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魔論

惡魔論

張三一言


在政論和人物評價，特別是政治人物時，我們經常會碰到指某個人物是魔鬼的爭論，而這爭論又往往涉及良心道德的爭論。以下就這些問題提出來討論。

在時評、政論、評價曆史人物時經常出現"壞人"、"惡魔"等概念（下統稱惡魔）。這些概念不出於法律裁決；法律判定有罪者中固有惡魔，但也有不少是正義者、英雄。我們說的惡魔大體上是以道德和人性為根據作出的評價。這種評價主觀和隨意性很強；因而流於粗糙；且引起很多得不到結論的爭論。為了精確一些，以下集中討政治上的惡魔，並放在政治行為中考察。

在宗教上，可以指某一人或神仙鬼怪"本來就是惡魔"；說毛澤東希特勒"本來就是惡魔"隨意性、主觀性強了一些，因為人間並不存在"本來就是惡魔"。如果毛得到更好的教育成為詩人、希特勒作為畫家，他們都不從事政治活動不掌權，他們就無從作惡，作不了惡魔；又或者他們遲生一個世紀，也就比較難成為惡魔了。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隻要坐上毛之位也極可能成為如毛之惡魔。所以， 在人間現實政治社會中，不應該有 "本來就是惡魔"，惡魔隻能在他的具體惡行中以事實為基礎進行評定。


[一 ] 、政權中人多惡魔是源於"政權是不遵從道德的"。

政治或其他任何領域的一些人物之所以會成為惡魔，其必要條件是違背常人認同的良心、道德（下略稱道德）。

常人行事無例外地受製於道德，政府行事也應該遵守道德，但 是，它是可以不遵從道德的。政治人，尤其是掌權政治人之所以往往變成惡魔，是源於政權不遵從道德。

政權不守道德的根據。

根據一，政權不守道德是權力本性決定的。

權力本性有兩點∶一是自我擴張，二是趨向腐敗。擴權和腐敗可能是違背道德的。不擇手段過度擴權和腐敗必然破壞道德，起碼會"不得不"破壞道德。這種權力本性並不是專製權力所特有，而是包括民選授權產生的權力在內的所有權力的共性。

因此，政權的內在邏輯是留惡汰善。它需要的是一些敢於不擇手段破壞道德以達到自我擴張和腐敗目的的人。政權的內在功能是把權力世界裏麵不壞的人變成壞人，把惡人變成更惡的人。這就是古今中外最惡最壞的人，破壞最大的人多數是"政治人"的理由所在。

根據二，政權是不遵從道德的是因為"必須"。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殺人是違犯道德的，但是，無可否認，政府對外戰爭或在國內反抗入侵者，或平息武裝叛變者等都是殺人──不遵守道德。可是，這種必要性極之明顯的。

即使是對內，對自己的人民（選民），有時也有必要不遵守道德。政府對自己的某些規劃、運作、掌握的訊息必須保密，就不得不"不守道德"──不說實話，有時還必須說假話。為了結束戰爭，或其他非做不可的事，編造一些藉口或謊言，可以不可以？

一般地說，權力在這樣情況下，並不會造成權力惡魔。但是，在這些"必須"的理據下，做盡擴權和腐敗的事，特別是謀取個人利益的壞事惡事（例如主席書記貪汙受賄、搶田掠地、用公帑睡密書、包二奶┅甚至隻是生痔瘡等事都列為國家機密，以便可以行惡無阻）。政治惡魔就從這裏出來了。

一般地說，政治權力者在違背意願"不得不"違背道德而行惡，不會變成惡魔；為了達到擴權和腐敗欲望而主動行惡者多數是惡魔。


[二 ] 、為甚麽常人不可不守道德，政權可以不守道德呢？

理由一，常人（個人）不守道德，不是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類生存發展的必需，所以沒有必要允許和接受常人（個人）不守道德。相反，倘若個人可以不守道德，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必定會垮台。

