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這一百年間，誰最愛這個國家？誰最關心這個國家？誰最能替老百姓說話？誰比較最能不計自己一時的利害得失而為國家的命運著想？我想了想，還是知識分子。
2. 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一個時代政治寬容的主要標誌，在這方麵，大陸這五十年實在是乏善可陳。
3.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作家不是自由寫作的群體，而是權力控製下的宣傳力量。
4. 對於多數知識分子來說，對於新時代的政治要求，沒有表現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們後來悲劇命運的開始。
5. 不信任知識分子，可以說是新時代的基本特點。中國在五十年代順利走上蘇聯道路，就是因為聽不進知識分子的意見。
6.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政府應該聽聽不同的聲音。一個政府犯錯誤是難免的，而我們的曆史是，一個政府從來都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聖人之舉，這是很可怕的。
7. 現代政治是不記仇的，尤其不記異己的仇。政治是有成敗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敗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壞人，政治的成敗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對等的關係。
8. 新政權讓許多大學教授去參加了土地改革，這可以說是後來發生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前奏。許多大學教授不是在思想改造運動之後才與新政權妥協的，而是在土地改革時就開始放棄自己的獨立性。當時參加了土改的知名大學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孫毓棠、李廣田、蕭乾、胡世華、、賀麟、鄭林莊、朱光潛、吳景超，都寫過文章來檢討自己的過去。
9. 對工農群眾的簡單認同，是1949年以後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個基本邏輯，這個邏輯的前提就是工農比知識分子強，其實這是非常荒唐的。
10. 思想改造運動是四九年以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一次規模較大的政治運動，由於運動的主要對象是知識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清理，為隨後到來的1952年的院係調整做了思想上的準備，從此以後，知識分子就開始變得謹小慎微了。這次思想改造運動到1952年基本結束，它帶給知識分子心靈上的傷害是很重的。
11. 從個人命運來說，黃萬裏的人生是個悲劇。因為對一個科學家來說，他一生最有價值的思考沒有得到國家的認可。不過對悲劇英雄來說，他們存在的意義是超越他們職業本身意義的，像吳祖光、馬寅初和梁思成他們一樣，他們的專業成就早晚會被超越，但他們的精神可以成為永恒的財富。
12. 1949年以後，中國的曆史卻很令人深思。北京市政建設中，曆史證明梁思成是對的，但老北京還是消失了。三門峽水庫，黃萬裏是對的，但三門峽水庫還是建起來了。馬寅初提出要計劃生育，但中國的人口還是激增了。
13. 中國曆史的吊詭處在於：對者出局。這已成為基本的潛規則。因為專業聲望的建立過程中國家有決定作用，所以黃萬裏不可能成為兩院院士，不可能居於他所在專業領域的重要地位。
14. 作為一個水利科學家，黃萬裏專業聲望的最後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敗來證明，這是多麽大的悲劇！但這樣的悲劇在黃萬裏一生中，還上演了不止一次。
15. 一九四九年的時代轉換，在中國曆史是空前的。因為以往的改朝換代，對整個社會的日常生活影響並不是突變的，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一般可以延續，而這一次的時代變革卻把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全部改變了。馬寅初是新政權建立後的北大校長，而他的一個學術觀點卻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到了他這裏已經淹淹一息，獨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絕響。
16. 葉企孫和饒毓泰是中國早期物理學發展中的兩個奠基人。他們同是留美的博士，後來主要從事物理學的教學工作，中國多數物理學家均出自他們門下。1948年他們倆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組的院士，這是當時科學家的最高榮譽。到了“文革”，饒毓泰自殺，葉企孫重病纏身，淒然離世。葉企孫由於卷入一樁重大冤案中，很長時間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監獄。葉企孫晚年十分淒慘。“當時不少人在海澱中關村一帶見到了這種情景：葉企孫弓著背，穿著破棉鞋，躑躅街頭，有時在一家店鋪買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啃，碰到熟知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葉企孫、饒毓泰後來都獲平反，但他們的死留給人們的印象是強烈的，一個連物理學家都容不下的環境，到底在哪裏發生了問題？
