的河北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回憶：“鑒於蔚縣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隊……來到蔚縣……調查解決餓死人問題。他們驚異地發現，在大多數公社死亡人數急劇增加的情況下，陽原片（丁注：蔚縣後分為蔚縣和陽原縣，陽原片指現在屬陽原縣的部分）卻死人很少，特別是東城公社情況最好。”原來東城公社的書記武萬升瞞著縣委秘密放糧，從公社的儲備糧中分給每個農民十斤，由社員領回家食用。相鄰的公社聞訊，也秘密放了糧，今陽原縣的農民就是這樣獲救的。（２８）可見隻要幹部不在乎“右傾”帽子，不怕引禍上身，農民是不致餓死的。

反對虛報產量、把農民的口糧當做“餘糧”交上去邀功的幹部各省都有。但他們往往要為說實話付出代價。山西河曲縣委第一書記劉毅將本縣虛報產量後征購的二百萬斤糧食壓住，不讓上交，結果不僅被撤職，中共中央還發了個一九六一年第六六三號文件，把他“隱瞞產量”的問題通報全國。（２９）

由於“反右傾”運動清洗了一大批體察民情、敢講真話的幹部，許多幹部打腫臉充胖子，寧可讓老百姓餓死也不願向上級承認缺糧。餓死四萬人的江蘇寶應縣就是一個例子。若不是縣委書記徐向東“死官僚主義，省裏撥給他糧食他不要”（當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語），寶應的四萬農民是不會被困在家中活活餓死的。（３０）

這個例子絕非個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就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一個會議上這樣說：“省委曾經三申五令，要求各縣如果糧食確實不夠，會發生人口死亡時，應該如實向省委報告，省委可以保證各地每人每月安排口糧。但是，不少的縣既沒有反映情況，又沒有很好安排群眾生活，其結果在去年春天多死了一些人，而且超過了百分之二的死亡率，這難道還不應該追究責任嗎？”（３１）他所說的“多死了一些人”的地方應包括死了兩萬人的德慶縣，但所謂“追究責任”，隻不過是撤了縣委書記的職而已。

江渭清和陶鑄提到的“死官僚主義”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們，對子民餓死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為了護住烏紗帽，他們竭力掩蓋真相、封鎖消息，以免餓死人的實情流露出去。譬如安徽有的地方對死了的人規定“四不準”：一不準淺埋，要深埋，上麵種莊稼；二不準哭；三不準埋在路旁；四不準戴孝。”（３２）由於民兵把守了交通要道，郵政局也奉命截扣告狀的信件，地方幹部成功地把農村餓死人的實情掩蓋了很長時間。

城市回鄉探親或外界去搞調查的人雖可將消息傳開去，但反右傾運動搞得人人自危，敢說實話的不多。譬如有個省的軍區副司令員一九六○年到省內一個去檢查工作，了解到該縣餓死了三萬多人。但他回到省裏卻不吭聲。有人問隨該司令去那裏的一位處長為何不反映情況時，他答道：“首長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３３）

在黨組織的嚴密控製下，就是敢講話的也未必能幫農民做些什麽。河南省民政廳辦公室主任去信陽調查，見到農民餓死的慘狀後，回到省會鄭州向民政廳長和省委監委書記呼救。可是上司毫無反應。他決定親赴北京向中央麵陳，可是剛到火車站就被省裏派去的人截住，終於沒能去北京。

不過，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那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作依據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張聞天夫人說“雲南、海南島都發出了餓死人的警報”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製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這是一九五六年農村搞社會主義之後出現的新名詞。但自一九五六年底周恩來簽署《國務院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來，文件發了不少，“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現象”卻一直解決不了。現在這份新文件口氣強硬，不僅要製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

中央文件一下，全國都大抓起“盲流”來。除少數流落到東北、內蒙、新疆等地，成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會剝削對象的農民幸運地被準許“不予遣返”外，為求吃飯活命而浪跡各城市、林區、礦區的農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數進入城市的遭遇最慘；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慘。因為大城市有外國人往來，當局不願讓“外國朋友”看到他們，而收容遣返他們後，他們還是會設法往外跑，於是有些城市索性將他們成百上千地押往勞改農場。名曰“收容安置”，實則將他們視作勞改犯，與真正的犯人無異，盡管他們的唯一罪過隻是未經政府許可“盲目外流”而已。

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饑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陽地委指令各縣“消滅外流”後，駐馬店鎮執行命令，強製收容外逃的農民，收容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三百五十餘人的慘案”。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下令將扣留的“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二百多人。（３４）

不許農民逃荒尋活路，將他們困在家中活活餓死，這是曆史上從沒有過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鳳陽縣新縣委召開的批判原縣委書記的大會上，考城大隊農民王家來這樣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五千多口人，現在隻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麽多。那時我們還能跑，一九六○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３５）

當然，成功外逃的人總還有。但那時城鎮居民也都吃不飽，“盲流”們很難討到食物充饑，不少人千辛萬苦到了城裏，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