上麵說過了，政權本性是自我擴張和趨向腐敗。它與道德本不相容。但是，盡管如此，權力（尤其是政權）還是人們所必需，因為要用它來維護社會秩序；沒有權力，人際關係就癱瘓了，人們生存和發展都不可能。為了生存和發展，人們隻好容忍和接受政權不守道德。

理由二，政權可以不守道德，常人必須守道德之所以會成為事實，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常人是眾多的，政權是唯一的；因此，政權不守道德成為可能。

基於這些理由，人們隻好無奈地接受和容忍政權可以不守道德，常人必須守道德這個不如人意的殘酷事實。就是說，人們不得不接受產生壞人惡魔的溫床，不得不接受壞人惡魔的殘害──這就是政治、政權的本質的一個方麵。

不管人們同意不同意，政權可以不守道德，常人必須守道德是人們不可改變的事實。


[三 ]、 政治惡魔量度尺標

政治惡魔指的是掌握政治權力者的政治行動中表現出來對權力占有的欲望和實際占有的度和量，對他人權利掠奪的度和量，以及造成惡果的度和量等因素來確定。這裏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尺標，就是權力擴權腐敗行為的對像是平民百姓還是權力者對權力者。前者必定是惡行，嚴重者就是惡魔；後者兩可。例如目前中國大陸的圈田掠地惡行，鐵定是惡魔（黨官財閥結合）所為。以平民百姓為屠殺對象的恐怖活動肯定是惡魔的惡行。從實質正義談，布殊行為打殺對像是惡魔薩達姆，並把傷及平民減到最低，這是不是惡魔惡行？專製獨裁者都說是惡魔惡行，認同專製或者基於宗教情緒的平民百姓也如是說。一般平民百姓多按照如上提出的尺標看，說不。也有平民百姓從程式正義角度看，說是惡行，但不會說是惡魔。

這些度和量是在政治權力者行動中表現出來的事實，很多可以統計量化的，或者可以評比推斷的。這樣探討政治惡魔，一般可能得到比較切實的結論。


[四 ] 、民主政權惡魔之所以難於煉成惡魔的原因∶文明政權建設的中心是"限權"

權力者一般都是理性的，他們會計算成本效益。在專製製度下，當惡魔成本低收益大時，必然熱衷於行惡當惡魔。請看毛澤東打劉少奇、鄧小平開坦克車、今天在大陸圈田掠地的成本和收益如何？──我這裏說的收益是指"權力收益"，理性是眼前理性。在無本萬利或一本萬利情況下，請問，有甚麽理由不行惡當惡魔？民主製度則相反，你權力者想非法擴權和腐敗，成本很高，風險很大，收益無保障，弄不好可以徹底輸光。但是，權力和腐敗的誘惑力是極大的，所以，民選權力者作惡的事亦不在少數。不過，相對而言，民主製度比專製度的權力者還是大大地少作惡，惡魔也極少。

文明政權建設的中心是"限權"。限製和消解權力選惡汰善作用。

政治權力可以不守道德，是生產惡魔的沃土，是殘害人的根源，但是人類不得不接受它。人們幾千年來都竭力尋求消解或滅輕政治權力對人民的殘害之法。曆史告訴我們，中國曆史記載的是∶盼明君盼青天；西方則有人從另一角度走另一條路∶限製政治權力。這一條路發展成為今天的政治文明∶限權→限政→憲政。

人類文明中，最有"益民"價值的是現代治政文明──民主政治製度。現代治政文明的精髓就是"馴服統治者"。古今中外所有"權力製度"中，隻有"民主權力製度"把權力者的擴權和腐敗欲望壓到最低、把其違背道德行惡減到最少，即是說民主製度才能馴服政治權力這隻野獸，所以，在民主製度下出現的惡魔比任何其他專製製度要少得不成比例。