17. 李宗恩先生是一個科學家，一九四七年他出任著名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為這所一向由美國人主管的醫學院的首任中國院長，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胡適和傅斯年曾動員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學者去台灣，很多人拒絕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國內辦醫學教育。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奇怪的是年過花甲的老人竟被發配到了雲南昆明，沒過了幾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裏。想想這些知識分子的遭遇，真讓人有說不出的悲憤。像他們那樣的人才，在中國現代曆史上，是積了多少年的精華才出現的，然而一個新時代就那樣輕易把他們葬送了。
18. 胡先驌是中國生物學的創始人，享有世界聲譽的植物學家。1949年以後，胡先驌沒有走，而是留下來繼續他的生物學研究，那年他五十五歲，還是一個科學家最好的年齡。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時，在自然科學家中，胡先驌是極少幾個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就是因為他堅持自己獨立的科學思想，在一個新時代裏，他最終很難和他所處的時代達成平衡，他是中國生物學界少有的享有世界聲譽的科學家，但在一個一切以政治為首要標準的時代裏，科學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驌就因為反對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而最終沒有成為學部委員。胡先驌的落選，不是他個人的恥辱，而是這種體製的恥辱。胡先驌於1972年去世，終年七十五歲。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極大的折磨，他由原來所住的一所約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遷到了一所僅有十平方米的鬥室中，平生所藏的圖書、資料和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盡。一代科學宗師，就在這樣的處境中離開了人世。
19. 安福是江西的一個偏僻小縣，但在本世紀初，不到幾年的時間裏，卻有三位少年，由這裏走進了千裏之外的清華園，他們是羅隆基、王造時、彭文應。羅隆基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王造時是威斯康星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彭文應是威斯康星大學的政治學碩士。安福三才子，在40年代都達到了他們人生最輝煌的時期，無論是學問，還是社會聲望，他們沒有與舊政權共進退，都滿腔熱情地投入新的環境中。也許是命運的安排，也許是偶然的巧合，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羅隆基、彭文應是全國五個未獲平反的右派中的兩位，三個人都在“文革”中淒慘離世，想來真是令人心酸。
20. 董時進是一個始終讓我不能忘懷的知識分子。曆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主任；國立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等教授。董時進對國民黨政府取締民盟很有看法，他認為這是一個政府的下策，是害多於利的。他說；“因為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大多恨它腐敗貪汙，而認為尚可取的，則是比較上還能給人民一點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團體也還可以存在。人民對於共產黨最害怕的是它的專製，太不給人民自由，黨派根本不能存在。”他認為，自己腐敗但還給人民一點自由的政府，比那種又腐敗還不給人民自由的政府總是要好一些。這個簡單的常識，中國多數知識分子要在經曆了半個世紀以後的悲慘命運中才想清楚。
