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內外的學者都同意，1958-1961在中國發生的大規模饑荒是人類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個人為慘劇，不但人類曆史記載的饑荒從未有如此慘烈，人類有記載的戰爭中的死亡人數也未超過這次大饑荒中的死亡人數，而且這是在很好年成發生的由執政者人為造成的慘劇。有學者指出，故意搞破壞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慘的結局。
中國內外的學者今天都同意，這次曆時三年的大饑荒餓死至少三千萬人。中國官方發表的權威的黨史專著認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二卷，p.272) ，中國學者金輝 (1993)以國家統計局發表的數字為依據計算的結果是“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零四十萬”。海外學者丁抒(1996, p.7)以官方資料為基礎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萬人餓死的結論。海外學者大多同意三年饑荒餓死人數為三千萬的估計，而少生的人數大約在三千三百萬 (Chang and Wen, 1998, Peng, 1987, pp.639-70, Kane, 1988)。
三年大饑荒是集權專製製度可造成的人禍嚴重程度的一個最好案例。由於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運動等一係列對反對派的政治迫害運動，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成為一個完全不受製約的無限權力。對反右派運動的詳盡記載見丁抒(1993) ，對反右傾運動的記載見丁抒 (1996，pp.37-86) ，對三反，五反，鎮反，肅反的文獻記載見Teiwes, (1962,pp85-88)。這些運動後，政府領導人聽不到社會上對他們的批評聲音，隻聽得到歌功頌德的聲音，而黨的領袖對下級被迫作出的浮誇和虛報，信以為真，並予以鼓勵，而對批評反對意見進行政治迫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資訊完全失真，官員們在虛假的情報和互相欺騙中度日，因而做出極端錯誤的決策，釀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饑荒。
按張欣和文貫中 (Chang and Wen, 1998) 以及丁抒的文獻記載，饑荒首先由大煉鋼鐵始。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在鋼鐵生產能力隻有599萬噸的條件下， 要求生產1199萬噸鋼。 由於鋼鐵廠根本不可能達到這個產量， 他開始號召全民煉鋼鐵，因此在大好年成把農民壯勞力弄去做土高爐，將農民的鐵炊具煉成廢鐵，在這個過程中大量林木被毀掉。加上毛澤東親自製定農作方法 (農業八字憲法)，強迫農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莊稼空殼，秋天顆粒無收。接著毛澤東發動人民公社運動，將農業合作社合並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製農村經濟。共產黨高幹在他的鼓動下開始準備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在人民公社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消滅家庭，實現軍事化，男人女人分開集體居住，拆毀農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寧鄉縣拆毀五分之一的民房(丁抒，p47)。所有社員的私有財產全部充公，因而不少農民趕在公社化前殺豬，砍樹。由於各級幹部在毛澤東的壓力下虛報浮誇產量，毛澤東以為糧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糧(實物農業稅) 。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就是反右傾運動。
據鄧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會議報告，反右傾運動實際上影響到一千萬人，其中三百幾十萬是被重點批判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黨員，還有更多被劃為漏網右派，地富反壞分子 (丁抒，p.220-221)。在這種政治壓力下，各級幹部強迫下級高報產量，不報不散會 (丁抒，p.222)。例如河北張北縣，1958年糧食產量被近4倍地虛誇和擴大，使國家徵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徵購數幾乎相當，所以留給農民的隻有土豆(《中共黨史資料》,第99集, pp74-76)。如貴州實產70億斤糧，省委上報的卻是150億斤，安徽鳳陽縣1959年糧食產量是1.54億斤，縣委宣布是4.05億斤。廣西上村縣委將實際產量1.44億斤誇大為2.57億斤 (丁抒，p.222) 根據這些虛報的產量，毛澤東認為糧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減少 1959年春播麵積9千萬畝(丁抒，p.222)。同時在9月上海會議，中共決定增加二百億斤徵購(丁抒，p.223)。由於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全年的口糧在二三個月內吃完，加上減收，徵購增加，1959年春夏饑荒就開始蔓延開來(Chang and Wen, 1998)。
在饑荒已表麵化的情況下，各級政府在上麵的壓力卻認為這是階級敵人搗亂，下麵瞞產，私分，在毛澤東要求農民糠菜半年糧的指示下達後，1959年秋各省興起反瞞產私分運動，捆打基層幹部，大規模向農民搜刮糧食。甚至發生追逼糧食時用割耳朵，打死人，凍死人各種刑罰(丁抒，p.225)，使饑荒更迅速蔓延 (丁抒，pp.223-228)。更有所謂“政法大躍進”，亂抓人捕人，把反對大躍進的人任意判刑(丁抒，pp.145-147)。
