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談談政治的道義

六月四日過去了，每年此時是中共的過敏期，六四是塊心病。怎樣醫治或根除這心病，目前是各人各解，但大勢所趨，總會有一個妥善理智的解法。此是後話。
政治是肮髒的，投入進去隻需要野心和手段，所以稱為玩政治。政治在中共手裏被玩的出神入化，赤裸裸已經沒有看頭，經過多次政治洗禮，多數國人對政治失去熱情，失去信任，誠信在政治圈裏首先流失，擴展至眾多領域和層麵。這是國人的悲哀，無論你是左，還是右，或是中間，麵對的都是同一個現實。中共現在隻剩、隻有權力了。
玩政治，沒有誠信，是大忌，雖然政治肮髒。玩它的時候，不是潑皮無賴都可以試試身手的。
接下來，說說六四學生領袖們，他們怎樣玩政治的。
首先他們有野心，這個野心並不帶貶義，可以解釋為有政治抱負，就是鴻鴣之誌，我們每個人從小接受的訓導裏就不缺這類內容。
然後他們有能力。在特定的形式和局麵下，脫穎而出，擔當重任。此其時也，他們當然沒有足夠的經驗，比如大型的群眾運動和談判進退之道。因此世人不必苛求他們。連老毛這樣的天縱英明，也不是一下子偉大起來的。
問題是在六四發生後漫長的歲月裏，學運領袖們的言行，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世人對六四的看法和評介，這就是誠信，政治誠信。
這裏舉兩個人作為典型，來說明誠信問題。
六四對於參與者尤其是舉事者，都是驚心動魄終生難忘的事件，因為他們站在了曆史的尖峰上，人生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幸逢盛舉。
然而，死了人，六四遭鎮壓。中共的責任自不必說，學運領袖們有責任嗎？
曆史上有名的“吾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典故，完全可以適用於學運領袖們。他們負有道義上的責任，可以這樣說，這份責任的重量，不會亞於壓在中共肩上的分量。雖然永遠沒有人會因此發難與他們。捫心自問，深夜時光，良心會敲門。
差不多所有的六四領袖們都通過各種途徑從國內逃難出來。逃避迫害遠走他鄉也是一種反抗方式，無可厚非。
王丹沒有，他不是沒有機會。但是他放棄了出逃的機會，選擇坐牢。
也就是說，他承擔道義上的責任了。也許他當時此刻沒有想得那麽多。
柴玲走的很快，在六四之前，她就已經知道自己會被安排離開中國。可是她是廣場上最慷慨激昂的一個，反對撤離的最堅決派，也是最浪漫的一個：在血與火中結婚。
再看去國萬裏在異鄉的表現。
王丹最終沒有把牢底坐穿。最後也來到美國。他選擇讀書，一路讀下去，還是書生本色。長期坐牢並沒有把腦子坐傻，他曾說過對六四要有所反思的話，可是馬上招來責罵，包括柴玲的責難。王丹最終沒有說清楚反思什麽（也許我孤陋寡聞，不知道那麽多），六四要反思的內容其實很多，曆史的經驗值得總結，無論正反兩個方麵。
王丹說反思，當然不是反對，也不是否定，每年、每次，都到場，都發聲。他體現了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的思考和批判的精神。
當年逃離中國的學運領袖們，在異國展開另一段人生，無論他們做什麽，隻要言行不有損於六四領袖身份，也是一種道義上的承擔。
柴玲作了什麽？嫁了個白人，一直在商場上顛簸，最後竟然回到大陸做起生意！先不說象她這樣身份的人回大陸做生意，需要怎樣的手續，和什麽承諾；就說在大陸做生意的手段，連國外大公司都得入境隨俗，六四學運領袖難道需要錢到這樣的地步？在此之前，她因債台高築而四處借貸。
學運領袖回國做生意，就是間接向中共認錯，就是間接否定六四。
回想當年，多少辛辛學子聽從的就是你柴玲的召喚！
想象一下，柴玲傍著白人先生，談斤撚兩，酬醡應對，麵對政府官員商企老板，那裏有一點豪傑氣概、英雄氣節！
道義到哪裏去了？曆史是可以這樣輕鬆遺忘？生命是這樣可以玩忽的嗎？
王丹當然不是完人，更不是聖人。可是六四因為有他及和他一樣的人們，因他們存在而不失曆史價值。
道義責任，雖然無形，卻分量不輕，六四人必須肩負，要對得起枉死的年輕生命。
我們評看曆史，應該如外科醫生，精細嚴苛，大局之下有細節，需要保留，需要延伸；也需要剔除，需要割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如此曆史才不會是盆漿糊，搗來搗去，搗了幾千年，前事未休，後事又繼，永遠搗不清。
吾沒殺學生，學生卻因吾而死。
道義永存。

[周夢蝶]

追到大本營來了,文章8錯,收藏了,慢慢讀~

[靜靜漪漣]

好文，一針見血。

[醜女的天空]

大舍才能大取，六四的血不會白流。

[Luciel]

Hm, I've never heard anything like that. Good point. I ag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