21. 董時進有一件讓後人肅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書毛澤東，反對土地改革。他的根據是：舊中國農村土地是‘自由買賣’的，租佃關係是一種‘自由契約’，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質的土地製度，因此就不應該進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經營不利”。“地主是勤勞的，而農民則是懶惰的” “地主土地私有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九四九年以後，在老一代知識分子當中，人們比較熟悉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是梁漱溟和馬寅初，但與他們比較起來，真正能在大問題上看出輕重的還是董時進。
22. 張東蓀曾做過私立光華大學的文學院院長，在專業領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對一般人來說，這個人就更陌生了，但張在1949年以前，卻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新時代裏，他已是被遺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許人也。張的被重新發現，首先是許多學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價值，還有就是他後半生的坎坷命運。1973年，張東蓀離開了這個世界。此前，由於受其連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學部委員、著名物理學家張宗隧，三子社會學家張宗炎，已先後自殺。1949年後張沒有寫什麽東西，作為哲學家的張東蓀在1949年就死了，那時他也不過63歲。
23. 吳恩裕這一代自由知識分子是抗戰以後才學成歸來的，40年代正是大有作為的時候，像他的同輩朋友儲安平、費孝通等人一樣，他們在40歲以後，已經沒有做學問的條件了，想來真是痛心。吳恩裕還做了紅學研究，更多的學者則是什麽都不能幹了。
24. 1949年，顧頡剛57歲。他沒有走，留在上海複旦大學做教授。作為學者，顧頡剛的學術道路與政治的關係並不大，但顧頡剛本人是受胡適、傅斯年、錢玄同等人的影響成長起來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獨行的原則。整個50年代，顧頡剛基本沒有什麽好心情。他在日記中說：“到京8年，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現在製度下又無法轉職，苦悶已極。”到了“文革”，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曆史所勞動，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和他同時代的學者比較起來，顧頡剛的後半生基本還在做學術工作，終是幸事。
25. 我常常想，沈從文是屬於另一個時代的，作為小說家的沈從文其實早已死去，不死的是他的小說。常風先生和我提到沈從文常是歎息，對於他不寫小說，常先生口中總是一句話：太可惜，太可惜。現在想來，常先生的歎息聲中，是對一個天才命運的無奈，更是對一個時代沒有讓一個天才作家繼續寫下去的感慨。
26. 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錢鍾書那一代人來說，確實是值得深入研究，他們當中有陳寅恪這樣的，以不合作為最高原則，有顧準這樣敢於反叛的，有儲安平這樣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錢鍾書這樣看透了而“閉門不管天下事”的，正是這些豐富的知識分子選擇，構成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織的全部人生。
27. 錢鍾書對政治的看法非常獨特，這種獨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體現的，在他看來，政治那東西，一旦沾上，就沒有一天安生。然而，盡管錢鍾書這種對政治的態度，使他在1957年沒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到來，也使這位從不問政治的純粹學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種菜了。錢鍾書在當代為人廣泛尊敬，除了他在專業上的巨大成就外，錢鍾書是一個真正超然物外的學人，凡是了解曆史的人，都很難在任何一個曆史的波動中找出錢鍾書前後不一致的地方，這種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28. 作為一個有創造性的劇作家，曹禺在40歲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後，他的創造性就沒有能再發揮出來。就個性而言，曹禺是屬那種謹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藝術家，可他40歲以後趕上了一個不容藝術家氣質的環境。對於曹禺40歲以後的創作，他的朋友吳祖光有過尖銳的批評，意謂他是太聽話了。而黃永玉的批評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以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晚輩劇作家沙葉新也曾直言批評過曹禺的沒有主見。