何以如此？其理可作如下說明。

其一，民主製度中的定期選舉猶如定期進行權力革命，把意欲"選惡汰善"的權力者選掉。因為專製統治者是憑實力上台的，上台後是家傳或黨授當權；實質上是"自選"掌權。權力是他（家、黨）"私有"，在這樣的條件，權力者有充分的時間和自由進行擴權和腐敗，選擇可以為了權力和腐而違反道德不擇手段行惡者，汰掉不願從惡之善者。或者把善者改造培養成為惡者，把惡者改變得更惡。

民主製度下，誰上台的權力不在"權力者"而在民；或者說民是最終權力決定者，權力者失去了專製製度"自選"的權力，變成了被選者。你是惡魔就不選你；或者誤選了你這個惡魔，可以定期或提前把你選下去；不管你是惡魔，還是想當惡魔，在你還沒有來得及行惡之時，人們就把你選下去了。惡魔或準惡魔沒有了行惡的機會，也就形不成為惡魔了。

由民主製度抑製權力惡魔的功能，我們可以推導出∶雖則民主製度作為一種手段，或者其固有功能，或者其目的都不是為了"良心道德"，但是，因為它抑製了權力的擴張和腐敗，實質上也是抑製了違背良心道德的惡行，為張揚道德創下了良好的條件。民主社會人民的公德私德都優於專製製度，特別是共產黨極權製度就是事實證明。


[五 ] 、關於惡魔與道德關係的某些觀點評析

有一種很奇怪的說法∶當人們對統治惡魔進行道德批判時，有人提出∶不能要求用另一套高於常人的專門道德標準去要求統治者。其實，人們在對惡魔進行道德批判時，用的是常人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例如，不為了一己一黨私利、不為了擴權腐敗劫財殺人。如果要求統治者不擴權腐敗劫財殺人也視作"用另一套高於常人的專門道德標準去要求統治者"，人間就沒有甚麽道理可說了。

還有另一種很奇怪也是常見到見怪不怪的說法∶「人們經常為自己的純潔道德感驕傲，高舉道德、人性的旗幟，把一個人打成十惡不赦的惡魔。例如人們一旦把毛澤東視作惡魔，就會視其一切行為都是別有用心，都是存心不良。」更奇怪的是由此得出結論∶「這樣批判毛澤東，不但 無法消除惡魔，相反隻能製造惡魔。」

這種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事實是，因為先有諸如毛澤東等的惡行並累積足夠資格成為惡魔，然後才引發人們用道德批判毛澤東們；而不是相反，像這個觀點那樣，先有人們"為自己的純潔道德感驕傲，高舉道德、人性的旗幟"批判毛澤東，然後本來不是惡魔的毛澤東被道德批判者批成惡魔。這種把時序和因果倒置的思想方法是常見的。這種思想方法沒有說服力。

從某一角度看，爭取自由民主的實質就是爭取回歸道德良心。無權的民眾爭取自由民主麵對著握有國家機器的強大專製權力者，仍然顯出優勢和力量，這是為甚麽？原因是民眾方麵的軟力量遠比專製權力者的大。這個民眾的軟力量就是道德和道理！道德是反對專製的一種強大的力量；也是人們的權利，而且還是用得很合理的權利（省稱道德批判）。要求爭取自由民主者放棄道德和放棄使用道德批判，無疑是取消自由民主方麵的軟力量，讓自由民主方麵成為徹底的軟弱者。

當然，以上觀點有可取之處。人們應當小心注意，在批判毛澤東惡魔時，切忌把自己視為道德的化身，是天使。要清醒地認識到，即使自己是徹底的自由民主主義者，爭取的是自由民主製度，但是自由民主主義者並不是一個完美的人，絕不可能是道德化身或天使；所爭取的自由民主製度也不是完美無缺的製度，隻是並不那麽多邪惡而已。

當擁抱道德和進行道德批時，若絕對化、視自己為是非對錯的裁判者，就會走入另一極端∶唯我獨尊、不寬容，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這樣的人，最終無法不滑到個人獨裁方麵去，與民主相隔萬裏。