過去史家對這段曆史多把毛的錯誤描述成好心辦壞事，不了解下情。但據李銀橋，權延赤執筆的《走向神壇的毛澤東》 (pp 225-257頁)記載，盧山會議結束後才一個月，各地餓死人的絕密電報已經到達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們的辦公室。安徽鳳台縣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化名“石求明”給毛澤東寫信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極為驚人的，一個死亡占5%，一個11%強，一個15%，一個占20%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住在我們臨濰關上，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 (伍仁編《共和國大事件紀實》，第9卷，pp.64-65)。
劉少奇和不少領導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報告了毛澤東。他拒絕認錯，又發動興修水利高潮，要求超過1958年的規模。建築這種水利工程過程中農民完全喪失人身自由，像奴隸一樣勞動，幹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層幹部大量腐化也是發生在這個時期，基層幹部利用無限的權力奸汙婦女，欺壓百姓，橫行鄉裏，大搞特權(丁抒， p195, p242, pp151-152)。隨便打人的現象一直延續到1961年，這也與“政法大躍進”，取消律師，陪審製度有關 (丁抒，pp152-154) 這種司法製度的倒退後來被毛澤東總結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而農村基層幹部大躍進中犯下的罪行成為早期四清運動清理的重點。
根據高華的文獻記錄 (2000，pp.56-62), 1959年餓死人的情況就匯報到北京，1960年3月毛澤東對缺糧問題作指示，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肅通渭，隴西，和政三縣出現大量餓死人的現象，中共中央批轉甘肅省委解決通渭問題的意見稱，基層組織混進一批反，壞分子，幹部隊伍不純，中央還通報了寧夏自治區處理中寧大量餓死人的意見，認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徹底，建黨根子不正，黨組織嚴重不純。1959年各地餓死人的情況報到中央，導致1960年春，中央糧食部門和江蘇省委分別派工作組去江蘇寶應縣調查，確認了缺糧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實，1960年2月供省級領導幹部參閱的情況簡訊中又恢複了有關農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腫蔓延”的內部通報。
根據一份黨內絕密檔，1960-1961安徽鳳陽縣33萬人口餓死 6萬 (近1/3)，發生63起有記載的人吃人事件。這一檔後來由〈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報告〉一文發表，由香港《開放》雜誌於1994年3月號 (pp.45-51)刊出。1960年4月後毛澤東對官方媒體的狂熱宣傳略有不安，6月他開始覺察到或者是真正願意麵對農村的嚴重問題，他的最初反應是將錯誤的責任推給基層幹部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 (高華，p58)。
1961年初毛澤東作出判斷，一方麵搞階級鬥爭，一方麵對農民作出若幹讓步，但死人現象繼續蔓延。毛澤東支持高級幹部下去調查，認為特大困難是對地富反壞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徹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補課。這時周恩來也支持這一判斷(高華，p.62)。1961年危機已趨頂點，據不完全資料，1961年6月前，福建龍岩地區病人已達13.5萬，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鮮的中國人已達4，500人 1961年夏，山東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專區，6月份餓死人 16700人，9 月份上升到 35600人，到10月，僅聊城一地外流討飯人數高達 10 萬， 賣兒賣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人，個別基層組織已完全癱瘓
(高華，p.60)。
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下鄉調查的結論與毛澤東不一樣，他們極力主張加速調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澤東批轉周恩來批評公共食堂的電話報告記錄，他本人不表態，但在劉少奇強烈要求解散食堂後，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聲稱“是否參加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此後食堂幾乎一夜之間全部解散(高華，p.62, 房維中, p.992)。農民自留地逐漸恢複，集市貿易也開放。很多省區農村食堂因斷糧，在中央文件下達之前即自行解體，甚至自發搞起了大包乾。1961年10月貴州這個一年前大辦食堂的紅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縣實行了包產到戶。毛澤東最先捕捉到這股經濟複蘇的跡象，他又振奮起來，1961年9月，毛在廬山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困難已到穀底，形勢一天天向上升(高華，p.60)。
現在已有足夠證據，毛澤東很早就對大規模饑荒餓死人，人相食的慘狀完全知情，但他惱羞成怒，變本加厲，用抓階級鬥爭，政治迫害，侵犯人權的辦法壓製反對大躍進的意見，並千方百計尋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爭得政治主動，這也是後來社教運動和文革中他與劉少奇等人發生衝突的根本原因。