29. 馮友蘭一生可說的事非常多，他的經曆在他那代知識分子中可以說是最豐富的。他一生的特點，有人評論說是太接近於權貴。成亦在此，敗亦在此，他過於在意自己在一個時代裏的地位，他有時候是不看時代發生了什麽變化，而硬要讓自己處在中心，如果他能有自覺退於邊緣的意識，他給人們的印象就不是現在這樣。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馮友蘭沒有樹立起自己的獨立性，他一生多變，這個變可以理解為他不斷追求新東西，但對任何成年人來說，多變一是出於自保，一是出於不甘退居邊緣。
馮友蘭對領袖的感情可以理解，但領袖對馮友蘭其實並不是真心敬重，要是真心敬重，文革中馮友蘭也就不會吃那麽多苦了，舊時的領袖倒是真心敬重他，但他卻不念舊好，單就個人之間的友情而言，馮友蘭的那些作法也有點過頭，甚至是自做多情了。
30. 馮友蘭先生早年是獨立的，這種獨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終馮友蘭又獨立了，盡管這已到了他生命的終點，一個人到了這步天地才“海闊天空我自飛”，讓人覺得多麽沉重。馮先生“文革”中的失誤，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時代的關係。馮先生作為一個讀書人，在那樣的環境下，做一些違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為之。馮先生死後，港台一些學者已放棄了對他“文革”中表現的苛評，傾向於認為馮先生的一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季羨林挽馮先生說是大節不虧，晚節善終，當是知人之論。
31. 金嶽霖這一代知識分子，本來言論應該是最具獨立性的，但在曆史巨變中，我們沒有看見這種獨立性。金嶽霖晚年，對自己的選擇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話說得很含蓄。1957年，金嶽霖平安無事，不知這是否和他與毛主席吃過4次飯有關，但與金嶽霖主動放棄自己的學術觀點而盡可能迎合時代有關。關於金嶽霖早年的生活，我們現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關於他個人生活的一些趣聞，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關係之類。我讀過一些國內出版的關於金嶽霖的書，感到金嶽霖這樣的知識分子是讀書人的楷模，身上有許多優秀的品質，學問好，人又高雅，有中國人的機智（如他有作聯語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從他晚年的談話中，能感到他在做出違心之論時，是有過考慮的，不過他“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就個性而言，金嶽霖大概屬於比較軟弱的人。
32. 在四十年代，晚胡適他們那一代的青年學人中，最為老輩學者陳寅恪、趙元任、傅斯年看好的兩個學者，一個是出身燕京的周一良，另一個就是出身清華的楊聯陞。楊聯陞、何柄棣、徐高阮他們，先後去了美國和台灣，大體上是過著學者的生活。楊聯陞是幸運的，他要是回到北平，命運最好，也不過就是後來的周一良，周一良是回來了，但半個世紀過去了，想到當年同在哈佛讀書的周、楊二人不同的人生命運，我們該做何感想呢？
33. 周一良對自己中年的否定，不僅是對自己人生的反省，更是對一個時代的評價，他晚年多次對陳寅恪的懷念，正寄托著他心中的理想，知識分子如果失去了獨立性，悲劇早晚會降臨，在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當中，周一良的經曆是最典型的，由盛而衰，本來是學者卻成了政治的犧牲品。
34. 50年代初，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複》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說：“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從陳寅恪的語氣中，能感到他對周一良等自己學生的期望，遺憾的是他的學生在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沒有自己的老師執著。
35. 周一良先生的學術興趣本來在魏晉南北朝這一段，但後來周先生幾乎沒有能按自己的興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還算是災難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這種還算順利的學者身上，讓我們感到一個時代是如何將一個學養極好的學者變得平庸起來的。不平庸，不聽話，就難以生存，想到這些我們也就不能再苛求一個學者了。周先生在“文革”後期和馮友蘭、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寫作組的顧問。
36. 楊榮國這樣的學者，今日已成為學者的一個教訓。因為他以學術為政治服務來治學術，已完全背離了學術精神。但像他這樣的學者在新環境裏，卻處處如魚得水，在楊樹達、陳寅恪、顧頡剛這些學者不適應的時候，楊榮國這樣的學者正是喜氣洋洋的時候。他當時是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曆史係主任。