一般地說∶把某一些特定的專製統者，例如毛澤東當作"是個惡魔，所有行為都是別有用心，都是存心不良"，雖則不夠嚴謹，但是也不會遠開事實太遠。麵對這樣的惡魔，人們就是應該拿著道德、人性的旗幟對他進行批判。因為，這些惡魔是貨真價實地做著絕滅人性破壞良心道德的事。若在這樣情況下，反對人們對這類惡魔統治者作道德批判本身就是有違道德，且客觀上是為魔鬼護短。

在這裏有必要作個小結。若批判道德者立意在批判"為自己的純潔道德感驕傲，高舉道德、人性的旗幟，把一個人打成十惡不赦的惡魔┅視自己為是非對錯的裁判者（省稱道德裁判）"，他們要是這麽做，我必定為他們搖旗呐喊。很可惜，我們看到的是這些批判道德者極少具體地批判"道德裁判"。我們見到的是他們立意是批判和否定"道德批判"。他們的手法是先把"道德批判"扣上"道德裁判"高帽，然後把"道德批判"當作"道德裁判"抹黑和痛打；最後把"道德批判"否定掉。


[六 ] 、為甚麽專製製度的壞人惡魔不是絕對的？──為甚麽應該和專製集團中人溝通和良性互動？

有人提出質疑∶既然專製製度擴權腐敗謀利等作惡行為成本低收益大，為甚麽專製製度會出現很多"明君"、"開明"統治者，甚至出現傑出的統治者（例如，卡洛斯王子、哥爾巴喬夫、胡耀邦、趙紫陽┅）？

其中大概有三個主要原因。

一是，任何權力都存在民間和"權力外之權力"的壓力；所以專製權力者行惡當惡魔也不是"絕對自由"的。當掌權者受到的體製內外壓力足夠強大時，其惡行程度可能就不嚴重，也就成不了惡魔。

二是，專製權力者並不是生活在人世界的空間，因而，他們無例外地受到兩個方麵的內在道德壓力。其一是人性共同的道德壓力；二是統治者"善政"的道德壓力。當專製掌權者傾向於向善時，就會少行惡，與惡魔保持距離。

三是，專製統治者也有理性者。若前一任當權者是一個多行惡的惡魔，也造成了巨大災難和引發民眾反抗的危機。當一個理性者繼承權力後，會總結經驗，若照前慣例行惡，益少害大，甚至可能徹底垮台。權衡得失利害而緩行惡或不行惡。若前兩點同時起作用，就有可能會出現善者、好人。出現卡洛斯王子、哥爾巴喬夫、蔣經國、胡耀邦、趙紫陽等人，應該是上述三原因起作用的結果。

這個分析，我們可從中得到一個很重要的啟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統治者向善的改良，特別是純體製內改良，是不可靠的；絕對拒絕改良，截斷與統治集團內部開明派溝通也是有害無益的。最合理的策略是，立足體製外壓力，接受體製內改良；立足單方麵主動行動，不排除與統治者良性互動。


[七 ] 、在評價人物方麵，分歧最大的是政治人物。

最大分歧是來自立場不同。

站在人性、人權、自由民主等現代人類文明的立場評價毛澤東，結論是人類史上的大惡魔；站在專製獨裁、共產黨立場評價，結論是英明正確偉大的領袖、人民大救星┅

即使立場相同者，由於堅定（頑固）程度不同，也會因之產生眾多分歧。或者因看待事物的觀點不同，例如，非黑即白的絕對觀點與相對觀點、發展與凝固觀點等等都會引起無休止的爭論。

一般地說，這些爭論不會形成共識，有時"真理越辯越明"的效果也沒有。最佳的結果也隻是在有共同立場者的討論中，各自把自己的觀點道理說得更精確明白，或讓對方明了自己的意思。在不同立場者的辯論，實質上是在宣揚自己和批判對方，其實際目的和實際效果都是爭取更多人離開對方，相信自己；爭取強己弱敵的實效。


2006/11/13（農曆二○○六年九月二十三）
(1/4/2007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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