這次世界最大的饑荒並不光是毛澤東個人的罪行，而且是專製獨裁的社會主義製度將國家機會主義製度化的必然後果。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森(Sen,1977,1981) 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饑荒並不是單純缺糧引起， 而是特權階級在糧食短缺時將有限的糧食集中用於他們的生活，而不顧最缺糧的下層人民的急需。 林和楊 (Lin and Yang,1998) 用中國大饑荒中的證據證明了這一假想。大饑荒表麵化以後，各地幹部禁止農民外出逃荒，用嚴打運動打擊當時農村中普遍的偷盜莊稼以求活命的行為 (丁抒， p242)。糧食也被集中起來優先保證城市的供應，並用恢複延安時代的等級森嚴的實物配給製優先保證特權階級的需要 (房維中,p.275)。這種特供製一直維持到毛澤東去世後。根據森的證據，在一個民主國家，災荒和糧食短缺不會造成很高死亡率，因為最需要糧食維持生命的每個下層人民由於與上層人有同等的選票，他們的聲音和要求會通過民主中的政黨競爭和自由的媒體反映出來。而大饑荒都發生在專製國家。這說明一黨獨裁的專製製度一方麵是糧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麵也是在給定短缺的條件下，餓死過多人的原因。很多學者，中共幹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饑荒比民國初戰亂和日本人侵略帶給中國人民的災難都要深重(高華，p.64)。這也說明不受限製的政府權力對經濟發展的破壞可能超過霍布斯叢林(戰亂)對經濟發展的阻礙。這種專製製度在中國大饑荒後更重要的惡果是觸發領導危機，導致政治動亂。由於中國大饑荒證明毛澤東的政策路線徹底失敗，中共黨內一邊倒，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否定毛澤東的政策，毛澤東被迫作檢討(房維中,p323)。在民主製度下，這種領導危機會由大躍進失敗的主要負責人下台迅速解決。
但是在領導犯了錯誤甚至罪行時，人民民主專政製度沒有公認的政治遊戲規則來解決這一領導危機，犯了罪的毛澤東仍然大權在握。而黨的高層大部分人都在1961年下基層調查後不再支持毛的政策。
毛的領導權威與他犯下的罪行不相容，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權力來製造政治動亂，重新獲得決策權和領導權威。而在1949年消滅了反對黨國民黨，1957年鎮壓了民主同盟等反對黨，及1959年鎮壓了黨內反對派後，黨內認識到大躍進錯誤的高級幹部卻再沒有製度機製來製衡毛澤東的權力。
1961-1962年在劉少奇，鄧小平等開明派領導下，中國的經濟政策全麵恢複到大躍進前的狀況。鄧小平深知國內問題的嚴重性，他全力支持劉少奇，1961年鄧批評幹部們對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貫徹不力，主張退夠。鄧雖然表態支持毛搞階級鬥爭的政治運動，同時又提出應在農閑進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為中央政策的錯誤導致百姓無數犧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劉少奇犯忤向毛進言，要求放寬政策，劉甚至對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劉源，何家棟淡劉少奇與四清運動〉，《南方周末》，1995年11月20日) 。據鄧力群回憶，1962年春，劉在與他淡話時也講到“曆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其時，劉情不自禁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鄧力群，1998,pp.103,105)。劉少奇當時還未認識到，出這種事是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運動，消滅所有反對派的必然結果。1959-61年的大饑荒對一些高級幹部的刺激極深，“一想起來就膽戰心驚，夜不能臥”，因為“災區人民的淒慘，付出的犧牲，竟比戰爭年代還要多”，而他們都清楚“這完全是無謂的犧牲啊”(高華，p64)。而這種人民連反抗的機會都沒有的悲慘境況卻被陳雲稱為“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高華，p64)。由於高級幹部與民眾隔膜，陳雲可能不知道社會實情，但也可能是有意隱瞞事實。史實是1960-1963年中國發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黨活動，其中主要有中國民主黨，中國勞動黨，反共救國軍，一貫道。他們反對共產黨的主要政治訴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饑荒中共產黨的反人類罪。這些地下政黨活動後來都在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消滅(見楊曦光，1994年)。
1961年毛澤東開始確切知道自己闖了大禍，他當時沒明確反對包產到戶，而是等到後來才反攻倒算。他1961年不再具體過問劉少奇等人的糾偏活動，毛也是在這個時期停止吃肉，但從內心深處，毛不認為自己有何錯。他當時為全黨定下調子，不許亂講，凡亂言餓死人事，一律以攻擊三麵紅旗論處(高華，p64)。
在這種壓力下，主張麵對大饑荒現實的毛的秘書田家英被迫自殺。毛澤東錯誤地認為大躍進的失敗是由於重視農業和糧食不夠，提出從“以鋼為綱”改為“農業為基礎，以糧為綱”，又回到了中國古代失敗的重農抑商之產業政策。這一決策在毛的同事主張退夠，但又不能公開反對毛的政策條件下造成工業大規模收縮，很多人口被趕到農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國民產出連續下降三年後經濟開始恢複時，工業產值還在下降。這後來成為毛澤東反攻倒算的一個理由，他稱此為“工業下馬風”(房維中,pp322-372)。
毛澤東大約於1961年開始準備反擊。他1961年3月13日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彭真寫信，批評劉等對公社內部關係“至今還是不甚了了”，毛看到劉的影響力正在不斷擴大，“一國二主”已成定局，於是他加緊批轉各類公文，要求各省市第一書記發善心給他寫信，他後來果然收到張平化等一批地方官員拍馬屁，主張大抓階級鬥爭的信件。毛同時關心林彪健康，扶林反劉，強調階級鬥爭，但表麵上又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公開承認1959年以來犯了錯誤(高華,p65)。但馬上又在當年的八屆十中會會上鼓吹階級鬥爭的路線，企圖重掌主導權。1963年經濟形勢完全好轉，工農業總產出開始上升後，中共中央開始發檔限製，縮小和代替集市貿易，並否定1961年行之有效的包產倒戶，自由市場等政策(房維中,p359)。
來源：曆史樹《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