37. 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經濟的人來設計的，不僅最初具體掌握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高層官員如陳雲、薄一波、李富春等人不了解現代經濟，就是當時中共的經濟學家如沈誌遠、許滌新、孫冶方、於光遠、薛暮橋等人，對於現代西方經濟的了解，也根本無法和那一批留學歐美的社會學家相比。
38. 從科學家的角度講，我也以為鄧稼先、朱光亞他們是不幸的，他們倆和楊振寧、李政道都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楊、李在美國研究科學，鄧、朱在中國研究軍火，我們不能說他們的工作沒有價值，但對一個科學家來說，我總以為他們有點遺憾。
39. 王實味到了延安，但延安最終不要他了，因為他有自己的思想，延安不需要這個，有一種思想就夠了。不要個性，不要獨立思考，隻要服從即可。所以那些到了延安而還想用自己頭腦思考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都不適應了。王實味是最典型的，還有高長虹，還有蕭軍。他們都是些不受延安歡迎的人。
40. 馮友蘭、金嶽霖、賀麟都是留美的博士，作為同時代3位著名的哲學家，在變動的時代裏，他們的理想和選擇常出現後人難以理解的背反現象。這幾位哲學家的學問人們是公認的，但他們的經曆卻又是曲折的。我想從他們的經曆中感受一個時代是以怎樣的方式和力量，使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棄了自己早已形成的價值觀念，他們的轉變有多少是出自真誠，又有多少是出自無奈！在西南聯大校史上，這3位哲學教授不僅留了下來，而且很快和新時代同步，倒是當年幾位治曆史的教授如陳寅恪、錢穆、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選擇，哲學家和史學家對立的選擇，給我們留下許多啟示。
41. 陳寅恪、胡適和陳垣私誼很好。1949年，胡適和陳寅恪同機離開北平。由於二陳一胡為當時中國史學界的重要人物，他們都在南京政府搶運計劃的名單上。這3個史學大師，從這一年開始分手，各自走了3條不同的道路。胡適先飛美後赴台，陳寅恪客居廣州，辭不赴京。隻有陳垣能順應潮流，繼續做輔仁大學的校長，一直做到院係調整以後的北師大。陳垣從此轉變了，以後他每做文章，幾乎都要否定自己的過去，1959年1月，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史學界對二陳的評價是：陳寅恪重誌節而陳垣識時務，因此二人的命運也就截然不同。
42. 陳寅恪先生1949年後的辭不赴京及“著書唯剩頌紅妝”等行為，絕不是一時迂執，而是在固定價值觀念支配下的清醒選擇。
43. 錢鍾書先生很厭惡政治，但並不是不關心政治，是眼見的政治太讓他寒心了。他不是一個有意要做隱士的人，而是現實讓他太失望，到最後他連說一說的興趣都沒有了。沈從文先生在臨終前，家人問他還有什麽要說，他的回答是：“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麽好說的”。沈先生是一個弱者，但他臨終的這句話卻是強音。
44. 像錢鍾書先生一樣，王力先生後來也是一個不再多說話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沉默，我們可以理解為是對一個可恥時代的控訴，但那樣的屈辱，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打擊是毀滅性的，長時期的這樣生活，有時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性格。
45. 在同時代的朋友中，費孝通是極少數幸存下來的人之一，作為一種象征，他能讓今天年輕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和坎坷人生。費先生這一代知識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強的自由民主觀念。但歲月無情，曆史難測，1957年不僅埋葬了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肉體，而且將崇高的信念也埋藏進幸存者的內心世界了。費孝通先生晚年已不願多談這些，但從他的散文，或者專業論文中，我們又時時能感受這種信念的強烈。
46. 費孝通年輕時形成的對政治的熱情，一直持續到今日。對於費孝通來說，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轉折。在1949年以前，作為社會學家的他，在李公樸被暗殺後，麵對白色恐怖，他敢於在報上公開發表聲明，認為：“李公樸的血是標誌著中國人民爭取民主運動的轉折點。”“是最後勝利的前兆”。在1957年，費孝通敢於寫出像《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樣被稱為向黨進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給人以不減當年勇的感覺，然而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太沉重了。1980年複出之後，雖然我們仍能在他那些遠離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顆知識分子跳動的心靈，但我們卻很難再讀到他早年《觀察》文章和《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樣令人振奮的論文了。作為一個徘徊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晚年費孝通給我們的啟發是很深的，從理論上講，當他更有資格、更有機會放言國是的時候，作為知識分子，費孝通的影響卻不如他年輕的時候，他曾說過：“四十年代後期是寫作上第一個豐收期，對當時中國的知識界有一定影響”。在中國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費孝通成為新時代學者從政的一個典型，我不知道這是他的幸運亦或不幸。
47. 賈植芳先生曾說過大約是這樣意思的一段話，從創造社、太陽社到左聯直到四九年以後，可以說從來都是窩裏鬥，鬥到最後就是五五年的胡風集團，就是五七年的丁玲、陳企霞和馮雪峰成為右派，就是文革時期周揚那樣的結局。新月社成員也不是沒有矛盾，他們也為一些問題爭吵過，但新月作家就沒有個人恩怨，他們一生都是朋友。
48. 對延安知識分子，要稍加定義：主要指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識分子的主要來源是當年的左傾教授和左傾青年，在教授中以陳伯達、艾思奇、範文瀾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喬木、於光遠、胡繩為代表。當年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很多，但並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識分子就是“延安知識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為上都能與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識分子，如果說延安確有新文化，那麽創造這些新文化並為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識分子，才可以視為是“延安知識分子”，有些沒有到過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們看作是延安知識分子，而像王實味、肖軍、高長虹雖然到了延安，但最終無法和延安文化達成平衡，所以也不應當看作是“延安知識分子”。
49. 1949年以後，主要活躍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過正規大學教育的作家，而是從延安和更為廣泛的解放區來的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由於這個時代對於過去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不放心，但一時又沒有更多新的知識分子來滿足時代的需要，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是一個什麽都可以速成的時期，作家也不例外。
50. 大體上可以說，左翼作家在婚姻的責任感上，一般來說是比較不負責的。在左翼知識分子和左翼革命者的婚姻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他們的婚姻對象常常在同伴中轉移，而同伴之間並不感到難為情，因為他們有更高的理想。左翼作家間婚姻對象的變換，常常並不影響他們之間的友情和他們對革命的熱情，在一個極小的範圍內，他們很快能把失敗的婚姻用更高的革命熱情撫平，雖然彼此的婚姻對象發生了變化，但左翼革命者之間產生情敵的現象一般來說並不嚴重。
51. 蕭軍雖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種見風就轉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時候，就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為此受到過主流政治領袖的批評，最後出走延安，他和那裏達不成平衡。在當年左翼作家中，與魯迅關係好而還有獨立思想的人，一個是胡風，還有一個就是蕭軍，他們才可以看成是魯迅的傳人，可惜到了後來他們的命運都不好。
52. 丁玲不會想到她早年對蕭軍的批判，過不了幾年就落到了自己的頭上，因為她沒有能力對延安的意識形態進行反思，大家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下生活，自以為找到了真理，其實是不但失去了良知而且失去了獨立的人格，最後與早年被自己所批判的對象同歸於盡，甚至結局常常更慘，這不是因果報應的循環，而是一種意識形態所內含的必然邏輯。
53. 中國現代文學的成就，早已是世人公認的。四九年以前，中國已經出現了像魯迅、鬱達夫、施蜇存、沈從文、巴金、張愛玲、老舍、茅盾、丁玲、錢鍾書、無名氏、路翎等許多優秀的小說家，還有更多優秀的詩人。但這些人的成就，都是四九年以前完成的，他們在四九以後要麽不能再從事文學寫作，像沈從文，要麽雖然還能從事文學寫作，但已完全沒有了自由寫作的心態和自由寫作的精神，最典型的就是老舍。他在四九年以後的很長時間裏，雖然和新時代達成了平衡，但他最終的命運卻是投湖自盡。
54. 早年左翼文人留下來的文學作品，現在評價，不如新月文人的文學作品更有生命力，因為新月文人的寫作精神是自由的，而左翼文人的寫作卻受製於一定的意識形態。在這方麵，丁玲是一個典型。她到了延安以後，經過一點曲折，最終為延安文化所化，而成了一個在新時代為延安文化所馴服的作家。她不但自已失去了自由寫作精神，而且還要用那種精神來領導文學，她在五十年代主辦中央文學講習所，以延安文化為基本思想，試圖為新時代造就一代新作家，五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就是這些人的天下。
55. 在中國現當代文化史上，有幾個人的經曆和命運特別耐人尋味，他們是周揚、馮雪峰、胡風、丁玲。他們四人有過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終還是帶著恩怨離開了世界。他們的命運又和兩個偉人有關，一是政治領袖毛澤東，一是文化旗手魯迅。
56. 在關於馮雪峰的研究中，有一個問題在困惑著人們，因為以馮的資曆和與毛的關係，他不應該有那樣的結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給人們留下的卻是另外一種感覺，研究馮的思想曆程，我首先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毛澤東為什麽不喜歡馮雪峰？馮後來成為中共與魯迅之間聯係的主要人物，與他和毛個人的關係有關。1949年後，對馮的安排是中國作協副主席，《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協黨組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以馮的資曆，這種安排似乎不能說是很高。1954年，馮就開始受到批判，顯然，毛對馮是有看法的。對馮的不滿，最初是由李希凡、藍翎評《紅樓夢》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兩個小人物”給《文藝報》投稿受到冷遇。
57. 中國文學五十年的道路，最大的破壞來自於對作家自由寫作精神的壓製和打擊，這是一個壞時代，壞時代不說能說絕對產生不了好作品，比如前蘇聯就有索爾仁尼琴那樣的作家，還有東歐也出現過許多類似的作家，但在這五十年中，中國沒有那樣的作家。中國作家在自由寫作精神的養成和自覺上，不如前蘇聯和東歐的作家，這不是作家的錯，而是製度的錯。就文學成就而言，在這五十年當中，人們沒有什麽特別留戀的文學作品，人們還是懷念過去，懷念三四十年代。“最是文人不自由”，這是陳寅恪一九三零年寫的一句詩，用它概括這五十年來作家的處境，我以為是最恰當的。
58. 我們的文學為什麽進步不了，因為作家們在他們寫作的時候，沒有自由的心靈，不是他們不知道該寫什麽，而是他們太知道他們該寫什麽了。
59. 胡風事件發生時，在權力中心幾乎沒有人同情胡風。因為當時負責胡風事件的具體部門中的領導都是胡風的對立麵，在中宣部的周揚、林默涵、胡繩和在中國作協的領導人邵荃麟、劉白羽、何其芳等人，基本上都是早年批判過胡風文藝思想的人。
60. 中國知識分子一旦進入權力中心以後，極少有人表現出對弱者的同情，他們基本上承擔的是助紂為虐的工作，在具體執行中，寧左勿右是他們的工作特點。因為這種東西已成為一種文化，深刻地沉澱在從政的官員和知識分子心中，所以他們處在權力中心的時候，都對別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但他們沒有想到，自己一旦被權力拋棄，麵臨的是比他們當年所麵對的弱者更為悲慘的結局。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以說明這個問題。羅瑞卿、陸定一（特別是他妻子嚴慰冰的遭遇）、周揚、喬冠華、章漢夫、邵荃麟等人都有這樣的經曆。延安文化裏沒有對政治鬥爭中弱者的同情，因而使所有參預鬥爭的人，沒有最後的勝利者，因為他們的命運都不掌握在自己手裏。
61. 同是左翼知識分子，周揚與胡風、馮雪峰之間始終關係緊張，而魯迅卻對胡風和馮雪峰最有好感。同是延安知識分子，周揚和丁玲的關係幾成水火。他和胡喬木的最後關係，都可以解讀出豐富的曆史內容。
62. 曆史著作的敘事風格，1949年以後有一個大的變化，大體可以稱之為“聯共布黨史的”風格，它的實質就是自說自話，對於曆史事實缺乏起碼的尊重，一切服從意識形態的要求。
63. 從1949年後，我們評價往日曆史有一個荒唐的邏輯，那就是不顧及當時的曆史事實和知識分子對國家對民族的赤誠之心，而一味地以黨派的立場，以是否同一個將要奪取政權的政黨所持的理論一致為基本的判斷尺度，隻要有利於奪取政權的，即給予高度評價，反之即斥之為反動、倒退、不現實等等。這種對曆史的態度長時期以來混淆了許多理論問題，也導致了年輕一代對曆史的無知和輕信，如果不是專門研究者有深入閱讀原始材料的耐心和勇氣，許多被誤解了的曆史不知還要被遺忘多少時日。
64. 以傅斯年和胡適為代表的中國現代史學中的“史料學派”，本來已為中國現代史學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但因為後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統天下，不但使已有良好訓練的學者不能在學術上再做出更大的學術成就，而且使新一代學者的學術訓練走上了歧途。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第一代的五老（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侯外廬、呂振羽），由於早年的訓練還是受史料學派的影響，所以他們早年的研究還可以說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稍後的吳晗、尹達、吳澤等學者，早年也有很好的學術訓練，但他們後期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受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以後，他們的學術研究是退步了；到了他們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如華崗、胡華、胡繩、何幹之、劉大年、張如心等學者，他們的學術研究工作，現在看來很少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65. 對於傅斯年和史料學派的批判，使四九年以後成長的史學研究者當中很難出現像他們前輩那樣的史學家，因為訓練不足或者說曾經誤入歧途，他們已經回不到傅斯年的路上去了。破壞比建設要容易得多，四九年以年，中國並不是沒有史學方麵的青年才俊，但因為意識形態的製約，那些頗具文史才華的青年才俊，都在學術上走過彎路。像李澤厚、李希凡、藍翎、馮天瑜、朱永嘉、戴逸等先生，甚至姚文元、餘秋雨，他們本來是有可能成為像他們前輩那樣的學者的。中國現代史學的道路是曲折的，繞了五十載，還得回到傅斯年，這是很讓人感慨的。
66. 胡適這個人的價值，我們今天已經看得比過去清楚了，進入下一個世紀，我們就更需要讀懂胡適了。為什麽呢？因為胡適是一個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差不多在七八十年前就看出了世界的趨勢，這是很不容易的。胡適是一個沒有排斥性的人，他一生中有那麽多朋友，不是偶然的。他有一個看法，就是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而做人卻要在有疑處不疑，這是何等境界！他是一個胸懷非常坦蕩的人，知人論事，常能出以公心，一生說話，多為持平之論。
67. 胡適是中國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文章簡潔明快，是用平常話講大道理的人。他的思想有開放性，他的方法有科學性。他的文章又最平易近人，是那種可以學，也能學的文章。過去語文教材裏不選胡適的文章，最大的損失還不是在文章的做法和文風的變化上，而是我們失去了像胡適那樣想問題、看問題、做學問的方法。
68. 1952年11月，胡適到台灣講學，當麵對蔣介石說：“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胡適還寫信勸蔣介石不要連任總統，這些事，都是需要勇氣的。胡適敢勸蔣介石不要連任總統，我還沒聽說過有人勸毛澤東不要連任黨主席的。
69.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我們可以說，凡是早年聽了胡適的話或者誠心要像胡適那樣研究學術的人，多數都在學術上做出了較大的成就。而早年沒有聽胡的話的那些有才華的學者，像吳晗、王瑤、趙儷生等人，到了晚年結帳，他們對學術的貢獻大體上趕不上那些走了胡適的路的那些學者，比如楊聯陞、何柄棣和殷海光。
70. 我們評價曆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為尺度，但也不能不注意一個人的道德。就魯迅和胡適兩個人來說，我要先問一下，假如他們還是兩個生活在我們中間的人的話，我們更願意和哪一個人成為朋友？哪一個人更容易成為我們的朋友？你更願意和哪一個人共事？我想多數人是會選擇胡適的。我們可以說，道不同不相與謀。但就以在同道當中作一個測量的話，我們還是得承認，胡適的朋友要多過魯迅。這隻是一個事實的評價，而不是一個價值的判斷，一個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並沒有直接關係，但一個人一生總和他的朋友發生衝突，我們也不能就因為一個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認同了他那樣的做人方式。
71. 紅衛兵文章的文風，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毛澤東，一個就是魯迅，這是一個事實判斷。
72. 為什麽魯迅後來被惡勢力、專製的力量利用呢？為什麽他們不利用胡適呢？國民黨時期當局是排斥魯迅的，胡適有時則在官方的一邊；到了另一個時代，則借魯迅作了這麽多的文章，把這麽多的東西強加給魯迅，利用魯迅愚弄了這麽多人這麽長時間，四九年後，魯迅差不多是他同時代作家中唯一個沒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澤東的著作中，魯迅是被提到和正麵引述最多的一位現代作家。我感覺是魯迅的思想裏麵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魯迅的語言指向不是太明確，容易被別人利用。如果是進步力量的話，為什麽不利用胡適呢？胡適是容易和官方妥協的人呀。在不容任何異端的時代裏卻完全容納了魯迅，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